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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时代文学的复苏与成长、孕育了两部伟大的长篇小说——《儒林外史》与《红楼梦》。这两部小说所描写的人物类型、生活内容很不相同，但它们却也有不少一致之处。《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和《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都是败落的世家的子弟，都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特殊的人生经历使他们更清醒和冷峻地看到了世态人情中某些本质的东西，并对社会所宣扬的价值观与实际生活状态的背离，以及统治阶层人物的堕落与虚伪有了更深切的体验。同时，如同《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和《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这两个核心人物的言行所表现出的，作者对封建正统文化的价值提出了深刻的怀疑，并试图探求某种新的人生方向和精神前途，但他们都无法找到这种新的人生方向和精神前途到底在哪里。在《儒林外史》中，重倡原始儒学的文化精神似乎被当作一条出路，然而吴敬梓分明清楚这是一种虚幻的向往。因之，小说中所写群贤祭祀泰伯祠的聚会不像是庆典，倒像是一场无可奈何的哀悼——到了小说的结尾，这具有象征性的泰伯祠也早已荒芜。对历史、社会与人生的荒芜感，到了《红楼梦》中表现得更为强烈，天生我材无所用、美的理想遭到毁灭的悲哀，始终笼罩着这部精美的小说。虽然作者未必意识到，但他们确实描绘出一种封建末世的氛围，反映了具有新的人生理想的文人在这一时代中的困惑与痛苦。
《儒林外史》与《红楼梦》也是迄今为止最为严肃的小说创作，它们既很少受社会通行观念的影响，也未尝有意迎合世俗阅读趣味，贯穿于其中的，是作者独特的人生体验、深刻的人生思考和倾注心血的艺术创造。同样作为注重写实的小说，像《金瓶梅》中常见的粗糙疏漏，以及缺乏审美价值的性描写，在这两部小说中已不再出现。小说文体便于通过描摹世态、刻画人情来反映人性的真实状态和人类生存处境的优长，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这对中国文学向现代方向的转变，有着重要意义；它们的艺术成就，也启迪了包括许多现代作家在内的后来人。
除了《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清中期还有不少其他小说作品，虽然成就较低，但也有值得注意之处，在本章中将一并介绍。
第一节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一、吴敬梓的生平与著作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他家自其曾祖起一直科第不绝，官也做得相当发达，有过五十年“家门鼎盛”（吴敬梓《移家赋》）的时期，但到了他父亲时已经衰败。他少年时代生活还颇优裕，随父亲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这种教育并不局限于八股文训练，还涉及到经史、诗赋。
祖辈的科第发家和当时的家门不振使他早年也醉心举业，二十岁时考上了秀才，这也是他一生所取得的最高功名。
三年后父亲亡故，他的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继承了一笔丰厚的遗产，族人欺他这一房势单力孤，蓄意加以侵夺，这使他看到人情世态的凉薄，并由此产生了对家族的厌恶和反抗的情绪，祖传遗产也在短短几年内随着这种情绪的增长而加速散尽：他一面往来于家乡与南京，涉足花柳风月之地，肆意挥霍；一面随意散发钱财给向他求助的人。他被乡里视为“败家子”而“传为子弟戒”（吴敬梓《减字木兰花》词）。而且他几次乡试都没有考中，也遭到族人和亲友的歧视，感到在家乡很难居住下去，便在三十三岁时把家搬到了他所喜爱的有着名山胜水的南京。
到南京以后，家境虽已很困窘，但他仍过着豪放倜傥的生活，与四方文酒之士交游，甚至在没落之中，仍变卖了家产，以葺先贤祠。同时，他对仕途也失去了兴趣。三十六岁时，安徽巡抚赵国麟推荐他入京应“博学鸿词”科考试，他也称病不去。而他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接济过活，有时竟到了“囊无一钱守，腹作于雷鸣”，“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程晋芳《寄怀严东有》）的地步。虽然他性格豪爽，但内心的辛酸还是难免的。当他的好友程晋芳也陷入困境时，他感慨地说道：“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处也，奈何！”（程晋芳《文木先生传》）
吴敬梓是旧时代一种很特别的人物。《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借高先生对杜少卿的批评，描绘出他自己的精神面貌来：
他这儿子就更胡说，混穿混吃，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却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不到十年内，把六七万银子弄的精光。天长县站不住，搬在南京城里，日日携着乃眷上酒馆吃酒，手里拿着一个铜盏子，就像讨饭的一般。不想他家竟出了这样子弟。学生在家里，往常教子侄们读书，就以他为戒。每人读书的桌子上写一纸条贴着，上面写道：“不可学天长杜仪”。
这里正是写出了吴敬梓与由“正经人”所组成的世界和他们的人生规范的冲突。在吴敬梓看来，在所谓“正经人”的世界里，人心为功名富贵和虚假的道德所掩蔽，失去了生命应有的健康性，更失去了求知和求真理的热情，倒不如“和尚道士、工匠花子”生活得自然本色。他必须从这个“正经人”的世界中逃脱出来，才不致使自己的生命遭到窒息。
但生活的理想究竟在哪里，这对吴敬梓仍然是艰难的课题。他看到“衣冠人物”的堕落，想到的是原始儒学以人格修养为先的原则，觉得讲求礼乐仁政和君子式的“文行出处”，才是挽救士风的途径。他晚年曾用心于经学，认为这是“人生立命处”（《文木先生传》），并曾著《诗说》（已佚）。他的这种努力，与时代风气是一致的。清代重实证的经学，在一部分学者那里具有同教条化、官方化的程朱理学相对抗，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重新阐释来改造社会文化的用意，正如皮锡瑞论清代“经学复盛”的原因，谓“一时才俊之士，痛矫时文（指八股）之陋，薄今爱古，弃虚崇实”（《经学历史》）。
当然，这种以古老经典为依据的思想学说所能达到的实际效果是极有限的，它对于吴敬梓也只是一种晚年生活的寄托而已吧。
