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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 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被日本殖民者占据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台湾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从此，台湾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台湾文学跨入了当代发展阶段。
在祖国光复到国民党政府迁台的四年间，台湾文坛是相当沉闷的，我们只能从极少数的作家及作品中体察到那个时代的脉搏跳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台湾的光复虽然使台湾人民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但并不意味着完全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国民党政权接管台湾后，台湾社会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使备受歧视的台湾同胞再次陷入困境。台湾人民怨声载道，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日益加剧，最终导致1947年“二。二八”起义的爆发。随后，国民党进一步加强对民众思想的控制，实施全岛性白色恐怖统治，不仅使作家失去了安定的创作环境，而且政治压迫文学也使大部分作家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望而却步，好不容易高涨起来的文学热情就这样被政治高压扑灭了。许多作家因言论触犯了国民党当局而身陷囹圄，甚至招来灭顶之灾。一些作家的不幸遭遇更使当时的台湾作家对写作持观望态度，甚至完全搁笔。
二、光复后，因社会历史的巨变带来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对大多数作家来说都是陌生的，他们一时还无法适应，难以用作品做出准确的反映。因此这个时期，除了极少数作品（如吴浊流的《波茨坦科长》能迅速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外，大多数创作题材还是以日据时期的生活经验为主，控诉异族的野蛮统治，这说明大多数作家还处在对新的现实生活的了解、审察过程之中。
三、由于过去日本统治者长期实行同化政策，明令禁止使用汉文，强迫台湾人民学习日文，造成多数作家不懂中文，只能用日文写作。这些作家在日文报刊废止以后就难以从事创作了，学习中文成为作家们必须弥补的一课。杨逵在他的散文《我的小先生》一文中就追述了他向女儿学国语的情景：即便是写很短很短的故事都还要请教“小先生”，何况要表现谲云诡、动荡不已的现实生活呢？语言障碍使许多作家知难而退，台湾文坛出现了“跨越语言的一代”的独特现象。
鉴于上述原因，光复初期，特别是1947年以后，台湾文坛相当沉寂。尽管当时远居日本、南洋和祖国大陆的台湾籍作家以及大陆作家学者相继赴台，也未能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本时期，台湾也创办了一些报刊杂志、文化、文艺刊物，却鲜有优秀文学作品问世，有影响的纯文学刊物更是屈指可数，能看到几篇略有一些水平的作品的刊物也为数不多。
在此期间，从大陆去台的作家、学者对台湾文坛做出了独特贡献。一些资深的老作家，像许寿裳、李何林、台静农、黎烈文、梁实秋、谢冰莹、钟鼎文等先后赴台。到台后，他们虽很少发表作品，却从不同的领域，把祖国大陆“五四”以来的文化精神输入给台湾新文学，推动战后台湾新文学的回归、重建与振兴。两岸作家还就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台湾文学的深入发展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对促使台湾文学摆脱旧影响，向着新的方向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可惜，这一切还来不及贯彻落实到创作实践中去，就受到了破坏。“二。二八”事件以后，随着政局的改变，台湾文学陷入了“反共文学”的泥沼之中。
本时期，台湾作家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如下几个鲜明的特色：一、承前启后的过渡性。1945年到1949年台湾社会处于从战前殖民地到五十年代戒严政治的过渡期，与此相适应，反映社会现实与时代紧密相连的台湾文学也呈现从日据时期的现代文学转入回归祖国的当代文学的“过渡性”。二、创作主题的批判性。光复初期的创作主题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为反映日据时代殖民者给台湾同胞带来的痛苦灾难以及心灵上的沉重创伤，控诉他们的罪行，这些作品继承了日据时期抗日反殖的传统，具有鲜明的批判性；一为揭露新的统治者、掠夺者和压迫者的丑恶嘴脸和无耻行径，显现出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锋芒。三、作家队伍的复杂性。光复后的台湾汇聚了来自海峡两岸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创作风格的作家，可谓群星璀璨。然而他们就像划破夜空的流星，因为客观环境的原因，还不曾在文坛上大显身手就很快转向其他部门工作，实在可叹可惋。
这时，像杨逵那样不畏艰辛挫折为台湾文学做奉献的作家不多。杨逵积极创办刊物《一阳周报》，主编《力行报》副刊，编辑《台湾文学》丛刊发行《中国文学》丛书，把鲁迅的《阿Q
正传》，郁达夫《微雪的早晨》等大陆文学作品介绍给台湾人民。 此外，还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学再建的前提》、《台湾新文学停顿的检讨》、《为此一年哭》、《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等文章，为发展台湾新文学贡献了许多宝贵意见。更为可贵的是，为消除大陆和本省作家的隔阂，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他积极奔走，发表演说，在1949年的“四。六”事件中被捕入狱，关押达十二年之久。
