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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学思潮的多元化
八九十年代，随着台湾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逐渐多元化总体趋势，台湾八九十年代的文学思潮亦呈多元化态势，它主要包括现实主义的延伸与超越，现代主义的复苏和发展，后现代主义的崛起。三种文学思潮的并存和继起状态，是台湾文学八九十年代发展的主要特征。
现实主义是十九世纪一个十分发达的文学流派。它以再现社会生活，刻画典型人物，描述典型环境，揭露社会的黑暗和弊端，同情劳苦大众和不幸者的诸种创作特征扩大自己的影响，台湾文学在一开始就是以现实主义占主导。六十年代末乡土文学思潮崛起，七十年代初期“现代诗论战”就开始了对六十年代台湾文学的“现代主义”的反思和纠正。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台湾文学开始面临着与以往不相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八十年代以后，世界呈多极格局发展，维系二次大战之后世界平衡的两极格局不复存在。多极格局的走向，世界形势的有所缓和，矛盾的复杂多变，世界的动荡不安，使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呈多元化趋势。
台湾亦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面对民众的要求和时代的潮流，台湾当局放松了政治的“一元”控制，1987年开放了“党禁”和“报禁”，解除“台湾人”不准到大陆探亲、经商、投资的禁令，海峡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经济上台湾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过渡，由传统资本主义社会向美式福利社会转变，尤其是都市文明进程的高速发展，“后工业社会”的初步发展，对八九十年代的台湾文学产生巨大影响。马相武认为：“以城市文明更高度的发展为标志的，以知识而组织起来的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迅猛变化，导致了台湾社会文化的新阶段新模式的产生。”（马相武：《近期台湾文学思潮的变动》，《学术研究》，1996年4月，第80页。）正是这种“新阶段新模式”使八九十年代的台湾文学思潮呈多元化发展趋势，七十年代占主导的现实主义成为多元中的一元，它开始面临激烈的竞争和严重的挑战。现代主义思潮在告别六十年代的“西方化”
之后，开始朝东方化、台湾化方向发展；而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是九十年代台湾文学的新景观。
现实主义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了开放性的发展，它的主要流派“乡土文学”的实践者“乡土作家”，在“乡土主义”被分化、被利用，甚至被歪曲的情况下，其中有一批富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优秀作家一如既往地努力创作。八十年代以后，台湾的“关怀现实”、“乡土化”
、“本土化”等现实主义传统在“台独”的政治激进主义的支配下，出现了分化和变异，使“本土化”在新的政治环境下成为“自主性”、“台湾意识”、“独立的台湾民族文化”的联系体。并且在“本土化”、“乡土化”的理论讨论和作品创作的过程中，台湾文学中的分离主义日益严重，七十年代坚持现实主义的乡土作家所倡导的“本土化”、“乡土化”，变异为“分离主义”的言论。应该指出的是，一部分乡土作家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初衷，他们不仅旗帜鲜明地拒斥“台独”、“分离”，而且他们在艺术观念和审美境界上进行新的拓展和超越，创作主体力求摆脱七十年代单一的创作方法，克服了仆从或政治或道德或人性的单一表现角度，开始了对社会和人生采取一种大文化观念的全方位观照。作家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也从简单、表层、单色调到复杂、深层、多色调。力求让社会人生在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得到多层次、多方位、多维度、多音色的“立体式”反映。
台湾的现代主义在五六十年代达到顶峰状态，现代诗、现代小说成为当时文坛的主导。但由于七十年代台湾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激变，钓鱼岛事件及联合国事件后所引发起的人们的种种反思，都促进人们对现代主义的思考方式、对工业主义和消费主义进行客观、全面的探索和评价，尤以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西方化问题，作家的文化、思想、道德方面的问题，中国传统和现代化关系的问题为最。于是，七十年代的乡土文学运动和思潮出现了，它对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在于纠正了现代主义西方化的趋势，使它朝着东方化、台湾化方向发展。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出现复苏和发展的势头，尤其是文艺理论界开始客观、公正地评价现代主义在五六十年代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和在文学发展中的意义，并且正确地提出文学创作需要多元的文学创作方法和思潮，而且八十年代的台湾社会的“工业文明”程度也必然会促使现代主义再次萌发。因为在机械文明和商业异化的双重挤压下，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疏离，各种恐惧、孤独、浮躁、疲惫的现代病日益成为人们的精神状态。也正是这种“经济观念”和“精神现状”，台湾的新世代作家群崛起了。在他们的创作中，台湾人在八十年代的精神状态和生存状态得到了现代性的叙述。可以这么说：新世代作家群崛起了。在他们的创作中，台湾人在八十年代的精神状态和生存状态得到了现代性的叙述。可以这么说：新世代作家群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一个连接点，它的崛起，反映了现代主义在八十年代的复苏；它的发展，又促使了现代主义在九十年代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向。对于八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不仅一些“新批评”评论家给予肯定，而且乡土派评论家都认为它的再次出现主要是源于政治、经济的现实，而且现代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东方，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在追求传统的现代化和现代的民族化的过程中，它具有积极、正面的意义。
九十年代的台湾步入了后工业社会，八十年代台湾文坛的文学潮流--仿学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写实”的“新马潮”，模仿米兰。昆德拉的“仿昆潮”，暴露作者的写作意图和叙述过程的“后设潮”，到九十年代的后现代文化环境下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景观，尤其是“后设潮”这个本身就带有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潮流，愈来愈被九十年代文坛所重视。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九十年代的新世代作家的后现代性小说，新女性主义的诗歌，以及通俗文学与大众传媒的结合等等文学现象。
