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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建安诗文
公元一九六年，曹操奉汉献帝移都许昌，改元“建安”，于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企图重建统一大业。同时，他不断招纳才士，在北方形成一个文学中心。建安年代并包括其后若干年的文学创作，习惯上就称为“建安文学”。建安文学既延续了东汉中后期文学发展的方向，同时也在特定的条件下，使渐进的演变过程呈现为显著的转折，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转变时期。
这种转变的大背景，正如前面所说的，是由于社会的变化，在士人中引起一股思想解放和重视个体价值的思潮，从而使文学表现出作家从自身立场出发的对社会与人生的思考，对美与理想的追求。而当时的社会，经历了长期的战乱和接连不断的饥荒、瘟疫，人口大量丧亡（其中包括社会上层人士），到处是令人惨不忍睹的破败景象。“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曹操《蒿里行》），这在作家的心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另一方面，由于传统价值观念的动摇，个人的存在失去了外在的精神支柱，因此，人们在感时伤乱的同时，也更强烈地感受到人生短暂的悲哀。但是，以曹操为首的建安文学家，又多是注重实际的政治家，他们有着力挽狂澜的雄心和自信，并且把建立不朽的功业视为短暂生命的延续。这种感情也在他们的创作中充分表现出来。忧时伤乱、悲叹人生短暂、渴望不朽的功业，都是非常强烈、十分浓重的感情，三者结合在一起，就使得建安文学具有异乎寻常的感染力。前人称建安文学“悲凉慷慨”，刘勰《文心雕龙》也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这些都说得很中肯。
这种悲凉慷慨的感情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表现形式。过去，文人的文学创作集中于辞赋。东汉后期出现文人诗歌开始兴起的苗头，但尚不足以动摇辞赋的主导地位。到了建安时期，辞赋领域中抒情的小赋取代了体物的大赋。但是，对于上述悲凉慷慨、深厚浓重的感情，不要说体物的大赋，就是抒情小赋也不能承担恰当地表现它的任务。因为，抒情小赋所创造的也是由铺陈、渲染而形成的美，而慷慨悲凉的感情则要求在表现上的由感情的凝聚而形成的力度。可以说，没有一篇抒情小赋是能具有慷慨悲凉之气的。因而，文人创作的中心，就从辞赋转移到诗歌，形成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歌的创作高潮，并从此奠定了诗歌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主导地位。
建安诗歌一方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加以发展、改造。
就继承方面来说，从汉乐府民歌中兴起的五言诗形式，被建安诗人普遍使用，加以发展，并成为整个魏晋南北朝诗歌最基本的形式。乐府民歌的语言风格，对文人诗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而且，采用乐府诗题，沿袭乐府民歌中常见题材的作品，在这一时期的文人诗中占了很大的比例。
就发展和改造方面来说，首先，过去作为诗歌主体的乐府民歌，是一种社会性的集体创作。它们由某些无名作者最初写成以后，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被加以改造，很少能表现出作者的个性特征。而建安时代，就不大有作品无主名的现象。这些与作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作品，常常也和作者个人的特殊经历、情感和独特的审美爱好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促使诗歌向风格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其次，汉乐府民歌中叙事诗为数较多，因为带有故事趣味的作品容易为普通民众接受，得到广泛流传。而建安文人诗绝大多数是抒情之作，即使采用乐府诗题，也很少具有故事性。第三，过去作为文人文学之主体的辞赋的某些特点，也被带到诗歌领域中来。辞赋最显著的特点是语言华丽，而乐府民歌一向是朴实无华的。建安诗人中，不乏作赋的名家，王粲、曹植就是突出的代表。他们的诗，也明显带有华丽的倾向。而且，在辞赋中较早就被大量运用的骈偶手段，在诗歌领域内，也是由他们率先使用的。这些骈偶（即对仗）诗句，还显示出有意锤炼的痕迹。总之，建安文人诗既受了乐府民歌的影响，同时开始向文人化的精致华美转变。这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的开端。曹丕说“诗赋欲丽”，正反映了当时普遍的文学观念。不过，建安诗歌虽有趋向华丽的一面，但并没有过分使用典雅深奥的书面语言，也没有过分的繁缛、铺张，以至文句松弛，妨碍情感的表达。一般说来，作品的语言仍然是明朗、浅显、紧凑而富有力度感的。
人们在谈到建安诗歌的时候，常常称誉“建安风骨”。所谓风骨，乃是指作品内在的生气和感染力以及语言表达上的简练刚健的特点。当然，这二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建安风骨的形成，就是基于其作品中的慷慨悲凉的感情及其在艺术上表现的上述特色。后世的作家在反对片面追求形式和单纯的修辞之美，而强调文学的热情和内在的感染力时，往往就标举“建安风骨”的旗帜。
一、曹氏父子
曹操和曹丕、曹植父子三人，既是建安时代政治的中枢，又是文坛的领袖。他们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吸引了许多文人，开创了一代文学风气。其中曹植在政治上最终遭到失败，但在文学上却取得最大的成就。他的诗歌创作，在许多方面影响了整个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发展方向。
曹操（１５５—２２０）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有《魏武帝集》。父亲曹嵩是得宠宦官曹腾的养子，官至太尉。曹操也凭借着家庭的势力，年满二十即举孝廉为郎，步入官场。在汉末大乱中自聚兵马，建立了可以抗衡群雄的军事力量。建安元年，受封为丞相。继而于官渡一战击败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袁绍，逐步统一并实际统治了北部中国。曹丕代汉建立魏朝后，追尊他为武帝。
曹操的家庭具有某种特殊性。作为宦官的曹腾和作为宦官养子的曹嵩，原来的出身无疑是很微贱的①。而汉末宦官擅权的形势，却使他们显赫一时。但是，这种家庭原本并没有什么高贵的血统作为凭依，加上时代风气的影响，所以曹操很少受传统伦理观念和价值标准的束缚。在政治上，他重视实效，而蔑视繁琐的礼仪与虚饰的道德，所以崇尚形名之学，以严刑峻法来保障自己统治措施的贯彻实行。在日常生活中，他却很随便。史书记载，曹操生性机警，为人通脱。所谓“通脱”，就是无所拘泥、固执，个性和感情能够真率地表现出来。他的文学创作，也同样反映了他的思想和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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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武帝本纪》言曹嵩“莫能审其出生本末”。
曹操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诗歌方面。他的现存作品，都是曾经配乐演唱的乐府歌辞，从音乐分类上说，以《相和歌》为主。过去，文人写作乐府歌辞，大抵限于祭祀仪式上用的《郊庙歌》一类。至于《相和歌》，则主要产生于民间。虽然在宫廷和官僚的宴会上，常以此作为娱乐，但上层的文士，是不屑于亲自写作的。东汉后期虽有蔡邕等人留下少量的歌辞，但只是个别的情况。曹操对这种民间文艺形式的爱好，表明他并没有受到上层社会的偏见与习惯的束缚，而更重视利用民歌形式来满足自己的抒情需要。另一方面，这可能与他的家庭也有某种关系。其祖父曹腾，曾为黄门从官及小黄门。而宫廷中所需的音乐等娱乐，就是由黄门这个官署执掌的。所以曹操具有很高的音乐修养，并且一生对音乐保持了浓厚的兴趣。由于他的影响，曹丕、曹植及其他建安诗人，也写作了相当数量的乐府诗。可以说，在把作为民间文学形式的乐府诗改造为文人文学重要形式的过程中，曹操起了关键的作用。
正因曹操的乐府诗脱胎于汉乐府民歌，所以其中有些作品并不是写自己的经历，而是沿用民歌中常见的题材。比如《却东西门行》，抒发了征夫长期从军征战、思念故乡的悲哀，《善哉行》“自惜身薄祜”一篇，以代言的形式，描绘了孤儿的痛苦。另外，像《苦寒行》，虽然可能与曹操的某一次具体的军事活动有关，却是用了士兵的口吻来写的。“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所表现的当然不会是主帅曹操的生活，而是士兵劳苦思家的情绪。这些诗明显继承了汉乐府民歌反映现实的传统，以同情的态度，表现了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情感。
