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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戏剧以前期为盛，可视为明代戏剧的延续，但创作的生气已有所衰退。明末清初的李玉、李渔，前者多迂腐的说教，后者则偏于单纯的娱乐。康熙朝洪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代表了清代戏剧的最高成就，在某些方面继承了晚明戏剧的精神，但情绪上有一种浓厚的空幻迷惘之感，这和吴伟业、王士禛等人的诗有某种一致之处。
乾隆时代的文学，总体上呈现复苏的势头，但戏剧并未跟上这一步调。这时，高级士大夫蓄养家伶的风气和文人对戏剧创作的兴趣都开始减退。尽管作品的数量还不少，但大多缺乏创造力和新鲜感。乾隆以后，值得一提的戏剧作品更微乎其微了。
当然，民间的演剧并不因此而冷落。清中期以后，随着“雅部”即昆曲的逐渐衰退，“花部”即各种地方戏曲日渐兴盛。但这主要是民间艺人根据以前的剧作或传说故事加以改编来演出，所重的是唱腔与做工，剧本大抵很简陋，所以很难从文学史的角度加以评述。
因此，我们对清代戏剧的介绍，是偏重于前期，兼及中期，后期的情况也在本章中附带作简单的交代，不另立章节。
第一节 以李玉为首的苏州剧作家
苏州在明代就曾经是戏剧创作与演出的一个中心城市，到了清初，仍有许多作家在这里活动，形成一个重要的创作群。其中李玉最为著名，另有朱翯、朱佐朝、叶时章、张大复、丘园等，除丘园是常熟人而生活在苏州外，其余都是苏州人；他们中的多数人彼此交往密切，常合作写剧，所以有的研究者称之为“苏州派”。
李玉（1591？—1671？）字玄玉，号苏门啸侣，又以其书斋名称“一笠庵主人”。其生平事迹记载极少，焦循《剧说》说他“系申相国（申时行）家人”，吴伟业《北词广正谱序》说他在明末曾中副榜举人，明亡后绝意仕进。李玉在明末剧坛已有声望，是明末清初创作最多、影响较大的戏曲家，所作传奇三十多种，今存十八种，又曾编订《北词广正谱》，是研究北曲曲律的重要著作。
李玉于明亡以前所作戏剧，以“一笠庵四种曲”即《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最为有名，合称“一人永占”。此外，《清忠谱》写作年代不详，但吴伟业的序作于清初，剧本大概也是清初所作；《万里圆》（又名《万里缘》）、《千钟禄》（又名《千忠戮》）都作于清初。
李玉属于明末清初力图以旧道德的重振来挽救“颓世”的人物，他的戏剧与明末小说集《型世言》有共通的气息。代表这一倾向的作品有《一捧雪》和《清忠谱》。
《一捧雪》写权奸严世蕃为谋夺莫怀古家传宝物“一捧雪”玉杯而对之加以陷害的故事。在全剧的矛盾冲突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几个社会地位低下的人物，他们分属“正”、“邪”两个方面。属于反面的，是莫家门客汤勤。他原是流落街头的艺人，因懂得古董、擅长裱褙而得到莫家的照顾，后背恩负义，为巴结严世蕃而为之出谋划策陷害莫怀古，并趁机谋夺莫的爱妾雪艳娘。属于正面的，是莫家义仆莫诚和贞妾雪艳娘，前者代主受戮，使莫怀古得以逃生；后者为了不让汤勤说出莫诚代死的真相，假意嫁给汤勤，在洞房中刺死他然后自杀。在这两个人物身上，寄托了作者期望于下层人物的“美德”，他以为这是可以纠正“世风”的力量。考虑到李玉本人很可能确是出身于奴仆，这种对奴隶道德的歌颂尤其让人感到可悲。
剧中的汤勤是写得比较鲜活的人物，他善于投机取巧，伶俐而险恶，不信天理，不讲人情，具有相当的聪明才智，为了往上爬而在道德上毫无顾忌。这种市井人物具有时代特点，是过去戏剧中未曾有过的。但由于作者竭力把他作为莫诚等人的反面对照来写，所以也难以刻画得深入。
《清忠谱》写天启年间魏忠贤“阉党”迫害东林党人的史实。天启六年（1626）春，魏忠贤派厂卫缇骑至苏州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市民万余人会聚冲击官衙，形成一场市民参与政治斗争的暴动。后为首的颜佩韦等五人被逮杀害，周顺昌也被害死在狱中。次年，崇祯即位，魏党被黜，周顺昌等得以昭雪，苏州市民将五人合葬，建五人墓。这是李玉曾亲身经历的明末政治中的大事件。吴伟业为此剧作序，指魏党为导致明朝覆灭的祸由，并假设如果东林党人不被魏党排挤而得任用，则明朝的存在“或可再延”。这是当时许多读书人都有的想法，也是李玉写此剧的心情。
此剧写事件过程注重与史实相符，有比较严格的历史剧的特色。剧中人物有的描写得比较生动，如颜佩韦，让人感觉到一种市井豪侠的气质。但从全剧来说，仍陷入忠奸之争的陈套，人物性格显得极端化。尤其是作为剧中核心人物的周顺昌，其本来的政治地位并不重要，《清忠谱》则把他描绘成国家精神支柱式的人物，使其在人格上呈现极端道德化的面目。剧中不仅竭力刻画他“忠臣不怕死”的刚直性格，而且反复渲染他对妻儿毫无留恋、近乎麻木的态度，以映衬他“许身君王”的彻底，这种以对个人的彻底否定来完成的忠君精神，与《一捧雪》所歌颂的奴隶道德并无根本意义上的区别。
李玉剧作中写得较好的是《千钟禄》，述明初燕王（即后来的永乐帝）与建文帝争夺帝位、攻破南京后，建文帝化装成僧人逃亡的故事。《惨睹》一出中的一段唱词在当时流传很广：
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叠叠高山、滚滚长江。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受不尽苦风凄雨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倾杯玉芙蓉》）
此剧虽是写明初史事，却隐约带有明亡的影子。剧中写燕王为追索建文帝而大肆屠杀的情节，以及建文帝逃亡途中的凄惶情景，都表现了巨大的历史变动带给人们的失落感，具有悲剧气氛。另外，据《醒世恒言》中《卖油郎独占花魁》改编的《占花魁》也较多保存了原作的特色。
李玉的剧作大多剧情紧凑，冲突激烈，舞台演出的效果较好。但由忠臣、义仆、贞妾这一类角色为主人而忘我牺牲所表现出的激情，多依赖于语言的夸张，并不能给人以很深的感动。
《清忠谱》传世刊本的署名，是首列李玉著，次列叶时章、毕魏、朱翯“同编”，表明他们也作为次要的作者参与了创作。
叶时章字雉斐，所作传奇今存《琥珀匙》、《英雄概》两种。