后现代主义思潮是后现代社会的产物，它孕育于现代主义当中。后现代主义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期正式出现，七八十年代在一些发达的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声势夺人，到九十年代，它开始与大众传媒、多媒体结合，成为本世纪末世界文化意识领域最为新颖的文化思潮景观。台湾的后现代化文学，主要是由现代派作家的后现代化来完成的。八十年代的“后设潮”实际上具有了后现代主义性质，在“后设潮”影响下创作的后设小说、后设诗歌，就是对语言进行拆解和颠覆，对逻辑、理性和秩序进行重新阐释，使现代文明的话语阐释失去成效。尤其是后现代派在台湾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小说家、诗人的创作与大众传媒相结合，与消费主义相折衷，使台湾后现代主义文学朝消费性、视觉化、形象化、大众传媒化方向发展。马相武认为：“在台湾，后现代主义文化一极是通俗文学的消费性，形象化，特别是在经过与影视等大众传媒介相结合的改编、包装之后。另一极是处于激进中的文学叛逆力量。特别是第四世代的崛起，伴随着都市精神的觉醒。”（马相武：《近期台湾文学思潮的变动》）。
台湾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锋性与复杂性使台湾的批评界出现三种态度，有反对，有赞同，也有折衷的。而且由于台湾独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后现代主义文学在台湾也有着独特的发展途径与方式，而最为突出的就是现代传媒的利用和都市精神的觉醒。尽管后现代文学是一种新的艺术范式，但它继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潮之后成为了台湾当代文坛中的一元，使当代台湾文坛呈现出多元化的文学思潮。
二 九十年代文学发展倾向
九十年代，台湾文学正面临着一场大嬗变。随着金钱和消费中心地位的确定，生命的意义、价值的溃败和失衡使整个台湾的现代文化向享乐主义偏转，这在八十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一方面，消费至上，享乐至上的文化思潮，与特殊的政治思潮使九十年代的台湾文学暴露出社会结构与体制和人的精神结构的内在矛盾，并且由此而生发传统价值的危机；另一方面，多元化的经济与文化趋势，促使台湾作家摆脱了台湾当局的“一元政治”的控制，以严谨的创作态度、正确的民族意识、精巧的语言叙述进行创作，用文化涵盖血统和地域观念，文学走出“政治形态想要控制文学路线”的怪圈。综观九十年代文学的现状和发展轨迹，可以发现九十年代的台湾文学发展的倾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政治文学的多元倾向，文学文化化倾向，文学通俗化倾向，文学边缘化倾向，文学形式多样化倾向等，这几个方面体现出文学的多元化发展态势。
政治文学的多元倾向，是指九十年代的台湾文学在政治思潮上具有三种不同的形态，即统一主义、分离主义、折衷（或中立）主义。
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在近现代史上，台湾一直参与和响应着反帝、反封建，建立新中国的全民族解放运动，有着同根同祖的文化血缘。共同的民族性格、思维方式、心理特征，必然使台湾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有着根本上的一致性。但是从1980年开始，台湾政权开始发生巨大变化，政权逐步本土化，并由“二元政治”发展为“一元政治”。李登辉上台后，又怂恿“台独”势力的发展，与此相适应台湾文学界亦开始出现新的动向，台湾文学“自主性”的声浪高涨。如宋泽莱规划了“台湾结--台湾意识--台湾民族意识--台湾民族独立意识”的思想路线，公然叫嚣台湾文学的“特殊性”与“自主性”，肆意歪曲“人权文学”的真实内涵。而陈雷、姚嘉文、林双不则以“窄化”的台湾意识，有意突出省、籍矛盾，在具体的创作中宣扬他们的“分离主义”倾向，与政治上的“台独”逆流相呼应。尤其是近期文坛，出现一些分离意识高涨的文学倾向。连原本较为公允的作家叶石涛也提出了台湾作家的“双重性民族结构”，并否定了他以往关于台湾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环的判断；李乔则提出了“文化的台独论”。针对这股逆流，陈映真、马森等大部分作家进行了有力有理的反驳。如马森在《联合文学》发表了《“台湾文学”的中国结与台湾结》。\
：“台独”的文学言论和作品，得不到台湾大多数作家的认可。1987年开放大陆探亲后，以散文、报导为文学形式的“探亲文学”的兴起，成为台湾文学当中的新文类，它成为作家们抒发故乡情，渴望祖国统一的“乡愁文学”，并有力地批判了“大陆没有向心力，只有离心力”的错误言论，表达了海峡两岸人民血浓于水的深情。如张曼娟的《黄河经过的时候》、李金莲的《行旅匆匆过厦门》等作品中，流淌的是恒远不变的“中国血”。台湾目前整个文艺思潮大致表现为三个方面，它们是乡土主义，“台独”反动政治思潮，思想倾向中立、独自搞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潮。尤其是新世代作家的崛起，它以党派之争的姿态来表现台湾的现实，在思想上采取“中立”，以“抽象批判”和“后现代性的阐释”来探讨人性、人生。他们从较狭隘的政治概念中跳跃出来，对人性和世界性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挖掘和表现，如朱天心的《新党十九日》、《我记得……》、《佛灭》，李潼的《屏东姑丈》，郑清文的《三脚马》等都是当中的优秀之作。
台湾的政治文学情况复杂，但应当指出，“台独”文学意识和作品毕竟只占少数，且不得人心。事实也证明，把台湾说成是中国或华文文学的主流、中心，是反历史潮流的荒谬之谈；而反映台湾人民大众心声，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文学作品，必然有着远大的前途和旺盛的生命力。台湾文学永远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台湾文学文化化倾向，发轫于六十年代末，1977年的“乡土文学论战”实际上就是台湾文学文化化的一场思想运动。八十年代，尉天骢就在《由飘泊到寻根》中强调台湾文学应该“从文化的层次来思考”，作家必须摆脱泛政治主义和陕隘、封闭的乡土趣味，具备“世界的眼光、文化的眼光”。而龙应台的文化批评的杂文出现，马森等关于文化与文学的种种论述，八十年代兴起的高山族作家的“山地文学”，魔幻现实主义的科幻作品都表明了台湾文学的文化化倾向的不断增强。尤其是“环保文学”和“都市文化意识的强化”，使台湾文学的文化化倾向更为明显。如刘真襄的“鸟散文”和“鸟诗”，把“生态环保意识”与“文学创作”组合在一起，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而随着后工业文明的发展，作家亦开始摆脱单一的文学创作方法，与现代传播媒体结合在一起，采用多种形式、多种手段来表现多种社会文化现象。1985 年，“中国现代诗季”期间的“诗的声光”演出，就大胆地运用了摄影、电影、幻灯、柳叶琴伴奏、布袋戏等多种媒体来“朗诵”新诗，力求借用激光、录像、录音、多媒体等现代高科技手段，将表演、歌唱、诗朗诵呈现于大众面前，完成文学形式的多样性探索。