民歌反映现实，一般来说眼界比较狭小，对于重大的政治事件，则很少涉及。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而又心怀雄图的曹操，其眼界要广阔得多。他的诗，像《薤露》、《蒿里行》等，就是直接反映汉末重大历史事件的，这就突破了民歌的传统。下面是《蒿里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总共八十个字，概括了关东各州郡首领合兵讨伐董卓，然而由于人人心怀异图，导致战事失败，继而袁绍、袁术兄弟一则谋图废立皇帝、一则自立为皇帝，以致战祸连年，百姓大批死亡的事实，犹如一幅历史画卷。语言简洁，气魄宏大，感情深郁，在乐府诗中是前所未有的。
那些抒发人生情感、表达政治抱负的作品，具有更鲜明的个性特点。比如《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讌，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这是一篇用于宴会的歌辞。全诗由二个相互联系的主题组成：一是感叹时光易逝、人生短暂，一是渴慕贤才，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实现重建天下的雄心。正是因为生命短暂，它才弥足珍贵；追求不朽的功业，不仅是一种社会责任感，而且是为了使个人有限的生命获得崇高的价值。从“人生几何”发唱，以“天下归心”收结，诗中流动着一片悲凉慷慨、深沉而雄壮的情调，这正代表着建安诗歌最为感人的一面。
此外，《步出夏门行》也是一篇格调相近的杰作。诗的第一章（《观沧海》）描绘大海的壮阔景象：“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正是诗人胸怀的象征。第四章（《龟虽寿》）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四句，抒发了英雄之志，给人以奋发之感。这首和《短歌行》都是四言诗。《诗经》之后，四言诗已经衰微，曹操的诗是难得的优秀作品。
游仙诗在曹操的作品中也占有一定比例，内容大抵是感叹人生无常，幻想长生。这些诗艺术成就不高。其中《秋胡行》“晨上散关山”一篇，虚构了一个遇仙而追随不得的情节，表现人生惆怅之感，意境颇为美好。只是现存诗篇错讹较多，有些地方已无法读懂。
曹操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乱世英雄，审美情趣也和一般文人不同。他的诗绝少华美辞藻，结构也不很精细，喜从大处落笔，语言古朴，气势宏伟，内涵厚重，抒发感情往往悲凉慷慨，跌宕起伏，显示出鲜明的个性色彩。乐府歌辞从他开始，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曹操的散文也很有特色。鲁迅称他为“改造文章的祖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是指他的文章不受任何陈规的约束，说话大胆，辞锋爽利，一扫汉代儒生的文章动辄援引经义、迂远空阔的习气。如《让县自明本志令》，自述生平之志，略无掩饰做作之笔。文中自称：“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虽是实情，然非他人所敢言。说到自己不能放弃兵权，并不绕圈子谈大道理，而是明白宣称：“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又如《祭故太尉桥玄文》，竟记叙了桥玄生前对他开玩笑的话，看起来这似乎有损于祭文应有的庄肃感，却很好地表达了对死者的真切之情。其他像《举贤勿拘品行令》、《遗令》，均能不拘旧格。严格说来，这些文章中很多都不是文学作品，但它们对各体文章摆脱陈词滥调，向切近作者实际生活和真实情感的方向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曹丕（１８７—２２６）字子桓，曹操次子。他依靠父亲打下的基础，代汉做了皇帝，国号魏。曹丕博学多识，勤于著述，对文学创作也很重视。他的诗作中乐府歌辞与古诗约各一半。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沿用民歌题材，善于写游子思乡、思妇怀远之情。语言也明显带有民歌的特点，通俗流畅，不过比一般民歌略显得精致。抒发感情，以委婉细致见长。五言体中，《杂诗》二首风格与《古诗十九首》略近，文辞清绮，语浅情长。七言《燕歌行》二首尤为著名，今录其二：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这首诗利用了七言诗的长处，音节和谐舒缓，描摹细致生动，感情缠绵动人，语言清新流丽，取得了多种效果的统一，成功地表现了一位妇女在不眠的秋夜怀念丈夫的情态，既不脱离民歌的精神，又有自己的创造。汉代张衡的《四愁诗》，尚留有骚体的痕迹，语言也比较质朴。与之相比，《燕歌行》显得更加成熟和优美，因而在七言诗史上是一个新的标志。
曹氏父子三人，以曹丕的诗歌风格与民歌最相近。但他也有一些风格不同的诗。如《饮马长城窟行》、《黎阳作》、《至广陵于马上作》诸篇，记叙军旅生活，虽不如曹操的诗那样苍凉悲壮，但也颇有气势。《至广陵于马上作》的前半部分：“观兵临江水，水流何汤汤。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猛将怀暴怒，胆气正纵横。谁云江水广，一苇可以航。”可以说气倍不凡，可惜后半部分重沓疲弱，不能相称。另一类记宴游的诗，如《芙蓉池作》、《于玄武陡作》等，则与曹植的诗一样倾向于华丽。这些都显示了建安文人诗脱离民歌风格的一面。
曹丕的散文中，两篇《与吴质书》文学性较强。如下一节回忆往日之游的文字，尤为显著：
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车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凄然伤怀！
书信本来是实用文体。汉代文人书信虽有少数抒情性较强的，但追求文学效果的主观意识并不显著。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间的书信，愈来愈普遍地以精美的文辞写景、抒情，有意识地增强其文学色彩。曹丕在这一风气中起了带头的作用。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门性的论著，我们将在后面关于文学批评的专章中加以介绍。曹植（１９２—２３２）字子建，曹丕弟。曾封为陈王，死后谥“思”，故世称陈思王。有《曹子建集》。在建安作家中，他是留存作品最多、对当时及后代文学影响最大、后人多数评价最高的一个。
曹植自幼聪明，才华出众，一度受到曹操的偏爱，因此引起他和曹丕围绕继承权的一场明争暗夺。最终，由于曹植放纵不羁，缺乏政治家所需的成熟与老练，而归于失败。曹操死后，曹植受到曹丕的严厉迫害，他名为王侯，行动却不得自由，动辄获咎，如同囚徒。明帝曹叡继位后，曹植的处境有所改善，但仍然得不到信任，空怀壮志，无从施展，终于郁郁而死。
曹植的生活和创作，可以公元二二○年曹丕称帝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其前后期的作品，内容与风格均有明显不同。曹植早年处于连年动乱之中，目睹了社会所遭到的巨大破坏，这必然给他的前期作品带来深刻影响。虽然他的直接描绘社会乱离的诗歌只保存了《送应氏》和《泰山梁甫行》二篇，仍然值得重视。其中《送应氏》尤为出色：
步登北邙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
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
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
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
曾为东汉都城的洛阳，一度繁华无比，经董卓之乱，成为废墟。此诗由皇宫而民居，从城市到乡村，逐步开展，描绘出一派萧瑟凄凉的景象。洛阳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地点。作者对洛阳的凭吊，实际包含了对整个社会、整个汉末历史的哀伤，内涵非常深厚。
在曹植前期作品中，更多地抒写了个人的志趣与抱负。如《白马篇》，虽是游侠题材，诗中那一位英勇少年，实际也是作者自我的化身。“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表达了作者对壮丽人生的追求。《鰕鲌篇》则直抒胸臆：“驾言登五岳，然后小陵丘。俯视上路人，势利唯是谋。”“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呈现出一片豪迈气概。这些诗大多情调开朗，富于进取精神，同时洋溢着自信自负的少年意气。