《琥珀匙》写桃佛奴与秀才胥埙相爱，其父因与太湖大盗金髯翁贸易而被捕入狱，佛奴只得卖身救父，误入妓家，幸得金髯翁营救，使佛奴与已中进士的胥埙团圆。剧中揭露官吏的贪残，歌颂江湖大盗的侠义，具有一定的民间意识。朱翯字素臣，所作传奇今存有《十五贯》、《翡翠园》、《秦楼月》等九种。《十五贯》又名《双熊梦》，据《醒世恒言》中《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改编，写熊氏兄弟各遭冤案，被判死刑，苏州知府况钟为之平反的故事。《翡翠园》写书生舒德溥受豪宦邻居麻逢之陷害的故事，《秦楼月》写书生吕贯与妓女陈素素的恋爱故事。
清初苏州的剧作家，另有朱佐朝，字良卿，相传为朱翯之弟。所作传奇今存十二种，代表作为《渔家乐》，写东汉梁冀擅权，清河王刘蒜被逼逃亡，追兵误杀一邬姓渔翁，渔翁之女邬飞霞救出刘蒜，又为报父仇，冒名混入梁府，刺死梁冀；后刘蒜称帝，立邬飞霞为皇后。张大复字星期，号寒山子，所作传奇今存《如是观》、《快活三》等十种。《如是观》赞颂岳飞抗金，将结局与史实一一倒反来写，故又称《倒精忠》或《翻精忠》。《快活三》系糅合《拍案惊奇》中《蒋震卿片言得妇》和《转运汉遇巧洞庭红》两篇小说的情节而成，写商人蒋珍的离奇遭遇，反映了明代商人为财富冒险的行为及对政治地位的追求。丘园，字屿雪，所作传奇今存《党人碑》等三种，另有《虎囊弹》（一说朱佐朝作）存六个单出。
《党人碑》写北宋时蔡京将司马光等指为“奸党”、刻名于碑而加以排斥，尚书刘逵及其婿谢琼仙与之斗争、将碑砸毁的故事。《虎囊弹》据《水浒传》改编，写鲁智深仗义解救金翠莲等人的故事。其中《山门》一出，写鲁智深为僧后不能忍受佛门清规而醉打山门，描绘出他的豪爽性格。曲辞如“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敢辞却芒鞋破钵随缘化”，向来脍炙人口，久传不衰。以上所列各剧，大都传演较盛，其中有些到现代仍被各种剧种改编演出。
第二节 李渔的戏剧理论与创作
李渔是清代前期重要的剧作家和戏剧理论家。剧作有《笠翁传奇十种》，戏剧理论主要见于收入《笠翁一家言》的《闲情偶寄》。
中国戏剧发展到清初，经历了元杂剧和明传奇两次高潮，积累了许多经验，也有不少人从理论上加以探讨和总结。但前人之作，以札记、评点、序跋之类居多，像王骥德《曲律》那样较有系统性的理论著作较少；讨论的问题，除资料性的以外，大抵偏重音律和文辞方面，而且通常对戏曲和散曲不加区分。因此，对于戏剧文学的特殊性，还缺乏系统的理论总结。李渔的贡献，就在于以自己多年写剧和率家庭戏班从事实际演出的经验为基础，参照前人的成果，提出了这一种性质的总结。
《闲情偶寄》内容博杂，是李渔自己非常看重的一部书（见《与龚芝麓大宗伯》、《与刘使君》），书中反映出他的文艺素养和生活趣味。其中关于戏曲创作的《词曲部》分为“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六章，最精采的是前面两章。李渔首先强调“天地之间有一种文字，即有一种文字之法脉准绳”，而“填词之设，专为登场”，所以谈戏曲，首先要从舞台演出的特点来考虑。他把“结构”（这里指全剧的构思布局，与现在所指情节关系的“结构”意思有所不同）放在首位，这和前人首重音律（歌唱的美）或首重辞采（文字的美）就有明显的不同。
在戏剧构造方面，李渔提出的重要原则有：“立主脑”，即突出主要人物和中心事件，并以此体现“作者立言之本意”；
“脱窠臼”，即题材内容应摆脱陈套，追求新奇，重视创意；
“密针线”，即紧密情节结构，前后照应，使全剧成为浑然一体；“减头绪”，即删削“旁见侧出之情”，使戏中主线清楚明白。这些论点，都能切合戏剧艺术的特性，且简明实用。在戏剧语言方面，李渔反对用书面文学的标准来衡量，认为必须首先从适合舞台演出来考虑，所以剧作家应“既以口代优人，复以耳当听者”，使之顺口而动听。具体的要求有“贵显浅”、“重机趣”、“戒浮泛”、“忌填塞”等，大体是既要明言直说，不故作姿态，炫耀博雅，又要生动有趣，见出机锋和性灵，并切合剧中人物各各不同的心理和口吻。他对以前剧作普遍存在的弊病所提出的批评，是很能切中要害的。包括《牡丹亭·惊梦》中一些著名的曲辞，也确实如李渔所说，虽是“妙语”，却经营太过，过分偏向于书面文学。另外，戏剧中的宾白一向不大为作家所重视，而李渔从演出的效果考虑，提出宾白“当与曲文等视”，使之互相映发，这也是中肯的意见。
《笠翁传奇十种》剧目为《奈何天》、《比目鱼》、《蜃中楼》、《怜香伴》、《风筝误》、《慎鸾交》、《凰求凤》、《巧团圆》、《玉搔头》、《意中缘》。李渔宣称自己写剧是出于“点缀太平”、“规正风俗”、“警惕人心”等用意（《闲情偶寄·凡例》），剧中也每有彰显风化的话头，但这主要是为了顺应社会统治力量的要求，掩饰剧中不合正统道德的内容。当然，他也不像汤显祖等作家那样，在作品中明确表现出反抗旧道德和追求新的人生理想的态度。他的戏剧创作，完全是为了提供娱乐，所写的题材，大抵是才子佳人一类容易投人所好的故事，而且大多写成喜剧、闹剧，有的甚至以荒唐情节博笑（如《奈何天》写一奇丑男子连娶三个绝色美女）。除了《比目鱼》等少数几种，李渔的剧作立意不高，常流露一种庸俗的市井趣味。《慎鸾交》开场曲云：“年少填词填到老，好看词多，耐看词偏少。”这大约可以看作李渔对自己戏剧创作的老实话。
但作为一个经过晚明思潮熏陶而又深谙人情世故的才子，李渔的剧作仍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就像作者反复讥刺“假道学”所显示的，这些戏剧大多表现了满足人生快乐、满足情与欲的要求的愿望。如《凰求凤》，写三个美女争嫁一个才子，立意很平庸，但其主线是写妓女许仙俦为得到她所钟意的情郎而竭尽心智，却不乏真实感和生活气息；又如《玉搔头》，写明武宗微服嫖妓，得一美色妓女，趣味也不高，但剧中突出二人之痴于情，却又有可爱的一面。由于李渔偏向于肯定人欲的合理性，所以写人物比较有生气，格调虽不高雅，性情却有着世俗化的活跃性。另外，李渔的戏剧中，还常常用戏谑的语言嘲弄社会中的陋习和人性的可笑一面，表现出他洞察世情的机智。如《风筝误》中，借丑角戚施之嘴宣扬游戏之乐，指责“文周孔孟那一班道学先生，做这几部经书下来，把人活活的磨死”，又笑世人的诗文迂腐平板，“十分之中，竟有九分该删”，让这“俗人”对“雅人”大肆讥讽，实有寓庄于谐的深意。这一类内容，也使李渔的戏剧常令人会心一笑，不觉得枯燥呆板。