此时，依然保持旺盛创作精力和战斗热情的当数吴浊流，他的文学成就也最高，发表了日据后期创作的《亚细亚的孤儿》，还创作了中篇小说《波茨坦科长》和短篇《先生妈》、《陈大人》、《书呆子的梦》等，这些作品深刻地揭示了取代日本殖民者的国民党政府的贪官污吏巧取豪夺、嗜血成性的本质特征，对于启发台湾同胞认清战后现实有着重大的意义。
叶石涛本时期也是一位较活跃的作家。他于1943年开始小说创作，1945年进入创作旺盛期，创作了小说《玻璃泥坊》和《三井的妈祖》等，还发表了许多评论文章，从而走上评论兼小说创作的道路。此外，龙瑛宗的《从汕头来的人》、《女人在燃烧》，俞若钦的《裁员》，杨风的《小东西》，邱妈寅的《叛徒》，黄昆彬的《美子与猪》等，都是本时期较好的作品。
钟理和是台湾乡土文学杰出的奠基人之一。这位被称为“倒在血泊里的笔耕者”，生前一直在默默地拓荒，其作品的价值直到他去世后才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
钟理和，笔名江流、里禾，号钟铮、钟坚，祖籍广东梅县，1915年出生于台湾屏东县农家。 自小便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为他日后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十八岁那年，他读完私塾随父母迁往美浓镇的尖山，从此辍学成为父亲的帮手，经营农场。在农场，他认识了女工钟台妹，两人倾心相爱；但因为是同姓，为当时封建家庭和社会习俗所不容。1938年夏，他只身离家远赴东北，进了沈阳“满洲自动车学校”学习驾驶。两年后，返回台湾，携钟台妹到沈阳，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们的生活十分拮据，迫于生计，举家迁往北平，钟理和在日人华北经济调查所当翻译，待遇颇丰。但因深怀民族大义，只干了三个月就愤然辞职，改行经营煤炭零售，家计转为艰难，常借笔来发泄蕴藏在心中的感情风暴。他的第一本中短篇小说集《夹竹桃》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也是他生前出版的唯一一本集子。抗战胜利后，钟理和满怀对故乡的思念之情，举家回到台湾，在屏东县内埔初级中学担任代课教员。半年后，因患肺病被迫辞职。在病榻上的钟理和，仍以顽强、坚韧的毅力坚持写作不辍。1960年8月4 日，钟理和肺病复发，吐血而死，年仅四十五岁。钟理和一生都在贫病交迫中度过，他临终前曾叮嘱长子铁民：“吾死后，务将所有遗稿付之一炬。吾家后人不得再有从事文学者。”
钟理和留下相当数量的优秀作品。他一生的作品共计有：长篇小说一部，中篇小说七部，短篇小说四十一篇，还有部分诗歌和散文等。他的作品绝大部分是身后出版的，就连获“中华文艺奖委员会长篇小说第二奖”的代表作《笠山农场》，都是在死后才发表的。
钟理和的人生之路满布荆棘，自他踏上社会后一生都在贫病交加中度过。个人的苦难遭遇使他很自然地与被压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同命相怜。他的创作始终以自己的生活遭遇为题材，反映大陆、台湾的城市居民、农民和贫苦知识分子的不幸经历，从中探讨他们的命运根源。
所以，他的作品带有浓厚、鲜明的“自传”色彩。他的创作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以1946年回台为界。前期主要描写自己熟悉的台湾农村青年生活，以及大陆的小市民、下层知识分子的灰色人生；后期作品主要以台湾农民为表现对象，描写台湾农民的贫穷与落后、劳动者的悲哀与忧愁，表现他们善良的愿望和美好的品德。后期作品在思想和艺术表现上都更趋成熟。
钟理和的小说内容涵义极其广泛。有的描写城市平民生活，有的以自己的爱情生活为题材，有的取材于故乡生活，有的表现挣扎在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生活惨状。此外，钟理和还创作了一些表现台湾同胞与祖国的血肉关系，反映台胞怀念大陆，回归祖国的美好愿望的作品。
《原乡人》就是抒发作者对祖国深情厚谊的一部半自传体小说。在作品中，作者叙述了“我”如何从少年时代起一步步加深对祖国的认识和热爱，从而坚定了“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的信念，小说洋溢着炽烈的爱国主义情愫。
《笠山农场》是钟理和创作中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完稿于1955年，这是钟理和创作成熟期的一部杰作。小说以日据时期和光复初期的台湾南部农村为背景，描述了笠山农场由盛而衰的全过程，深刻地反映了台湾农村经济的衰颓、破败，同时还交织着男女主人公刘致平和刘淑华的爱情故事，表现他们反抗封建旧俗，争取婚姻自由的斗争，歌颂他们纯洁真挚的爱情。
作者从自己曲折的人生经历中吸取创作素材，在男女主人公的身上有着钟理和与钟台妹的投影，体现了作者向往民主、自由、科学的思想。小说成功地刻画了刘致平与刘淑华这对青年男女形象。虽然刘淑华看到了致平的软弱和无能，但她始终深爱着他，敢做敢为，义无反顾地冲破封建罗网，与致平私奔，表现出莫大的勇气和坚定的决心。作者还以哀伤的笔调，深情塑造了阿喜嫂（淑华妈）、饶新华、张永辉等可亲可敬的形象，他们饱含辛酸的凄苦生活，正是台湾广大农民悲苦命运的概括性写照。《笠山农场》在艺术技巧上也表现得相当成熟。
作品情节线索单纯清晰，结构严谨，首尾呼应；人物的描写塑造细致生动。小说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而推进，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内心世界揭示展现人物性格，使人物形象真切感人，栩栩如生。作品还充满了浓郁的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作者在小说中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质朴、清新的乡土风俗画，如独具特色的穿着装扮，古朴动人的对歌求婚等。《笠山农场》是钟理和的呕心沥血之作，其中凝聚着他的生活经验和艺术追求，代表着他思想和艺术创作上新的高度，是五十年代台湾文坛不可多得的现实主义优秀作品。
钟理和的作品也存有不足之处，小说较多取材真人真事，题材较狭窄，自传味过浓；并且由于思想认识上的不足影响了他对劳动人民苦难生活根源的深刻挖掘。但瑕不掩瑜，这并不能抹煞他为乡土文学发展所做的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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