《儒林外史》约作于吴敬梓四十岁至五十岁时，这正是他经历了家境的剧变而深悉世事人情的时期。此书现在所见的最早刻本（卧闲草堂本）为五十六回，而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记为“五十卷”（即五十回），他是吴敬梓长期交往的好友，所言当为可信。五十六回中，末回为后人所添加，这已为学界所公认。而我们认为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内容也是后人窜入的，这主要是两大块：一是三十八回至四十回前面一大半，即萧云仙在青枫城的故事；一是四十一回结尾至四十四回前面一小半，即以汤镇台野羊塘大战为核心的故事。这两部分偏离全书的主题和结构，思想倾向与全书不合拍，艺术性也很差。
此外，吴敬梓还著有诗文集《文木山房集》。
二、《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
《儒林外史》虽然一般归类为长篇小说，但它的结构却不是现代意义上严格的长篇小说的结构。全书中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框架，而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的连环套；前面一个故事说完了，引出一些新的人物，这些新的人物便成为后一个故事中的主要角色。有的人物上场表现一番以后，就不再出现，有的人物还再次出现，但基本上只是陪衬性的了。这种特点，鲁迅谓之“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中国小说史略》）。但全书也不只是若干短篇的集合，它以明代为背景，揭露在封建专制下读书人的精神堕落和与此相关的种种社会弊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中心主题，也有大致清楚的时间线索。在情节上，也存在内在的统一：第一回以王冕的故事喻示全书的主旨；第二至三十二回分写各地和各种类型的儒林人物；第三十三回以后，随着杜少卿从天长迁居南京，全书的中心便转移到南京士林的活动，并以祭泰伯祠为主要事件（在剔除后人窜入的部分以后，上述面貌就很清楚）；最后以“市井四大奇人”收结全书，与第一回遥相呼应。总体说来，这是一部短篇艺术与长篇艺术相结合的作品。
在封建时代，“士”是社会的中坚阶层。按照儒学本来的理想，士的职业虽然是“仕”，其人生的根本目标却应该是求“道”（《论语》所谓“士志于道”），这也是士林人物引以为骄傲的。然而事实上，随着专制政治的强化，读书人越来越依附于国家政权，而失去其独立思考的权利乃至能力，导致人格的奴化和委琐。如何摆脱这种状态，是晚明以来的文学十分关注的问题。
《儒林外史》首先对科举大力抨击。在第一回“楔子”中，就借王冕之口批评因有了科举这一条“荣身之路”，使读书人轻忽了“文行出处”——即传统儒学要求于“士”的学问、品格和进退之道。第二回进入正文开始，又首先集中力量写了周进与范进这两个穷儒生的科场沉浮的经历，揭示科举制度如何以一种巨大的力量引诱并摧残着读书人的心灵。他们原来都是在科举中挣扎了几十年尚未出头的老“童生”，平日受尽别人的轻蔑和凌辱。而一旦中了举成为缙绅阶层的一员，“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房子、田产、金银、奴仆，也自有人送上来。在科举这一门槛的两边，隔着贫与富、贵与贱、荣与辱。所以，难怪周进在落魄中入贡院参观时，会一头撞在号板上昏死过去，被人救醒后又一间间号房痛哭过去，直到口吐鲜血；而范进抱了一只老母鸡在集市上卖，得知自己中了举人，竟欢喜得发了疯，幸亏他岳父胡屠父那一巴掌，才恢复了神智。读书人——特别是那些出身贫寒的读书人如何为科举而癫狂的情状，通过这两个人物显露得极其充分而又带着一种惨厉的气氛。
作为儒林群像的画谱，《儒林外史》的锋芒并不只是停留在科举考试上。小说中所描写的士林人物形形色色，除了周进、范进这一类型外，有张静斋、严贡生那样卑劣的乡绅，有王太守、汤知县那样贪暴的官员，有王玉辉那样被封建道德扭曲了人性的穷秀才，有马二先生那样对八股文津津乐道而完全失去对于美的感受力的迂儒，有一大群像景兰江、赵雪斋之类面目各异而大抵是奔走于官绅富豪之门的斗方名士，也有像娄三公子、娄四公子及杜慎卿那样的贵公子，喜欢弄些“礼贤下士”或自命风雅的名堂，其实只是因为活得无聊……。这些人物并不能简单地一概归之为“反面角色”，但他们都从不同意义、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在读书人中普遍存在的极端空虚的精神状况，从而反映出社会文化的萎靡状态。他们熙熙攘攘奔走于尘世，然而他们的生命是无根蒂的。在这些人物中，像马二先生好谈文章而不识李清照，范进当了一省的学道而不知苏轼为何人，反映出科举对士林文化修养的破坏；像上至某“大学士太保公”借口“祖宗法度”以徇私，下至穷秀才王德、王仁标榜“伦理纲常”而取利，则反映出士林人物在道义原则上的虚伪性。《儒林外史》描摹出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景观，从根本上揭示了封建制度对人材的摧毁和它自身因此而丧失生机。
《儒林外史》中也有一部分为作者所肯定所赞颂的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二类：一类是士林中为数不多的贤者，一类是市井小民（其中包括普通民众和“市井奇人”）。而他们又有共同之处，即信守自身的人生原则，前者不为功名富贵所驱，后者与之绝缘。这一部分人物刻画得不是很成功。书中的杜少卿有着作者自己的影子，他对当时被定于一尊的朱熹的经解表示大胆的怀疑，在南京游清凉山时，他一手携着妻子，一手拿着金杯，一边走一边大笑，使路旁游人都“不敢仰视”，他的身上带有比较多的离经叛道的味道。但这只是表现出一种生活态度，真正代表作者的社会理想的则是庄绍光、迟衡山、虞博士等“真儒”。在作者看来，他们身上表现出的原始儒学精神可以重建合理合情的社会价值。但这是一种观念化的、缺乏真实生活基础的愿望，因此他笔下的“真儒”们成了一种贤人政治的符号，性格显得单调而苍白。作为全书核心事件的祭祀泰伯祠的场面，也貌似肃穆庄重，实际是腐气腾腾。写普通市井人物如牛老爹、卜老爹等时，作者往往把下层社会的忠厚本分视为美德；而所谓“市井奇人”，其实是隐士情调的化身。这表明尽管作者观察社会弊病的眼光冷峻而深刻，但对于如何纠正这些弊病，他实在有些茫然。由于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迷信，他难以从活生生的现实中找到社会变革的方向。
但同时应该注意到，作者通过描写的这一部分人物，也还是触及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即：只有摆脱政治权力体制，人们才有可能保持自身的人格尊严。这些人物中也有写得比较成功的，如傲然以“败家子”面貌出现的杜少卿，表现了对社会公认价值的蔑视和对自由生活的热爱。另外有一个沈琼枝也很引人注意，她是一个被盐商骗娶为妾而只身逃至南京、企图以自身的技艺谋食的奇女子，大胆泼辣，敢作敢为。这一形象，反映出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女性开始有了一种挣脱其自古以来的依附性地位的微弱可能性。
《儒林外史》的出现，标志了中国小说艺术的重大发展。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这样评价：