此外，因为曹植前期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与曹丕一起，以贵公子的身份与曹操属下的文人交往，所以也写下不少记叙宴游及唱和赠答之作，如《公宴》、《侍太子坐》、《斗鸡》等，大抵情调平和，辞采华丽，很有些贵族气。这一类作品曹丕、王粲等也有，而以曹植为突出。这种诗当然很少具有深刻的内涵，但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它反映了建安时代诗歌题材不断扩大，更多地反映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反映了随着文人文学集团的出现，诗歌的娱乐性与社交功能更加明显了。曹植后期，在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下忍辱求生，心情极为悲愤苦闷，作品的内容与风格发生显著变化。那种雍容华贵的诗作极少再出现，一些表达不甘闲置、要求施展才能的愿望的作品，也不像早期之作那样豪迈自信，而是显得深沉悲凉。更多的作品，集中抒写了对个人命运的失望，和对曹丕政治集团的怨恨。这些诗文中，充满受压迫的痛苦，对自由生活的向往，以及预感生命将在屈辱与碌碌无为中消耗、失去其应有价值而产生的悲哀。
这里有的作品是用比兴、象征的手法写成的，曲折地反映了内心的不平与哀怨。如《美女篇》，形式模仿汉乐府民歌《陌上桑》，但主旨改变了。诗中逐一铺写女主人公的美丽、高贵之后，这样结束：“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透露了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的痛苦。又如《吁嗟篇》，以蓬草为风所吹，四处飘荡的形象，象征自己屡被迁徙，不能与亲人相聚的命运，表达“愿与根荄连”的愿望。另有一些作品，则用激切的语言表现内心的愤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赠白马王彪》。这首诗作于黄初四年（２２３），当时诸王循例入朝，曹彰暴死京城，曹植与曹彪返回封地，途中又被强令分道而行。全诗分七章，感情丰富复杂。旅途的艰辛，骨肉分离的悲伤，对人生的失望，对曹丕不敢明言的愤恨，对监视者的诅咒，兄弟之间强作豁达的慰勉，层出迭出，真切感人。
在曹植后期的诗中，还出现一种从根本上对人生表示怀疑、否定的倾向。这是因为他既不能放弃对于人生价值的追求，又看不到现实矛盾有任何解决的可能。《赠白马王彪》末章说：
苦辛何虑思？天命信可疑。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
天命可疑，神仙虚妄，人寿不永，现实世界只是一片黑暗。本来，建安文学具有一种开朗亢奋的基调。但这种基调是建立在对追求人生价值的自信的基础上的，当严酷的权力斗争破坏了这种自信以后，诗歌的格调就随之改变。由此开启了正始文学的风气。但从根本上说，曹植早期诗歌的激昂之气与后期诗歌的悲哀情调，有其相通之处。正是因为建安文人对于自由意志和生命的价值有着热烈的追求，当这一追求受到抑制时，他们的悲哀才如此强烈。从这一点来理解正始文学，也是同样道理。
曹植前后期的诗篇，在内容上虽有上述明显的不同，但都感情充沛，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而尤其重要的是，通过他一生的创作实践，他把文人的艺术修养、文人文学的传统与乐府民歌的特点结合了起来，既吸取了民歌的长处，又改变了民歌单纯朴素的面貌。《诗品》评他的诗是“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黄侃《诗品讲疏》又加上“不离闾里歌谣之质”，曹植的诗歌确实兼具这两个方面。具体地说，以下五点很值得注意：
第一，曹植现存诗作中，乐府诗占有近半数。但这些诗基本上都不是配乐演唱的。刘勰《文心雕龙》谓之“无召伶人，事谢弦管”。这是乐府歌辞文人化的明显标志。
第二，和建安时代其他诗人一样，曹植也写了不少沿用民歌题材，模仿民歌风格的诗。但他并不是单纯的模仿，而是加以适当改造，有时结合骚体的象征手法，在那些游子思妇的形象中注入纯属于个人的思想感情。前面提及的《美女篇》、《吁嗟篇》，以及《七哀》和《杂诗》中的几篇，都是如此。如《杂诗》之四：
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朝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
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
这里把《九歌》中所谓“美人迟暮”的哀怨与汉乐府民歌的风格相结合，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苦闷和对有限生命的惋惜，浅显而雅丽。较之曹丕比较单纯地模仿民歌的《燕歌行》一类，更富于个性，内涵也更为曲折丰富，耐人寻味。
第三，曹植诗的结构大多颇为精致，很少平铺直叙。特别是开头，常常以几句带有主观感情色彩的景物描写，渲染出特定的气氛，笼罩全篇。如《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二句，以激烈动荡的景象，暗示了作者心境的不平和处境的险恶；《七哀》“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二句，以迷蒙恍惚的景象，奠定了全诗哀怨的基调。所以沈德潜说他“极工于起调”（《说诗晬语》）。这虽然是从民歌的比兴句学来，但它在全诗中的作用比通常的比兴句重要得多，效果也更为强烈。
第四，“诗赋欲丽”是建安文学的普遍现象，而以曹植最为突出，对后人的影响最大。与民间乐府不同，他的诗往往有鲜明的色泽，并已较多使用书面语，讲求华美、工整和刻画的细致。只是并不显得深奥。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对仗的运用。建安以前，辞赋乃至散文都已明显趋向骈偶化，但在诗歌中，还没有人有意识地运用这一修辞手段。建安时代，曹植、王粲作为辞赋的高手，开始将它引进诗歌写作中来，曹丕等人偶尔也有尝试。和对仗同时出现的，是炼字的现象。像曹植的诗句“凝霜依玉除，清风飘飞阁”（《赠丁仪》），“白日曜青春，时雨静飞尘”（《侍太子坐》），“秋兰被长坂，朱华冒渌池”（《公宴》），其中的动词都经过精心锤炼，以求得到警醒的效果。这样的诗句在他的作品中虽然占比例不大，但在以后的文人诗中，却是越来越普遍。
第五，建安文人诗中，开始有较多的自然景物描写，曹植也是主要的代表。这同样是在汉代民间乐府中很难见到，并对后代文人诗影响很大的现象。下面是《公宴》中的一节：
清夜游西园，飞差相追随。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参差。
秋兰被长坂，朱华冒渌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
神飚接丹毂，轻辇随风移。
以上是曹植在其诗歌创作中把文人文学与民间乐府结合起来的五个主要之点。他在这方面的特出成就，使他在建安乃至整个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发展过程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
除了诗歌以外，曹植的散文、辞赋也有相当特出的成就。《与杨祖德书》评述当代著名文士，倾吐自己的怀抱，因杨修与他关系密切，所以话说得随便，有较多抒情成分。从文中可以看出曹植自负而又外露的诗人性格。《求自试表》要求明帝给以任用，希望由此得到施展才华、建立功业的机会。曹植本来是个理想很高又十分自信的人，把“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视为人生的目标。长期闲置，使他深感压抑，并且有一种大才未用的遗憾。所以这一篇表文写得慷慨激昂，极富情感。
曹植现存的辞赋，包括残佚的在内，有三十多篇，可见他于此用力甚勤。这些作品可以说代表了建安辞赋的转变。其特点，一是篇幅短小，没有汉代流行的长篇巨制；二是题材广泛，各种内容都有。其中《鹞雀赋》用对话形式写一个动物寓言，是赋作中很少见的；三是抒情性强，与作者的生活、思想关系密切；四是语言华丽而流畅，没有堆砌辞藻的弊病。
《洛神赋》是曹植的代表作。内容虚构自己在洛水遇神女的故事。前人对此篇的寓意，猜测很多，但都无法确实证明。按在曹植以前，陈琳、王粲、杨修都写过《神女赋》，都是模仿旧传宋玉所作《神女赋》、《高唐赋》，可见这一题材在当时很流行。曹植的《洛神赋》，当也是这一风气下的产物。恐怕他只是假托一个神话人物，把世俗的男女之情升华到诗意的完美形态。比较前人所作，《洛神赋》更多地渲染了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情意缱绻却又因人神殊途而无法交接的惆怅哀怨，避免了这一类作品中常见的掩盖在神话色彩之下的粗俗暗示，格调高雅，感情真切，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对神女容貌、情态的刻画，非常细致生动，为前所未有。如开头一节：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渌波。
这里用了一连串最为美好、灵动的形象来比喻神女，华丽的语言中充满生气，给读者以充分的美感上的满足。