九十年代，“文学文化化”倾向得到正式的确定。1992年元月台湾诗人初安民在《联合文学》上发表了《文学文化化》的论文，首次明确提出了“文学文化化”的口号。接着，1992年6月，《中外文学》的总编辑廖咸浩亦提出：“探讨文学的文化意义，实践文学的文化使命，也将成为‘中外’的关怀焦点。”从九二年开始，台湾的文学杂志，报纸副刊的综合性文化内容剧增，文学文化化成为事实。如《联合文学》、《中时晚报》、《台湾时报》、《自立早报》、《自由时报》都纷纷刊发文化性版面，并推出反映社会文化、讨论社会文化的作品专辑。与此同时，各出版社也纷纷出版涉及人生、文化方面的书籍，以拓展文学的领域，提高文学的文化品位和内涵，促进文学的文化化进程。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在这种气氛下，开始了大文化的研究，把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结合起来，将文学研究拓宽为大文化研究，从社会文化角度来阐释、评析文学作品的内涵。中国大陆文学中文化品位极高的“寻根派”文学，在台湾作家和批评家当中极受欢迎。这一“文化热”的现象，既反映了一批富有文化品位，追求文化内涵的作家和编辑的精神渴望和理想，也再现了台湾文学在九十年代的大众消费文化的冲击下严肃文学的某种突围和反拨。尽管它面临着市场经济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大众视觉表象主义的严重困扰，但“文学文化化”倾向，是台湾文学近期发展的重要趋势。没有文化品位的文学，终将是没有强劲的生命力的，而且“文学的文化化”与“文学的大众化”并不是相对立的。相信台湾文学的文化化在处理好大众和社会现实，通俗与经典之间的关系的过程中，既能适应时代的变化，又能克服时代的某种局限，寻求到一片文学的“文化草原”，来弘扬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和文化传统。
文学的通俗化倾向。据1992年4 月出版的《新新闻》第二六六期统计，1980年至1987年台湾出版的较具代表性的政治小说达三十五部，但1987年至1992年仅十八部。文学创作数量的下降，尤其是严肃文学创作的隐患，使台湾文学界感到整个纯文学的没落。文学的通俗化、娱乐化愈来愈成为文学的主要发展趋向。七等生认为：今后五十年内台湾不可能出现压卷著作。因为这五十年内，正好是一个渐渐要把文字丢掉的时代，文学毕竟要靠文字，如果文字不是这个时候社会文化的主体，要期待有伟大的作品出现是不可能的。的确，从二战后到现代，随着电子技术的突飞猛进，电子媒体介入了人们的“阅读”当中，使人在“画”和“声”的视听感官中获得信息，并跨过文字“障碍”，直接欣赏“形象”艺术。尤其是在影视文化和多媒体“画面”的“铺天盖地”的进攻下，人们“看字”、“读书”的兴趣逐渐减弱，社会对文学的关注也日益降低，而民众的文学欣赏水准也日益下降。这样，读者需要的文学作品也自然是一些轻松、短小、形象性强、节奏明快的“小文章”，而作家在经济压力，市场销售的双重制约和反馈下，他们的创作取向和创作目的也自然是走向市场，走向大众，走向通俗，严肃文学处于次要地位。台湾文学作品在八十年代，大多数还能介于严肃和通俗之间，形成一个较为受欢迎的“中间灰色地带”，进入九十年代，严肃文学遭到严重困扰，轻薄短小、娱乐、通俗的文学作品成为了台湾近期文坛的主导。且由于政治、经济上的各种原因，许多作家都被迫辍笔、改行，或者放弃原来的创作方向和创作优势，以卖文为生，迎合时潮。
总的来说，九十年代的台湾文学界对严肃文学的发展与走向充满着忧虑，但他们没有失去信心，正如一些作家所说的：我们应该正视台湾文化体制与文学生态所牵涉的广泛结构性问题，共同谋求整个文化思想创造空间的自我改造。
文学的边缘化。文学的边缘化实际上也是个世界性潮流。技术主义和金钱主义的中心地位必然导致文学的边缘化。台湾文学对人生的指导意义，对社会的教化意义的中心位置已经过去了，严肃文学的滑坡，大量通俗文学作品和通俗影视作品，如驰名海外的言情、武侠、侦探、科幻等作品样式的普遍流行，标志着文学的边缘化已经成为现实。文学作品的模式化、商品化、画面化，使台湾文学在“玩”与“乐”中拼命挣扎。走向社会的边缘、文化的边缘、生存状态的边缘，是台湾文学边缘化的主要表现，而且作品从创作、出版到阅读，都呈现出“一次性”消费的特点。人们不再在文学中寻找意义和价值，因为社会现实所传达的是精神的溃败、价值的沦丧、文化的颓废、文学的没落，人类的精神家园在技术主义和金钱主义的侵占下成为一片废墟，人本身也成为一个边缘性的生存物。这样，文学的边缘化似乎是现代文明中人的悲剧性生存状态的最为明显的表现，台湾文学同样不能逃离这种困境。
台湾由工业文明逐渐向后工业文明过渡时期，一部分作家尝试采用各种现代传媒，进行文学形式的多样化探索。这在诗歌形式的探索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八十年代，将诗与其他各种高科技传播媒体相结合的尝试极其突出。如1980年6月，《联合报》举办了《水调歌头》“诗与歌之夜”，1984年12月，新象艺术中心承办了“中、意视觉诗歌展”。而洛夫等诗人每次在诗集首发时均举办演唱会，进入九十年代，他们充分利用激光、录像、录音等现代技术，将诗表演、唱、吟、朗诵立体交错，成为一个“有声有色有画”的新型诗歌形式，如录影诗、电影诗、科幻诗、广告诗、多媒体诗。与现代传媒的嫁接，是台湾文学形式多样化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是把工业产品的包装策略用于文学作品的出版发行。用影像包装的先进技术和设备，突出表现文学的美感效果，色彩感应，并精心配饰精美的插图，调动各种文化资源，使文学作品的“表象”上呈多样化倾向。
最后是各种艺术形式的相互交错和融合，产生了多种边缘式的文学形式。在小说方面，有后设小说、黑色幽默小说、新小说、意识流小说、科幻小说、魔幻写实小说，诗歌有长篇叙事诗、抒情诗、方言诗、新格律诗、推理诗等各种形式。
三 本时期的小说
八十年代的台湾文坛，政治小说风靡一时。一般来说，政治小说分狭义、广义两种概念，从狭义来说，政治小说即描写政治题材的小说；从广义上来说，政治小说则指那些直接或间接、正面或侧面反映台湾政治生活、政治斗争、政治事件，并在一定程度上触及政府当局政策的小说。八十年代以前，由于台湾当局专制统治的影响，其政治小说在表达政治理念和批判社会的层面上受到极度的压抑，以致它们只能将其批判意识隐匿于一般的社会生活描写中。
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台湾政治的民主进程日益拓展，对政治小说全面开放，台湾小说的政治色彩日趋浓重。
纵观半个多世纪的台湾文学代表作品，政治小说当为其主流，如早期赖和的《一杆“称仔” 》、杨逵的《送报夫》、吴浊流的《波茨坦科长》及七十年代陈映真的《将军族》、杨青矗的《选举名册》、宋泽莱的《糜城之丧》等，这些作品堪称台湾政治小说的典范之作。八十年代以来，台湾政治小说不断开拓创作领域，深化政治理念，渐渐形成蔚为壮观的创作局面。1980 年，施明正的《渴死者》打开“牢狱小说”的大门，从此揭开了八十年代台湾政治小说正式登场的序幕。1983年，《台湾文艺》主编李乔和青年文学评论家高天生合编出版了《台湾政治小说选》，首次在多元化的台湾文坛树起一面富于人民性批判精神的鲜明旗帜。李乔进而在同年度的《台湾短篇小说选》的编辑报告中提出：“此时此地特别以政治标榜小说，可能有两层意思：（一）近年小说创作成绩并不理想，许多作者题材上有茫然无措之感，提出一刺激性名目，是为了鼓励创作；（二）我们正在民主政治的关键性时刻上，是民众最需要以积极态度关心，或参与政治的关键性，所以特别提出政治小说来。”台湾小说作家们从历史的挫折中深深体悟到：没有政治的进步，就没有文学的解放。因此，从1979年12月高雄政治事件以来，政治小说创作渐渐形成一股创作潮流，并陆续产生出一批艺术性较高的政治小说作品。根据其创作题材、主题和再现方式加以划分，台湾政治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革命历史小说。此类小说通过历史的观照和反思，表达作者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民族压迫的揭露和反抗。台湾的历史，是一部台湾人民不断与异族入侵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的历史，它已成为台湾新文学取之不尽的源泉。继钟肇政的《浊流三部曲》、《台湾人三部曲》之后，李乔于八十年代初期完成的长篇巨制《寒夜三部曲》又取得了此类大河小说的新突破。在李乔的笔下，不少日据时代为台湾人民解放事业付出过重大牺牲的台湾民族斗士和左翼代表人物得以呈现，从而突破了台湾文学创作的政治禁区，为以后的台湾政治小说的开拓做出了历史性的积极贡献。