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又说：“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在这里鲁迅强调了“公心”，即作者对于世事的讥讽，并非出于因个人遭遇而产生的对某些人物或对社会的激愤，更无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用意，而是出于对社会的真切认识，包含了一种忧患之心。
在把《儒林外史》称为“讽刺杰作”时，特别要注意的是它的写实性。以前的小说中，像《金瓶梅》也有讽刺的妙笔，某些不动声色而入木三分的刻画手段也为《儒林外史》所继承，但从全书来看，它仍有不少夸张和漫画式的成分。《儒林外史》则不同，它的讽刺，主要是通过选取合适的素材和准确的、透入人物深层心理的刻画来完成的。许多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司空见惯、素来不以为有何不妥、有何深意可究的事情，经过作者的提炼和描摹，有时加上稍稍的夸张，便清晰地透出了社会的荒谬与人心的伪妄；而当人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却又觉得它仍然是真实的生活写照。卧闲草堂本第三回总评说：“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指出了小说以写实为讽刺之根基所形成的警醒人心的力量。
吴敬梓的眼光是十分尖锐的，但他并不缺乏对社会中平凡人物的理解和同情。他笔下的人物固然有严贡生那样十分卑劣粗俗、令人厌恶的角色，但这类人物只是现实生活里各色人物中的一小部分，作者并不是把他所讽刺的对象一味当作所谓“丑类”来描绘。像严贡生的同胞兄弟严监生，临死时因见灯盏里点了两根灯草，便伸着两根指头不肯断气，这一细节常被举为讽刺吝啬鬼的例子，但作者其实也写到他为了把妾赵氏扶为正室，舍得大把大把地花银子。两相对照，显得这位严监生既可怜又可笑，却也颇有人情味。又如马二先生，迂腐古板中又有一种古道心肠。他差点上了洪憨仙的大当，但在洪憨仙暴死后，却拿出银子来为他办理后事。许多人物看起来很可笑的行为，说到底只是表现着平凡的人性的弱点。而作者在表现其尖锐的社会批判意识时，也很少把具体的个人行为仅仅归诸其自身道德品格的原因，而能真实地写出这些个人行为缘何而产生。像周进在贡院中头撞号板、嚎哭吐血的情节，单独地看似乎非常愚蠢可笑，但是因为在这之前书中描写了周进作为一个老“童生”所遭受的种种凌辱，读者会觉得他的举止是很自然的，甚至是令人悲悯和同情的。
还有像匡超人从一个纯朴的农家青年逐渐蜕变为一个圆滑而无耻的文人的过程，更强烈地揭示了人是其命运和环境的产物的事实。因而，作者通过这些人物形象所提出的社会批判就具有格外深刻的意义。
小说从传奇性向非传奇性发展，本质上是一个逐渐深入人性真实的过程。因为愈是在排除偶然因素的平淡而日常化的生活中，愈是能反映出人物的真实面貌和深层心理。《儒林外史》在这方面的成就尤其值得赞赏。它的故事除了末尾写“四大奇人”的部分，几乎完全排除了传奇色彩、幻想的或诗意的成分，以及激烈的戏剧化的矛盾冲突，成为平平实实的生活原貌的描述。这一特色，比同样是写实的《金瓶梅》、《红楼梦》还要突出。而在这些平实的、每每是细琐的叙述中，展现了作者异乎寻常的艺术功力。像马二先生游西湖的一节，平淡得既没有辞采也没有情节可言，却把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写到透彻无遗的程度。这位马二先生对着眼下这“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全无会心，茫茫然一路大嚼过去，固然写出一种迂儒本色，而作者写他怎样看女人，那更是微妙。第一次他是看见一船船前来烧香的乡下妇女，从发型到衣着到脸部以至脸上的疤疥都细细“看了一遍”，却“不在意里”。因为这些乡下妇女对马二先生而言并没有吸引力，他的“看”只是对“女人”的一种不自觉的反应，心中实无所动，所以看得那么放肆。第二次他又在湖边看三个富贵人家的女客在船中换衣裳，一直看到她们带着丫环缓步上岸，到了快要遇上的时候，却“低着头走了过去，不曾仰视”。这一回其实是有点“在意里”了，所以在举止上反而有了自我节制。第三次写到他在净慈寺遇上成群逐队的富贵人家的女客，但尽管他“腆着个肚子”，“只管在人窝里撞”，却是“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彼此视若无物。因为太近的女人，古板而讲究“君子”之行的马二先生是不敢看的，所以他就把自己封闭得更严，成为一种麻木的状态。但这“不看”的态度，毕竟还是因为感觉到了女人对他的心灵的触激，所以不看也是一种“看”。就这样，马二先生在西湖边经受了女人引起的小小骚动，而平安地从“天理”与“人欲”之间穿行过去。淡化故有情节、从细琐处见精神的写作方法，在过去的小说如《金瓶梅》和“三言”、“二拍”的某些佳篇中虽也可以看到，但还从没有写得如此深入而微妙。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知道吴敬梓是怎样洞察人心，善于理解人物的心理活动。但他并不以叙述者的身份对此进行分析介绍，而喜欢纯用白描手法，以人物自身的动作、对话来表现，笔锋内藏而涵蕴深厚。这方面的例子还有不少，如第五回写严监生之妾赵氏在正室王氏病重时每夜焚香，哭求天地，表示自己愿代王氏死。到了王氏提出一旦自己死去她可以扶为正室时，“赵氏忙叫请爷进来，把奶奶的话说了”，只一句，便写透了赵氏的内心。当然，这也是她在卑贱的地位上的苦苦挣扎。
《儒林外史》的语言是一种高度纯熟的白话文，写得简练、准确、生动、传神，极少有累赘的成分，也极少有程式化的套语。如第二回写周进的出场：
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元色绸旧直裰，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
简单的几笔，就把一个穷老塾师的神情面目勾勒出来。像“旧毡帽”表明他还不是秀才，“右边袖子”先破，表明他经常伏案写字，这些都是用笔极细的地方。而这种例子在小说中是随处可见的。白话写到如此精炼，已经完全可以同历史悠久的文言文媲美了。
《儒林外史》当然也有一些不理想的地方。如果与稍后的《红楼梦》相比，论结构之宏大完整、人物之类型众多，它都显然不如《红楼梦》。但《红楼梦》还是有较多的“古典”气息（如它的以神话为象征的哲理内涵、诗词歌赋的运用，以及宝黛爱情故事的诗化成分等），《儒林外史》朴素、平实而深刻的艺术风格，则更接近于现代小说。鲁迅小说中一些简洁的描写和冷峻的笔调，可以看出与《儒林外史》的关系。就这一点而言，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有特殊地位的。
第二节 曹雪芹与《红楼梦》
乾隆中期，一部未写完的小说《石头记》（后称《红楼梦》）的抄本开始出现在北京的庙市上，并很快传抄到全国各地，甚至流布海外。到嘉庆初年，已经出现“遍于海内，家家喜闻，处处争购”的盛况（梦痴学人《梦痴说梦》），以至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的说法（得舆《京都竹枝词》）。这一部以个人和家族的历史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不仅以其艺术上的精致完美达到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而且以其深刻的人生悲哀，打动被莫名的伤感所笼罩着的世人的内心。