在《笠翁传奇十种》中，《比目鱼》写得最为感人。剧中写贫寒书生谭楚玉因爱上一个戏班中的女旦刘藐姑，遂入班学戏，二人暗中通情。后藐姑被贪财的母亲逼嫁钱万贯，她誓死不从，借演《荆钗记》之机，自撰新词以剧中人物钱玉莲的口吻谴责母亲贪恋豪富，并痛骂在场观戏的钱万贯，然后从戏台上投入江水，谭亦随之投江。二人死后化为一对比目鱼，被人网起，又转还人形，得以结为夫妇。一种生死不渝的儿女痴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戏中套戏的情节，也十分新奇。另外，据元人杂剧《柳毅传书》、《张生煮海》改编、合二龙女事的《蜃中楼》，写男女痴情，也比较符合一般欣赏习惯。
李渔剧作在艺术技巧方面，较好地体现了他在《闲情偶寄》中提出的原则。其中最特出的一点，是剧情新奇，结构巧妙，绝不入前人陈套。而且，他很少利用神鬼出场起转接作用，而是发挥想象，编造巧合的情节，虽出人意外，却又针线细密，不显得怪诞粗鄙。《风筝误》写两对男女之间误会迭生的故事，是特出的一例。他的曲辞写得不算精美，但总是老练流畅。宾白则尤其富于机趣，音调铿锵，朗朗上口，是过去剧作中少见的。
总之，李渔的戏剧虽有情趣较为低俗、缺乏理想光彩的缺陷，却也善于描绘常人的生活欲望，在离奇的情节中表现出真实的生活气氛，剧本的写作，更富于才情和机智。以前对此评价过低，是包含偏见的。由于这些剧作有良好演出效果，过去流传甚广，并在各种地方戏曲中被改编演出。日本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中说：“《十种曲》之书，遍行坊间，即流入日本者亦多，德川时代①之人，苟言及中国戏曲，无有不立举湖上笠翁者。”在西方，也较早就有翻译和介绍，可见其影响之广泛。
①日本历史上德川家族掌权时期（1603—1876）。
清前期另一位戏曲家万树的创作特点与李渔颇为近似。
万树（1625？—1688）字红友、花农，号山翁，江苏宜兴人，是明末戏曲家吴炳的外甥。他曾为监生游学北京，未得官而归，康熙年间为两广总督吴兴祚幕僚，暇时作剧供吴家伶人演出。写有剧本二十余种，仅存传奇《空青石》、《念八翻》、《风流棒》三种，因都是写一个才子同时娶两个美女的故事，故合称《拥双艳三种曲》。
万树剧作也带有明末文学的遗风，专摹写男女风情，常对“假道学”加以讥刺。情节离奇曲折，善于写误会和巧合，如《念八翻》写才子虞柯与祝凤车、阮霞边的婚姻故事，剧本情节曲致，因共经历了二十八个转折而得名，语言也诙谐有趣，是一种偏重娱乐、追求演出效果的作品，其思想情趣则是投合了多妻制下男性的愿望。万树是音律学的专家，制曲谨严，也富于文采。另外，他对词的格律也很有研究，著有《词律》二十卷，是后来最常用的词谱。
第三节 吴伟业尤侗嵇永仁
在李玉、李渔等剧作家之外，吴伟业、尤侗的剧作以结合个人身世、借历史素材抒发内心郁闷为主，抒情性较强而不重演出的效果，实际是一种书面文学。嵇永仁的情况，也与他们有相近之处。
吴伟业以名诗人兼作戏剧，有传奇《秣陵春》和杂剧《通天台》、《临春阁》。《秣陵春》又名《双影记》，共四十一出，写南唐徐適藏有李后主所赐玉杯，后主内侄女黄展娘藏有内宫宝镜，后杯、镜易主，彼此均在宝物中看见对方影像，因生恋情，几经曲折，终成眷属。此剧语言典丽，颇见才华，但头绪纷繁，结构松散。作者在序言中说：“余端居无憀，中心烦懑，有所彷徨感慕。”剧中所表现的，是身逢易代之际对于前朝的怀旧情绪，所以情调偏于伤感。《临春阁》据《隋书·谯国夫人传》并牵合《陈书·张贵妃传》的史实再加虚构而成，写张丽华和冼夫人共同为陈后主料理军国大事，无奈文武大臣误国，颓势难挽，最后张丽华自杀，冼夫人入山修道。作者反对女宠祸国之说，表现他对历史的看法，又借古讽今，以冼夫人之口讥刺了南明小朝廷君臣的无能。
在抒情方面更为直接和强烈的是《通天台》。此剧源自《陈书·沈炯传》，写南朝沈炯于梁亡后寄寓长安，遥念江南，某日登汉武帝“通天台”遗址，登台痛哭，沽酒而醉，梦中被武帝召用，沈自陈有愧于心，力辞不就，醒来乃知是一梦。
此剧剧情简单，情调苍凉，像作者的许多诗篇一样，表述了在历史剧变中身不由己、彷徨失路的心理，很可能作于他出仕清廷以后。剧中写道：
则想那山绕故宫寒，潮向空城打，杜鹃血拣南枝直下。偏是俺立尽西风搔白发，只落得哭向天涯。伤心地付与啼鸦，谁向江头问荻花？难道我的眼呵，盼不到石头车驾，我的泪河，洒不上修陵松槚，只是年年秋月听悲笳。（《赚煞尾》）
曲中用了大量诗歌的习用语汇和意象，使抒情特征更明显。
尤侗（1618—1704）字同人、展成，号悔庵、西堂，江苏长洲（今苏州）人。顺治年间以贡生任永平府推官，因鞭挞旗丁而被黜。六十多岁才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作有传奇《钧天乐》，杂剧《读离骚》、《吊琵琶》、《桃花源》、《黑白卫》、《清平调》，合称《西堂乐府》。他也擅长诗文，有《西堂全集》。
尤侗为人耿直，恃才自负，因仕途坎坷，长期闲置，多愤世之情。其剧作也主要表现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抒发内心郁闷。如《钧天乐》写科场积弊，博学多才的沈白等名落孙山，不学无术的贾斯文等却依仗财势而高中；后来天界开科考试真才，沈白等才一展抱负，得志于仙宫。五种杂剧中，《读离骚》隐括《楚辞》诸篇，写屈原遭谗放逐、投汇而死，被龙王迎为水府水仙，宋玉赋辞以祭；《清平调》写李白因《清平调》三章极受杨贵妃称赏而得中状元，荣耀一时；《桃花源》写陶渊明辞官归隐，作词自祭，最后入桃花源成仙，也都是通过为历史上不得其遇的才士贤人鸣不平，发泄自身的牢骚，并虚构这些人物的结局，以快心意。另外，《吊琵琶》谱王昭君故事，《黑白卫》谱聂隐娘故事，亦多不平之慨。
尤侗的剧作思想并不深刻，情节也缺乏新异的创造，其长处在于能以老练而简朴的文辞抒写磊落慷慨之情，呈现出激昂飞扬的气势，具有诗剧的特点。《读离骚》中写屈原题壁问天的一段曲辞长七百余字，气魄宏大，虽不太适于演出，阅读的效果却很强烈。当时的名诗人王士禛称道他的剧本说：
“激昂慷慨，可使风云变色，自是天地间一种至文。”（《池北偶谈》）不无过誉，但指出了尤侗剧作的一种特色。
