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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令狐德建议官修前代史书，于是所修各史，有《晋书》一百三十卷，《梁书》五十六卷，《陈书》三十六卷，《北齐书》五十卷，《周书》五十卷，《隋书》八十五卷。当时私人所撰之史，列为正史者有李延寿之《南史》《北史》。在这些史书中间，都有文苑传或文学传，而在这些传的前面往往有一篇序，或在传的后面再有一篇论。我们在这些序或论的中间，就可以看出史家的论文见解。
当时史家对于南朝以来的作品，往往是深致不满的。《隋书·文学传序》云：“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采，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周书·王褒庾信传论》甚至以庾信为词赋之罪人。这种论调都和王通之见一致。于是或推论文学之源，或追究文学之本，总之都想纠正南朝文学的偏向。
论到文学之源，于是要斟酌古今，重在古和今的折衷。《周书·王褒庾信传论》谓：“撮其指要，举其大抵，莫若以气为主，以文传意，┅┅其调也尚远，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贵当，其辞也欲巧。┅┅权衡轻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壮，丽而能典。┅┅夫然，则魏文所谓通才，足以备体矣；士衡所谓难能，足以逮意矣。”这就是折衷的论调。事实上，任何论调都没有折衷的，折衷也就是转变。所以推论文源的结果，就很自然的倾向于复古。如《周书·王褒庾信传论》称“曲阜多才多艺，鉴二代以正其本，阙里性与天道，修六经以维其末，故能范围天地，纲纪人伦”。那就以圣贤的述作为依归了。又如《梁书·文学传序》谓“经礼乐而纬国家，通古今而述美恶，非文莫可也”。那又以经邦纬俗，匡主和民为标准了。
论到文学之本，于是又要重在南和北的折衷。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讲到南北词人得失之后，就下结论说：“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美尽善矣。”南朝文学就因太偏于文，所以成为逐末而离本。本是什么？就是情性。《周书·王褒庾信传论》说：“文章之作本乎情性。”《晋书·文苑传论》说：“夫赏好生于情，刚柔本于性。情之所适，发于咏歌，而感召无象，风律殊制。”这都是说明文学与情性的关系。有了情性，自归雅正。所以李百药《北齐书·文苑传赞》说：“乃眷淫靡，永言丽则，雅以正邦，哀以亡国。”
穷文之源则以古为式，究文之本则以情为主，这正是针对着南朝文学之缺点，发为救弊补偏的论调。因穷文之源而论文主于尚用，就成为后来文人复古的主张。因究文之本而论文又归于雅正，则又成后来诗人复古的主张。所以初唐史家的论调也影响到后来的风气。
史家修史，史论家则论史。修史的不重在论文，所以不容易看出他的论文见解，可是，如果论到的时候所论的倒是真的文学，所以在文苑传序或文学传论之类的作品，很可以看出史家对文学的见解。史论家好似文学批评家，所以很容易看出他的论文见解，可是，所得到的却是对于史籍文词的批评意见。因此又只能看作史学家的文学观。
史论家的著作，在当时有刘知几的《史通》。《史通》所论只指史籍的文词，所以注重实录，反对骈文家的藻饰。《杂说下》说：
自梁室云季，雕虫道长，平头上尾尤忌于时，对语俪辞盛行于俗，始自江外，被于洛中。而史之载言，亦同于此。假有辨如郦叟，吃若周昌，子羽修饰而言，仲由率尔而对，莫不拘以文禁，一概而书；必求实录，多见其妄矣。
不但叙述之文不应偏于骈俪而失实，即论赞之作也不宜流宕忘返，偏重俪辞。他在《论赞篇中批评后来史家说：“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因此，他不赞成当时以词人修史。
可是，他不主张以词人修史，并不等于说史的记载可以随便不需要修饰。《史通·才》篇说：“文之与史较然异辙”，文和史固然有分别，可是这分别是南朝所谓“文笔”的分别。史本是“笔”的一种，当然也不能不要文饰。论史事须求其翔实，论史文又须期其永久，所以《叙事》篇说：
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ル；自非作者曰圣，其孰能与于此乎？
这种论调，当然会与后来古文家相接近；而且所提出的问题，有些也就是古文家讨论的问题。
这可以举两个问题来讲：一是叙事尚简之说。《叙事》篇云：“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功；为叙事之功者以简要为主。”又云：“章句之言，有显有晦。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然则晦之将显，优劣不同，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赅，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这就是后来古文家反覆讨论的问题。自宋代欧阳修、尹洙以后直到清代桐城派，差不多都是这样主张的。
又一是模拟得神似说。《模拟》篇云“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况史臣注记，其言浩博，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因此，他再论模拟之体：
盖模拟之体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异，二曰貌异而心同。┅┅世之述者锐志矜奇，喜编次古文，撰叙今事，而巍然自谓五经再生，三史重出，多见其无识者矣。惟夫明识之士则不然。何则？其所拟者非如图画之写真，熔铸之象物，以此而似也。其所以为似者，取其道术相会，义理玄同，若斯而已。┅┅盖貌异而心同者，模拟之上也；貌同而心异者，模拟之下也。
最后他再讲到“拟古而不类乃难之极者”，这正与后来古文家所谓含英咀华得其神似者相同。韩愈《答刘正夫书》谓“为文宜师古圣贤人”，而申之以“师其意不师其辞”，这即是刘氏所谓“道术相会，义理玄同”之说。韩愈《送高闲上人序》论学张旭之草书，谓“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见能旭也”。这即所谓貌同心异为模拟之下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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