一、《红楼梦》的作者及成书过程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名霑，字梦阮，“雪芹”是他的别号，又号芹圃、芹溪。约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卒于乾隆二十七年（1763）除夕或次年除夕。曹家的祖上本是汉人，约于明永乐年间迁到辽东，后被编入满洲正白旗。清初时他的高祖曹振彦随清兵入关，立有军功，曹家成为专为宫廷服务的内务府人员，家族开始发达起来。他的曾祖曹玺的妻子当过康熙的保姆，而祖父曹寅小时也作过康熙的伴读。
由于这种特殊的关系，康熙登基后，曹家得到格外的恩宠。康熙二年（1763），暂玺授江宁织造，此后曹寅及伯父曹颙、父亲曹袭任此职，前后达六十余年。江宁织造名义上只是一个为宫廷采办织物和日常用品的小官，但实际上则是康熙派驻江南、督察军政民情的私人心腹，康熙六次南巡，其中四次由曹寅接驾，并以江宁织造府为行宫；同时江宁织造还控制着江南的丝织业，从中获取极大的利益。曹雪芹就是在这种繁盛荣华的家境中度过了他到十三岁为止的少年时代。
康熙死后，曹家的境况发生了急剧变化。经过激烈的宫廷斗争才获得皇位的雍正，急于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也包括肃清其父亲的内外亲信。雍正五年（1727），曹以解送织物进京时“苛索繁费，苦累驿站”、“织造款项亏空甚多”等罪名被革职，家产也被抄没（见“雍正五年上谕”），全家迁回北京。最初，曹家还蒙恩稍稍留下些房产田地，后于乾隆初年又发生一次详情不明的变故，遂彻底败落，子弟们沦落到社会底层。
曹雪芹本人的情况现在了解得还很少，只能从他的好友敦诚、敦敏和张宜泉等人留下的不多的诗中以及其他很少的零散材料中探知些许。回京后，曹雪芹曾在一所宗族学堂“右翼宗学”里当过掌管文墨的杂差，地位卑下，境遇潦倒，常常要靠卖画才能维持生活。但作为一个经历过富贵繁华而又才气横溢的人，他很难放下自己的尊严；他的个性豪爽旷放，朋友们比之为示俗人以白眼的阮籍。他的一生的最后十几年，流落到北京西郊的一个小山村（《红楼梦》就是在那里写成的），生活更加困顿，已经到了“举家食粥酒常赊”（敦诚《赠曹芹圃》）的地步。乾隆二十六年（1762）秋，爱子夭亡，不久，他也伤感谢世，留下一个新娶不久的继妻和一部未完成的书稿。敦诚《挽曹雪芹》诗以“孤儿渺漠魂应逐，新妇飘零目岂瞑”这样哀切的句子，写出其最后的凄凉。
在封建时代残酷的权力斗争中，像曹家那样由盛而衰的剧变，并非罕见。但只有亲身经历这种剧变的人，才会对人生对社会对世情产生一种不同寻常的真切感受，这和旁观世事变幻者的感受不同。在饱经沧桑之后，曹雪芹的郁结的情感需要得到宣泄，他的才华也需要得到一种实现，从而，他的生命才能从苦难中解脱而成为有意义的完成。他选择了艺术创造——被不幸的命运所摧残的天才重建自我的唯一方式。《红楼梦》第一回记述道：“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而后又题一绝云：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也许可以说，中国历史上除了司马迁作《史记》，再没有人像曹雪芹这样以全部的深情和心血投入于一部著作的写作。但他去世时，全书仅完成前八十回，并留下一些残稿，这些残稿后来也佚失了。
从《红楼梦》的第一回来看，曹雪芹对这部小说似乎考虑过好几个书名，文中提及的有《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梦觉主人序本正式题为《红楼梦》，在此以前，此书一般都题为《石头记》，此后《红楼梦》便取代《石头记》而成为通行的书名。
《红楼梦》的版本有两大系统。一为“脂本”系统，这是流行于约乾隆十九年（1754）到五十六年（1791）间的八十回抄本，附有“脂砚斋”（作者的一位隐名的亲友）等的评语，故名。现存这一系统的本子有十几种。另一为“程本”系统，全书一百二十回，由程伟元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初次以活字排印（简称“程甲本”），又于次年重经修订再次以活字排印（简称“程乙本”），以后的各种一百二十回本大抵以以上二本为底本。这种本子的后四十回，一般认为是高鹗续写的，但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高鹗（约1738—约1815）字兰墅，别署“红楼外史”，汉军镶黄旗人，乾隆六十年（1795）
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后四十回的艺术水平较前八十回有相当的差距，但比起其他名目繁多的红楼续书仍高出许多。它终究给《红楼梦》这部“千古奇书”以一种差强人意的完整形态，满足了一般读者的要求。因而，这一系统的本子也就成为《红楼梦》的流行版本。
二、《红楼梦》是怎样的书
在中国过去的年代中，由于儒家经学传统的影响，只要是一部比较优秀的著作，许多人总喜欢从中搜寻出文字之外的“微言大义”来，而不肯承认一部完全从日常生活着笔的文学作品，本身足以包含不朽的价值。《红楼梦》问世以后，流传日广，穿凿附会之说也日多。或认为此书是影射清初大学士明珠家事，或认为是影射清顺治、康熙两朝的历史，或认为是影射董小宛与顺治帝事；而近世学者蔡元培，还提出此书是寓含民族意识、提倡反清排满的政治小说（见《石头记索隐》）。到了王国维、鲁迅、胡适，对《红楼梦》的研究虽各具不同的眼光，但都归结到小说的艺术价值上来了。
《红楼梦》以爱情故事为中心线索，在贾府这一世代富贵之家从繁盛到衰败的过程中，写出以贾宝玉和一群红楼女子为中心的许多人物的悲剧命运，反映了具有一定觉醒意识的青年男女在封建体制和封建家族遏制下的历史宿命。这里面包含了曹雪芹自身的家族和个人背景，以及他对人生的认识。
关于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小说，即小说的主旨是什么，作者在小说的开头就有明确的交代：
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绔袴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
这一段自白包含三层意思，并由此构成小说中最重要的三层意蕴：一是家族在腐败中走向破落，繁华成空；二是个人的禀性趣味与家族和社会的要求相背离，以至人生失落，无所归依；三是回顾如梦人生时，唯一值得怀念的，是一群“闺阁女子”，因此最令人悲悼的，也就是她们的悲剧命运。在特定的环境和遭遇中，当个人的价值难以实现甚至无法确定时，在异性中追求感情的满足，并通过对爱情的体验乃至幻想来感受生命的美好，这是古今中外文学反复描述的人类生活现象。《红楼梦》正如书名所提示的，是写了一场由女性的光彩所映照着的人生幻梦；又正如作者以“悼红轩”为书室名所提示的，是写了对由女性所代表的美的毁灭的哀悼。但是，《红楼梦》却不能简单地视为言情小说。女性的美好、爱情的可贵，正是作为以男性为代表的社会统治力量和正统价值观的对立面而存在的；所谓“美的毁灭”，也不仅是难以预料的命运变化所致，而更多的是由于后者对前者的吞噬。在描写爱情故事的同时，作者反映了广大的社会生活面和深入的人生体验，表现了不同人生价值观的冲突，从而赋予这部小说以深刻的意义。