嵇永仁（1637—1676）字留山，号抱犊山农，江苏无锡人。曾为福建总督范承谟幕僚，后耿精忠叛清，他与范同被囚禁。三年后，范被杀，嵇亦自缢而死。在狱中他与同系诸人唱和为乐，杂剧《续离骚》即作于此时，包括单折短剧四种：《刘国师教习扯淡歌》写刘基与张三丰对饮，命子弟演唱所作《扯淡歌》以侑酒，叙古今兴衰之事而以人生无常、不如修仙学道作结；《杜秀才痛哭泥神庙》，写落魄书生杜默醉至项王庙，痛哭凭吊，指出项羽的种种失策，连泥塑霸王像亦动情下泪；《痴和尚街头笑布袋》，写布袋和尚街头发笑，众人问之，他借此骂倒世间的卑俗；《愤司马梦里骂阎罗》，写司马貌梦入阴曹，骂阎王不公、阴间污浊。作者在前引中自称：“性命既轻，真情于是乎发，真文于是乎生。”当时他已入必死之境，满腔悲愤，出言无所忌，回思古往今来之事，只觉桩桩可笑，件件可疑。如《痴和尚》剧中有一节，笑老聃、释迦无聊，只惹得和尚道士们乱忙胡搅；“又笑那宣尼氏（孔子），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地把那些活人儿都弄死”；继而又嘲笑天上玉皇、地下阎王、古今人间君主，全都只会得装腔作势的“俗套儿”。这种对一切神圣事物肆意嘲弄的态度，原是晚明思潮的一种特点。此剧虽然是作者特殊遭遇中的产物，却也反映出清初文人的思想深处，仍隐藏着不少与晚明思潮相通的离经叛道的东西。
另外，嵇永仁尚作有传奇二种：《扬州梦》，演杜牧在扬州的风流故事；《双报应》，写知府孙裔昌断案故事，结构都比较巧妙，曲辞追慕元人，以本色为主。
第四节 洪昇与《长生殿》
康熙年间，随着清朝统治趋向稳定，明亡的阵痛归于平静，文人们开始更多地以一种空幻与伤感的情绪来看待明清之际的历史兴亡。这时在戏剧方面出现了洪昇的《长生殿》与孔尚任的《桃花扇》这两部名作，前者以安史之乱为背景，后者直接以南明政权的覆灭为背景，把美好爱情的丧失和政治的变乱相联系，取得感人的效果，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与上述社会情绪有关联。而两位作者也因他们的优秀创作，获得“南洪北孔”的称誉。
洪昇（1645—1704）字昉思，号稗畦，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出身于已趋中落的世宦之家。他本人做了二十来年的太学生，其间十余年旅食京华，未获一官半职。康熙二十八年（1689），更因在佟皇后丧期内观演《长生殿》而被劾下狱，革去学籍。此后往来于吴越山水之间，过着放浪潦倒的生活，在浙江吴兴夜醉落水而死。洪昇才情超脱，与当世名流如王士禛、朱彝尊、陈维崧、赵执信等都有密切的交往，却一生坎坷，生活也很贫困，他的诗中常为此发出慨叹，如：
“大地春回日，羁人泪尽时。七年身泛梗，八口命如丝。”
（《己未元日》）才士不遇、容易出以狂狷之态，洪昇给人的印象，也是很清高孤傲的。赵执信说他“故常不满人，亦不满于人”（《谈龙录》），徐麟说他“交游宴集，每白眼踞坐，指古摘今”（《长生殿序》），可以略见他为人的风貌。
洪昇能诗，今尚存《稗畦集、续集》、《啸月楼集》。对他的诗前人评价不一，但总体上说成就不是很高，他的主要创作成就是在戏曲方面。今知洪昇的剧作，有传奇九种，仅存《长生殿》；又存有杂剧《四蝉娟》一种。《四婵娟》体式略近于徐渭的《四声猿》，由四个单折的短剧合成，分别写谢道韫、卫夫人、李清照、管夫人这四个历史上才女的故事。而据洪昇友徐材说，他“自谓一生精力在《长生殿》”（《天籁集·跋》）。
《长生殿》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据洪昇此剧《例言》说，他曾三易其稿：最初所作名《沉香亭》，后因“排场近熟”，删去有关李白的情节，加入李泌辅肃宗中兴事，更名《舞霓裳》；“后又念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马嵬之变，已违夙誓，而唐人有玉妃归蓬莱仙院、明皇游月宫之说，因合用之，专写钗合情缘，以《长生殿》题名。”这一过程费了十余年的时间，最后一稿写定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
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自白居易《长恨歌》、陈鸿《长恨歌传》以来，一直是诗歌、小说、说唱、戏剧等多种文学形式反复袭用的素材。戏剧方面，杂剧有元人白朴的《梧桐雨》等，传奇有明人吴世美的《惊鸿记》等。但元杂剧在清代已无法直接用于演出，而《惊鸿记》既非名作，又因其中“涉秽”的情节而导致洪昇的不满。所以，为这样一个人所熟知的历史故事编写一种较为完美的演出剧本，应是《长生殿》创作的首要动因。在写作的过程中，则自然而然渗透了作者的人生观念、审美喜好和特定的时代气氛。
有关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在前代正史、野史、民间传说、文学虚构中，有各种各样的材料，《长生殿》通过对这些材料的取舍，构成其独特的面貌。如剧中回避杨贵妃曾嫁寿王、与安禄山私通等“秽迹”，标榜“义取崇雅”，认为“一涉秽迹，恐妨风教”（《例言》），具有对这一历史故事在道德上加以“净化”的用意。当然，这同时也有突出全剧的爱情主题的效果。又如，剧中较多描写了唐明皇在宠爱杨贵妃同时又屡次“召幸”梅妃、虢国夫人，而引起他与杨贵妃的感情冲突，从而使得他们的爱情故事多生曲折。而最为突出、与前代写同一故事的文学作品显得明显不同的地方，为以下两点：
其一，剧中对“情”这一全剧的核心作了充分的描写和反复的渲染，并把故事的结局，写成一方虽死，犹抱痴情，一方虽生，而痛不欲生，共守前盟，因此感动天地鬼神，得以共升仙宫，永久团圆。虽然“情”本是杨、李故事的中心，但《长生殿》的写法，却有把“情”从故事中抽象出来，作为具有普遍意义和超越生死的力量来歌颂的用意。剧本开场曲写道：“今古情场，问谁个真心到底？……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即点明这一主旨。在《例言》中，作者又对有人称此剧“乃一部闹热《牡丹亭》”的说法表示赞同，这表明《长生殿》对情的赞美是受到《牡丹亭》很大影响并且与之相似的。但《长生殿》所写皇帝与妃子的情，在当时的道德观中是无可非议的，这和《牡丹亭》所写根本违逆礼教精神的情，性质完全不同；作为历史题材，《长生殿》又以一种距离感避免了对人心的强烈刺激。这样，《长生殿》既在一定程度上沿承了晚明文学的特色，又退缩到一个比较文雅和安全的范围之内。
