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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朝廷自建立以来，经过与金人反反复复的战争与和谈，逐渐站住了脚跟。金人虽有一举吞灭南宋的企望，但面临着契丹的死灰复燃和尖锐的内部矛盾，已经失去了这样的力量；而在南方，随着生机的恢复，主战派在高宗退位后，得到孝宗的支持而占了上风，但几度北伐，却也没有获得成功。
就这样打打谈谈，终于签订了“隆兴和议”，大体形成了南北对峙的格局。这一种格局使得士大夫心理以及南宋文化产生了不同于前一时期的动向。
一方面，北方的沦陷在无形中被默认为既成事实，一些负有强烈的使命感的文人眼见中原恢复无望，对民族的危机越加忧心忡忡，内心的悲愤也越发浓重。所以在这一时期，呼吁洗雪耻辱、收复中原，期望报国杀敌、建功立业，表现慷慨悲愤的激情和英雄主义理想，仍然是文学的重要主题。
而另一方面，相对的安定促使南宋的经济迅速繁荣，北宋末年都市中那种竞为浮靡华采的文化现象又出现在首都临安等大城市中，且由于江南优越的地理和经济条件而有过之无不及。周密《武林旧事》记临安每逢佳节，“翠帘绡幕，绛烛笼纱，遍呈舞队，密拥歌姬，脆管清吭，新声交奏”；而当时一位不出名的文人的诗则写道：“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此外，在乡村，在山林，士大夫的闲逸生活也多少得到了保障。于是，描绘都市风流和田园山林逸趣的文学，与前一种慷慨激昂的文学，共同演出了一场不谐调的合奏。
同时，政治方面，在外力压迫减弱的情况下，开禧前后大臣之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十分激烈，而且与对外部的战和攻守问题缠结成极复杂的矛盾，很多文人也卷入了这种政治漩涡；学术方面，理学在北宋末南宋初屡经禁止后，这时又呈现兴盛的局面，乾、淳年间先后出现了林光朝、张栻、朱熹、陆九渊等名家，他们通过讲学和著述，把理学渗透到文化的各个方面，他们与陈亮、叶适等以功利为重的学者的争论，也成为南宋中叶引人注目的现象。上述政治斗争和学术争论，都在文学中留下深刻的痕迹。
总之，南宋中期的社会情况和文人的精神生活都比较复杂，因此文学创作的视野也就比前一时代要显得广阔，内容要显得丰富。另一方面，由于社会较为安定，人们有暇对文学的艺术形式、风格、语言以及创作思维、题材选择等问题进行一些深入的探讨。在这种情况下，旧的凝固的格局被打破了，文坛上出现了一些风格各异、成就特出的作家，如诗歌方面，有被称为“中兴四大诗人”的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等人；词方面，有一代之雄辛弃疾和姜夔等人，形成宋代文学又一个较为繁荣的时期（因姜夔习惯上归于南宋后期，故本章不作介绍）。尤其是陆游和辛弃疾，不仅分别代表了南宋诗与词的最高成就，而且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第一节 杨万里与范成大
江西诗派的诗风在北宋末至南宋初风靡一时，它固有的弊病在其末流手中显得越发严重。在南渡之初，虽有人试图为之补救，或另辟蹊径，但收效甚微。直到孝宗年代，一些曾深受江西派影响的诗人从根本上摆脱了它的拘束，才以风格各异的创作，打开了宋诗的新局面。其中杨万里的“诚斋体”是比较成功和影响较大的一种。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水（今属江西）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历任太常博士、宝谟阁直学士等职，韩侂胄当政时，因政见不合，隐居十五年不出，最后忧愤成疾而终。有《诚斋集》。
杨万里的诗歌创作大体上经历了从模仿、过渡到自成一体的过程。绍兴三十二年以前，他是学江西派风格的，这诗作后来被他烧掉了。此后到淳熙四年（1177），是他诗风转变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他一方面向张浚、张栻学习和切磋理学的奥旨，同时把从日常生活中体验与领会理致的见解挪移到文学创作中来。他在《题唐德明建一斋》诗中说：“平生刺头钻故纸，晚知此道无多子。从渠散漫汗牛书，笑倚江枫弄江水。”这种蔑视书本而重视日常生活的态度成为他诗风转变的契机。现存《江湖集》的七百多首诗中，既有学陈师道五律、王安石七绝及唐人绝句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风趣轻快的小诗，如：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小池》）
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句》之一）
淳熙五年以后，杨万里诗歌的独特风格基本形成，他的诗学观点也基本成熟。其《荆溪集序》自言此时“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安石）、陈（师道）、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予口占数首，则浏浏焉无复前日之轧轧矣。”而且，这时“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予诗材”，写诗十分顺利。这种重视观察自然、从日常生活中取材的见解，对于江西诗派主张从前人那里“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诗论正是有力的反动。
不过，“诚斋体”的形成，不仅是重视从大自然和日常生活中获取新颖生动素材，还要求具有透脱的胸怀与哲理的思考；诗人在热情地投入自然万物与日常生活，与之打成一片而彼此交融的同时，又必须跳出来冷静理智地观照与领悟其中所涵蕴的人生哲理，这样写成的诗，才不仅有自然与生活的盎然生机，而且富于理趣，像下面几首诗：
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乱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过松源晨炊漆公店六首》之五）
春迹无痕可得寻，不将诗眼看春心。莺边杨柳鸥边草，一日青来一日深。（《过杨二渡》之一）
碧酒时倾一两杯，船门才闭又还开。好山万皱无人见，都被斜阳拈出来。（《舟过谢潭三首》之三）
此外，如“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溪回路转愁无路，忽有梅花一两枝”（《晚归遇雨》），“绿萍池沼垂杨里，初见芙蕖第一花”（《将至建昌》）等，都表现了“诚斋体”在创作方式上的特点：一是善于敏感地发现与迅速地捕捉在自然万物与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常人所不能发现或容易忽略的富于情趣与美感的景象，这正是他抛弃堆垛古人、剥撦古语、模仿古诗而热情地投入生活的结果；二是注意在这些景象中融入自己的主观领悟与体验，使之带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理趣，即所谓“不是胸中别，何缘句子新”（《蜀士甘彦和寓张魏公门馆，用予见张钦夫诗韵作二诗见赠，和以谢之》），这则是他把理学及禅宗观物体验方式引入诗歌的产物。
“诚斋体”在语言方面以自然流畅、风趣活泼为基本特征。
由于杨万里的诗主要描写寻常的自然景物与日常生活，以表现其中的勃勃生机和自己内心中的人生体验，那种生涩或过于典雅的语言反而会妨碍他所要表现的内容，所以他在语言形式方面不太用力，而努力追求语言形式之外的某种意味，这正如他自己所说：“老夫不是寻诗句，诗句自来寻老夫。”
（《晚寒题水仙花并湖山》）具体说来，首先，杨万里的诗句大多句法完整而意脉连贯，很少有断续拼合和跳跃连接的，这越过江西诗派而较多继承了宋诗自梅、欧、苏以来所形成的语言风格；其次，是多采用自然的口语、俗语入诗，使诗歌像日常对话那样活泼，并求得新颖、生动、轻快与风趣的效果。