二、建安诸子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述当世文人，特别标举了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瑒、刘桢，称为“七子”。七人都是建安时代比较重要的文学家。其中除孔融的情况较为特别，其余六人都依附于曹操。他们与曹丕、曹植兄弟有密切的文学交往，形成一个文学集团，在其他一些杰出作者的参与下，共同开创了建安文学的兴盛局面。
孔融（１５３—２０８）字文举，鲁国鲁县（今山东曲阜）人，孔子后裔，曾为北海相。有《孔北海集》。曹操奉献帝都许昌，特意征召他为少府。孔融出身高贵，才智过人，又长期浸染于汉末清流的风气之中，养成了孤傲狂放、尖锐彰露的性格，喜欢对各种政治问题发表议论。他不满于曹操的野心，常借题挖苦、嘲讽，最终被曹操杀害。曹丕评他的文章，说是“体气高妙”，这是指他的文章有才情、有个性，思想机警；又说“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至杂以嘲戏”，这是因为孔融往往并不是完密地论述问题，而是抓住一点，推向极端，所以辞锋犀利而理不周全。从个性强烈这一点来说，孔融的创作与建安之风还是一致的。不过，他的作品留存很少，主要是几篇书札、杂论①。其中《难曹公表制酒禁书》、《与曹公论盛孝章书》二篇较有名。前者指责曹操的禁酒令言不由衷，加以挖苦，很能表现他的性格。后者写作时间较早，他与曹操的关系还没有明显恶化，内容又是请曹操救助其友人盛宪（字孝章），故辞气较委婉。文章从为友之道和为国求贤两方面打动曹操，语言简洁，感情真实，恳切之中又不失身份，确可当“体气高妙”之评，却并无“理不胜词”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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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前系于孔融名下的《杂诗》，经学者考证，非其所作。
王粲（１７７—２１７）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年轻时避乱荆州多年，后归曹操。他出身世家，少有才名，锐意进取，然生当乱世，羁留他乡，故作品多感时伤事，自悲不遇。其诗、文、辞赋均有成就，前人常与曹植并称，刘勰《文心雕龙》则誉之为“七子之冠冕”。诗歌的代表作有《七哀》二首，第一首作于从关中到荆州时，记下了战祸的惨况：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诗中将个人的不幸与社会的不幸、民众的苦难结合起来。“路有饥妇人”一节，采用乐府民歌的手法，以具体而典型的情节，刻画出乱离的惨状，尤其感人。末四句以渴望明主作结，使诗意深入一层。《七哀》之二作于荆州，写漂泊之中思乡怀归的心情，主要通过写景来衬托内心的孤独与苦闷，汲取了辞赋的长处。王粲诗的某些特点与曹植相似，如喜用对仗，辞采华丽。《七哀》之二的写景部分，基本上都是对仗的。
从写作时间来说，他运用这一修辞手段还早于曹植。《杂诗》中“曲池扬素波，列树敷丹荣”，“幽兰吐芳烈，芙蓉发红晖”之类的诗句，可以明显看出追求华美的倾向。
王粲当时即以擅长辞赋著称，作品也多，但是大都只存片断。完整的只有《登楼赋》，是在荆州登麦城城楼所作，写羁旅之愁与怀才不遇的悲哀，与《七哀》之二内容相似。其篇幅短小，语言精美，多用骈句，写景与抒情结合紧密，是魏晋时期辞赋转变阶段中的代表作之一。散文中较好的作品，有代刘表所作的《与袁谭书》以及《难钟荀太平论》等。
刘桢（？—２１７）字公幹，东平宁阳（今属山东）人。在当时以五言诗著名，所作语言简洁，注重气势。钟嵘《诗品》称赞他的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这大约是因为这些诗多抒发个人情怀，而表现出高远的志趣。如《赠从弟》三首之二：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
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木性。
陈琳（？—２１７）字孔璋，广陵射阳（今属江苏）人。阮瑀（？—２１２）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他们都曾为曹操掌管书记，当时军国书檄，多出于二人手笔。这些文章都是应用文，但却很讲究文采，多用排偶，句式整齐，又喜广引史事为证。这标志了魏晋文章在汉代文章已经骈偶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向骈文的方向发展。他们也擅乐府诗。陈琳有《饮马长城窟行》，以对话形式，写秦代筑长城者家破人亡之苦；阮瑀有《驾出北郭门行》，写一个孤儿为后母虐待，在亲母坟前啼哭哀思的故事。二篇均模仿汉乐府民歌，语言也很朴素。这种故事性很强的乐府诗，在建安时代已经不多见了。阮瑀另外有几篇风格不同而颇值得注意的诗，如一首佚题之作：“民生受天命，漂若河中尘。虽称百龄寿，孰能应此身。犹获婴凶祸，流落恒苦辛。”又如《七哀》：“丁年难再遇，富贵不重来。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长夜台。”这些都是从普遍的意义来写人生的可悲，认为不幸是生命的最终结局，思想和曹植后期的诗有些相似。这显然也是正始文学的先导。尤其是阮瑀之子阮籍的诗，多有“忧生之嗟”（《文选》李善注语），与其父不无关系。
七子中的徐幹在当时以赋见称，但作品流传者少，倒是保存在《玉台新咏》中的《室思》诗较为有名。应瑒的诗以现存的几篇而论，较少特色。七子之外，杨修、吴质、丁仪、缪袭、繁钦等，在当时均有文名，但也都少有作品存世。其中繁钦的《定情》诗，以一连串排比句写女子对情人的挚爱和期待，显然受到民歌的影响。
三、建安诸子以外的作者
通常所言建安文学，主要是指曹氏父子和他们周围文人的创作。但此外还有一些作者，是应当注意的。
汉末著名文学家蔡邕的女儿蔡琰，字文姬，是一位杰出的女诗人。她从小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在文学、音乐等各方面均有较高修养。汉末军阀混战中，被董卓的军队掳走，后流落到南匈奴，滞留十二年，生有二子。曹操与蔡邕为旧交，遂出资将她赎回，重嫁董祀。今传署名为她所作的诗有三篇：五言和骚体《悲愤诗》各一篇，骚体《胡笳十八拍》一篇。三篇的真伪问题都有争议。一般认为五言《悲愤诗》确为蔡琰之作，《胡笳十八拍》系后人伪托。
五言《悲愤诗》记述了她从遭掳入胡直到被赎回国的经历，将纪事、抒情、议论密切结合，写出时代的动乱，胡兵的残暴，民众的悲惨遭遇，和个人不幸的命运。犹如一幅血泪绘成的历史画卷，以强烈的感情，真实的笔触，反映出那一可惊可怖可痛可泣的社会情状，令读者不能不为之感动。如记述董卓军队掳掠平民的一节：
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
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
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
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
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且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
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
这里有高度的概括，也有细致的描写，深刻有力，触目惊心。又如记述自己与亲儿永别，准备回国的一节：
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
“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
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
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
一面是久别的故国，一面是亲生骨肉，不能两全。这种选择，确实令人肝肠寸断。孩子一连串的责问，使诗中的感情气氛显得无比沉重。
从写作特点来说，这首诗结构严谨，剪裁精当，语言具有高度的表现力，足以代表当时五言诗的发展水平。
与曹魏鼎峙的东吴、蜀汉，文学都不发达。但诸葛亮的《出师表》，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诸葛亮（１８１—２３明，琅琊阳都（今山东沂水县南）人。他帮助刘备建立了蜀汉，任丞相，是三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蜀后主建兴五年（２２７），诸葛亮准备从汉中出兵北伐曹魏，临行时向刘禅上这篇奏疏，劝诫他尊贤纳谏，推荐朝中可以信赖的大臣，并陈述自己的心迹和志向。通常臣下写给皇帝的奏疏，多谀美恭谨之辞，写作很拘束。但诸葛亮受刘备遗命辅佐刘禅，位高权重，所以能够畅所欲言。此表虽无意为文，而感情自然真淳，既有谆谆叮嘱、反复教导的意味，又不失忠诚恳切的态度，成为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内心表白，在奏疏文中颇为难得。此外，还有一篇题名为诸葛亮作的《后出师表》，一般认为出于后人的伪托。