《红楼梦》的全部故事情节是在贾府的衰败史上展开的。
虽然作者对这种衰败作出类似虚无主义的解释，所谓“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所谓“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但作为天才的艺术家，作者并不以这种解释为满足，而是以对于生活本身极细致的观察，以前所未有的真实性，描绘出一个贵族家庭的末世景象。
欲写其衰，先写其盛。小说开头的十几回，写刘姥姥初入荣国府的见闻，写宁国府为秦可卿出殡时的声势，写元春选妃、省亲，层层推进地表现出贾府特殊的社会地位和令人目眩的富贵豪奢。但就在这烈火烹油似的繁华景象中，透出了它不可挽救的衰败气息。钱财方面固然是坐吃山空，内囊渐尽，费力地支撑着大家的体面，而尤其不堪的是，合宁、荣两府，那些作为家族支柱的男性，有炼丹求仙的，有好色淫乱的，有安享尊荣的，有迂腐僵硬的，却没有一个胸怀大志、精明强干的。这个大家族最后终于不禁外力的一击，而彻底崩溃。按原作的意图，生长于“温柔富贵乡”的贾宝玉流落为乞儿，巧姐沦落为妓女，命运给予他们如此残酷的安排。这一部家族史在封建时代是具有典型性的，同时，不管作者是有意还是无意，他通过描写贾府的衰败，贾府的主人们的无能与堕落，也反映出整个社会的衰败气氛及其统治力量丧失生机的萎靡状态。
在反映贾府衰败的过程中，作者还写出了它的广泛的社会联系：与贾府结为姻亲的薛家、史家、王家，彼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由此喻示表现于贾府的一切，都并非孤立的现象；贾雨村徇情枉法，王熙凤私通关节、仗势弄权，薛蟠打死人浑不当事……，这些都反映出豪门势族在社会上的无法无天和封建法律对于他们的无效；乌进孝缴租的那一张名目繁多的帐单，和贾珍对此而发的“这够做什么”的牢骚，显示这一家族的经济基础和剥削性质；甚至，像袭人探家的细琐情节，也构成平民生活与贵族生活的对照。凡此种种，使小说在以贾府为中心的同时，展现广阔的社会生活景象。
贾宝玉是《红楼梦》中的核心人物。这一人物形象无疑有作者早年生活的影子，但也渗透了他在后来的经历中对社会与人生的思考。在贾宝玉身上，集中体现了小说的核心主题：新的人生追求与传统价值观的冲突，以及这种追求不可能实现的痛苦。
在小说的第一回，作者就以神话为象征，写女娲补天时，炼就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巨石，单剩一块未用，弃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此石“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后有一僧一道将此石化为一块小小的美玉，携到“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安身乐业”，它就是贾宝玉出生时口中所衔的“通灵宝玉”，也是“宝玉”本人。
这个神话故事揭示了贾宝玉这一形象的本质特征——他是一个具有良材美质的“废物”。
具有良材美质的“废物”，这显然是悖谬的表述，而悖谬的产生，在于个人与社会的相互背离和相互抛弃。前面所引作者表示自责和忏悔的一段话中，所谓“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等种种“劣迹”，都一一通过肯定的笔调呈现在贾宝玉身上：他和他的严正的父亲相视若仇，是贾政眼中的“逆子”；他读《西厢记》那么津津有味，一沾到科举程文之类就头疼不已；他不但和大观园中的女孩们如胶似漆，就是同“呆霸王”薛蟠也混得来，可以在一起快活地唱市俗小调，却不乐见正经宾客；他本是个“无事忙”的“富贵闲人”，但听到别人劝他讲究“仕途经济”，便直斥为“混帐话”……。总之，那个时代社会体制中一切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都遭到他的蔑视和抛弃，因而，他就既成为社会政治结构的“废物”，也成为他的“诗礼簪缨之族”的“废物”。但正像宝玉的前身是“补天”之石的神话所暗喻的，追求某种社会性的功业，仍然是作者所肯定的，然而他无法在现实中为宝玉找到一条可行的道路。宝玉的形象，在本质上和《儒林外史》中为“正经人”所不齿的杜少卿很相似，但吴敬梓对原始儒学的信仰，尚能使他让杜少卿参与祭祀泰伯祠那样的“盛典”（尽管作者意识到这也是虚幻的），而在《红楼梦》中，连这种聊可自慰的安排都无法作出。所以，贾宝玉所具备的良材美质，对于他的潜在志向而言，也成了“废物”。
一个追求健康的自由生命、不愿在陈旧的社会规范中僵死或腐烂的才智之士，不能为社会体制所容而成为“废物”，这样的描述已足以发人深思，而无需进一步曲求其深了。
爱情是人生幸福和美感的来源之一，也是痛苦的人生的避难所。在社会生活中失去意义、失去归宿的贾宝玉，便把他的全部热情灌注在大观园那一群年轻女性的身上了。以作者强烈的主观意向塑造出来的宝玉形象，是一个天生的“情种”。一岁时抓周，“那世上所有之物摆了无数”，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七八岁时，他就会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
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更有一句因林黛玉而起、对紫鹃所说的话：“活着，咱们一处活着；不活着，咱们一处化灰化烟，如何？”情已经成了生命的唯一意义，唯一立足之地。
在宝玉作为贾府的富贵分子的现实身份上，他的生活方式绝非严谨。但与此同时，作者又通过宝玉的形象表达了一种理想化的态度，即第五回警幻仙姑赞许宝玉的“意淫”——
这是一种对美丽女性的纯情感、近乎是精神性的爱慕，而不带有“欲”的成分。它把异性之间的情感升华为诗意的、纯净的美感，使之可以成为无意义的人生中的意义，成为对抗社会公认价值观的精神力量。
贾宝玉对于青年女性的普遍性的痴迷，是这种“意淫”的表现；他和林黛玉的爱情，更是这种“意淫”的集中表现。在《红楼梦》中，宝黛两人既有一层表兄妹的现实关系，更有一层以神话形式——所谓“木石前盟”，即“石头”的化身曾在仙界天天为一棵仙草浇水，仙草遂化为绛珠仙子，与“石头”同下人间，愿以毕生之泪还报其恩情——所表达出来的象征关系。在现实关系中，他们的爱情是因长年的耳鬓厮磨而自然形成，又因彼此知己而日益加深的。宝玉曾对史湘云和袭人说：“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指“仕途经济”）不曾？若他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他生分了！”但这种爱情注定不能够实现为两性的结合，因为在象征的关系上，已经规定了他们的爱情只是生命的美感和无意义人生的“意义”。所以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木石前盟”被世俗化的“金玉良缘”所取代，而最终导致宝玉的出家。——这种诗化的爱情带有先天的脆弱性。