从宋诗自北宋后期至南宋前期的发展来看，黄庭坚以他独有的风格与技巧开创了新的诗风。但这种诗风本身带有弊病，而江西派后期的诗人不能以独立的创造取代前人，只是跟在后面亦步亦趋，更造成诗界凝滞的僵局。这使得许多人感到不满，就连吕本中也在提倡“活法”来纠正其偏失。杨万里正是运用了在禅宗和理学那里极受推崇的“活法”，自出机杼，用活泼的眼光观察变化无穷的世界，用活泼的语言表现新鲜独特的人生感受，这才打破了江西派诗风的笼罩，成为宋诗转化的又一枢纽。他的《跋徐恭仲省幹近诗》之三说：
“传派传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陈篱下休安脚，陶谢行前更出头。”这种态度正是他能自成一体的根本原因。
杨万里的诗较少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但这类诗虽为数不多，其中也有些是写得比较好的。如《悯农》“已分忍饥度残岁，更堪岁里闰添长”，写出了农民艰难度日的困苦；而《初入淮河四绝句》写他出使金国时所见所思，也能引发读者丰富的感想，如第三首：
两岸舟船各背驰，波痕交涉亦难为。只余鸥鹭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
从总体上说，机智活泼、风趣自然是杨万里诗的显著长处，但他的诗同时也很少表现尖锐的、深重的人生感受（在这一点上，他还不如黄庭坚），因此大多取材细琐，缺乏雄大的气魄。
有些诗更有粗率滑易的毛病，让人觉得浅俗无味；偶尔也有卖弄学问的陋习，重又走到江西派的老路上去。但他毕竟开创了新的诗风，这是一味模仿古人的诗人所不能比拟的。在杨万里打破了江西派诗风的笼罩之后，有些诗人既想在江西诗派之外另辟蹊径，又缺乏独创的才力，于是就另外找些古代诗人作为效仿的对象，好像走出一间牢房又进了另一间牢房，总不如杨万里那样跳出牢宠，无拘无束。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吴郡（今江苏吴县）人。他与杨万里年龄相仿，都是在北宋灭亡前后出生的，又同在绍兴二十四年中进士，同列名于“中兴四大诗人”。不过范成大在仕途上更为得志，做到参知政事，晚年退职闲居。有《石湖居士诗集》。
范成大一度也深受江西派的影响，现存的一些早期作品中，可以看到不少语言涩滞、堆垛典故的现象，和一些似禅非禅、似儒非儒的议论。不过，范成大在学江西诗风的同时，比较广泛地汲取了中晚唐诗歌的风格与技巧，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突破了江西诗风的笼罩。尤其许多近体诗，委婉清丽中带有峻拔之气，有他自己的特点。如：
一篙新绿浦东西，雪絮漫江雁不飞。宿雨才晴风又转，片帆那得及时归。（《一篙》）
百尺西楼十二栏，日迟花影对人闲。春风已入片时梦，寒食从今数日间。折柳故情多望断，落梅新曲与愁关。诗成欲访江南便，千里烟波万叠山。
（《二月三日登楼有怀金陵宣城诸友》）
与杨万里所创的诚斋体相比，范成大的诗没有那么透脱自由，更多一些锤炼雕琢；没有那么风趣活泼，更多一些深沉含蓄；
字面上没有那么浅俗平易，往往更典雅华贵。但范成大的诗虽然有杨万里所称誉的“清新妩丽，奄有鲍谢；奔逸隽伟，穷追太白”（《石湖诗序》）的特点，并兼有中晚唐诸家的风格，以此冲击了江西诗派的束缚，却终究没有像杨万里那样形成自己个性鲜明的一体，因为广泛汲取毕竟不能取代独出机杼的创造。在范成大的诗中，常可以看到模仿痕迹比较重的地方，包括那些注明是“效王建”、“效李贺”或“玉台体”的，以及并未注明如《蛇倒退》、《滟滪堆》，却可以看出是效仿韩愈风格的等等。还有像《复作耳鸣》、《人鲊瓮》等诗，多用生僻典故，拗峭的句式，发议论，逞学问，给人以涩滞瘦硬之感，则显然属于江西诗派的范围。由于未能把各家的风格技巧融为一体，也就难以建立自己成熟的与众不同的风格来。
所以严羽《沧浪诗话》中有“杨诚斋体”，却没有“范石湖体”。
范成大诗歌的最大成就在于反映的生活面相当广泛，揭露的社会问题也比较深刻，这是杨万里所不及的。在《夜坐有感》、《雪中闻墙外鬻鱼菜者求售之声甚苦有感三绝》等诗中，表现了他作为正直的官吏对民生疾苦的关怀；在《催租行》、《后催租行》等诗中，更描绘了贫苦百姓在官府沉重租税压迫下的艰难生活和绝望心境。而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出使金国时所作七十二首绝句和晚年退职闲居时所作《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
乾道六年（1170），宋孝宗决定废除使臣向金国皇帝跪拜受书这一耻辱性的礼仪，大臣均畏惧不敢奉命，范成大于是挺身而出，抱着必死的决心出使金国。他在金国几乎被害，但终于不辱使命，赢得双方朝野的一致称赞。著名的使金七十二绝句便是他在这次出使往返途中所作。
这七十二首绝句内容很广泛，包括沦陷区百姓的苦难生活，他们对南宋收复中原的期望，金国落后的风俗习惯（当然这里也包含着一些民族偏见），以及咏怀史事、借古讽今、批评朝政和自己报国的热情等等。而贯穿在其中的中心主题，是对民族危机的忧患意识与悲愤情感；诗人通过实际观察，从不同角度摄取了一个一个镜头，反映着这一主题的不同侧面，如：
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州桥》）
这首诗下有自注说：“南望朱雀门，北望宣德楼，皆旧御路也。”
汴京是北宋的都城，如今却沦入金朝之手，那些眷怀宋朝的百姓年年盼月月盼，始终等不到南宋的军队，却只见使者来回，一句含泪脱口的“几时真有六军来”，既表达了中原父老的心愿和失望，又无疑是对南宋朝廷乞和政策的讽刺。再如《清远店》：
女僮流汗逐毡軿，云在淮乡有父兄。屠婢杀奴官不问，大书黥面罚犹轻。
这是写一个逃跑未遂而被脸上刺字的女奴。金的社会制度保留了若干落后的成分，对汉人常常采取压迫与奴役的野蛮政策，范成大通过女奴的悲惨遭遇，反映了普通民众在民族压迫下的痛苦。而在最末一首《会同馆》中，则抒发了作者的慷慨心志：
万里孤臣致命秋，此身何止一沤浮！提携汉节同生死，休问羝羊解乳不。
这组绝句各个侧面的记叙，合起来便成了一幅长卷，完整地反映了当时北方的风物与民情，和诗人对此的深沉感慨。
诗的语言明白浅近，虽然也时有典故点缀和引古抒怀，但大多比较贴切而不艰涩。
范成大晚年所作的《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在古代田园诗中有比较重要的意义。过去写农村的诗歌，太抵可分为二类：一类以陶渊明、王维等人为代表，通过歌咏乡村风光和农人朴素的劳作生活，表现士大夫对城市生活、政治生活的厌倦和对大自然的热爱，显示一种恬和淡泊的志向，这类诗不免把乡村田园描写得安宁恬静；另一类如唐代王建、张籍、聂夷中等人的作品，则上承《诗经·豳风·七月》以来的传统，主要揭露农村现实的痛苦，斥责官吏豪强对百姓的盘剥压迫，这类诗重在表现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和同情心，所以大多没有田园风光的描写，更多地让人感觉到沉重与紧张。这两类诗，一般可以说分别是道家及佛禅的人生情趣与儒家社会观念的诗化表现。本来，这两种趋向在士大夫心中常常是同时存在的，只是在诗中总是被分离开来表现。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把这两条线打成了一片，比较完整地反映了田园乡村的生活面貌，也比较协调地表现了宋代士大夫儒道合一的人生情趣。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村秀丽的风光和农家劳动、生活的习俗的场面，也能看到农民所遭受的沉重剥削和他们困苦的生活，如：
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蛱蝶飞。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
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
作者在组诗的小序中说，这些诗是他隐居石湖时，“野外即事，辄书一绝”而成，也就是由亲身经历、亲眼观察所得，所以全然没有过去那种模拟、生涯的痕迹，较之中年所写的使金七十二绝句，笔调更为自然流畅，轻松而犀利，显露了较有个性的风格。
第二节 陆游