（二）“工人文学”。该类作品反映了现阶段台湾社会严重的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事实，以及贫苦阶级民众的抗争。八十年代以前，杨青矗以批判“劳动界不公、不义”为主题，开拓“工人小说”的先河。八十年代以来，陌上生的《梦魇九十九》和李昌宪的《加工区诗抄》等作品在秉承批判主题的同时，更向劳工的感情、心灵世界掘进，并呈现他们为改变自身处境所作的挣扎和努力。郑俊清的长篇小说《愤怒的山城劳工》描写某公司的广大工人面对资方卷款外逃的恶劣形势，奋起自救，接管工人管理权并组织生产，显示出台湾工人权益意识新的觉醒和台湾工人运动发展的新动向。
（三）“老兵文学”。八十年代老兵题材小说，侧重于展现老兵们由于地位低下、生活贫困所产生的精神和行为的种种变态，如钟延豪《金排副》、黄脸《冷热胸膛》等刻画在职下层官兵在升迁无望、回归无期的困境下所产生的孤僻心理和怪诞行为。苦苓《柯思里伯伯》叙述一位循规守矩的退伍老兵在贫穷和绝望中铤而走险，抢劫银行。履疆《两个爸爸一个妈妈》、苦苓《张龙赵虎》则反映了老兵们痛苦的婚姻状况，迫于贫穷，两位老兵同娶一妻，从而造成了感情、生活上的反常。王璇的小小说《死了一个老兵》则刻画了老兵所遭受的精神折磨--为当局哄骗而长期怀着“反攻大陆”、“战士授田”等毫无结果的迷梦。老兵问题是台湾社会问题的一个方面，是历史遗留给台湾社会的痼疾。在惟利是图、讲究生存竞争的八十年代，台湾工商社会中，老兵年老体弱又身无长技，势必被抛入社会的最底层。台湾当局更视退伍老兵为包袱并设法甩掉，因而酿就了一幕幕社会悲剧。“老兵文学”从“历史--现实”的特殊视角，揭示了台湾社会的非人道的残酷性。
（四）“教育小说”。这类小说反映了泛政治格局下台湾官僚体制种种政策弊端在校园内蔓延的情景。如唐怀萱《鸡冠花开的时候》、苦苓《沦亡录》、张大春《新闻锁》等描写学校当局强迫学生捐献或迫害学生的事件。黄凡的《反对者》展现了高层政治势力对学校正常运作的干扰。陈烨《纵火者》则显示特务政治在学校延伸所造成的对年轻心灵的无法弥补的创伤。许台英《花冠和次冠》嘲讽了台湾教育界的龌龊现象。
（五）正面反映人民革命斗争和知识分子的爱国、民主政治运动。这类作品以张系国等海外作家为肇始，八十年代后王拓、黄凡、朱天心等相继纵笔其中，如王拓《台北、台北》、黄凡《伤心城》、朱天心《十日谈》等小说，这些小说借助情节发展容纳大量政治、经济、文化资料，展现七八十年代台湾政治运动风云变幻、不同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相互激荡的时代特征。
上述作品大体延续了八十年代以前台湾政治文学以一般社会生活描写藏匿政治主题、并未直接触及当局禁忌的方式，但亦可看出若干新的特征，如小说由社会问题向政治主题逼近，小说题材由一般问题向敏感问题集中，如“老兵”、“眷村”题材作品开始涉及省籍矛盾等敏感问题。真正代表着八十年代政治文学最新发展的是一种勇敢突破国民党当局设置的种种禁忌，直接向现行统治体制发起挑战，批判政治弊端，表达争取民主和人权的政治主题的新型政治文学的诞生。新型政治文学与过去相比，具有复杂、丰富、勇猛、明确等特点，包括“牢狱小说”、“二。二八小说”、“人权小说”、“两岸情结小说”等。
（六）“牢狱小说”。这种小说出自当过“政治犯”的作家之手，或侧重正面描写监狱生活，或侧面反映监狱生活，从而揭露和批判了台湾当局专制统治对人性的压迫、扭曲。该类小说代表作家有施明正、王拓、陈映真、杨青矗等。
1980年，施明正发表于《台湾文艺》的《渴死者》堪称“牢狱小说”之滥觞，它与后来作者发表的《喝尿者》都以对人性扭曲的描写反映台湾特务机构和监狱的污浊和可怕。前者获得1981年台湾“吴浊流文学奖”的小说佳作奖，后者获得1983年“吴浊文学奖”的小说正奖。《渴死者》描写一位来自大陆的无名氏青年军官政治犯悲壮自杀的故事，反映了惊心动魄的监狱生活真相。作者采取反讽的艺术手法，选取了超越政治的同胞爱的视点来描写这个残酷而黑暗的角落，使小说获得了成功。《喝尿者》采取朴素的纪实手法，展露了作者同牢房十多个囚徒赤裸裸的人性。金门陈先生是作者着重刻画的人物，他是一个无政治是非，无生活准则的人，是一个害人者与被害者混合体，为同房的服刑人所厌恶。但当他收到起诉书面临死亡时，所有同房人仍然“争着表达互爱，以提供互助”。这篇小说由于作者作为一位中国医生对人道主义的身体力行，并致力于追求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突现了超越政治的人类博爱精神，在刻画台湾牢狱生活的小说中具有其突破性的成就。
继施明正的《渴死者》之后，台湾“牢狱小说”不断涌现。如杨青矗系列短篇小说《给台湾的情书》着重描写监狱中致使政治犯精神崩溃、被迫承认莫须有罪名的逼供信；陈映真的中篇小说《赵南栋》则对狱中斗争生活加以直接刻画，塑造了怀抱着革命理想的“朗澈地赴死”的一代革命者形象；方娥真《狱中行》、陈雷《百家春》分别展现狱中滥罚、滥刑、滥杀的可怖情景。作为“牢狱小说”的变奏，一批从侧面反映监狱生活的作品频频涌现，如蔡秀女《稻穗落土》刻画“政治犯”涉案后，对其家属亲友造成的创伤影响，并从家属眼中反映监狱的残酷。李乔的《小说》刻画“政治犯”入狱无端受冤而罹罪，或遭当局穷追不舍、疲于奔命的情景。王拓的长篇小说《牛肚港的故事》堪称由社会写实小说向政治小说转化的典型之作。《牛肚港的故事》讲述七十年代的一位渔港少女阿珍被奸后受孕而自杀，围绕案件的侦破过程，展现了台湾渔村社会生活的现实风貌。主人公赵孝义和侨生女友李娟、富家女儿杨美慧三人是大学同学，他们关怀民众疾苦，参与公益活动，发表国事意见，毕业后立志献身于偏僻落后的渔村教育事业。然而，赵孝义雄心未展，竟遭受到诬陷和误解，先被牵连于刑事案件之中，后又上纲为政治嫌疑犯而被捕入狱。《牛肚港的故事》在艺术上颇具特色，作者吸收了许多推理小说和爱情小说的表现技巧，情节起伏跌宕，悬念扣人心弦，人物性格鲜明突出，感情纠葛委婉细腻。作为一位积极主张和参与台湾社会政治改革的作家，王拓在小说主人公赵孝义身上倾注了热情和心血，充分体现出他那批判现实、激励革新的一往无前的创作精神。
（七）“二。二八小说”。“二。二八”政治事件一直是台湾国民党当局最大政治禁忌之一，也是施加于台湾民众身心上的伤痕。以前有关“二。二八”题材的小说（如吴浊流的《无花果》），常被当局列为禁书。1983年前后，林双不的《黄素小编年》成为第一篇公开发表的突破“二。二八”事件题材禁区的台湾小说，此后，“二。二八”小说一发而不可收，一大批作品开始突入这个政治敏感区域，如李乔的《泰姆山记》、郭松
《月印》、李渝《夜琴》、林深靖《西庄三结义》、宋泽莱《抗暴的打猫市》、杨照《黯魂》、《烟花》、林文义《将军之夜》、《阿公海涨罗》、叶石涛《红鞋子》、《墙》、王湘琦《黄石公庙》及陈烨《泥河》等。这些小说大都描写“二。二八”事件对台湾人民产生的长期而深远的影响，既是对历史的反思，又是对现实的鉴照，正是在这历史和现实的连接点上，凸显其强烈的政治批判意义。“二。二八小说”的崛起，反映了台湾人民渴求了解历史真相、改革现实政治的双重要求。当然，这些作品有的侧重于追究责任，发泄愤恨，有的则倾向于化解仇恨，走出历史的阴影，可见主题上存在着区别。
（八）“人权小说”。人权小说是以维护人权平等，争取人民民主为题的小说，大多旨在批判和抗议侵犯人权的政治迫害。台湾当局长期以“戒严法”或“国安法”对台湾民众施行严密控制，剥夺民众的民主权利乃至基本的生存权和人身自由。解禁之后，这种黑暗的专制统治成为众矢之的，台湾文学中的人权精神高扬起来。1979年，杨青矗将他登记竞选“立法委员”
的亲身经历写成小说《选举名册》，对国民党高雄当局百般阻挠和践踏的先声之作。在1979年12月10日“纪念国际人权日”事件中，一批社会知名人士和台湾作家被捕入狱，从而也催生了一批人权小说的诞生。