其二，在写“情”的同时，《长生殿》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几乎与描写爱情的部分相等）写安史之乱及有关的社会政治情况，这使得此剧显得场面宏大、人物众多、情节富于波澜曲折（此所谓“闹热”），既是一部浪漫的爱情剧，又具有历史剧的特色。这一双线平行交织、互相映衬的结构，把杨、李的爱情故事具体地结合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广阔的社会背景来描写，除了通过对唐明皇失政的批评，寄寓了“乐极哀来，垂戒来世”（《自序》）的教训意义外，还通过描写爱情在历史变乱中的丧失和由此引起的痛苦，渲染了个人命运为巨大的历史力量所摆布的哀伤，而这一点在当时尤其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特别像《弹词》一出，写皇家乐工李龟年于安史乱军破长安后流落江南，对人弹唱宫中旧事与马嵬惨象，所谓“唱不尽兴亡梦幻，弹不尽悲伤感叹”，令人生不堪回首之感。
而李龟年自述流离的一曲《一枝花》，则又抒发了普通人在历史变乱中的悲怆：
不提防余年值乱离，逼拶得歧路遭穷败。受奔波风尘颜面黑，叹衰残霜雪鬓须白。今日个流落天涯，只留得琵琶在。揣羞脸上长街又过短街，那里是高渐离击筑悲歌，倒做了伍子胥吹箫也，那乞丐。
此曲与李玉《千钟禄》中《惨睹》一出的《倾杯玉芙蓉》曲一时流布甚广，有“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的俗谚，其原因是容易理解的。
总之，《长生殿》是一部以写“情”为主、兼寓政治教训与历史伤感的作品，但这和反清意识没有什么关系。《骂贼》一出，写乐工雷海青责骂安禄山和投降的官员，也主要表现正统的“忠义”思想，将此解释为对清人及降清官员的讽刺，实属穿凿。洪昇的父亲、外祖父都是清初就出仕的，他本人也有意于仕途，不可能把清朝统治者斥之为“贼”。如果有所指，也只可能指李自成，这倒是符合当时一般文人的态度的。
《长生殿》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实不及《桃花扇》。这可能有写作难度上的问题。剧中的唐明皇，既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又是一个传说人物，分寸不易把握。为了突出“情”的主题，作者写他在马嵬坡兵变中“宁可国破家亡”，宁可弃舍“九重之尊，四海之富”（《埋玉》），也不愿弃舍杨贵妃，这和“皇帝”的身份难以相符。在其他各出中，唐明皇的性格也大抵集中在痴于“情”这一点上，显得比较简单。杨贵妃的形象，在前半部分写她恃宠骄纵，为独占唐明皇的欢心而机变百出，又因害怕失宠而忧心忡忡，性格较为丰富，也切近一个宠妃的身份。其他人物，如作为忠臣义士的郭子仪、雷海青等，都显得简单化。
《长生殿》艺术上的长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其一，在结构方面，全剧长达五十出，场面壮丽，情节曲折，而组织相当严密。李、杨爱情是戏的主线，这条主线又以一组道具——一对金钗、一只钿盒贯穿始终，随情节变化由合而分，由分而合。属于交代性的第一出《传概》不算，剧本一开始就直接进入他们二人以金钗钿盒为定情信物，而后经过一番波折，至七夕长生殿盟誓，形成一个高潮；紧接着安史乱起，马嵬坡兵变，杨贵妃惨死，李、杨的爱情转化为悲剧，而作为信物的金钗钿盒成为随葬品；其后再描写他们“那论生和死”（《传概》）的深情，已成蓬莱仙子的杨贵妃拆金钗一股、钿盒一扇托道士转交唐明皇，又坚前盟；最终二人在天宫团圆，金钗再成双、钿盒又重合。对“钗盒情缘”的刻意描写，具有很强的戏剧性。同时，剧中又巧妙地把宫廷内外的政治与社会生活情景与李、杨爱情的线索组合成一体，写了安禄山、杨国忠、高力士、李龟年、雷海青等各式人物乃至村妇小民的活动，使剧情显得很丰富，又层次分明地展开。除了后半部分稍略拖沓而外，全剧显示了作者杰出的构造能力。
其二，《长生殿》的曲词优美，尤为人们称道。从文字上说，它具有清丽流畅、刻画细致、抒情色彩浓郁的特点。前面说剧中唐明皇的形象比较简单，但在写他痴于“情”这一点上，还是很深入的。如《闻铃》一出，继承《长恨歌》、《梧桐雨》的笔法，借风声雨声，衬托唐明皇心中的缠绵悱恻之情：
淅淅零零，一片凄然心暗惊。遥听隔山隔树，战合风雨，高响低鸣。一点一滴又一声，一点一滴又一声，和愁人血泪交相迸。对这伤情处，转自忆荒茔。白杨萧瑟雨纵横，此际孤魂凄冷。鬼火光寒，草间湿乱萤。只悔仓皇负了卿，负了卿！我独在人间，委实的不愿生。语娉婷，相将早晚伴幽冥。一恸空山寂，铃声相应，阁道崚嶒，似我回肠恨怎平！（《武陵花前腔》）
这可以说是一首优美的抒情诗。而随着人物身份的不同，《长生殿》曲辞的风格也多有变化，如前面抄录李龟年流落江南时所唱的一支曲子，别有一种苍凉的感觉；剧中有几支民间百姓的唱词，则大多偏向于通俗风趣。在音律上，不但洪昇本人精于此，而且还得到曾作《九宫新谱》的专家徐麟的帮助，所以“句精字研，罔不谐叶”（吴仪一序），即使从书面诵读，也能感受到那富于音乐性的美感。由于《长生殿》具有很好的舞台效果，当时传演极盛：“爱文者喜其词，知音者赏其律，以是传闻益远。畜家乐者，攒笔竞写，转相教习。优伶能是，升价什佰。”（同上）至今，《长生殿》的若干出还常常在昆剧舞台上演出。
第五节 孔尚任与《桃花扇》
《长生殿》问世十年之后，康熙三十八年（1699），继有孔尚任的《桃花扇》问世。二剧有许多相近之处，但《桃花扇》取材于数十年前的明末历史，具有更鲜明的时代感。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岸堂，别署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后裔。在康熙帝一次南巡返经曲阜时（1684），孔尚任被荐在御前讲经，受到常识，由国子临生的身份破格被任为国子监博士。他为此作《出山异数记》，表达感激的心情。后迁至户部员外郎，因故罢官①。
①孔氏罢官原因不详。或以为与《桃花扇》的写成有关，此说不可靠。按作者于《桃花扇本末》中记宫中索剧本一事，是带炫耀的；又记他解官之后京中大僚犹群聚观赏此剧，更说明他并非由《桃花扇》得祸。
其间他曾因参与疏浚黄河入海口的工程，在淮扬一带生活了三年，结识了冒襄，黄云、宗元鼎、杜濬等明末遗老及其他一些著名文人，还在扬州、南京诸地凭吊明朝的遗迹，广泛了解到南明政权兴亡的史料，这为他后来创作《桃花扇》提供了素材。
孔尚任兴趣广泛，知识淹博，尤其爱好书画古玩，有《享金簿》一书，记载其收藏。他也擅长诗文，有《湖海集》、《岸堂稿》等传世。他的诗抒情意味较浓，有些怀古之作，写得很不错，如《过明太祖故宫》：