在南宋中期的几位著名诗人中，如果说杨万里和范成大在题材方面各有所重，在风格方面各有所长，那么，陆游作为整个宋代留存作品最多的一位诗人，他的诗以更为广泛的题材、更为多样化的风格和更为老练的技巧，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成就。尤其是他的诗中始终表现出一种激烈而深沉的民族情感，反映着在那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年代人们的普遍心愿，在当时以及后世，都赢得了广泛的尊重。
一、陆游的生平与创作
陆游（1125—1210）字务观，中年自号放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的祖父陆佃是王安石的学生，当过尚书右丞；父亲陆宰，当过京西路转运副使。在靖康元年（1126）金兵南侵前后，陆宰被免职，带着家眷南归故乡，侥幸地逃过了那一场大劫难。但北宋王朝覆灭的耻辱，却深深地铭刻在当日每一个怀有民族自尊感的士大夫心中，据陆游《跋傅给事帖》说，绍兴初年他刚懂事时，经常看到长辈们“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虽丑裔方张，视之蔑如也”。这样一个时代、社会与家庭氛围，使陆游从小就受到了一种民族意识的熏陶。
成年后的陆游，生活道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从绍兴十四年（1144）到乾道五年（1170）为第一阶段。
大约二十岁时，陆游与表妹唐琬结婚，不久，由于陆游的母亲不喜欢这位儿媳，这对感情深厚的夫妻硬被拆散，陆游再娶王氏，唐琬也改嫁他人。但这件事使得陆游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他一生中写了不少诗追怀唐琬和这一段不幸的婚姻。绍兴二十三年（1153），陆游到临安应考，省试第一，然而在第二年的复试中，却因他名列于权相秦桧的孙子之前，又喜论恢复，被除了名。直到几年后秦桧死去，他才得到起用，任福州宁德县主簿，不久调回临安任职，后来做过枢密院编修，和范成大、周必大等人一起，担任文字方面的工作。
这时，金主完颜亮率数十万大军南下，进逼川陕、荆襄与淮扬，宋金夹江对峙，发生大规模的激战。幸而金人内部矛盾爆发，完颜亮被杀，宋金又一次达成和议，以淮水为界，南宋王朝才度过了又一次危机。在民族命运面临危难的关头，陆游的热情和理想被充分激发出来，形诸许多诗篇。至孝宗即位后，主战派占了上风，张浚以右丞相兼枢密使主持北伐，他对陆游十分赏识。但很快北伐失利，隆兴和议签订，张浚被解除职务。不久前刚刚调为隆兴府通判的陆游也被扣上“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宋史》本传）的罪名，罢黜归乡，一住就是五年，直到四十六岁时出任夔州通判。
从乾道六年（1170）到淳熙五年（1178）是第二阶段。陆游于乾道六年底到达夔州，一年以后，应四川宣抚使王炎之请，入幕襄理军务。四川宣抚使驻汉中，是抗金的前线，王炎又是一个干练的领导，这时陆游感到非常兴奋，从此生活与创作都出现了一片新天地。他身穿戎装，骑马走遍汉中一带的军事要塞，置身金戈铁马，面对萧萧边关，耳听刁斗笳鼓，写下了不少激昂慷慨的诗词。但这种快意的生活却没有几个月的时间，随着王炎调回临安，陆游也被调至成都担任安抚司参议官的闲职。他似乎感到抗击女真、收复失地的理想又一次成了泡影，在失望之余，把时光多半消磨在歌儿舞女、酒宴应酬之中，想在这沉醉中压下心头的痛苦。
当淳熙二年（1175），陆游几经调动再回到成都时，范成大也以四川制置使的身份来到这里，旧友异地相逢，十分亲热，常在一起饮酒酬唱。陆游原本豪放不羁，这时因抗金的抱负与个人的事业都受到挫折，更是借酒浇愁，放浪形骸。因他“不拘礼法”，被一些人讥为“颓放”（《宋史》本传），并于淳熙三年被罢去知嘉州的官职。陆游索性自号“放翁”，表示对抗和蔑视的态度。但尽管他外表上旷达颓放，饮酒寻乐，内心却常常充满了忧患、愤慨和悲哀，我们从他这一年所作的《关山月》可以看到：
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戍楼刁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白发。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
在川陕，陆游一共住了九年，由于他亲自到了第一线，体验了战场气氛，并经历欲战不能、壮志难酬的感情波澜，所以他在这期间的诗歌创作获得了以前所没有的成就；他的全部诗集命名为《剑南诗稿》，正是为了纪念这一段值得留恋的生活。
从淳熙五年到去世是第三阶段。五十四岁的陆游于淳熙五年离川东归后，曾担任过提举福建常平茶盐公事，但不久就被赵汝愚弹劾，罢职回乡。此后近三十年间，虽几度出任公职，大部分时间过的是比较清寒的在野生活。在这二十多年赋闲的时间里，他一方面与乡民亲切交往，从而对农村生活有了较深的理解，一方面优游山水，赋诗作词，在大自然山水中寄托自己的情怀，排遣自己的愁思。但是，他期望抗金北伐的热情始终不曾减退，常常在梦里都想着打到了北方，收复了失地，平时则看到一幅画、几朵花，喝上几杯酒，听了一声雁叫，都会激起他的满腔心事。正因为这种心情，他才在嘉泰、开禧年间以七十几岁高龄又一次复出，并为主战的权臣韩侂胄写了一些颂扬文字。尽管韩侂胄的为人受到很多批评，但毕竟在北伐抗金这一点上，陆游与他是一致的。
可是理想再一次破灭，直到陆游去世，他也没有盼到北伐的胜利。嘉定二年（1209）年底（按公历算已是次年元月），八十五岁的陆游一病不起，在临终前，他留下了一首《示儿》诗：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陆游一生创作甚富。其《剑南诗稿》八十五卷，收诗九千余首，另有《渭南文集》五十卷，其中包括词二卷（单独刻行的名为《放翁词》）。他的文学成就首先在诗歌方面。陆游主要生活在宋金对峙的年代，南宋王朝北伐成功的可能和失败的危险同时存在，因此朝野上下主战主和的争议如风潮起伏，动荡不息。而对于一部分民族自尊心尤其强烈的士大夫来说，为国家和民族洗雪耻辱，恢复失去的疆土，解救在金朝统治下的人民，是他们在无论何种情况下都不能放弃的心愿；而宋代文人通常受到抑制的激情，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的宣泄。陆游留下的大量诗篇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反映这一种思想情感的作品。
这类作品同时由两个侧面组成：一方面是他渴望万里从戎、以身报国的豪壮理想，另一方面则是他壮志难酬、无路请缨的悲愤心情。无论是早年的“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夜读兵书》），或是中年的“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还是晚年的“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老马行》），都始终纠结着上述两方面的情绪。而且，这两者相互激扬：愈是悲愤，他对理想愈是执着；对理想愈是执着，他的悲愤也愈是强烈。这使他的诗歌既热情奔放，又深沉悲怆，如下面这两首名作：
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京华结交尽奇士，意气相期共生死。千年史册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尔来从军天汉滨，南山晓雪玉嶙峋。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金错刀行》）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书愤》）