包括黛玉在内的寄托着作者的感情和人生理想的女性，在小说中逐一走向毁灭——有的被这腐败没落的贵族之家所吞噬，有的随着这个家庭的衰亡而沦落。由女儿们所维系着的唯一净土也不能为现实的世界所容存，所以《红楼梦》终究是梦。在作者的描述下，这个现实世界毁灭人的价值，毁灭美的事物，最后只剩下梦幻一般的对于美的事物的执着怀想。但这种执着怀想给人世留下了深长的感动。
曹雪芹的《石头记》原计划写多少回已无法知道，高鹗所续的后四十回，给人的感觉是收束有些急促，显得变故迭起，一片惊惶。从总体上看，后四十回还是保持了原作的悲剧气氛，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最后作者以贾府复振、“兰桂齐芳”来收结全书，还让贾宝玉中了个举人才出家，以迎合市俗的阅读心理，则又破坏了这种悲剧特色。后四十回中写得用力、也最为人称道的，是宝玉被骗与宝钗成婚、同时黛玉含恨而死的情节。如以一般的标准衡量，已经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但如以原作的标准来比较，仍有一种浅薄的感觉。
三、《红楼梦》的艺术成就
《红楼梦》是一部天才的、又是精心构撰的巨作。“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在艺术上，它达到了中国小说前所未有的成就。鲁迅称许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红楼梦》有一个宏大而精致的长篇结构，试加解析，我们可以发现小说中包含这样一些层次：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人的感情和婚姻纠葛，是小说的中心线索；由此扩展，大观园是小说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所，贾宝玉与林、薛及园中其他诸多女性的命运，是小说的基本内容；大观园作为贾府的一部分，这里发生的一切，又与整个贾府即宁国府、荣国府的种种活动密切联系，贾府由盛入衰的过程，以及贾府中复杂的家族矛盾、贾府中其他人物的命运，同样是小说的基本内容，且贾府中的男性与大观园这一女性世界具有对照意味；由此扩展，贾家与薛家、史家、王家的所谓“四大家族”，构成一个社会阶层。虽然除薛家外，其余二家在小说中很少出现，但这种以贾家为主、薛家为辅，带及史、王两家的结构方法，足以反映出这一特殊阶层的面貌；再由此扩展，以贾家为主、薛家为辅的贵族世家，又与外界发生广泛的牵连，上至皇宫，下至市巷、乡野，时近时远地反映出整个社会的状况；在这一切之上，又有一个隐隐绰绰的虚幻的神话世界，它不断暗示着“红楼梦”的宿命，使小说始终在花团锦簇的景象中透着幽凄的气息。
《红楼梦》具有很强的写实性，这也是作者明确的艺术追求。第一回中说：“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书中第五十四回还借贾母之口，对才子佳人故事陈套的不合情理作了相当准确的批评。虽然书中也有些作为哲理意蕴的象征表现而存在的荒诞神异的成分（主要集中在第一和第五回），和小说的写实情节彼此映照，但它又游离于写实情节之外，不致对之产生干扰。另外，小说中对宝、黛的爱情有些“诗化”的渲染，但这种“诗化”同样受到适当的控制，并不脱离由各色人物共同构成的活生生的生活环境。
因而，整个《红楼梦》的故事，是在自然的生活状态下展开的。前八十回中，虽高潮迭起，却没有因为纯属偶然巧合的因素而发生的突兀离奇的情节；各种生活场景的描写，都尽可能在平平实实中此起彼伏地交替变化。而全书精美的结构，就隐藏在这样自然的情节中。
《红楼梦》最值得称道的，是人物形象的塑造，而在这方面同样表现出写实的特征。作者对于他笔下的人物，当然是有喜有憎，但他完全避免了浮浅的夸张和概念化的涂饰，而以深入的体察和天赋的灵感为凭藉，表现出人性的丰富含蕴及其在不同生活状态中的复杂情形。在八十回的篇幅中，有上百个来自社会不同阶层、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物在活动，而无不自具一种个性、自有一种特别的精神光彩。同样是追求个性表现的准确生动，《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朴素、简练、明快的笔法不同，它要更讲究精雕细刻。哪怕是出场很少的人物、如书僮茗烟，乳母李嬷嬷，丫环金钏儿、彩霞等等，竟也是写得维妙维肖、栩栩如生，足以显示作者的才华和一丝不苟的创作精神。用譬喻的方法来说，《红楼梦》犹如一位天才导演和一群天才演员合作的演出，不论角色的主次，哪怕是几个动作，几句台词，也必定演得有声有色、有情有味，不肯随便敷衍过去。
在《红楼梦》的主要人物中，关于贾宝玉前面已经说了很多，不再涉及。此外引人注目的，首先是王熙凤，作为荣国府的管家奶奶，她是《红楼梦》女性人物群中与男性的世界关联最多的人物。她“体格风骚”，玲珑洒脱，机智权变，心狠手辣。她对家族的腐朽和衰败看得比谁都透彻，但她绝不肯牺牲自己来维护家族的命运；她不但不相信传统的伦理信条，连鬼神报应都不当一回事。作为一个智者和强者，她在支撑贾府勉强运转的同时，尽量地为个人攫取利益，放纵而又不露声色地享受人生。而最终，她加速了贾府的沦亡，并由此淹没了自己的美丽而邪恶、富有才干的生命。在《红楼梦》中，这是写得最复杂、最有生气而且又是最新鲜的人物。
薛宝钗的精明能干不下于王熙凤，但她却具有封建“妇道”伦理所要求的温良贤淑，所以她的言行举止就显得委婉内敛。她有很现实的处世原则，能够处处考虑自己的利益，但她同样有少女的情怀，有对于宝玉的真实感情。但她和宝玉的婚姻最终成为空洞的结合，作为一个典型的“淑女”，她也没有获得幸福。作为宝钗对映形象的林黛玉，是一个情感化的、“诗化”的人物。她的现实性格表现为聪慧伶俐，由于寄人篱下而极度敏感，有时显得尖刻。另一方面，正因为她是“诗化”的，她的聪慧和才能，也突出地表现在文艺方面。在诗意的生涯中，和宝玉彼此以纯净的“情”来浇灌对方的生命，便是她的人生理想了。作为小说中人生之美的最高寄托，黛玉是那样一个弱不禁风的“病美人”，也恰好象征了美在现实环境中的病态和脆弱。
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中不仅写出了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贾探春以及女尼妙玉这样一群上层的女性，还以深刻的同情精心刻画了晴雯、紫鹃、香菱、鸳鸯等相当数量的婢女的美好形象，写出了她们在低贱的地位中为维护自己作为人的自由与尊严的艰难努力。这里晴雯是最令人喜爱的，她“心比天高，身为下贱”，俏丽明艳，刚烈孤傲，敢于反抗。当她担着“狐狸精”的无辜罪名被赶出大观园、垂死于病榻之际，对着偷偷赶来探望的宝玉，挣扎着铰下自己的指甲，脱下自己的内衣交给他，哭着道：“回去他们看见了要问，不必撒谎，就说是我的。既担了虚名，越性如此，也不过这样了。”