匆忙又散一盘棋，骑马来看旧殿基。夕阳偏逢鸦点点，秋风只少黍离离。门道大内红墙短，桥对中街玉柱欹。最是居民无感慨，蜗庐僭用瓦琉璃。
一个曾经煊煊赫赫的朝代过去了，只留下破旧的残迹。虽然还有少数以遗民自居的文人依然在怀旧中生活，然而普通百姓早已淡然，明宫的琉璃瓦也被他们拿来盖在自家的“蜗庐”上。这一种对历史变迁的伤感和怅惘，和《桃花扇》有相通之处。
《桃花扇》剧本的创作，作者自谓始于未出仕时，经十余年苦心经营，三易其稿始成（见《桃花扇本末》）。它以复社（东林党后身）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描绘了南明弘光王朝由建立到覆灭的动荡而短暂的历史，从而也就写出了明王朝最后的崩溃。剧本的宗旨，作者说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桃花扇·先声》），同时要通过说明“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为后人提供历史借鉴，“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桃花扇小引》）。总结历史教训和抒发兴亡之感，是两个相互联系又各有偏重的方面，作者在这两方面达到的深度有所不同。
南明的覆亡，正如夏完淳所言，是由于“朝堂与外镇不和，朝堂与朝堂不和，外镇与外镇不和；朋党势成，门户大起，虏寇之事，置之蔑闻”（《续幸存录》），在危急的形势中，统治集团中的各个派系无法以相互忍让的态度达成对外一致，使得有限的力量消耗在内部的争斗中。这里不仅有弘光帝、马士英、阮大铖等人“私君，私臣，私恩，私仇”（《桃花扇·拜坛》眉批）的问题，另一方面，复社文人的以“清流”自居、意气用事，史可法的才能短绌、缺乏果断，左良玉在清人大兵压境之际为了内部矛盾而起兵“清君侧”，导致马士英抽调江北三镇与之对抗，都是导致南明覆灭的重要原因——左良玉用兵甚至是关键因素。孔尚任写《桃花扇》，曾对南明基本史实作过深入的调查与考证，在反映历史事件的具体过程乃至细节方面相当严谨（侯、李爱情故事则有较多虚构），使得这一剧作具有较严格的历史剧性质，这是《长生殿》等写历史故事的作品无法相比的。它也确实揭示了南明小朝廷的混乱局面和激烈的内部矛盾。但同时也要注意到，作者把罪责几乎完全归于马、阮一方，不仅热烈赞颂了史可法，对复社文人及左良玉也多有美辞，经过这样的处理，剧本所反映的史实已经不可能是全面的，它已经成为一种对历史的观念化的解释。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者仍旧采用“正”、“邪”对立的陈套来描述政治斗争；而孰“正”孰“邪”的分判，则是使用了官方的标准。史可法在扬州城破后自杀身亡，仅隔一月，清军统帅、豫王多铎即下令为之建祠（见计六奇《明季南略》），此后清朝统治者一再对他加以褒扬，以达到笼络人心和彰扬忠节的双重目的。而马士英、阮大铖则是从《明史稿》起就被列为“奸臣”的（《明史稿》开始修撰的年代早于《桃花扇》问世多年）。所以说，孔尚任对于南明历史的描述，并不具有个人的独特见解；至于说歌颂史可法就是反清意识的表现，更是忽视了这种歌颂原本是山清朝统治者领头的。因此，《桃花扇》在理解政治方面，并不能提供给人们多少深刻和新鲜的东西。
在中国旧时的文化传统中，特别是在孔尚任所处的历史环境中，想要摆脱“正”、“邪”对立的套路来描绘政治斗争，这恐怕是非常困难的。对此我们并不苛责孔尚任，而只是反对不合事实的夸大。实际上，孔尚任还是有他相当高明的地方：他在描写“正”、“邪”或谓“忠”、“奸”斗争时，并没有像以前的《鸣凤记》、《清忠谱》那样，把人物的性格在道德意义上推向极端，以致完全失去正常的人情；而更重要的是，作为《桃花扇》核心主题的所谓“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并不只是纠结在“正”、“邪”对立的斗争中，而是更多地关涉人和变化着的历史环境的关系。从时间点来看，《桃花扇》问世时距明亡五十多年，一方面，清人的统治已完全稳定且显示强盛之势，从正面描写明亡的历史已不致对统治者形成太大的刺激（作者特意在开场戏中对清人大唱颂歌，也有进一步消除这种刺激的作用）；另一方面，虽然社会上由明亡所引起的悲愤和强烈的反清情绪已逐渐平静，但人们怀旧的心理依然很浓厚。特别是对许多文人士大夫来说，他们的生存价值原来是和明王朝的存在联系在一起的，而在明清易代的事实已无法改变的情况下，他们不能不产生一种人生失去依托的感觉。对于社会中一般人而言，明清之际的历史变化也是非常令他们感兴趣的事情。《桃花扇》正是适时地顺应了社会心理的需要，通过舞台上的重演，表现了危难动荡的特殊历史阶段的社会生活图景，抒发了巨大的历史变化在人们心中引起的深深的感慨。正是这种对人的命运、人的生存处境的关怀，构成了《桃花扇》感动人心的艺术力量。
以前的戏剧——特别是明中叶至清前期的传奇——把爱情故事与重大历史事件结合来描绘的已经很多，而《桃花扇》在两者的结合上，要比过去任何作品都来得紧密。就拿《长生殿》来比较，安史之乱的发生固然与唐明皇的“失政”有关，但这对于他终究是意外事件；至于杨贵妃，更只是被动地受到政治变化的影响。而且，爱情是《长生殿》的核心内容，它被抽象为一种超越生死的精神力量加以反复渲染。而在《桃花扇》中，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始终卷入在南明政治的漩涡和南明政权从初建到覆亡的过程中，作者甚至有意避免对“情”作单独的描写。这正是为了突出“兴亡之感”，也就是突出个人与历史的关系。剧中一开始写李香君与侯方域由相互爱慕而结合，这种才士与名妓的爱情，是明末东南士大夫生活中最具浪漫色彩的内容，在作者笔下，写出一片旖旎的风光。然而经过一系列的风波曲折，当侯、李二人于明亡后重新相会在南京郊外的白云庵，似乎可以出现一个团圆的场面时，却被张道士撕破以香君的鲜血点染成的代表着爱情之坚贞的桃花扇，喝断了这一段儿女之情：
两个痴虫，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
因为侯、李的爱情，在剧中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这一爱情的圆满性，已经和南明的存续联系在一起，所以“国破”自然“家亡”，两人只能以各自出家为结局。这正说明了个人一旦与某种历史价值相联系，便从此不能摆脱它的影响。