第二节 正始诗文
正始是魏废帝曹芳的年号（２４０—２４９），但习惯上所说的“正始文学”，还包括正始以后直到西晋立国（２６５）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创作。
正始时期，玄学开始盛行。玄学中包涵着一种穷究事理的精神，导致了对于社会现象的富有理性的清醒态度，破除了拘执、迷信的思想方法。同时，庄子所强调的精神自由，也为玄学家所重视。当时，有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一派，即崇奉发自内心的真诚的道德，而反对人为的外在的行为准则；也有主张名教与自然相统一的一派，即要求个性自由不超越和破坏社会规范。但至少“自然”这个前提是人所公认的。
然而这一时期的政治现实却极其严酷。从司马懿用政变手段诛杀曹爽而实际控制政权开始，到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政，十多年间，酝酿着一场朝代更替的巨变。他们大量杀戮异己分子，造成极为恐怖的政治气氛。“天下名士，少有全者”，许多著名文人死在这一场残酷的权力斗争中。另一方面，司马氏集团为了掩饰自己的行为，并为夺取政权制造舆论，又竭力提倡儒家的礼法，造成严重的道德虚伪现象。以清醒和理智的思维，面对恐怖和虚伪的现实，知识阶层的精神痛苦，也就显得尤其尖锐、深刻。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发生了重大变化。前面说过，对于建立不朽功业的渴望和自信，奠定了建安文学的昂扬的基调。但是，也存在另外的一面，就是对于个体生命能否实现其应有价值的怀疑。阮瑀的诗已有这样的内容，曹植后期的某些作品更为突出。正始文人面对远为严酷的现实，很自然地发展了建安文学中表现“忧生之嗟”的一面，集中抒发了个人在外部力量强大压迫下的悲哀。换言之，建安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高扬奋发、积极进取的精神，在正始文学中已经基本上消失了。
由于周围环境危机四伏，动辄得咎，也由于哲学思考的盛行，正始文人很少直接针对政治现状发表意见，而是避开现实，以哲学的眼光，从广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来观察事物，讨论问题。也可以说，他们把从现实生活中所得到的感受，推广为对整个人类社会生活和历史的思考。这就使正始文学呈现出浓厚的哲理色彩。
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锐的人生悲哀，构成了正始文学最基本的特点。
正始时期著名的文人，有所谓“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前者的代表人物是何晏、王弼、夏侯玄。他们的主要成就在哲学方面。后者又称“竹林七贤”，指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七人。其中阮籍、嵇康的文学成就最高。
阮籍（２１０—２６３）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阮瑀之子。有《阮嗣宗集》。他博览群籍，尤好《老》、《庄》。
为人旷放不羁，任情自适，鄙弃礼法。正始年间曾任尚书郎、大将军曹爽参军，二次均以病免归。司马懿执政，召为其太傅府从事中郎，以后相继为司马师、司马昭的僚属。晚年做过步兵校尉，故世人又称之为“阮步兵”。阮籍年轻时“有济世之志”（《晋书》本传），自视很高，世人对他也很器重。曹爽、司马懿请他去做幕僚，就是一种借招纳名流以扩大自己声望的手段。但随着司马氏篡权图谋的显露，政治风云日趋险恶，阮籍只能放弃了往日的雄心。他的处境十分艰难。他对司马氏集团的行为极为不满，但不仅不能公开反对，而且身为司马家的幕僚，被卷入政治漩涡而无法摆脱。所以他只能用醉酒佯狂的办法来躲避矛盾，一方面可以少做违心之事，多少维护了个人的意志，另一方面又不致引起猜疑而导致杀身之祸。但这对英锐高傲、思想警敏、个性强烈的阮籍来说，实在是痛苦不堪的生活。
阮籍的文学成就，主要是《咏怀诗》，其中五言诗八十二首，四言诗十三首。前者尤为著名，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这些诗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生活态度，尤其是对于人生问题的反复思考。只是，由于处境的危险，他只能用隐蔽的象征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用笔曲折，含蕴隐约。所以钟嵘《诗品》说他“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颇多感慨之辞，厥旨渊放，归趣难求”。
不过，尽管《咏怀诗》所牵涉的具体的人物事件已无法探求，但并不是说这些诗是无法理解的。尤其是其中许多篇，虽是从现实感受出发，却又往往超脱具体事实，推广为人生的根本问题，诗中所包含的哲理、所抒发的感情，仍然可以追索、体味。
首先，《咏怀诗》中显然有一部分忧愤伤时之作。如第三首：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
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前人多以为此诗暗喻魏晋之际的政治状况，表现正直之士难以自保的忧患，大约是不错的。此外，凭吊战国魏都遗址的第三十一首，诗中“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云云，表面是怀古，真意却在于讽今。
还有一些诗，表现了作者不甘碌碌无闻，渴望建功立业的愿望。如第三十九首“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云云，流露出同建安文学一样的慷慨激昂之气。只是这一类作品在《咏怀诗》中为数甚少。
《咏怀诗》的核心内容，是带有哲理性的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并且集中于个人的内在意志与外部力量相冲突，生命从根本上无法获得自由这样一个命题。
在这方面，同《古诗十九首》及建安诗歌一样，《咏怀诗》中也反复发出诸如“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之类对人生短促的感叹。不过，在《古诗十九首》中，追求现世的享乐，追求友谊和爱情，被当作解脱途径来歌咏；在建安诗歌中，追求不朽的功业，被视为有限生命的延续。换言之，阮籍以前的诗歌，是把自然规律视为人生不自由的最重要原因，而认为在社会生活中可以找到解脱的道路。而阮籍则不同。他虽然也看到自然规律的作用，但他更强调社会力量对人生的压迫。
在《咏怀诗》中，逐一排除了可能的解脱道路。“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追逐富贵使人倾轧相争，以至覆灭；“高名令志惑，重利使心忧”，“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名和利一样，使人丧失自我，丧失本性，虚幻无价值。建功立业，确实是阮籍所向往的，但这并不是个人可以随意选择的道路。“阴阳有舛错，日月不常融”，遇与不遇，为命运的偶然所决定，生活在不幸的时代，个人能有什么作为？家庭、朋友之情诚然是美好的，但黑暗的现实随时可以夺走它们，愈加唤起人生的悲哀：“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临觞多哀楚，思我故时人。对酒不能言，凄怆怀苦辛。”而且，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虚伪、怨毒、猜疑、背弃：“人知交友易，交友诚独难。险路多疑惑，明珠不可干。”“亲昵怀反侧，骨肉还相仇。”《咏怀诗》中虽多种写到对神仙世界的向往，但这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子，作者并没有把它当作真实的追求。甚至，即使能长生，在这样的世界上也是徒然：“人言愿延年，延年将焉之？”
在阮籍看来，现实犹如一张大网，使人无处可逃：“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在第三十三首中，他还对人生作了一个总的描绘：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
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
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这里指出，人生由于受到两种力量的压迫，因而是极端不自由的。一是人所生存的社会。社会充满矛盾，充满危险，一切都不可预测，再多的智慧也不足应付。因而人的一生焦虑重重，如怀汤火。即使你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躲过了人世的一切危险，另一种力量也必将使你毁灭，那就是死亡。