这种悲愤忠烈的感情一直在他心灵中激荡，使他夜不能寐，食不甘味，在梦中也常常梦到“腥臊窟穴一洗空，太行北岳元无恙”（《九月十六日夜梦驻军河外遣使招降诸城，觉而有作》），在秋声中也常常想到“草罢捷书重上马，却从銮驾下辽东”（《秋声》），在夜间独坐也依稀觉得“三更骑报河冰合，铁马何人从我行”（《夜寒》），在雪天也突然热血沸腾，想象“群胡束手仗天亡，弃甲纵横满战场”（《雪中忽起从戎之兴戏作》），在《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诗中，他写道：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贯穿陆游一生的理想，也是他观察和评价一切的价值标准。从这一标准出发，他激烈地抨击那些苟且偷安之辈和朝廷的妥协求和政策，因为这使得民族的耻辱永远难以洗清，使他的理想一次又一次地破灭。“诸公尚守和亲策，志士虚捐少壮年”（《感愤》），这种现状令陆游不由得仰天长叹“报国欲死无战场”（《陇头水》）。与此同时，陆游虽然没有到过北方，却常以自己的心情去想象去推测北方人民的心情，并不断以他们的名义向南方的权势者提出责问。在《关山月》中，他以“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追问沉醉于歌舞的将领们的良心与责任；《夜读范至能〈揽辔录〉……》则把北方父老的殷切期待和南宋统治阶层对主战人士的压制加以尖锐的对照，对朝廷的用人政策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对朝廷是否真有收复失地的决心表示了根本的怀疑：“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遗老不应知此恨，亦逢汉节解沾衣。”
而《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二首，正是从两面来落笔：
迢迢天汉西南落，喔喔邻鸡一再鸣。壮志病来消欲尽，出门搔首怆平生。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在陆游的上述诗作中，固然有传统的忠君意识，但主要的，它是与那个特定历史阶段中的民族情绪融为一体的，是当时人们普遍的共同心声。建立在理智上的清醒的政治见解和感情上的爱憎好恶融汇在一起，形成了陆游这一类诗歌的宏亮的声调和阔大的气势。
如果说以表现民族意识为主要内容、以豪放悲壮为感情基调的一类作品构成了陆游诗歌的主旋律，那么，还应该注意到他也有不少诗歌是以细腻冲淡的笔法、闲适恬和的情调，写自然景物和日常生活，它们构成了另一种旋律。而只有把两者合起来，才能看到陆游的完整的人格精神和他的诗歌的完整的艺术风格。
后一类作品并不意味着陆游忘却了北方那象征着耻辱的土地，而常常是他在报国无门的情况下一种无奈的寄托。特别是他后期的二三十年，大部分时间闲居在乡，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隔在现实与理想之间，他只能在山水田园中寻求一时的解脱。不过，应该说陆游对自然山水和乡村的日常生活确实是非常热爱的，常常能细心地体会出山水景物的生机和情趣，咀嚼出日常生活里的深长的滋味，所以有不少诗都写得很有情致。如果说他的抒发报国激情的诗作多是以强烈的感情和奔放的气势来冲击读者的心灵，那么这一类诗作则多以平和朴素的韵味和深永秀逸的意境感染读者，使之在细细的品味涵咏中感受到诗人的人生情趣、审美情趣。像《游山西村》：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柱杖无时夜叩门。
这是对农家淳厚简朴生活的礼赞，在这里诗人的痛苦心灵得到了一种安顿。“从今若许闲乘月”云云，似乎意味着诗人于难以在社会中完成自己的人格理想时，转而在闲常的生活中追求一种完美的人生境界。因为有这种人生境界的存在，他才不至于从冲动走向绝望，而能够保持心境的镇定与恬谈，能够在许多诗篇中，以盎然的兴趣，描绘出山水景物与日常生活中美的意味，像《临安春雨初霁》中“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初夏行平水道中》的“市桥压担莼丝滑，村店堆盘豆荚肥”，《西村》的“茂林风送幽禽语，坏壁苔侵醉墨痕”等等。《剑门道中遇微雨》写道：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他既是征人，也是诗人。对理想事业的热情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合成了他的完整的灵魂。但这两者也常在他的心中互相矛盾着，引起痛苦，而使他诗中的自然景象和生活场景有时染上悲凉的色彩，像“山衔落日青横野，鸦起平沙黑蔽空”（《溪上作》），“寺楼钟鼓催昏晓，墟落云烟自古今”（《度浮桥至南台》）等等；而《小园》一诗的末句“行遍天涯千万里，却从邻父学种瓜”，更清楚地表达了他心中深藏的事业理想还是要常常冲出情绪的表面。令他在观赏自然和体味日常生活时，也并不能总是保持平静。
不过，对陆游的诗歌需要注意到一点，就是：陆游虽然自号“放翁”，其实正统观念还是较强的，所以他的诗歌无论表现报国的热情还是日常生活的情趣，大体上都是相当“纯正”而很少出格的地方；换言之，陆游在抒发感情的时候，显然受到理智的约制。因此，他的诗歌中的情感内容不够丰富复杂、活跃多变。这一点同也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但性格不那么循规蹈矩而富于豪杰气概的辛弃疾相比，可以看出明显的区别。
二、陆游的诗歌艺术及其他
陆游早年学诗于曾幾，曾幾称赞他的诗像吕本中，他自己也很得意，可见他曾深受江西诗派的影响。少年时代打下了这一烙印，直到他老年也并未完全消除，他不仅始终保持了对诗歌语言精细考究的习惯，而且不时会写出些生新瘦硬、雕琢藻饰的诗句。不过，中年以后，他的诗风有所变化，这主要是他广泛学习了前人之长。在陆游的诗文中可以看出，从屈原、陶谢、李杜、高岑、韩孟、元白乃至宋代的梅苏，都是他借鉴的榜样：屈原、杜甫、陶渊明诗的情感，李白、杜甫、白居易、梅尧臣等人诗的艺术风格，从不同角度给予他一定的影响。
当然，陆游并不是简单地模仿古人。他有一句名言：“工夫在诗外。”（《示子遹》）什么是诗外工夫呢？他的《题庐陵萧彦毓秀才诗卷后》又说：“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镂虚空。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这就是说，诗的妙处，来之于丰富的生活经历和对现实世界的深切感受，而不可能在闭门造车、模拟古人中求得。另一方面，陆游又很重视诗人的自我精神品格的涵养，《次韵和杨伯子主簿见赠》说：
“文章最忌百家衣，火龙黼黻世不知。谁能养气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霓。”他把生活经历和内在涵养看成是写诗最根本的依据，所以，他虽然善于学习前人的风格、技巧，化用前人的诗意、典故、词汇、句法，但这些只是他用来表现自己的情感和体验的工具，而不是自我禁锢的圈牢。在这一点上，他同江西诗派强调“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是不一样的，对有些人陷在古人堆中不能自拔更是给予严厉的批评。
由于既广泛汲取前人之长，又从自身的需要出发灵活运用，各适其宜，陆游诗歌的风格具有多样化的面貌。大体说来，他的好诗以七言为多，其中七言古体往往写得热情奔放，七言绝句或雄快斩截，或轻灵含蕴；他的七言律诗最为人称道，而由于内容的不同，风格上也有差异：抒发报国之志、悲愤之情的一类，偏向于深沉郁勃；描写自然景物和日常生活的一类，则偏向于简淡古朴。如前面所录的《感愤》和《游山西村》，可以作为两种类型的代表来看。
杜甫说“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陆游则说“锻诗未就且长吟”（《昼卧初起书事》），可见他和杜甫一样，对诗歌的形式和语言，也是很讲究的。特别是他的七律，大都结构严整，对于辞句经过反复的推敲。像《红楼梦》第四十八回中香菱所摘的一联“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书室明暖……》），感受很细腻，写得也很精致。再有，陆游读书广博，知识丰富，又毕竟受过江西诗派的熏陶，所以他也喜欢运用典故，化用前人的诗句，刘克庄《后村诗话》甚至说：“古人好对偶被放翁用尽。”像《游近村》“乞浆得酒人情好，卖剑买牛农事兴”是化用苏轼《浣溪沙》“卖剑买牛真欲老，乞浆得酒更何求”；《小筑》“生来不啜猩猩酒，老去那营燕燕巢”是化用白居易《感兴二首》之二“樽前诱得猩猩血，幕上偷安燕燕窠”。不过陆游很注意将它们融化在自己的诗中，并翻陈出新，像著名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据说就是从绍兴间诗人强彦文诗句“远山初见疑无路，曲径徐行渐有村”（见周煇《清波别志》）化出，但陆游的诗句更自然更有深意。