青年女作家陈艳秋的《陌生人》描写了参与民主运动的受刑人杜恭礼家属受到情治单位调查人员困扰的故事。青年作家莘歌的《画像里的祝福》也是从政治犯家属的侧面描写了摧残人权造成冤狱的社会悲剧，小说采用反衬手法，以平民百姓的宽厚之道，伦理之情来描写政治生活的严酷现实，使作品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震撼力，李乔的小说《告密者》以庖丁解牛之刀法，从深入剖析人性矛盾和心理矛盾的认识高度，淋漓尽致地揭发了一个台湾“保防细胞”生成、发展和没落的过程。宋泽莱的《废墟台湾》以超现实的笔触，溢于言表的愤恨，对专制政治的残酷，反动官僚搜刮民脂民豪，滥杀无辜等穷凶极恶的罪行加以夸张的表现。吴锦发《消失的男性》则对干涉、损害人身自由现象加以揭露。另外像李昂等为代表的明确标示“不是争女权，而是争人权”的新女性主义文学，及以莫那能、柳翱等作家的争取少数民族生存权利的“山地文学”等，实际上都是“人权文学”的重要部分。青年作家林双不近年来连续创作人权小说，成为台湾“人权小说”的代表作家，他的《大学女生庄南安》、《春鸭仔群》、《小喇叭手》等小说都是八十年代人权小说代表作品，反映台湾大中学校生活中一些政治冲突，富有强烈的“人权意识”。林双不的可贵之处在于逼视现实的锋芒和控诉不义的锐气。但林双不近作的人权意识中着重强调省籍意识的冲突，模糊了人权意识的实质，同时有“主题先行”、“小题大做”之嫌，此为林双不小说的败笔。
（九）“两岸情结小说”。海峡两岸情结，小而言之有个人的、家庭的情结，大而言之有民族的、国家的情结。在台湾文学史上，两岸关系始终是台湾作家思考和反映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由于世界时局的变迁，台湾文学中描写两岸情结的作品已经有了新的内容。台湾青年作家兼评论家莘歌1984年发表于《文季》七月号的短篇小说《家》，描写了一个跨越海峡两岸长期隔绝的典型家庭的伦理悲剧，从而传达出台湾同胞盼望突破人为的政治障碍实现亲人团聚的强大呼声。陈映真的《铃铛花》和《山路》超越了个人和家庭的命运，具有更广阔更深刻的对民族命运的思考，体现出陈映真这位被杨青矗期许为未来的政治小说大师的台湾作家所具有的思想深度和坦阔胸怀。另外，八十年代末，蓝博洲采用纪实文学的形式创作了《幌马车之歌》、《寻找剧作家简国贤》等系列作品则秉续了陈映真《山路》的主题，具有更强的批判力度。
（十）“新世代小说”。据希代版《新世纪小说大系》的前言中关于新世代作家的年龄界限，即以五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为主轴，以1945年-1949年间出生的为弹性对象。这批新世代小说家的成长背景是六十年代台湾社会的急剧转型，从而使他们轻而易举地进入现代资讯的网络中，接受世界多元的知识系统。黄凡在给林
德小说集《恶地形》作的序中，对新世代作家归纳为三点“一、与前辈作家相比政治情结减少了许多，二、拥有多元化的知识背景，三、勇于尝试各种新的文学技巧与表达方式。”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新世代作家的创作特征。
新世代小说题材更加广泛，思想内涵更加丰富深刻，作家的文学经验得以丰富的展现，同时在审美传统上亦有所突破。如新世代都市小说中东年的《大火》，写来自农村的游泳儿在狭窄逼仄的住宅里忍受着两旁邻居的吵闹和威胁，终于走上了精神崩溃的绝境，整个小说就是一个寓言，一个象征，小说中两个邻居分别为妓女与暴徒，实际上暗示着都市生活中色情与暴力的畸形生活状态。王幼华的《麦先生的公寓生活》和张大春的《公寓导游》都是以公寓为现代都市人的生活背景，表达了现代人生活的间离感。侯文咏的《铁钉人》用通俗的故事形式，把现代人绝望的体验以及挣扎，表现得相当有趣。新世代小说以林
德的《恶地形》、王华的《花之乱流》、冯青的《白墙》以及夏行的《奔赴落日而显现狼》为代表作品。其中《恶地形》通过三组对峙的意象在作品中互相渗透，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现代人的梦呓图，实为台湾新文学的代表之作。在台湾新世代小说中，超验、科幻、后设小说引入创作领域，实验小说与通俗小说并举。如梁寒夜的《海跖》、今灵的《椅子》、蔡秀女的《红衣观音》为台湾超验小说的代表。如林
德的《双星浮沉录》、叶言都的《高卡档案》、张大春的《伤逝者》、平路的《按键的手》等科幻小说从不同的角度寄托了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忧虑，但在夸张手法，荒诞构思以及超凡想象力上又较一般实验性文学增加了可读性。另外，在新世代小说中，武侠、言情题才的作品亦占有一定的比例。
四 新女性主义文学
女作家一直是台湾当代文坛中的一支生机盎然的生力军。她们的存在和发展，为台湾文坛增添了一道道夺目的光彩，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的异军突起构筑起一道新的景观，使当代台湾文坛的多文化创作趋势更加明显：现代派文学或乡土派文学一枝独秀的局面成为历史。
女性文学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条件。七十年代初，台湾经济的起飞和社会的转型，为女性意识的觉醒和新女性运动的兴起创造了客观的社会环境，而当时西方激进的女权运动，尤其是1970年美国爆发的大规模妇女解放运动对台湾妇女产生了重大影响，台湾新女性主义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发展起来。
长期以来，妇女成为台湾社会发展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随着受教育程度和就业率的不断提高，她们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地位。但是她们在社会上仍得不到与之相应的地位和尊重，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台湾出现了妇女运动，大力宣扬新女性主义，严厉批判传统观念对于女性作为“人”的权利和尊严的扼杀，呼呈消除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要求建立男女平等、两性和谐的理想社会，同时也强调女性自身的自我觉悟和自我完善。台湾妇女运动打出的“新女性主义”旗帜，对台湾女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于是，新女性主义文学出现了。曾心仪、李昂、廖辉英、萧飒、朱秀娟、袁琼琼、苏伟贞、蒋晓云、李元贞、杨小云等人为代表的新女性主义作家，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面对社会中男女不平等地位和由此产生的种种问题创作了相当一批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作品，来观照女性在社会转型中的种种权利和心理机制的变化，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这些女作家大都出生于五十年代前后，她们不同于以往的“闺秀作家”。她们大多受过高等教育，思想活跃，善于思辨，作品中往往通过女性命运来严肃地剖析人生和社会，既有可读性又有思想性。女作家们以咄咄逼人的气势在台湾各项重大的文学奖中连连夺魁。例如，苏伟贞自1980年起至1984年连获《联合报》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极短篇小说和散文等各项奖，她的获奖中篇小说《红颜已老》在文坛引起很大反响。萧飒自1979年起，也几乎一年不落地夺得两大报文学奖。萧丽红的获奖长篇小说《千江有水千江月》，自1981年首版后，迄今已印了近三十版。此外，袁琼琼、廖辉英、蒋晓云等，都不时在各类文学奖的获奖榜上出现。她们许多作品的题目，如《自己的天空》、《不归路》、《陪他一段》等，都采用社会大众流行语的形式，因而颇具传播效应。