我们应当注意到，阮籍虽然厌恶司马氏集团的所作所为，但他并不是从政治上站在曹魏政权的一边来反对他们。如果说司马氏夺取曹家天下的手段是虚伪而卑劣的，那么过去曹丕登上皇帝宝座，还不是用了同样的手段？作为哲学家的阮籍，他所感受到的是一种具有广阔历史意义的悲哀。所以，他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由此在《咏怀诗》中形成一种强烈的生命孤独感。第一首就表现了这种感情：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月色如水，寒风拂衣，孤鸿悲鸣，宿鸟惊飞，在这一片冷漠枯索的气氛中，主人公独处空堂，徘徊忧思。这里所描摹的并非实有的场景，也未必隐喻着什么具体的事件，而只是借诗的意象和意境，用象征的手法，寄托一种绝对的孤独感，一种幽深而难以名状的愁绪。除了这一首外，还有好几首类似的诗篇。如第十七首，写遥望整个世界空无一人，唯见失群的鸟兽惊惶奔飞，效果十分强烈。这种从生命本质意义上提出的孤独感是过去诗歌中从未有过的。
阮籍是特定时代中的悲剧人物。历史唤起了个性的觉醒，促使人们以极大的热情去追求人格的尊严、生命的完美，追求真诚的道德、自由的生活，却并不给这种追求以实现的希望。然而阮籍的追求并不是没有意义的。确实，从未有人像他那样把人生描绘得如此沉闷、孤独、阴冷，但这并不纯然是消极的东西。它比前人的文学更为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制度压迫人性的本质。而且，人们从《咏怀诗》中，同时也感受到了对生命的完美的期望和执着的爱恋。它对生命的哀叹，也是对生命的歌颂。
在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过程中，《咏怀诗》也带来了重大的改变。在此以前，诗歌的主体是民歌以及在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人诗，其内涵通常是比较单纯的，所表现的大多是具体的问题。阮籍则完全摆脱了对民歌的模仿，把深刻的哲学观照方式引入诗歌中来，同时巧妙地将它与一系列艺术形象相结合，使诗歌呈现出十分广阔的视野，包容了十分深沉的内涵。在表现手段上，它多用象征寓意，形成若即若离、闪烁曲折的特点，诱导人们去反复体味，反复思索。这就是《文心雕龙》所说的“阮旨遥深”。可以说，到了《咏怀诗》，中国古代抒情诗明显变得厚重了。《咏怀诗》的感情也极为真诚激切，具有感人的力量，所以《诗品》说它“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这种以组诗方式来抒发心理深层的情绪的形式，也为后人所重视。陶潜的《饮酒》、陈子昂的《感遇》、李白的《古风》，都是从这一路发展而来的。
阮籍的散文，以《大人先生传》最著名。文中假托“大人先生”之口，表述自己对社会历史的看法，揭露封建礼法的虚伪的本质。文章认为，上古社会原是自然淳朴的，自从有了君臣，才有了欺诈和残害的行为。那些统治者制订礼法来束缚老百姓，诳骗愚拙的人们，于是强者横行无忌，弱者只能劳苦困顿地受人奴役。统治者借了廉洁的名义实现贪心，内怀凶险而外饰仁义，搜尽天下财物，填塞自己的无穷之欲。这些议论显得十分尖锐而透彻。文中还辛辣地讽刺世上所谓礼法君子：
世人所谓君子，唯法是修，唯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而目前检，言欲为而无穷则。少称乡党，长闻邻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
这是说君子们谨慎庄重，博得美誉，其实不过是为了图个高官厚禄。后面接着说，他们自以为这样就找到了安全富足的藏身之地，其实不过像虱子钻在裤子缝里。一旦大火烧了城郭房舍，延及裤子，虱子还能逃到哪里去？这些尖刻的语言，喷泄了对于伪善者的痛恶。
不过，尽管《大人先生传》等文章有着尖锐激烈的一面，但作为作者人生理想之化身的“大人先生”，却是一个魁然独存，超世绝群，飘飖乎天地四极，与造化相推移的神人。也就是说，作者对周围切近的矛盾冲突，仍然采取隔远和逃离的态度。因为，他对于自己所厌恶的现实社会，终究是无能为力的，他只能在幻想中追求绝对的自由。
魏晋是散文进一步骈化的时代，阮籍的文章，也喜用铺排之笔，辞采富丽，又使用很多对偶句，并以单行散句交错其间，使之奇偶相生，整齐中见变化。偶句的句末，大多用韵，易于口育。
嵇康（２２３—２６２）字叔夜，谯郡铚（今安徽宿县西）人。
他崇尚老庄，性格高傲刚直，不抱礼法。又受道教影响，喜谈服食养生之事。通音乐，善奏琴。曾官中散大夫，故世称嵇中散。有《嵇中散集》，又鲁迅辑校之《嵇康集》。嵇康与阮籍是好友，同为“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思想多有相近之处，但性格为人、处世态度、颇有不同。嵇康娶魏宗室之女，与曹魏政权的关系，比阮籍更为密切；对司马氏的阴谋、他的反对也更为明白激烈。所以当正始末司马懿执政之后，他就脱离政坛，不像阮籍那样，仍虚与斡旋，以求自保。并且，他也不能像阮籍那样，借哲学的观照与思考，隔远了现实中的矛盾与痛苦。以他的社会联系、政治态度以及刚傲的性格，自然难以为司马氏所容，所以终究被构陷杀害。传说他临刑时，太学生三千人请求宽赦他，并以他为师，可见他在当时所享声望之高。
嵇康是魏晋之际最著名的论说文作家。《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说：“康所著文论六七万言，皆为世所玩咏。”其特点，一是思想新颖，好标异说，对传统的儒家思想富于批判精神，二是说理缜密而透彻。主要作品有《声无哀乐论》、《管蔡论》、《难自然好学论》等。其中《声无哀乐论》是一篇逻辑严密，辨析细致的论文，颇为难能可贵。不过，从文学意义上说，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更为重要。
山巨源即山涛，“竹林七贤”之一，与嵇康为知交，后投靠司马氏。他从吏部郎转迁为散骑常侍时，举荐嵇康以自代，希望嵇康放弃与司马氏对抗的立场，以免遭到危险。嵇康作此书断然拒绝，并宣布与之绝交，表示自己决不屈节妥协。当然，他不能公然从政治上表示对立。信中陈述自己不能就职的理由，是推崇老庄，任真纵放，无法忍受礼法的羁勒和俗务的纠缠。借这种表白，显示出桀傲不驯的态度。他要求对方尊重自己的个性和志趣，提出“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又譬喻说：“此犹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汤蹈火；虽饰以金镳，享以佳肴，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这种个人意识和追求个性自由的精神，正是魏晋文学最显著的特色，在中国古代文学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辉。
在自我表白的同时，作者还辛辣地讽刺挖苦山涛和整个司马氏政治集团。他说山涛：“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又描摹官场景象：“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尖锐地斥责了山涛及其他依附司马氏的人们毫无操守、投机多变。更有甚者，他还宜称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实际是讥刺司马氏为了篡权而制造礼教根据。据说司马昭读了这几句话，对嵇康很痛恨。嵇康最终被杀，与此有直接关系。
总之，这篇书信全面反映了作者的人格。虽非正面立论，却毫无闪烁含糊之辞，放言无惮，辞锋犀利，风调峻切。用生动的语言，写出作者的真实感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嵇康的诗歌成就虽不如阮籍，但四言之作仍有特色。其《幽愤诗》作于因友人吕安的冤案被构陷入狱时，自述身世、志趣和耿直的性格。《赠秀才从军》更是激昂有气之作，第九、第十四两篇尤其受人喜爱：
良马既闭，丽服有晖。左揽繁弱，右接忘归。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凌厉中原，顾盼生姿。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这组诗原是嵇康为了送哥哥嵇喜从军而写的，但诗中借想象嵇喜从军后的生活，实际表现了作者自己的人生情趣。“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写得何等有生气。“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又是那样潇洒脱俗，充分体现了作者高远的情怀。所谓“魏晋风度”，于此生动可见。
“竹林七贤”的其他几人，都很少有作品流传，只有刘伶的《酒德颂》和向秀的《思旧赋》比较有名。《酒德颂》赞美纵酒任诞、蔑视礼法的生活，可以看出当时风气。《思旧赋》是向秀思念故友嵇康、吕安的抒情短赋。全篇总共不足二百字，几乎刚开头就结束了。但从这种欲言而难语的文章体制和文中悲凄的感情气氛，可以看出作者心情的沉重，以及当日政治的黑暗与恐怖。