不过，陆游虽然很讲究作诗的技巧，但他最高的艺术追求，却是归于自然平淡。他一再说“诗到无人爱处工”（《明日复理梦中意作》），“俗人犹爱未为诗”（《朝饥示子聿》），“诗到令人不爱时”（《山房》），就是说要使诗达到一种大巧若拙的地步，即所谓“好诗如灵丹，不杂膻荤肠”，“大巧谢雕琢，至刚反摧藏”（《夜坐示桑甥十韵》）。所以，他的许多诗能在锤炼之后，显得温润圆熟，雅致而简朴。
但陆游诗歌的缺陷也很显著。作为一个大诗人，他善于学习和运用各种不同的风格，但他的独创性不能算是很强的；
他写得太快太多，不免有粗糙的败笔，尤其是意境变化较少，词句自相蹈袭，每每让人有似曾相识之感。清人朱彝尊说他“句法稠叠，读之终卷，令人生憎”（《书剑南集后》），不是毫无道理的，赵翼《瓯北诗话》就专门举出过这方面的例子。
至于用典过于堆垛、化用前人诗句而缺乏新味的情况，也有不少，像徐俯《春日》的名句“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风”，陆游的《春日绝句》诗套作“二十四番花有信，一百七日食犹寒”，就学得很笨拙。
除诗歌以外，陆游的词和散文也有一定成就。
陆游对于词的态度，有些自相矛盾：在正统的观念上，他不大看得起这种向来风格内容不够严肃的文体，认为它是从“郑卫之音”而来且“其变愈薄”的产物，但又对它有相当的兴趣，“渔歌菱唱，犹不能止“（《长短句序》），留下的作品也有一百来首。
由于对词怀有某种偏见，他的一部分词就写得相当随便，像一些写游宴赠妓、隐逸学道的，艺术上显得粗糙。但他毕竟有深厚的文学修养，一部分寄寓了心灵深处的真情实感的词，也会写得相当出色。如《钗头凤》：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簿，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这首词有人认为是为唐琬而作的，也有人认为与此无关。后说近是。不管怎样，其中总是包涵了作者对人生的某种真切体验，才能把一对被阻隔的有情人的心理，写得如此感人。而另外有许多抒写他的抗金报国之志的词，更是激情洋溢，如《诉衷情》：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
和同类题材的诗一样，一种报国无门的悲愤溢于言表，使人深受感动。还有一首《卜算子·咏梅》，是以梅的形象自喻，表现一称清高孤傲、不肯与俗世合流的情怀，也给人以鲜明的印象。
陆游对苏轼的词十分佩服，说它“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跋东坡七夕词后》），他自己的词，也较多地受到苏词的影响，常有意追求开阔豪放的风格。只是陆游的词写得比较凝炼紧凑，而少有苏轼词的那种轻灵流动、开合变化。
陆游的散文中，一些短篇的题跋、书后之类，往往写得精整雄快，很有特色。如《跋李庄简公家书》，数十字便勾勒出李光的“英伟刚毅之气”，如在目前。他的《入蜀记》是一部日记体的纪游文，文字颇简练。尤其过三峡的一部分，多有对自然风光及名胜古迹的描述，读来饶有趣味。
第三节 辛弃疾
辛弃疾有许多与陆游相似之处：他始终把洗雪国耻、收复失地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写出了时代的期望和失望、民族的热情与愤慨。但辛弃疾也有许多与陆游不同的地方：他作为一个具有实干才能的政治家，曾经获得相当高的地位，他对抗金事业的追求，不像陆游那样主要出于一腔热情；作为一个英雄豪杰式的人物，他的个性要比陆游来得强烈，他的思想也不像陆游那样“纯正”；他的理想，不仅反映了民族的共同心愿，而且反映了一个英雄之士渴望在历史大舞台上自我完成的志向；因此，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不像陆游喜欢写作诗歌尤其是格式严整的七律，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词这一更宜于表达激荡多变的情绪的体裁。他的词集《稼轩长短句》，保存了词作六百多首。
一、辛弃疾的生平与创作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他比陆游小十五岁，出生时北方久已沦陷于女真人之手。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并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美芹十论》），同时，辛弃疾也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女真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而另一方面，正由于辛弃疾是在金人统治下的北方长大的，他也较少受到使人一味循规蹈矩的传统文化教育，在他身上，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在其后方的汉族人民由于不堪金人严苛的压榨，奋起反抗。二十二岁的辛弃疾也聚集了二千人，参加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当金人内部矛盾爆发，完颜亮在前线为部下所杀，金军向北撤退时，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在他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听到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散的消息，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敌营，把叛徒擒拿带回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辛弃疾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他名重一时，“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宋高宗便任命他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时他才二十三岁。
辛弃疾初来南方，对朝廷的怯懦和畏缩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赵构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所以在他南宋任职的前一时期中，曾热情洋溢地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尽管这些建议书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广为传诵，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映冷淡，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虽然他干得很出色，但由于深感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却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
然而现实对辛弃疾是严酷的。他虽有出色的才干，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畏缩而圆滑、又嫉贤妒能的官场上立足。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并在江西上饶的带湖畔修建了园榭，以便离职后定居。果然，淳熙八年（1181）冬，辛弃疾四十二岁时，因受到弹劾而被免职，归居上饶。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