即使死了，她也不肯低头，她要证明自己是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志生存的。鸳鸯面对主人贾赦的无耻的占有欲，不惜以死来维护自己的意志，同样是壮丽的一幕。包括温顺乖巧、善于迎合主子心意的袭人，也有她的另一面。当宝玉对她说起希望她的两个姨妹也到贾府中来时，她便冷笑道：“我一个人是奴才命罢了，难道我的亲戚都是奴才命不成？”她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痛苦。在贾府之外，作者也写了不甘被富贵公子当作玩物、美丽而刚烈的尤三姐。对于这一群人物细致的关注和倾注感情的描绘，表现出人道主义的光彩。
贾府中的男性如贾赦、贾珍、贾琏、贾蓉等人，大都表现为道德堕落的状态。他们享受着家族的繁华，却没有维护这种繁华的力量；而且，连他们的堕落，也不具有《金瓶梅》中西门庆所表现出的邪恶的生气。与这一群人成为对照的是贾政。他所拟的一则谜语中“身自端方，体自坚硬”两句，颇有自我写照的意味；他的一切行为和人生趋向，也很符合封建卫道士的标准。然而，他却是一个智力平庸、才能低下、趣味卑俗的人物；在缺乏生气这一点上，他和前一类人物是相同的。所以说，在体现贾府之衰败不可挽救的意义上，在使贾宝玉的天赋材质成为“废物”的意义上，他的形象甚至比前一类人物更显得深刻。
另外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刘姥姥。这一位乡间老妇，本是深于世故，为生活所迫，却以装痴弄傻的表演，供贾母等人取乐。然而，最后却是她解救了巧姐（按原作的提示，似在巧姐沦为娼妓时）。这一个出场时极似戏曲中丑角的人物，可笑可怜却又可敬，人性的含蕴十分丰富。在她的身上，表现了曹雪芹对下层人物的理解。
《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特色的还有许多，可以排列成一条很长的五光十色的人物画廊。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不朽的价值。
《红楼梦》的语言，也有很高的造诣。它的叙事文字，既是成熟的白话，又简洁而略显文雅，或明朗或暗示，描写人情物象准确有力；它的对话部分，尤能切合人物的身份、教养、性格以及特定场合中的心情，活灵活现，使读者似闻其声、似见其人。如第二十回中，写贾环和丫环莺儿掷骰子，输了钱哭起来，遂被宝玉撵了回去。他的母亲赵姨娘问明缘故，啐道：
谁叫你上高台盘去了？下流没脸的东西！那里顽不得？谁叫你跑了去讨这没意思？
凤姐在窗外听见，先斥责赵姨娘：
他现是主子，不好了，横竖有教导他的人，与你什么相干！——环兄弟，出来！跟我顽去！
然后一面吩咐丫环，一面教训贾环：
去取一吊钱来，姑娘们都在后头顽呢，把他送了顽去。——你明儿再这么下流狐媚子，我先打了你，打发人告诉学里，皮不揭了你的！
赵姨娘对宝玉受众人宠爱而贾环不讨人欢喜一直怀恨，于是把这种不满都发泄在贾环身上。但在封建宗法伦理中，赵姨娘虽以丫环被贾政收为妾，身份却依然是奴才，她的儿子贾环却是主子。所以凤姐听到她骂儿子又兼及宝玉，便不客气地教训她。对于贾环，凤姐根本也是看不起的，但却要求他有主子的样子。在这里，赵姨娘卑下的个性和怨恨的心理，王熙凤盛气凌人的威势，以及贾环在母亲身边染得的委琐，一一跃然纸上。《红楼梦》中这样的神来之笔，实是随处可见，它使读者如同进入了一个活的世界。
另外，《红楼梦》行文中还杂有不少诗、词、曲、骈文，这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种传统。在《红楼梦》中，这一形式的运用，与小说的情节以及贵族生活的气氛，结合得比较密切；诗词之类的质量也比较高，显示了作者的古典文化修养。
如林黛玉的《葬花词》、贾宝玉的《芙蓉女儿诔》，单独地看，也都堪称佳构。但尽管如此，这种古典气息对于小说的流畅性还是有妨害的。
《红楼梦》是一部具有历史深度和社会批判意义的爱情小说。它颠倒了封建时代的价值观念，把人的情感生活的满足放到了最高的地位上，用受社会污染较少、较富于人性之美的青年女性来否定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士大夫阶层，从而表现出对自由的生活的渴望。从而，它也前所未有地描绘出美丽聪慧、活泼动人的女性群像。虽然《红楼梦》始终笼罩着一种宿命的伤感和悲凉，但也始终未曾放弃对美的理想的追求。在引导人性毁弃丑恶、趋向完美的意义上，它是有着不朽价值的。
第三节 《镜花缘》和其他长篇小说
清中期产生的长篇小说流传至今的尚有多种。当时考据之风大盛，读书人以精通古书、多闻博识为荣，这对于小说创作也产生相当的影响。如夏敬渠的《野叟曝言》、屠绅的《蟫史》、陈球的《燕山外史》，都是把小说当作卖弄学问或炫耀辞章的手段。这几部小说大抵思想陈腐而文字平庸，又多夹杂荒诞及色情内容，给人以芜杂的感觉。而李汝珍的《镜花缘》虽也是在小说中“论学说艺，数典谈经”（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但同时还包含了新颖的思想和新奇的想象，所以尽管成就有限，毕竟还能在小说史上占据一定的地位。
李汝珍（约1763—约1830）字松石，直隶大兴（今属北京）人，他不喜作八股文，故科举无成，只做过几年县丞一类佐杂官职。他学问广博，对经史之学以及医、算、琴、棋、星相、占卜等各种“杂学”都有所钻研，对各种游戏也极为熟悉，而在音韵学方面的成就尤为特出，所著《音鉴》一书颇为学者所重。
《镜花缘》一百回，故事起于以百花仙子为首的一百位花神因奉武则天诏令在寒冬使百花开放，违犯天条，被贬下尘世。其中百花仙子托生为秀才唐敖之女唐小山。小说前半部分主要写唐敖、林之洋、多九公三人游历海外三十余国的奇异经历，后半部分主要写由诸花神所托生的一百名才女参加武则天所设的女试，及考取后在一起饮酒游戏、赋诗谈笑的情景。同时，又自始至终贯穿着维护李氏正统、反对武则天篡政的线索。
《镜花缘》的写作动机和由此呈现的小说的旨趣是多方面的。书的命名取意于“镜花水月”，百名花仙在蓬莱的居处称为“薄命岩”、“红颜洞”，刻有她们各人所司花名及降生人间后姓名的石碑放在“泣红亭”内，这些地方都明显受到《红楼梦》的影响，蕴涵着人生空幻和哀悼女子不幸命运的意识。
但在小说情节的展开过程中，这种意识并未得到有力的表现，百名花仙在人间考取女试后欢聚一堂、热闹非凡的场面，更无一点悲哀的气氛。所以说，作者在这方面的态度绝不像曹雪芹写《红楼梦》那样严肃。写唐敖等人海外游历的部分带有较多的社会批判意识，有时且不乏深刻之处。但由于故事发生的场所是虚无缥缈之地而情节又是荒诞离奇的，所以作者借此揭示的现实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给读者的感受主要是滑稽可笑而不是严峻和可悲。这和《儒林外史》的写实态度也不相同。此外，小说又以极大篇幅来显示作者的广博知识和辞章修养，尤其是百女会聚以后的部分，几乎是脱离了小说情节来作文字游戏，乃至一个酒令竟要占到十几回。综合以上几点来看，《镜花缘》是一部具有社会批判内容的游戏之作；作者既对现实的弊病具有高度的敏感，却又把他的不满化为谐趣，同时在卖弄博学的智力游戏中求得心理平衡。
《镜花缘》最有价值的是前半部分写唐敖等人游历海外的三十多回。作者在描写这些海外国度时，虽多以《山海经》等古籍中的点滴记载为依据，但主要还是驰骋奇思异想，幻设情景，表现了丰富的想象力。而通过幻想性的虚构情节，作者表达了他对许多现实问题的看法。譬如主张男女平等是《镜花缘》的重要思想，百名花仙投生人间、各有作为的整个故事框架即与此有关，而在“女儿国”的故事中，这一思想得到更为生动的表现。作者把现实中的“男尊女卑”现象在“女儿国”中依样颠倒为“女尊男卑”，以此为女子鸣不平。故事中写林之洋被选为女王的“王妃”，遭受穿耳缠足之苦，实际是让男性从女性的立场来体会缠足等种种陋习的丑恶和非人道性质。此外如“两面国”中人之虚伪欺诈，“无肠国”中人之刻薄贪吝，“豕喙国”中人之撒谎成性，“跂踵国”中人之僵化刻板等等，都是现实生活景象的映照。这种描写都是漫画式的，通过夸大和变形写出了社会的丑恶和可笑，虽不够深刻，却有其尖锐和醒豁的长处。作者还用这种漫画式的笔调写他的理想社会，如“君子国”中礼让成风，买卖双方竟是卖方求低而买方求高，在谐趣中表现了他对所谓“古风”的向往。