如果参照吴伟业在明亡后自抒痛苦心情的诗篇，我们更容易理解这一悲剧结局的含意。
在孔尚任那个时代，清取代明的合理性是不容否认的，而对个人曾经从属的王朝的“忠义”精神也是不容否认的。但绝大多数跨越两代的士大夫毕竟还要在新王朝的统治下生活下去，那么对这些习惯于把自身的生存价值与社会与政治相联系的士大夫来说，就出现了一种困境。摆脱这种困境的最简单的途径，就是把历史的巨变解释为一场空幻——就像侯、李的遁入“空门”所表示的。这种解释固然是无力的，但它毕竟表现了对个人生存处境的思考，表现了个人在历史变迁中的无奈和渺小。在这一点上，《桃花扇》和晚明时代的自我意识有着根柢上的联系。《桃花扇》成为中国戏剧史上少有的不以大团圆为结局的作品，也正是因为作者看到了在那样的时代中人生悲剧的不可逃脱。
不仅是写侯、李的爱情，《桃花扇》全剧都弥漫着悲凉与幻灭之感。如《沉江》一出，以众人的合唱对殉国的史可法致以礼赞：
走江边，满腔愤恨向谁言？老泪风吹面，孤城一片，望救目穿。使尽残兵血战，跳出重围，故国苦恋，谁知歌罢剩空筵。长江一线，吴头楚尾路三千，尽归别姓。雨翻云变，寒涛东卷，万事付空烟。精魂显，《大招》声逐海天运。（《古轮台》）
这里使人感动的，不仅是英雄赴义的壮烈激昂，更是他的生既不能力支残局、他的死也不能于事有补的悲哀，终了只是“万事付空烟”。又如《余韵》一出中苏昆生的唱词：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
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离亭宴带歇拍煞》）
这里写出遗老们的心情：虽说是旧事如梦，却又触景生情。足见虚无空幻虽可成为一种解释，却远不能真正成为痛苦的解脱。
《桃花扇》可谓中国古典戏剧的最后一部杰作，在许多方面均富有艺术创造性。
从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说，女主角李香君给人的印象颇为深刻。明末秦淮名妓多与当代名士交往，且表现出对于政治的热情（参见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这使她们多少能够摆脱由妓女身份带来的屈辱感。《桃花扇》把李香君放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来刻画，反映了一定的时代特点，虽说不免夸张（如《骂筵》），但她的聪慧、勇毅的个性，还是显得颇有光彩。
《寄扇》一出，写香君坚不下楼，以示对侯方域的忠贞，苏昆生问她：“明日侯郎重到，你也不下楼么？”香君道：“那时锦片前程，尽俺受用，何处不许游耍，岂但下楼？”在对政治派别的选择和对情人的忠贞中，包含了对美满人生的憧憬，这样写人物，让人觉得比较可信而可亲。
中国古代戏剧写到政治斗争时，正反两面人物的品格常呈现为相反的极端，《桃花扇》虽不能完全摆脱陈套，但已有较明显的改进。如阮大铖本是著名戏曲家，剧中既写了他的阴险奸滑，也注意写他富于才情的一面；对复社文人，剧中也触及了他们风流轻脱的名士派头。尤为突出的，是在正反两面之间，作者还刻画了几个边缘性的人物，其中杨文骢写得最为成功。他能诗善画，风流自赏，八面玲珑，政治上没有原则，却颇有人情味；他依附马、阮而得势，但在侯、李遭到马、阮严重迫害时，又出力帮助他们。象征李香君高洁品格的扇上桃花，是他在香君洒下的血痕上点染而成，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笔。由于他的存在，剧情显得分外活跃灵动。
总之，在古典戏剧中，《桃花扇》较多地注意到人物类型的多样化和人物性格的多面性。
孔尚任非常重视戏剧结构。在《凡例》中，他提出剧情要有“起伏转折”，又要“独辟境界”，出人意料而不落陈套，还要做到“脉络联贯”，紧凑而不可“东拽西牵”。这些重要的戏剧理论观点，在《桃花扇》中得到较好的实现。全剧四十出，外加开场戏、过场戏、尾声四出，规模略近于《长生殿》，但剧情要比后者复杂得多。剧中以桃花扇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道具串联侯、李悲欢离合的爱情线索，又以这一线索串联南明政权各派各系以及社会中各色人物的活动与矛盾斗争，纷繁错综、起伏转折而有条不紊、不枝不蔓。从戏剧的构造能力来说，《桃花扇》在古代戏剧中也是很突出的。
《桃花扇》的悲剧性的结局，有力地打破了古代戏剧习见的大团圆程式，给读者或观众留下了更大的思考余地。尽管作者未必是有意识的，但他确实触及了一个相当深刻的问题：
在强调个人对群体的依附性的历史状态下，某种群体价值的丧失便直接导致个人价值的丧失，这造成了人生的不自由和巨大痛苦。
《桃花扇》的曲辞偏于典雅，不及《长生殿》的优美生动，但也不乏精采之处。前面举例的两支曲子，就是深受人们赞赏的佳作。
在《桃花扇》写成之前，孔尚任还和顾彩合作写过一部《小忽雷》传奇。小忽雷是唐宫的乐器，孔尚任曾有收藏。唐人段安节《乐府杂录》载，唐宫女郑中丞善弹小忽雷，因忤旨赐死，为宰相权德舆的旧吏梁厚本所救，遂结为夫妇。《小忽雷》即以此为蓝本，牵入文宗时代一些著名文人的活动以及文士与宦官的斗争，敷演成剧。其文辞优美，但总体成就远不如《桃花扇》。
第六节 清中期戏剧
明代后期到清代前期是文人戏剧创作的高潮。到了乾隆时代，这种创作已进入尾声（这和清中期文学总体上的高涨不同）。当时，一方面产生了一批朝廷指命写作、备宫廷庆典用的大戏和士大夫创作的歌功颂德之作；另一方面，一般的剧作也呈现出相当强烈的宣传正统道德观念和政治思想的倾向。当然，戏剧中包含一定程度的正统道德观念的情况从来就是难免的，如前期《长生殿》、《桃花扇》都有表彰“忠义”的内容。但与此同时，剧作必须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反映出真实的社会生活内容和作者对人的生存处境的思考和理解，具有艺术上的创造性，才能成为有价值的文学作品。而清中期许多剧作，却是首先从观念出发，以戏剧故事演绎观念。如夏纶（1680—1753？）的《新曲六种》，在各题之下分别注明“褒忠”、“阐孝”、“表节”、“劝义”之类主旨，就是典型的例子。在这种风气下，清中期戏剧虽然数量不少，也间有稍好的作品，但总体上是没有生气、缺乏创造性的，也没有产生什么杰作。