辛弃疾一向很羡慕啸傲山林的隐逸高人，闲居乡野同他的人生观并非没有契合之处；而且，由于过去的地位，他的生活也尽可以过得颇为奢华。但是，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一个风云人物，在正是大有作为的壮年被迫离开政治舞台，这又使他难以忍受。所以，他常常一面尽情赏玩着山水田园风光和其中的恬静之趣，一面心灵深处又不停地涌起波澜，时而为一生的理想所激动，时而因现实的无情而愤怒和灰心，时而又强自宽慰，作旷达之想，在这种感情起伏中度过了后半生。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在这些词句中，埋藏了他深深的感慨。宁宗嘉泰三年（1203），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年迈的词人精神为之一振。第二年，他晋见宋宁宗，激昂慷慨地说了一番金国“必乱必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并亲自到前线镇江任职。
但他又一次受到了沉重打击，在一些谏官的攻击下被迫离职，于开禧元年（1205）重回故宅闲居。虽然后两年都曾被召任职，无奈年老多病，身体衰弱，终于在开禧三年秋天溘然长逝。
虽然，自中原失陷以来，表现对于民族耻辱的悲愤，抒发报国热情，已经成为文学的中心主题，辛弃疾的词在其中仍然有一种卓尔不群的光彩。这不仅因为辛弃疾生长于被异族蹂躏的北方，恢复故土的愿望比一般士大夫更为强烈，而且因为他在主动承担民族使命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寻求个人生命的辉煌，在他的词中表现出不可抑制的英雄主义精神。
在抒发报国之志时，辛弃疾的词常常显示出军人的勇毅和豪迈自信的情调，像“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
等等，无不豪情飞扬，气冲斗牛。对那些与自己一样勇于报国的志士，他由衷地加以赞美，与之同声相应，彼此勉励，如《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的慷慨热情，全然不同于一般俗滥的祝寿词：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
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
而对于庸俗圆滑、面对民族危亡无所作为的官僚，辛弃疾有一种出于本能的厌恶，在《千年调》中他勾勒了这类人物的丑态：“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
然而正是这样的人充斥官场，把持权位，引导着一条苟且偷安的道路。他愤慨地写道：“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卜算子》）
当辛弃疾带领不多的人马冲过战场烽火来到南方时，怀着满腔热血，渴望一展宏图，却不料从此陷落在碌碌无为的境地，这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苦闷和悲愤。在他南归的第十二年重游当年南归的首站建康时，他写下了著名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这是对山河破碎的悲哀，对壮志成空的悲哀；岁月无情地流去，因这种悲哀更显得怵目惊心。然而即使词人在写他的孤独和悲哀，写他的痛苦和眼泪，我们仍然看到他以英雄自许、绝不甘沉没的心灵。而直到他晚年出任镇江知府时，所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仍是一面浩叹“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一面追忆自己青年时代的战斗生涯，表示出不甘衰老、犹有可为的壮烈情怀：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种永远不能在平庸中度过人生的英雄本色，伴随了辛弃疾的一生，也始终闪耀在他的词中。它奏响了宋词的最强音。
另一方面，无可奈何的处境和同样无可奈何的心境，使辛弃疾和陆游一样，不得不在乡居生活中寻求排遣苦闷的途径。他是受老庄思想影响很深的，曾自述“案上数编书，非庄即老”（《感皇恩》）。老庄哲学让他暂时忘怀世间的烦恼，贴近自然与日常生活，感受并在词中表现“一壑一丘”中所蕴涵的哲理与美感。而由于个性和审美趣味的不同，他的这一类词作不像陆游诗那样偏向于古朴淡雅，而是清新秀丽、活泼灵动。如《清平乐》写农家生活的情调：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西江月·遣兴》写自己放旷的生活：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功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但这类词作，并不意味着辛弃疾悲愤的心境随着年岁的增长与生活的闲适而谈化。这只是一时的忘情，也是悲愤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只要读一下著名的《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就可以知道了：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正是因为他经历了许多世事沧桑，积蓄了太多太深的苦闷，深知人生的无奈，才“欲说还休”。他只能在恬静的田园乡村中为自己的感情寻找寄寓，抚慰饱受创伤的心灵，这是一个英雄人物在一个平庸苟且的社会中的不得已的选择。理解这一点，才能明白辛弃疾写这一类词时真正的心态。
二、辛词的艺术创造
宋词在苏轼手中开创出一种豪放阔大、高旷开朗的风格，却一直没有得到强有力的继承发展。直至南渡之初张元幹、张孝祥、叶梦得、朱敦儒等人以抗金雪耻为主题的词，才较多继承了苏轼的词风，起到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但他们的这一类词作，主要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为内心激情所支配的结果，而没有成为有意识的艺术追求，也没有更大幅度地向其他题材拓展，所以成就不是很高。到辛弃疾出现在词坛上，他不仅沿续了苏词的方向，写出许多具有雄放阔大的气势的作品，而且以其蔑视一切陈规的豪杰气概，和丰富的学养、过人的才华，在词的领域中进行极富于个人特色的创造，在推进苏词风格的同时也突破了苏词的范围，开拓了词的更为广阔的天地。
辛词和苏词都是以境界阔大、感情豪爽开朗著称的，但不同的是：苏轼常以旷达的胸襟与超越的时空观来体验人生，常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并以这种参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从冲动归于深沉的平静，而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因此，主观情感的浓烈、主观理念的执着，构成了辛词的一大特色。在他的词中，如“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贺新郎》），“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贺新郎》），乃至“恨之极，恨极销磨不得。苌弘事、人道后来，其血三年化为碧”（《兰陵王》），都是激愤不能自已的悲怨心声，如“天风海雨”，以极强烈的力度震撼着读者的心灵。辛弃疾也信奉老庄，在词中作旷达语，但他并不能把冲动的感情由此化为平静，而是从低沉甚至绝望的方向上宣泄内心的悲愤，如“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水龙吟》），“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贺新郎》），“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浪淘沙》），这些表面看来似旷达又似颓废的句子，却更使人感受到他心中极高期望破灭成为绝望时无法销磨的痛苦。