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是以强烈的反叛精神作为先导的，从对传统文化积淀的揭露批判和对男权中的秩序的颠覆中，使文学达到女性生存模式的反思与抗衡。同时也以直面人生的现实精神，从女性感同身受的婚姻结构、家庭模式、爱情观念、事业前程等问题切入，写出在台湾经济转型时代，社会价值观念急剧变革情况下，台湾妇女从传统女性到现代女性之间角色转换的艰难。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已从原来从属地位逐渐移向主体地位，但她们为追求独立自主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七十年代末，曾心仪率先发表带有新女性主义色彩的小说，标志着女性文学的转机。曾心仪，原名曾台生，原籍江西省永丰县，1948年生于台南。毕业于台湾私立中国文化学院夜间部大众传播系。她出身寒微，曾任化妆公司美容师，还当过百货公司店员和秘书，于1974年开始文学创作。她的代表作品有：《彩凤的心愿》、《朱丽特别的一夜》、《等》以及《那群青春的女孩》等。这些作品中的女主人公都热爱生活，渴望依靠自身的力量支撑起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然而残酷的社会现实打破了她们的梦想，男权主义的乌云笼罩着她们。但她们毕竟已经开始觉醒，勇敢地挣脱男权的羁绊，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
.《彩凤的心愿》塑造了一个极有光彩的女主人公彩凤。她家境贫寒，十二岁那年就迫于生计进了一家百货公司当店员。她最大的愿望是“改变生活的环境”来“回报爸妈多年来抚养她的辛劳和爱心”。
小说围绕着她参加歌星竞选展开故事情节。无情的现实将她的美好愿望击个粉碎，当餐厅老板带她到“大都会饭店”陪那个“日本先生”时，她如梦方醒，知道竞选歌星只是个骗局，想当歌星，得以肉体来交换。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位自尊、自重、自爱的下层少女形象。她在生活的磨炼中逐渐成熟起来，有很强的自立意识，懂得如何把握自己的命运。从彩凤的艰难处境和她的抗争可以看到，尽管所面临的现实是那样严峻，但台湾新一代女性毕竟已经昂首挺胸地站起来了。曾心仪的作品中塑造了许多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形象，她们中有舞女、洒吧女、妓女、女店员，通过她们来反映资本主义商业社会中下层妇女的悲苦命运，表达了作者对这些同胞姐妹遭遇的同情，对逼良为娼的社会发出不平之鸣。曾心仪的作品不以情节取胜，而以细致的人物心理刻画见长，但她的作品思想倾向性过于直露。
在八十年代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的勃兴中，李昂是女性现代意识和批判性最强的一位作家。
李昂具有“叛逆女性”之称，原名施淑端，她的大姐施淑女、二姐施叔青分别为台湾文学评论家和小说家。她生于1952年，台湾新化鹿港镇人，哲学系毕业，获美国的戏剧硕士学位。
李昂的作品题材以表现两性关系为主，她以极大的勇气和创新精神向封建传统观念和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发起猛烈的攻击，作品有：《鹿城故事》、《人世间》、《她们的眼泪》、《杀夫》、《暗夜》等。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以女性为中心来反映社会生活。《杀夫》是她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也是她影响最大的作品，小说获奖后搬上银幕，在文坛引起很大震动。作品以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传达出隐忍负重的女性走上抗争之路的悲剧。女主人公林市被叔叔当作一张换取长期吃肉不要钱的“肉票”嫁给性情暴虐、粗俗不堪的屠夫陈江水。林市长期被当作牲口使唤，还遭到殴打凌辱甚至惨无人道的性情虐待，在一次丈夫的粗暴凌辱之后，林市一时神志恍惚，操起刀子把丈夫当作一只猪宰了，她也因杀夫罪被判死刑。不仅在政治、经济上没有地位，在性生活上也是如此；只不过是男性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泄欲工具，林市的悲剧正是男权统治下中国妇女命运的缩影。她的反抗则是在封建宗法制度禁锢下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被誉为纯粹的“女性问题作家”的廖辉英，写尽台湾妇女三十年悲苦生活，深刻地揭示了妇女的命运、境遇、地位以及自我解放的多重问题。《油麻菜籽》主人公阿惠的母亲出身名门，不幸遇人不淑，嫁给了一个浪荡公子，这位深受“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封建伦理观教育的母亲，既痛恨丈夫的自私、懒惰、不负责任，又心甘情愿地替他收拾烂摊子，而阿惠的外祖父也用“查某囡仔是油麻菜仔命”（台湾流行一句话：“女人是油麻菜籽，落到哪里就长到哪里”。）来安慰婚姻不幸的女儿，母亲就在“半是认命，半是不甘的叫嚷”中度过自己的一生。不仅如此，她还向女儿不断灌输“油麻菜籽”的命运观，而对学习上与哥哥一比高低、待遇上抗议男女差别的女儿阿惠，她竟振振有词地说：“你计较什么？查某囡仔是油麻菜籽命，落到哪里长到哪里。没嫁的查某囡仔，命好不算好。--你阿兄将来要传李家的香烟，你和她计较什么？将来还不知道你姓什么？”当深知女儿考上众人称羡的名牌大学，她竟冲着通知单说：“猪不肥，肥到狗身上去。”母亲对女儿的“教导”，实际上已作为历史积淀的文化传统通过无意识的方式进入每个人的心理，包括女性自身，使得一代又一代女性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丧失自我，一辈子扮演婚姻的悲剧角色。不仅如此，她们还忠实地传播着这种以男性为中心的命运观，这不能不说是女性自身的深层悲哀。廖辉英的其他作品如《今夜微雨》、《红尘劫》、《盲点》则力图描写女性经由困惑走上寻找自我的征途，显现出女性的自身价值。《盲点》是廖辉英推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女主人公丁素素婚后，因为婆婆的精明厉害和思想顽固不化，婆媳关系不和，随之而来的是夫妻感情日益冷淡，最后只得离婚。与此同时她在父亲的支持下创办了“妇女美容韵律中心”，她对自己的事业投入全部心血，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在这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价值，自己也日益成熟。她的婚姻也出现了转机。丁素素这一形象的意义在于努力表现新女性冲破重重阻拦，去维护人格的独立和精神自由，并且开拓出自己的一片天空，以及要求重建和谐、平等、互爱的家庭理想。
姬小苔，是台湾文坛又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她生于1954年，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出版了《胜情女神》、《有情旧梦》、《情烟把眼迷》等三十余部小说。她的小说着力塑造具有独立自主人格的女性形象。在她的不少作品中出现“复仇天使”形象，她们的报复手段往往异常狠毒，根本无视社会规范制约，令人触目惊心。
通过妇女命运来反映社会的发展历史和变迁，从中发掘丰富而深邃的历史内涵和社会内涵，一直是女性主义作家创作的主旨。但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并不完全是新女性主义作品，如萧丽红的《千江有水千江月》，写的就是婚姻家庭中所体现出的中国儒家的厚道宽容和中华民族传统的人伦精神，萧飒的《小镇医生的爱情》，写的是人性战胜性爱的故事。这些作品在内容上更多的是与新女性主义的西方色彩相对的民族传统，它们在台湾文坛的影响也很大，总是一版再版，可见传统中的精华部分将被一代一代的人传承。
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台湾文学的日趋多元化，台湾的女性文学有了更多的自由发展的空间。 女性文学有闲适、恬淡化的倾向。由于台湾经济的起飞，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物质文明已成为现实。女性作家们对生活、社会、人生的重大主题的思考比从前少了，她们有闲暇去表现都市人生活的高雅情趣：写交友、栽花、野炊、旅游等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似乎没有了生活的艰辛和磨难的苦涩，有的是物质的丰裕和自我解放后的舒坦的恬静，年轻一代像玄小佛、苏伟贞、郑宝娟、方娥真、彭小妍、林边、林佩芬等，她们的作品给人以闲适淡泊的感受，抒情意味浓厚。