第三节 西晋诗文
公元二六五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取代魏室，建立了晋王朝，史称西晋。此前蜀汉已灭。晋立国不久，又攻灭东吴，结束三国分裂，重新统一中国。但以司马炎为首的统治集团，未能建立起良好的政治秩序，就沉湎于享乐，而司马炎以曹魏宗室孤弱、不能救助王室为戒，分遣同姓诸侯统率精兵镇守要地，又从另一面种下了祸根。他死后不久，就由一场宫廷内的权力之争演变出宗室间的大混战，史称“八王之乱”。趁此机会，汉、魏以来大量内迁的北方少数民族的首领纷纷自立，摧毁了晋朝在北方的统治。西晋从立国到覆灭，总共只有大约五十年。
晋朝建立统一全国后，造就了盛大的事业和短暂的繁荣，原来就屡遭打击的反对派更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一般文学之士为了家族和个人的利益，纷纷向统治集团归拢，成为其中一分子，或权贵门下的宾客。于是士风发生了改变。正始士人的纵诞任情，多少包含着对现实不满及拒绝与权势者合作的意味。而现今的士人既然立身于统治集团之中，就不能不有所检束。纵或小有越规，也仅只是文人的风流。其个体意识，在新王朝令人慑服的威势下必然地发生了减退。
文学同样发生着变化。此前，无论是刚健明朗的建安文学，还是隐晦曲折的正始文学，都充溢着内在的热情，作品大多富有生气和力度。因为建安文人和正始文人是在冲突与对抗中生活的，无论是追求建功立业，还是在被压迫中痛苦挣扎，都可以说是自我意志与外部力量的抗衡。而西晋时期社会表面上是稳定的，文人自身的利益又与统治集团的利益一致，因而他们的生活就缺乏冲突与对抗，文学因而普遍显得松弛而平缓，少有激动人心的力量。换言之，文学的“风骨”在这时明显地减弱了。当然也有例外，左思、刘琨的诗歌是表现了冲突与对抗的，并且向来被誉为有风骨。不过，他们不是西晋文学的主流派。
但是，西晋文坛并不冷落。无论作家还是作品的数量，都远远超出前代。尤其是诗歌，在士人生活中的价值进一步得到肯定，上层文士几乎没有不写诗的，而在正始时期，诗歌创作在社会上层还没有如此普遍。
西晋文学也不是没有继承前人的地方。其实，导致西晋文学不同于建安、正始文学的原因，主要是前面所说的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是作家创作观念的变化。表现人生的伤感仍然是文学的中心主题，文学的抒情性，在主观意识上甚至比前代更为受到重视。陆机的《文赋》比前人更明白地说明了文学是感情活动的结果。只是，由于社会的压抑，作家缺乏对抗的意识，文学中感情往往只是表现为无奈甚至是空泛的低沉，很少有激烈、紧张、丰满的内涵。而文学作为修辞艺术的一面，受到更多的重视，因此，建安文学追求华丽的倾向被发展到极端。语言明显地趋向书面化，雕琢刻画的功夫更深了。建安诗歌中出现的对偶现象，这时也高度发展起来。使用偶句的普遍性，一首诗中偶句所占的比率，以及对仗的工整程度，都远远超过建安诗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写景的成分在西晋诗中也有明显的增加，并且写得更为细致工巧。《文心雕龙·才略》称陆机“思能入巧”《诗品》称张协“巧构形似之言”，又称张华“巧用文字，务为研冶”，主要都是表现在写景方面，可见这是一种普遍的风气。他们的作品缺乏壮阔的情怀，于细微处感觉却很敏锐，能准确地捕捉景物的特点并加以精细的表现，这是前人未曾达到的，对于提高古诗的语言表现能力和审美价值是重要贡献。并且，从建安到西晋，诗歌中写景成分的增加和表现力的提高，也为山水诗的出现提供了必要的准备。西晋的年代不长，主要作家几乎都一起相处过。不过，从他们重要作品的写作时间来讲，也可以勉强地加以区分。大致傅玄、张华文学活动开始最早。武帝太康、惠帝元康时期文学兴盛，除张华仍在世外，又有所谓“三张（张载、张协、张亢兄弟）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潘岳、潘尼叔侄）一左（左思）”之目。刘琨、郭璞的主要作品都是在西晋末年写出的。其中，陆机、潘岳并称“潘陆”，在当时评价最高，代表了西晋文学的主流；左思、刘琨则表现了与潘陆不同的风貌。
傅玄（２１７—２７８）字休奕，北地泥阳（今陕西铜川市东南）人。仕魏、晋两代。他精通音乐，今存诗篇大多是乐府。内容多模仿汉乐府民歌，主要写男女爱情及妇女的不幸，语言也比较朴素，与西晋盛行的风格有所不同。其诗少有新意，感情也很平弱。不过《昔思君》、《车遥遥》等篇仍有取喻巧妙、辞意宛转之长；《豫章行苦相篇》反映重男轻女的习俗给女子带来的痛苦，有一定社会意义。张华（２３２—３００）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县南）人。晋时历任要职。他学问广博而好为奇谈怪说，著有《博物志》，属于志怪小说一类。
其诗亦多写男女之情，以《情诗》五首、《杂诗》三首为代表，语言华艳，稍入排偶，格调柔弱。所以《诗品》谓之“儿女情多，风云气少”。“房栊自来风，户庭无行迹”（《杂诗》），“密云荫朝日，零雨洒微尘”（《上巳篇》）之类诗句，可以看出他写景的细巧。由于张华身居高位，成名又早，他的诗歌风格对同时人必然有所影响。
作品多、影响大，能够代表西晋一代文学风气的是陆机。陆机（２６１—３０３）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
祖父陆逊、父陆抗，均为东吴名将，地位显赫。东吴被灭后，陆机与弟陆云以文才被召入洛阳，很受北方士大夫的器重。惠帝时宗室相争，他为成都王司马颖率大军讨伐长沙王司马乂，兵败，为司马颖所杀。有《陆士衡集》。
陆机才冠当世，诗、文、辞赋都有成就。赋体的文艺批评著作《文赋》，是论文的名作，其形式也是前所未有的。此外他还写过历史著作《晋纪》、地理著作《洛阳记》等，均已不存。
《诗品》谓陆机诗“其源出于陈思”。可以说，陆机是曹植之后又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他以“缘情绮靡”（《文赋》）的准则，将诗歌进一步推向文人化、贵族化，引导了华丽雅致的诗风，流播久远。
总体说来，陆机诗有如下四个特点：一是内容多模拟。陆机写了不少乐府诗，大多是严格按照乐府古题的题义、仿照早期歌辞写作的，除少数几篇，难以看出其个人生活的内容。另外又有《拟古诗》十二首，按照各篇原来的内容用不同的语言重写了一遍。这一类作品，用力全在于修辞。二是文辞繁缛。前人于此早有所论。《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张华对陆机的批评说：“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子为文，乃患太多也。”
由于陆机的创作本有表现文学才能、标榜学问的意识，所以不避辞赘。三是语言华美典雅。即选择词汇注重色彩和声调，又多用书面语及古书中的成句，而加以精心雕琢，使诗歌带上更明显的贵族文化的特征，同时也更依赖于阅读而脱离歌唱（陆机的乐府诗同曹植的一样，也是不配乐的）。四是多用排偶。建安诗中偶句通常只占很小的比例，而陆机诗中往往占一半以上，像《苦寒行》、《招隐诗》等已接近通篇对仗。这四点在西晋其他诗人的作品中也多少有所表现，并且对南朝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由于陆机的诗歌过分注重于修辞，雕琢太重，难免造成繁冗乏力的毛病。前人对此多有讥评，如沈德潜说，到了陆机，“西京以来空灵矫健之气不复存矣”（《古诗源》）。但也应该看到，诗歌的发展并不是一条直线，要把朴素简单的民歌式语言提高到精美而富于表现力的程度，像陆机那样的过程（包括其弊端），恐怕是难免的。因此，我们更需要注意到陆机在语言艺术上的创造力。譬如陆机很强调物候对感情的引发作用，他的诗写景成分也特别多，而且意象描绘得工巧细致。如“轻条象云构，密叶成翠幄”（《招隐诗》），“崇云临岸骇，鸣条随风吟”（《猛虎行》），“和风飞清响，鲜云垂薄阴”（《悲哉行》）等等，感受的敏锐和刻炼之功，明显超过了曹植、王粲，增加了诗的美感。
前人对陆机的另一个严厉批评，是抒情效果差，在这方面也应加以分析。就主观意识而言，陆机其实很重视抒情的表现，不仅《文赋》中有明确的论述，其诗歌主题的选择，也相当注意这一点。就陆机的生活经历来说，他作为东吴勋臣、高级士族的后代，在国破之后到权力斗争激烈的中央朝廷去做官，心情也很复杂。但由于特殊的处境，矛盾的心理，他的诗中通常缺乏鲜明的自我形象，因而诗歌的情感难以表现得警醒深切。语言过于深奥典雅，也造成一层疏隔。
但陆机毕竟是一位才华出众的诗人，有些作品仍然写得很出色。如太康末年他应召北上，在途中所作《赴洛道中作》二首就是。下面是第二首：
远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广。振策陟崇丘，案辔遵平莽。
夕息抱影寐，朝徂街思往。顿辔倚高岩，侧听悲风响。
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
诗中描写行途景象和客游的哀伤，突出表现了孤独与寂寞的心情。他并非单身远行，而诗中的自我形象却好像是孤零零的一人，这主要是为了抒写内在的孤独感。“夕息抱影寐”，不但造语新奇，表现力也很强。“清露”二句，一方面以景衬情，同时也写出了凝视着露珠下滴的寂寞的人。清绮的语言与深沉的情感在这里得到很好的结合。