下面，我们对清中期主要剧作家分别作简单的介绍。
唐英（1682—约1754），字俊公、叔子，汉军正白旗人，著有《古柏堂传奇》十七种。唐氏剧作有些明显是宣扬封建礼教的，如《佣中人》写一卖菜佣人闻崇祯帝自杀，遂触石而死。其总体的艺术造诣也不高，但他的若干剧目有浅俗单纯、便于演出之长。他根据梆子腔剧目改编的《面缸笑》、《十字坡》、《梅龙镇》等，后来又被改编成京剧《打面缸》、《武松打店》、《游龙戏凤》等，广泛演出，这在清代戏曲家中不多见。
蒋士铨（1725—1785），字心余、苕生，号藏园，江西铅山人。乾隆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工诗文，与袁枚、赵翼并称三大家，有《忠雅堂集》。作剧三十余种，今存十六种，较为通行的有《藏园九种曲》。蒋氏为乾隆时代最负盛名的戏曲家，论者或比之于盛唐之诗（见杨恩寿《词余丛话》），实为过誉。他有些戏是专为皇家祝颂而作的（如《康衢乐》等四剧），一般作品，也大抵政治色彩、说教意味甚浓。如通常评价较高的《冬青树》传奇，写文天祥、谢枋得等人殉难故事，论者或以为表彰了“民族气节”，然作者的本意，却主要在宣扬忠孝节义，人物的描写也未能摆脱概念化的弊病。又如《桂林霜》传奇，写广西巡抚马雄镇拒绝跟随吴三桂谋叛，全家系狱四年，后与家眷二十余人同时遇难，情调与前一种相仿佛。盖从“忠义”的意义而言，文天祥之忠于宋，马雄镇之忠于清，在作者看来并无不同。另有《临川梦》传奇，将汤显祖生平事迹与他的剧作中的人物结合起来写，构想颇有些新异，但作者立意要把汤显祖写成“忠孝完人”（自序），却又陷入迂腐。另外，结构松散，多用神仙鬼怪出场，也是蒋氏剧作显见的毛病。其主要长处，是以较高的诗歌才力写作曲辞，语言老练而富有文采。
杨潮观（1712—1791），字宏度，号笠湖，江苏金匮（今无锡）人。乾隆举人，曾长期在各地任县令，后迁四川邛州知州。关心民生，有政声。作有均为单折的短小杂剧三十二种，合编为《吟风阁杂剧》。剧本多以史传记载为素材，加以虚构，以寄寓自己对政治与社会的看法。杨潮观很重视作品的社会功用，仿白居易《新乐府》之例在每剧前作小序，说明本剧的主旨和写作的用意。其中有些也是宣扬封建礼教的，如《感天后神女露筋》之表彰贞节。但作为一个关心下层民众的低级官员，他更注意实际的政治问题。如《汲长孺矫诏发仓》，表彰汲长孺为救济灾民而作权变，强调“为国家者，患莫甚乎弃民”。又如《李卫公替龙行雨》，写李靖代龙王行雨，因过于自信，使旱灾转为水灾，“为苍生反把苍生来害”，这里提出了有济世之心未必即成济世之业的问题。
《寇莱公思亲罢宴》是《吟风阁杂剧》中最著名的一种，写北宋寇准预备设宴庆祝生辰，大肆铺张，府中一老婢见此景追忆起寇母当年含辛茹苦教育寇准的往事，悲从中来，寇准也因此感动，下令罢宴。此剧着重表现寇准的孝思，并有戒奢崇俭的用意，但写得较有人情味，使人容易接受。
杨潮观杂剧的内容较广泛，大多包含讽谕劝惩的意识。一些较好的作品，能够把这种主观意识和自己的切身感受结合起来，不致成为空洞的说教。但从有益政教的目的出发来写作，毕竟还是影响了他的创作成就。从艺术上来说，杨氏的剧作剧情都相当简单，除《寇莱公思亲罢宴》等少数几种，舞台效果都不佳。而曲辞大多爽朗生动，宾白也较流畅，有一定的造诣。
清中期还有些可以一提的剧作家。如桂馥（1736—1805），有杂剧《后四声猿》，包括《放杨枝》、《投溷中》、《谒府帅》、《题园壁》四种，分别写白居易、李贺、苏轼、陆游四位文人的故事；舒位（1765—1815）有杂剧集《瓶笙馆修箫谱》，包括《卓女当垆》、《樊姬拥髻》、《酉阳修月》、《博望访星》四种，分别写卓文君与司马相如卖酒的故事、伶玄与妾樊姬夜谈赵飞燕的故事、吴刚邀众仙修补残月的传说、博望侯张骞探河源而遇牵牛织女双星的传说；周乐清（1785—1855），有杂剧集《补天石传奇》八种，专将历史上令人遗憾的人物遭遇写成相反结果，如屈原投江遇救，再为楚王重用之类。
另外，演白蛇与雷峰塔故事的戏曲，经过民间长期的流传与改造，在乾隆中叶基本成型，出现了两种重要的《雷峰塔》传奇剧本：一是艺人的演出本，相传出于戏曲艺人陈嘉言父女；一是徽州文士方成培的修定本。白蛇故事在中国各地戏曲中传演最为普遍，故这种剧本的出现值得注意。
清代戏剧的衰微状态在这以后日甚一日，清后期虽还有少数文人从事这方面的创作，如黄燮清、杨恩寿等，但已无足称道。清朝末年又产生过一些以传统戏剧形式宣传政治变革的作品，在艺术上也未获得成功。
在戏曲表演方面，乾隆以前，昆曲占有绝对优势，虽有其它地方戏曲存在，但流行不盛。自乾隆时期开始，出现“花部”（指各种地方戏曲）和“雅部”（指昆曲）的分判，这意味着地方戏曲已能与昆曲分庭抗礼，乃至逐渐占取上风。李斗《扬州画舫录》说：“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这是指乾隆对流行于扬州的花部各腔，已经可以看出其支派的繁盛。
在北京，清初已有京腔、梆子腔与昆曲并存。乾隆时各地剧班纷纷进京，形成南腔北调汇聚一城的局面，其中秦腔尤盛。乾隆末年，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进京，又带来徽剧的二簧调。徽班以唱二簧调为主，又吸收秦腔、昆曲等声腔曲调，逐渐风行一时。至道光年间，二簧调再次与湖北艺人带来的西皮调结合，成为一种新的徽剧，即皮簧戏，以后改称“京剧”，并逐渐成为流行全国的剧种。
清代花部各腔及后来京剧所演出的剧目，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从民间故事传说中取材；二、改编原来用昆曲演唱的传奇、杂剧的剧目；三、改编《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演义》、《杨家将》等各种通俗小说中的故事。民间艺人演剧，重在浅俗有趣，内容不像文人创作那样精细繁复；剧本的流传，也主要靠师徒口授和手头抄写，所以不易保存和传播。乾隆中后期刊行的《缀白裘》（新集）收有数十种花部诸腔的剧本，但都是其中的一些片断，并不完整。解放以后搜集整理了大量京剧传统剧目，但年代都已经是比较晚的了。
花部和京剧在戏曲史的研究中是很重要的内容，从文学史来说，由于缺少剧本的根据，只能作简单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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