玄小佛是颇有才气的青年女作家。玄小佛，原名何隆生，从小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十七岁时发表处女作《白屋之恋》，一炮打响，当时她还在读高中。此后，她一发不可收，陆续出版了数十部长篇小说，成为与琼瑶、三毛等齐名的畅销书作家。她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搬上银幕、银屏。特殊的生活境遇养成了玄小佛喜欢孤身独处的静思玄想的性格、气质，长期潜心研究哲学、心理学和历史学，使她形成了与琼瑶等人迥异的创作风格，她的小说中很少有寻死觅活的“造梦”大都写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笔下人物通常是凡人，既不是绝对的好，也非绝对的坏。
另外，女性文学向消费性、娱乐性发展。都市快节奏的紧张生活使人们希望工作之余能够放松消遣，所以那些描写男女婚恋题材的作品多起来了，它们虽无深刻的思想内涵，因其故事情节曲折和对都市生活的贴近，可读性强，不失为消遣的好材料。以朱天心、朱天文为代表的“现代闺秀派”，描写工业企业高层写字楼内两性情爱的作品受到大众的欢迎。
总之，八九十年代台湾女性文学，既有对女性自身进行思考的严肃作品，也不乏娱乐消遣的通俗作品，艺术形式技巧上既有传统女性文学细腻的写实，也吸收了现代派意识流等表现手法，呈现出互相渗透、兼容并蓄的多元景象。
五 本时期的诗歌和散文
台湾新诗的发展向来以诗社和诗刊的发展为其基地。八十年代以来，除了一直坚守阵地的诗刊比如《创世纪》、《蓝星》、《葡萄园》、《笠》等继续发行和一部分诗刊的复刊外，新的诗刊不断涌现，声势浩大。据统计，八十年代以来，相继创刊的新诗刊有：《诗学日志》、《脚印》、《掌握》、《山城》、《涓流》、《汉广》、《飚》、《心脏》、《洛城》、《台湾诗季刊》、《草原》、《晨风》、《春风》、《传说》、《钟山》、《南风》、《四度空间》、《王陵》、《地平线》、《季风》、《天水》、《握星》等，林林总总三十多种。虽然这其中有不少诗刊如划过夜空的流星，昙花一现，很快就消逝了，但因为有了它们，八十年代初期台湾诗坛显得特别活跃，这些诗刊的出现无疑为台湾诗坛新秀们的成长提供了园地，对台湾新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这一时期台湾诗坛是三世同堂，非常热闹。余光中、洛夫、商禽、罗门、周梦蝶、郑愁予等老一代诗人常有佳作问世；罗青、非马、杜国清、罗英、张香华等中年诗人亦十分活跃；而一批出生于五十年代的新生代诗人的崛起，使台湾诗坛充满勃勃生机。新生代诗人中较为活跃的有：林
德、林 、欧团圆、陈义其、黄智溶、刘克襄、陈克华、林宏田、简政珍、吴明兴、陈建宇、也驼、王浩威、夏宇、宋建德、杨准晨、沙笛、邱振瑞、孙维民、洪淑苓、柳翱、焦桐、陈志勇、黄雅静、孟樊、竹春、郑心圃、江中明、陈雯雯、许悔之、廖乃贤、许常德、赫蕨、骆崇贤、林翠华、陈丰裕、曾淑美、邱慧萍、林静秋、掌思、叶文振、竹溪、林婷、洪准勋、吉也、罗叶、李遥知、施若琛、李修明、林渡、许大维、来少甫、杜桦、罗任玲、叶振、高兴、林宏田、黄宜敏等。
本时期的诗风有了很大变化，经过六十年代“现代派”的风起云涌和七十年代“乡土派”“回归传统”“专注写实”的大力提倡，本时期人们趋于冷静，大家都意识到偏向任何一方都是“过之犹不及”，只有多种艺术因素、创作技巧的融合才能促进新诗更健康地发展，不妨借现代意识流、象征、幽默等新的表现技巧，摒弃其晦涩难懂，过于内向化的缺陷，同时发扬“乡土派”“关怀现实”“关心民众的疾苦”等优点，达到现代与传统的有机结合。著名现代派诗人余光中曾对“现代诗”的恶性西化作出检讨和反省，主张“现代主义要诗人把写出诗的主题和感悟从田园的风光和浪漫的情绪，转移到现代都市人的经验来”。“所谓现代诗是写现代人在工业文明社会里的心理状态，当然不一定要写出机器，可是并不逃避机器，要赋予没有诗意的机器一点诗意。”（余光中：《新诗的赏析》，参见公仲、汪义生著《台湾新文学史初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84页。）余光中、洛夫等人本期的诗作由过去一味表现自我转向对广阔现实的关注，而吴晟等乡土派诗人在注重作品的现实性、社会性的同时，也广泛借用现代派艺术技法，以丰富自己的表现力。八九十年代台湾诗人在诗的主题和题材方面积极进行探索，把笔触伸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人的情感世界的每个角落，使诗的内容更加广泛。与以前的诗歌相比，本时期诗坛出现了四类诗：政治诗、都市诗、环保诗、乡悉诗。这些诗在思想和内容上都呈现自己鲜明的特色。“政治诗”的历史由来已久，但这一名词的提出却是在八十年代。它首先出现在1983年的《台湾文艺》。叶石涛在《阳光小集》第十期的“我看政治诗”座谈会上对“政治诗”作了两点解释：1政治诗是表示某一阶级对当时政权的不满。2 为台湾社会结构里面，农、渔民、劳工阶级等低收入者做最强烈的发言，特别表示强烈的意识。此外叶氏还提出了写政治诗的四点意见，这四点意见与写乡土诗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阳光小集》第十三期还推出《政治诗专辑》。在台湾诗寺台经常从事政治诗创作的诗人有陈嘉农、宋泽莱、李勤岸、刘克襄、纪万生、苦苓、黄树根、明哲、詹澈、杨浪、林华州、庄金国、陈贵宁、李疾、何群等。
政治诗的兴起与八十年代以来台湾社会的多元化密切相关，尤其是政治限制的解除使诗人们得以大胆地“以政治入诗”。陈嘉农的政治诗善于从政治现实的层面对各式题材进行观照，他的《给亭均、亮均》就是以林义雄一家的灭门惨案为背景，悼念在“二。二八”惨案中被害的林氏两幼女。廖莫白也是出名的政治诗人，他是八十年代台湾文坛十分活跃的人物，著有诗集《户口名簿》和《台湾组曲》及诗论《诗的沉思》。他的诗充满了对现实的关注和抗争，1982年“一位优秀的人才在省议员选举中意外地落选”使诗人十分愤怒，有感而发写下了《我为你张贴了标语》，诗中写道：“我要把标语贴满这街道/让原则遽失的年代苏醒过来/
我要揭穿这场骗局/ 唤醒没睡的同胞/ 在这黑暗中睁亮双眼/ 让逐渐枯萎的心中/ 重新盈溢盎然的绿意”，对现实生活的警觉和强烈的参与意识由此窥见一班。此外，宋泽莱的《哀歌》、《诉求》，苦苓的《谋职》、《大寒》，刘克襄的《政治犯》等都从不同角度取材，反映深刻的现实矛盾，寄托诗人的政治意识，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政治诗有时因其过分强调“政治”而忽略了艺术性，也出现了褊狭化的趋向。
七十年代以来，伴随着台湾资本主义工商社会的快速发展和都市化的进程，都市诗成为诗歌中颇引人注目的一族。都市诗在时间上可分为“前都市诗”与“后都市诗”。“前都市诗”的中坚人物有罗门、陈美连、王仁 、夏维、萧湘等，这时的都市诗最为关注的是都市人民的形而下生存现状，慨叹人世的沧桑及艰辛，因而特别执著于描刻都市中下层百姓的真实形象，表现其内心深处的情境，寄寓诗人对他们的一腔人道主义情怀。如王仁
《载瓦的老人》这样描写道：“骤见你佝偻身影 穿梭/ 柏油路 未凉的初夜/ 几片老泥瓦/ 一辆破双轮/ 于钢筋水泥上 繁车队间/载我的情绪回童年……”此外，还有诗人常采用较为现代的手法，将笔触探进都市生活的内里，对社会进行形而上的深刻思考的批判：“让无知的泥泞愈陷愈深/
让恶意的黑夜浩浩前进/ 让怯懦的灵魂像封闭的房间/ 永远呼吸着夭折的欲望/ 让不知感激的心像荒芜的世界/ 不能察觉春天的来临/
让自怜在眼泪中呼救/让自私在孤独中垂死/ 让我们手牵着手/ 穿过灿烂的七色的拱门/ 到达彩虹的另一边”（夏维：《彩虹的这一边》）。这一时期的都市诗还着力于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导致的扭曲人性、利欲膨胀的恶果进行无情挞伐，流露出对自然、美好生活秩序的向往。“后都市诗”中主要有欧团圆、罗青、林