而他的英雄的豪壮与绝望交织纽结，大起大落，反差强烈，更形成瀑布般的冲击力量。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从开头起，一路写想象中练兵、杀敌的场景与气氛，痛快淋漓，雄壮无比。但在“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之后，突然接上末句“可怜白发生”，点出那一切都是徒然的梦想，事实是白发无情，壮志成空，犹如一瓢冰水泼在猛火上，令人不由得惊栗震动。
在意象的使用上，辛弃疾也自有特点。他一般很少采用传统词作中常见的兰柳花草及红粉佳人为点缀；与所要表达的悲凉雄壮的情感基调相吻合，在他的笔下所描绘的自然景物，多有一种奔腾耸峙、不可一世的气派。如“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水龙吟》），“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满江红》）；他所采摭的历史人物，也多属于奇伟英豪、宕放不羁，或慷慨悲凉的类型，如“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的李广（《八声甘州》），“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永遇乐》），“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权（《南乡子》）等等。这种自然和历史素材的选用，都与词中的感情力量成为恰好的配合，令人为之感奋。
所以，同属于豪放雄阔的风格，苏轼词较偏于潇洒疏朗、旷达超迈，而辛词则给人以慷慨悲歌、激情飞扬之感。
不过，以上只是指辛弃疾词中主流部分的艺术风格而言。
辛弃疾在词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内容的扩大，题材的拓宽。他现存的六百多首词作，写政治，写哲理，写朋友之情、恋人之情，写田园风光、民俗人情，写日常生活、读书感受，可以说，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东西，他都写入词中，范围比苏词还要广泛得多。而随着内容、题材的变化和感情基调的变化，辛词的艺术风格也有各种变化。虽说他的词主要以雄伟奔放、富有力度为长，但写起传统的婉媚风格的词，却也十分得心应手。如著名的《摸鱼儿·淳熙己亥……》，上阕写惜春，下阕写宫怨，借一个女子的口吻，把一种落寞怅惘的心情一层层地写得十分曲折委婉、回肠荡气，用笔极为细腻。他的许多描述乡村风光和农人生活的作品，又是那样朴素清丽、生机盎然。如《鹧鸪天》的下阕：
“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以及《西江月》的下阕：“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于简朴中见爽利老到，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境界。所以刘克庄《辛稼轩集序》说：“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这是比较全面也比较公允的评价。
辛弃疾和苏轼在词的语言技巧上都是有力的开拓者。前人说苏轼是以诗为词，辛弃疾是以文为词，这当然有些简单化，但确实也指出：到了辛弃疾手中，词的语言更加自由解放，变化无端，不复有规矩存在。在辛词中，有非常通俗稚拙的民间语言，如“些底事，误人那。不成真个不思家”（《鹧鸪天》），“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丑奴儿》），也有夹杂许多虚词语助的文言句式，如“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乎”（《汉宫春》），“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贺新郎》）；有语气活跃的对话、自问自答乃至呼喝，如“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南乡子》），“杯，汝来前！”（《沁园春》）也有相当严整的对句，如“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破阵子》）
……。概括起来说，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形式松散，语义流动连贯，句子往往写得比较长。文人词较多使用的以密集的意象拼合成句、跳跃地连接句子构成整体意境的方式，在辛词中完全被打破了。但并不是说，辛弃疾的所谓“以文为词”不再有音乐性的节奏。在大量使用散文句式、注意保持生动的语气的同时，他仍然能够用各种手段造成变化的节奏。如《水龙吟》中“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意义联贯而下，在词中是很长的句子，但却是顿挫鲜明，铿锵有力，决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词的形式中而已。
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又一大特色，是广泛地引用经、史、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成句和历史典故，融化或镶嵌在自己的词里。这本来很容易造成生硬艰涩的毛病，但是以辛弃疾的才力，却大多能够运用得恰到好处、浑成自然，或是别有妙趣，正如清人刘熙载《艺概》所说：“任古书中理语、廋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以《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篇为例，百余字的篇幅，叙及孙权、刘裕、刘义隆、拓跋焘、廉颇五个历史人物的事迹，而与作者所要表达的主观情感、意念丝丝入扣；不仅内涵极为丰厚，而且语气飞动，神情毕露，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
当然，辛弃疾的词时常也有过分散文化、议论太多，以及所谓“掉书袋”即用典用古语太多的毛病，但不管怎么说，他确实把词大大地改造了；他的词不仅是“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而且是任何“意”和“事”都能表达得很自由很充分。这样，词的创作才完全摆脱了羁绊，进入了自由的境界。
第四节 辛弃疾周围的词人
当时与辛弃疾词风相近的词人有陈亮、刘过、韩元吉、杨炎正等，其中陈亮与刘过不仅都是辛弃疾的朋友，也都有较好的创作。
陈亮（1143—1194）字同甫，号龙川，有《龙川词》。他是南宋中期著名的政论家和北伐中原的热情鼓吹者。和辛弃疾一样，他也给朝廷写过《中兴论》、《上孝宗皇帝书》等义正辞严、激昂亢奋的建议，这种强烈的政治信念在他的生活中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因此也渗透到他的词中。据叶适《书龙川集后》记载，他对自己的词曾自叹“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也就是说，他的政治抱负和理想，在词中都写出来了。确实在他的词中经常可以看到这些内容，如在他与辛弃疾的唱和词中，就有“离乱从头说，爱吾民、金缯不爱，蔓藤累葛”，“父老长安今余几？后死无仇可雪”（《贺新郎》）等。
这种强烈的政治理想，使他的有些词和辛弃疾一样具有强烈的感情力度，如他的名作《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
不见南师久，谩说北群空。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自笑堂堂汉使，得似洋洋河水，依旧只流东。且复穹庐拜，会向藁街逢。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