从小说艺术来看，《镜花缘》情节有些分散，人物形象显得单薄，后半部分大谈学问，更是累赘不堪。其长处主要在于思想的机警和语言的幽默风趣。
以上几种小说，都有显示才学的倾向。清中期不属于这一类型而可以一提的长篇小说，另有《绿野仙踪》，抄本为一百回，刊本为八十回，李百川作，以神仙异迹为主要线索，也涉及世情；《歧路灯》一百零八回，李绿园作，述一世家子弟谭绍闻因交结“匪类”而堕落以至倾家荡产，后悔过自新而终于成就功名的故事。此书中多直接宣扬理学，标榜封建伦理观念的文字，在作者看来，这就是挽教社会道德危机的“明灯”。在描述谭绍闻堕落的过程中，小说较多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较为生动地刻画了一批市井浮浪子弟的形象，这是其值得一读的地方。
第四节 文言及白话短篇小说
在中国文言小说传统中，以简朴的文字记述异闻的笔记体和以华赡的文字描写虚构故事的传奇体本属不同的体格，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则兼而有之，尤以后者取胜。《聊斋志异》盛行于世之后，影响甚广，小说中谈狐说鬼成为一时风气。这时期所产生的文言小说中，有的偏向于传奇体，有的偏向于笔记体。前者有沈起凤的《谐铎》、和邦额的《夜谭随录》、长白浩歌子的《萤窗异草》（《八旗艺文编目》记为满族人尹庆兰著）等。《谐铎》中有不少具有讽世意义的小说，《萤窗异草》则多哀婉的爱情故事，二书各有所长。但由于这些小说主要是模拟《聊斋志异》，而思想深度和艺术造诣却不及它，所以影响不大。在当时及后世流传更广的，却是两部笔记体小说——袁枚的《子不语》和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
袁枚《子不语》（又名《新齐谐》），取意于《论语》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表明所记正是孔子所“不语”者。
如袁氏自序所言，这是他从事文史之余，“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的自娱之作。共二十四卷，又有续集十卷，共约一千则。全书并无明确的思想倾向，只是记录了许多奇特怪异的传闻故事，但作者诙谐而放达的性格和反对旧传统的思想，仍时时有所流露，如嘲讽假道学和腐儒、主张人欲合理等，对官吏的贪暴也多有讥刺。如《全姑》一则，系据当时实际发生的事件改写而成，述貌美的全姑与陈生私通，受到“自负理学名”的某县令的残暴凌辱。故事中有一“侠士”刘孝廉与县令为此发生争执，县令称：“全姑美，不加杖，人道我好色；陈某富，不加杖，人道我得钱。”刘斥之曰：“为父母官，以他人皮肉，博自己声名，可乎？”写得相当尖锐。结尾虚构该县令受报应而死，更表现了作者对这种心理阴暗的伪道学的极度厌恶。而全姑与陈生，在作者看来只是犯了“风流小过”，实际是表示了同情的态度。又如《蒋厨》一则，写城隍庙中黑面皂隶借口一厨子“冲犯城隍仪仗”，偷偷将他拿去，敲诈了一笔“孝敬之礼”，十足是人世间这一类角色的惯常行径。另外有许多并无深意却写得滑稽幽默的小故事，也很有趣。《子不语》的文字，鲁迅谓“屏去雕饰，反近自然”（《中国小说史略》），也有一定特色。不过，全书的面目有些芜杂，有些故事记男女之事过于随便，是其不足。
纪昀（1724—1805）字晓岚，直隶献县（今属河北）人，乾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又曾任《四库全书》总纂官，是一位地位高而知识广博的学者。他的《阅微草堂笔记》共二十四卷，包括《滦阳消夏录》、《如是我闻》、《槐西杂志》、《姑妄听之》、《滦阳续录》五种，共约一千二百则，是旧时非常流行、受到文人普遍重视的笔记小说。
在小说观念上，纪昀以保守的态度维护古代笔记小说的传统，反对像蒲松龄那样多用虚构想象和摹绘手法（盛时彦《姑妄听之》跋转述）。所以，从现代小说的标准来看，《阅微草堂笔记》的文学意味远不如《聊斋志异》。从笔记小说的传统来看，却仍不失为佳作。
内容广博、无所不涉，是《阅微草堂笔记》的显著特点，这使它具有较强的知识性和趣味性。在思想倾向上，此书“大旨要归于醇正，欲使人知所劝惩”（盛时彦序），具有“正统”的立场。但纪昀毕竟是一位博达的学者，其思想具有一定的宽容性，在“理”与“欲”的矛盾中，他反对完全不近人情的偏执态度，对“道学家”的苛刻、虚伪每每加以讥刺。
他写鬼神之事，大都反映出世态人情；托狐鬼以抒己见，也往往机智有趣。如《如是我闻》卷三有一则故事写一因私情怀孕的女子向某医者求购堕胎药不得，后生子被扼杀，自身也被逼自缢。此女为鬼，向冥官告医者杀人，说他本可“破一无知之血块，而全一待尽之命”，结果“欲全一命，反戕两命”，而冥官也指责医者不该“固执一理”。又《滦阳消夏录》卷四有一则故事写两个“以道学自任”的塾师聚徒讲学，高谈性理，“严词正色”，忽有纸片吹落台阶下，生徒拾起一看，原来是两位塾师谋夺寡妇田产而“往来密商”的信札。这种议论以及对伪道学的揭露出自一位高官兼正统学者，颇为难得，也反映了乾隆时代知识界的思想状况。另外有些故事以同情态度写小儿女的痴情，也有动人之处。《阅微草堂笔记》的文字好，也是它受人喜爱的一大原因。其叙事尚质黜华，不加雕饰，从容有致，鲁迅赞为“雍容淡雅，天趣盎然”（《中国小说史略》）。
《阅微草堂笔记》因其固有的长处，加上作者地位的关系，在社会上盛行一时。但笔记体终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对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等因素几乎是不加考虑的。文言小说向笔记体靠拢，就文学意义来说毋宁是一种后退。此后直到清代后期，仍然产生了一定数量的文言短篇小说，大抵兼受《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影响。但总的说来，这些小说中追仿《聊斋志异》的，其描摹人物情态的成分业已减少；
近于《阅微草堂笔记》的，则识见和文字又很难与之相比。至此，中国古代的文言短篇小说可以说已告式微了。
清中期拟话本形式的白话短篇小说，较著名的有题“圣水艾衲居士编”的《豆棚闲话》和杜纲的《娱目醒心编》。
《豆棚闲话》十二卷十二则，以在豆棚下谈话为线索，联结十二个故事，多以历史故事为题材，借题发挥，讽刺世情。《娱目醒心编》十六卷三十九回，如书名所示，是有意把娱乐和伦理说教结合在一起的，在描写人情世态的同时，多宣扬因果报应和忠孝节义的思想。这两种短篇小说集的语言都比较流利，但人物故事及思想情趣均缺乏新鲜感，比之李渔的小说尚觉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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