、林宏田等一大批新老力量在努力着。这一时期的都市诗在形式上有一个鲜明的特色，那便是现代主义手法的普遍运用；而且内容上则充斥着强烈的后现代主义色彩。“后都市诗”的重心是对都市生活的深层机制以及都市人灵魂的大力发掘，它们尽情展现现代都市生活的碎片，呈示现代都市人的孤独感、隔离感和撕裂感，充分反映出社会畸形现象，如沈志方《书房夜戏》、林
《梦咒》、许悔之《呼痛的石头》等。而初安民《我在台湾北讨生活》、田运良《广告物语》、骆崇贤《生命的延续》等作品则宣泄了人在后工业社会中的感受，颇具后现代主义特征。至于王添源《我不会悸动的心》、欧团圆《雨族》、罗门《断骨记》等，则表现出消解崇高、逃避理想、拒斥英雄的思想倾向，属典型的“解构一切”的后现代主义情绪之作。另外，一些表达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恐惧与对科技理性的怀疑的科幻性诗作，也可划为“后都市诗”之列。
环保诗也称“环境生态诗”，其产生于七十年代，兴盛于八十年代；是现代工业文明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导致了诗人对这一领域的关注与焦虑。对生态环境的危机感，实质上源于诗人对人类自身安危的重视，它以共建人类文明、美好的家园为指归，意在唤起人们对大自然的自觉呵护。此类诗的奠基者之一莫渝作有《在我们的土地上》系列环保诗作，洪素丽《港都行--哀爱河》、白樵《白鹭鸶的抗议》、纪万生《古井》、刘克襄《美丽小世界》等作品也藉各自关怀的环保问题，警醒人们对周围空间的注意。
台湾与大陆永远割不断的情思使“乡愁”始终是诗歌表现的一大主题。不管世事如何变迁，时空如何阻隔，无法抹去的是对故国乡土的那份沉沉的眷恋。八九十年代的乡愁诗在诗坛中仍占相当大的比重，诗人那份思家念国的情怀日渐浓郁，雨弦的《盆景的话》把远离故乡的游子那份凄凉寂寞的心境和对祖国运动牵梦绕的呼唤表现得千回百转。他在诗中写道：“小时候/
就离乡背井/ 来到这有土无地的/ 院落/ 仰不见天，俯不及地/ 总是常被人修剪/ 且随时扭曲成/ 他们所喜欢的/ 一种样子”，“没有深植的根/
吮水之后/ 即暗自落泪……/ 故乡呵/ 你在哪里？”诗人用盆景象征离开了祖国的宝岛的孤苦无助，意象新颖，情韵悠长，写景、叙事、抒情、议论水乳交融，读后余味无穷。魏予珍的怀乡组诗《天末怀人》、向明《湘绣背面》、辛郁《家书》、沙牧《扣不到的门环》都传达出离人与祖国、与故乡、与亲人无法扯断的血肉联系，哀婉的韵致、缠绵的笔调，荡漾着赤子朝思暮想的思乡恋国的绵绵情愫。
除以上几种主要的诗歌类型外，还出现了诸如“录影诗”、“视觉诗”之类的新型诗。这些诗是出生于台湾岛上的“新世纪诗人”在诗歌形式、内容、语言等诸方面进行大胆探索、尝试后的结果。它们或是“诗歌合一”，或是“诗画合一”，或是“诗影合一”，这可以说是工业社会传播手段的发展对诗的影响。罗青首创的“飞鸟体”、向阳的“十行体”、苏绍连的“四言体”、董智溶的“电脑诗”、汪启疆的“海洋诗”等都令人耳目一新。新生代诗人的作品并非尽善尽美，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弊端，但是他们这种锐意进取、不惮尝试的精神却给诗坛带来新的气象，这是值得赞许的。
新生代诗人兼学者林 德本时期还出版了《一九四九以后》、《不安海域》两部诗论，从史的角度来考察台湾诗坛，对近四十年来台湾现代诗的基本状况和发展趋势勾画了一个清晰的轮廓，着重对新生代诗人的诗作加以评析，这对研究台湾现代新诗颇有参考价值。林
德于1997年因病去世，英年早逝，令人痛惜。
散文文体发展至八十年代，一度出现繁荣。其数量与质量皆达到空前水准，一批杰出诗人、小说家纷纷涉足散文，如罗青、洛夫、夏宇、王文兴、罗智成、黄凡、林德等。由于他们的介入，散文突破传统陈规，转换范式成为可能。其中，知性散文以异军突起的姿态闯入文坛。它们洗去以往散文中空洞说理、浮情泛滥的浊迹，注入富有真知灼见的个性思考，有力凸显了散文的智慧内涵；从政治、历史等层面开拓了散文的文化品格，使散文的气度得到大大提升。
众多女性散文作家的出现，也是此间散文领域中的一大特色。出自这些女性手笔的散文，不再像过去那样多愁善感、柔弱无力，而代之以一种从容自信、睿智大胆的新形象。如作家们的个性借散文文字得到空前张扬，她们的心态籍散文章句获致充分流露。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成为八十年代台湾散文的主要精神内涵之一。其中的代表作家有张晓风、夏宇、洪素丽、简
、陈幸惠、方娥真和郑宝娟等。其作品情智并茂，风格各异，为丰富台湾散文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以简 为例，她二十四岁时出版第一本散文集《水问》，至今已有十余本散文集问世。简是位对散文有着深层思考的作家，她在创作中苦苦地思索人生，苦苦地探求与文章内容相契合的表达方式，既不重复别人，也不愿重复自己。她的处女文集《水问》寻找人的自我觉醒；《只缘身在此山中》开始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求索；《十二月令》对人的一生可能遇到的十二道关卡作形象的解析，字里行间充满哲理的思辨色彩；《梦游书》中揭示了现代文明与古老传统之间的痛苦撞击……简
曾因翻译佛经去台湾佛光山生活了七八个月。其间，她从佛学中吸收到许多可以丰富自己文学创作的营养，佛学也使她的人生变得异常超然。
进入八十年代，台湾散文对都市人生活情状的描摹与剖析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 从深度方面说，林清玄、黄凡、木心、林 等作家都着力探讨了都市社会的内在景况，表现生活于后工业社会中的现代人的种种困顿与异化。就广度方面言，涌现了生态散文、政治散文等，它们就人们所关心的环保问题、住房问题、社会治安、能源紧张等做文章，几乎面面俱到地展示了台湾的现代都市生活景象，其中的代表作家有龙应台等。都市散文表现出了强劲的创新势头，可谓散文领域里的一次变革。
田园和山林散文一如既往地受到散文家的关注，主要作家有陈冠学、孟东篱、肖白和栗耘等。他们以一种坦然洒脱的姿态面对自然山水，将自我融入其间，从中吟味人生的诗意和悠闲。代表作品有陈冠学的《田园之秋》、孟东篱的《滨海茅屋札记》等。
乡土与写实散文在此时也获得继续发展，阿盛为这一方面的最典型代表，成就也最为突出。阿盛这一时期有散文集《行过急水溪》、《绿袖红尘》和《散文阿盛--第一个十年重要作品》等。他的作品描绘了台湾城乡生活的变迁，尤其是有关台北社会的人物、事件以及现代社会中都市人的孤独和落寞。他的一些乡土散文，深切表达了对逝去的风俗习惯的留恋，以及对都市文明负面效应的痛恨。
生态散文是台湾八十年代文坛中涌现出的又一大景观，代表作家为杨宪宏、心岱、刘克襄、陈煌等，代表作品有心岱的《大地反扑》、刘克襄的《随鸟走天涯》和陈煌的《飞鸽的早晨》等。他们的作品旨在突出生态环境之于人类的重要意义，晓谕人们对于大自然所承担的责任。
随着台湾同胞回返大陆探亲潮的推涌，以大陆为题材的散文在八十年代后期风行一时。相当多的作家（如罗兰、三毛、琼瑶、洛夫等）以各自的生花之笔写出了大陆留给自己的深刻感受。
从总体上来看，八十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的创作空间比以往年代更为开阔，作家对内心世界的开掘较以往更为深邃。创作手法上呈现出借鉴的趋势，电影、小说、诗歌、戏剧的正宗技巧无不被散文作家们大胆拿来，为己所用。从小说家黄凡、苏伟贞、吴锦发的散文中，我们不难窥到小说笔法；在诗人杨牧、白灵、许悔之和席慕蓉等的散文里，我们也可见到诗性的语言和想象。
八九十年代的台湾社会日趋都市化、工业化，愈来愈受到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因而后现代主义文化也就自然而然地浸染了台湾散文创作。追求通俗、流行，避免深刻、厚重一时间似乎成为八九十年代散文创作的普遍取向，结果出现了大量短小、肤浅之作，滞碍了台湾散文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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