词中充满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自信的豪情，结构上也说得上章法井然，开合自如。
陈亮的词不仅题材、感情基调和大体的风格与辛弃疾相似，写作技法也很相似。他也喜欢以经史诸子、典故传说及俗语俚语入词，如《水调歌头·和赵周锡》中“安识鲲鹏变化，九万里风在下，如许上南溟！斥鷃旁边笑，河汉一头倾”，是用《庄子·逍遥游》中的寓言故事，句法则一气联接；
《洞仙歌·丁未寿朱元晦》中“许大乾坤这回大。向上头些子，是雕鹗抟空，篱底下，只有黄花几朵”，用了口头语的语气。
但陈亮词所达到的艺术成就远不能与辛弃疾相比。他的词中，住往正面议论嫌多，而层次变化嫌少，不像辛弃疾那样挥洒自如，流转多变；他的语言技巧也远不如辛弃疾那样老练，可以在随意中写得妙趣横生，所以总体上给人以粗糙的感觉。
刘过（1154—1206）字改之，号龙洲道人，是个一生没有当过官的游士。有《龙洲词》。他的年岁比陆游、辛弃疾小了许多，但和他们以及陈亮都有很深的友谊，这是由于志向投合的缘故。刘过有一首《六州歌头·题岳鄂王庙》，是悼念岳飞的，其中写道：“狡兔依然在，良犬先烹。过旧时营垒，荆鄂有遗民。忆故将军，泪如倾。”对屈死的英雄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对陷害岳飞致死的权奸表示了极大愤慨。所以他的好友陈亮赞许他“才如万乘器”，并勉励他“会须斫取契丹首，金印牙旗归故乡”（《赠刘改之》），甚至陆游也对这位比自己小近三十岁的后辈颇加垂青：“放翁七十病欲死，相逢尚能刮眼看。”（《赠刘改之秀才》）。又据岳珂《桯史》等记载，辛弃疾曾招他入幕，而且非常喜爱他的词。不过，从总体上来看，刘过并不像陆游、辛弃疾、陈亮那样爱写报国雪耻的悲愤之情。这大约同他的社会地位低有关系，再则他生活的年代，离所谓“靖康耻”毕竟远了许多。只是刘过一部分词的艺术风格非常接近辛弃疾，在这一点上比陈亮更明显。嘉泰年间，辛弃疾派人招他，他有事不能成行，就效辛弃疾词风写了一首《沁园春》：
斗酒彘肩，风雨渡江，岂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约林和靖，与东坡老，驾勒吾回。坡谓“西湖，正如西子，浓抹淡妆临镜台”。二公者，皆掉头不顾，只管衔杯。
白放“天竺飞来。图画里、峥嵘楼观开。爱东西双涧，纵横水绕；两峰南北，高下云堆”。逋曰“不然，暗香浮动，争似孤山先探梅？须晴去，访稼轩未晚，且此徘徊”。
全用三个古人的诗句拆开组合成对话，嵌镶在词律之中。这种散文化、引用故事、诙谐风趣的风格确实很像辛弃疾。据说辛弃疾非常高兴，“致馈数百千，竟邀之去”（《桯史》）。这种形式活泼，挥洒自如、幽默爽利的作品在刘过词中还有一些。
但是，刘过的词风并不统一。他的大多数词还是沿袭旧题材的，写闺情、艳事、献寿、宴饮，甚至写美人指甲、美人足，语言风格也常常沿袭旧习惯，委婉缠绵，细腻密丽，与另一部分词判若两人。
第五节 朱熹的文论
北宋时期，就已存在古文家和理学家在文学观点方面的矛盾与冲突。一般说来，古文家虽然也讲宗道征圣，但他们有时会对“道”作出较为宽泛的理解，同时他们对于文艺都有自己的爱好。至于像唐代韩愈的喜好张扬、宋代苏轼的出入佛老，其为人个性都有明显不符合正统儒家修养的地方。而理学家则是把内向的道德纯化作为人生的根本目标，把任何一种精神外骛视为人生的危险，所以二程就直接提出了“作文害道”和作文也是“玩物丧志”的论点（见《二程遗书》）。
又由于他们与古文家都以儒道为旗帜，所以更需要指出古文家宗道履道的不彻底甚至虚伪。到了南宋，理学愈盛，并出现了集大成的宗师朱熹，这种鄙视乃至取消文学的理论因他的阐发产生了更为广泛深远的影响。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曾任秘阁修撰等职。作为哲学家、伦理学家的朱熹，其思想具有复杂的内容，包括朱熹学说的核心命题“存天理而灭人欲”，其原有内涵也并非后世帝王所企望的存自家“天理”、灭他人“人欲”。但朱熹的思想也确实存在被后世帝王改造为统治思想的基础，这种基础就是：他把封建伦常、忠孝仁义抽象为先天的至高的“天理”，要求人们屏除私欲、屏除物质世界的一切诱惑，通过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使人性纯化而归复“天理”。这也是他的文学观的基本出发点。
朱熹是两宋理学家中最具文学修养的一人。《朱子语类》中论及前代诗人每有独到之见。如称“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又论白居易云：
“乐天人多说其清高，其实爱官职。诗中凡及富贵处，皆说得口津津地涎出。”眼光很是老辣。其诗亦有可观者，如人们熟悉的《春日》：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理学家喜欢从寻常自然景象中感悟哲理，诗中每每有理趣。杨万里的诗，就和理学家所推崇的“活法”有关，朱熹本人也写有不少这一类型的诗篇。
但这种文学修养并不妨碍朱熹站在道学原则立场上看待文学。首先，他根本上视文学为可有可无之物，曾言：“今人不去讲义理，只去学诗文，已落第二义。……今便学得十分好，后把作甚么用？莫道更不好。”（《朱子语类》）他又反对文学中的个人才性之表现，如北宋中期诸名家中，本以曾巩最缺乏文学气质而以苏轼最富才华，朱熹的评论却是：“曾南丰文字又更峻洁，虽议论有浅近处，然却平正好。到得东坡，便伤于巧，议论有不正当处。”（同上）
在《读唐志》一文中，朱熹对自古及今的文人作了一个概要的评价。先谓“孟轲氏没，圣学失传，天下之士，背本趋末”，实际是拿儒家经说对后世之士作了总体的否定。继而列举包括庄子、屈原、司马迁在内的战国至西汉许多重要的学术家和文学家，称他们虽然“先有实而后托之于言”，但“唯其无本而不能一出于道，是以君子犹或羞之”，至于宋玉、司马相如等，“则一以浮华为尚，而无实之可言矣”。再论东汉至唐，则称：“东京以降，迄于隋、唐，数百年间，愈下愈衰，则其去道益远，而无实之文亦无足论。”竟似不值一谈。
说到韩愈以道统自任，则讥其“敝精神縻岁月，又有甚于前世诸人之所为者”，而且“未免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至于欧阳修，“考其终身之言，与其行事之实，则恐其亦未免于韩氏之病也。”于是最终发为浩叹：“呜呼，学之不讲久矣，习俗之谬，其可胜言也哉！”照他这样说来，只是“古之圣贤，其文可谓盛矣”，后来的人都是道德不纯正，文章都很少有价值。
这种千古文章一笔抹杀的议论，真是有它可怕的地方。
自二程至朱熹的文论，其最有针对性、影响最大的是对唐宋古文家的抨击。唐宋古文的创作各有特色和成就是无须说的，但就文学观念来说，韩柳较南朝为退步，欧苏较韩柳为拘谨，这对文学本来可以取得的进展绝不是没有妨害。而理学家意犹未足，更对韩柳、欧苏施以打击。尤其朱熹眼光尖锐而议论苛严，对古文家之“道”的不纯正提出了严厉的指责。除上述已引文字，另如《朱子语类》中有一节，举欧阳修《六一居士传》和苏轼《昌化峻灵王庙碑》为例，指斥他们的文人习气，责问道：“其他人无知，如此说尚不妨，你平日自视为如何？说尽道理，却说出这般话，是可怪否？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门者难为言，分明是如此了。便看他们这般文字不入。”大有逐出二人于孔圣之门的激情。而朱熹一生讲学不辍，影响极为广泛，对文学的阻遏实不为小，故宋元之际戴表元有“后宋百五十年理学兴而文艺绝”之论（见袁桷《戴先生墓志铭》）。至少从散文来看，南宋较于北宋的衰落是很明显的。
自程朱理学兴起，唐宋古文的系统就受到严重挫伤。后世的正统“古文”，如明代的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都不是直接沿续唐宋古文的，它们都沾染了道学气味。桐城派的开山祖方苞更直接指出学唐宋古文对于其经学上的不纯粹要有所警戒（详见后有关部分）。所以说，以“载道”为理论宗旨的古文一脉到南宋已趋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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