陆机的乐府诗也不全是模拟，有时在传统的主题中，隐约掺杂了个人的忧患。如《猛虎行》赞美志士不苟得的精神，抒发了自己入洛后功业无成、进退维谷的苦闷。《门有车马客行》写久居在外者与家乡来客的对话，虽是虚构的写法，诗中“市朝互迁易，城阙或丘荒。坟垅日月多，松柏郁芒芒”等句，却显然流露着对破灭的故国的怀思。
前人对陆机诗歌的看法很不一致，而对他的文章，则普遍评价较高。代表作有《吊魏武帝文》、《辩亡论》、《豪士赋序》等。《吊魏武帝文》感慨曹操雄视一世，临终却絮絮嘱托身后琐事，见出无论何等伟大的功业，总不能慰解人对生命的留恋，立意新而富于哲理，在吊祭文中也是少见的。《辩亡论》分上、下篇，论述东吴之所以兴亡。其体制、风格略仿贾谊《过秦论》，以铺排笔法写孙策、孙权时代东吴之盛，与孙皓时代的衰败相对照，总结兴国之道在于任贤才、安百姓，亡国之道在于人心叛散。所说的道理并不新颖，但文章中蕴含悼念故国的深情，颇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句式以骈散相参，行文很有气势。此外，陆机所作文体短小、取譬喻以见义的《演连珠》，也以精巧流贯著名。
潘岳（２４７—３００）字安仁，荥阳中牟（今河南中牟县东）人。他少有才名，热切于仕进，媚事权贵，人品颇遭到非议。但仕途并不得意，所以常常感到苦恼；可是虽有高蹈避世的想法，又不能真正实行。最终被赵王司马伦杀害。
潘岳与陆机齐名。他的文风在追求绮丽、喜欢铺写等方面与陆机一致。南朝人论潘、陆之别，多认为潘较和畅，陆则深芜。这是因为潘岳的作品用语较浅，不像陆机那样深奥，文句的连接也比较紧密。但是，他也很少写出陆机那样精美工致、深于刻炼的句子，在语言的创造方面显得比较平庸。其诗文均以善叙悲哀之情著称，不但为自己写，还常常代别人写。诗歌的代表作有《悼亡诗》三首，是追悼亡妻之作。下录第一首：
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
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僶俛恭朝命，回心反初役。
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帷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
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恍如或存，周遑忡惊惕。
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
春风缘隙来，晨霤承檐滴。寝息何时忘，沈忧日盈积。
庶几有时衰，庄击犹可击。
意思重复的地方太多，是明显的毛病。而感情真切动人，是其所长。第二首中“床空委清尘，室虚来悲风”二句更为细致传神。
潘岳的哀、诔文在《文选》中收录了五篇，王隐《晋书》也称他“哀诔之妙，古今莫比，一时所推”。其中《哀永逝文》、《马汧督诔》都是名作。他也是一个重要的赋家，代表作有《西征赋》、《秋兴赋》、《怀旧赋》等。无论是哀吊的文字，还是一般的抒情之作，都流露着低沉、伤感的情绪。这不仅是潘岳个人的特点，也反映了时代的特点。悲哀不仅被当作心理事实来描述，而且，作家在这种描述中也追求着富有美学效果的感动。
“三张”之中张协的成就最高。张协（？—３０７）字景阳，安平（今属河北）人。做过几任官，见天下纷乱，便归隐了。他的现存作品主要是收录于《文选》的《杂诗》十首。其四如下：
朝霞迎白日，丹气临汤谷。翳翳结繁云，森森散雨足。
轻风摧劲草，凝霜竦高木。密叶日夜疏，丛林森如束。
畴昔叹时迟，晚节悲年促。岁暮怀百忧，将从季主卜。
从本篇可以看出张协诗的一般特点。大致词采华美，景语多并精于锻炼，状物工巧，与陆机相近。但从整篇来看，张诗比较简净，不像潘、陆那样繁冗。
左思在西晋作家中别具一格。其实左思也不是完全与时代风气相背的，他的《招隐诗》中“白云停阴岗，丹葩曜阳林。石泉漱琼瑶，纤鳞或浮沉”等句，华艳工巧，与陆机等人并无二致。但他的《咏史诗》却是以刚健质朴的语言表现了对士族门阀制度的强烈不满，在这种对抗与冲突之中，呈现出激情与力度来。这也可以说是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传统，所以《诗品》有“左思风力”之誉。
左思（约２５０—约３０５）字太冲，临淄（今属山东）人。出身于寒素家庭。妹左芬以文才被召入武帝内宫，左思随之移家洛阳。曾为权臣贾谧门下“二十四友”之一。入京之初，他自然也有求取仕进的企图，却为门阀制度所阻遏，官止于秘书郎。他最后终于退出了官场，而将满腔不平，写在八篇一组的《咏史诗》中。
咏史的题材创自班固，建安以后作者更多。写法大抵是实咏史事，略抒感慨。左思之作，则是借古讽今，抒发个人的怀抱，是咏史诗的创变。诗中也表达了渴望建功立业的心情，如第一首“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云云。但中心在于揭露、批判世族垄断政治，而使寒门士人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的社会现象。如第二首：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涧底之松，纵然高大挺拔，可是生于卑下之所，竟被山顶的小苗所遮盖。社会也是如此，寒士无所凭依，纵然“英俊”，也只能沉沦下僚。以才德取人而不以势位取人，这至少是统治阶级所承认的原则之一，作者正是基于这一原则，对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提出了抗议。
不过，《咏史诗》之所以形成雄迈的艺术风格，根本因素并不在于它的政治批判性质，而在于作者始终自居于很高的精神地位来展开他的政治批判。有这种自傲的精神，才足以与社会的压迫相抗，从而使诗中的感情表现得激荡有力。这在第五首尤为明显：
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
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欻来游？
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
这诗的意思，其实不过说自己要离开京都，归隐不仕。但没有嗟叹感伤，而是傲视权贵，俯笑王侯，所以意境自然高远。开头两句景象就很阔大，下面“飞宇若云浮”、“蔼蔼皆王侯”，完全是俯视的写法，结末又以千仞高岗、万里长流衬托和象征自己的情怀，始终贯注了豪迈的气概。
《咏史诗》的语言简劲，不重辞采，更无累赘的铺写，虽亦多用对偶，但出语自然而不求工巧，这都是和诗歌的抒情要求相一致的。因为繁缛和过于雕琢的语言，必然造成表达上的阻隔，难以呈露强烈的情绪。前人评左思的诗，喜欢说他“祖述汉、魏”，恐怕这并不是左思的本意。
左思的《娇女诗》也很值得注意。这诗描摹他的两个女儿的娇憨天真之态，写得细致而生动，孩子的好吃贪玩爱打扮，一一呈现于诗人饱含喜爱的笔下，饶有情趣。专写儿童的诗过去未曾有过，《娇女诗》的出现，足以说明魏晋诗歌脱离教化观念而深入日常生活的现象。除了诗，左思还作过一篇《三都赋》，属于传统的京都赋一类，有“洛阳纸贵”之誉。
但在魏晋辞赋已经完全转向抒情短篇的情况下，它终究无力重振传统大赋的声威。
西晋覆灭、东晋初建之际的重要作家，有刘琨和郭璞。他们的主要创作也是诗歌，但内容风格却很不同。刘琨的诗仅存《扶风歌》、《答卢谌》、《重赠卢谌》三首，表现了一个爱国志士的热情与悲痛；郭璞的诗，则以《游仙》为题，歌颂高蹈遗世的精神。这反映了当日的士人在动乱危难的环境中不同的人生态度。
刘琨（２７１—３１８）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人，出身士族。早年好老庄，喜清谈，也是贾谧“二十四友”之一。后来天下大变，他经历国破家亡，意识到个人对于社会、政权的责任感，于是指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答卢谌书》），这是时代造成的思想改变。怀帝、愍帝时，他任刺史、大将军等职，在北方辗转抗敌，屡败而无悔。最终被同他结盟的幽州刺史段匹碑杀害。刘琨仅凭一腔热血出生入死，面对中原瓦解之势，自知只手擎天，绝无此理。家国之痛，英雄末路之悲，发之于诗，既慷慨激昂，又沉痛无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扶风诗》写道：
朝发广莫门，暮宿丹水山。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
顾瞻望宫阙，俯仰御飞轩。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
系马长松下，发鞍高岳头。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
挥手长相谢，哽咽不能言。浮云为我结，归鸟为我旋。
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
麋鹿游我前，猿猴戏我侧。资粮既乏尽，薇薇安可食？
揽辔命徒侣，吟啸绝岩中。君子道微矣，夫子固有穷。
惟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
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弃置匆重陈，重陈令心伤。
此诗作于刘琨出任并州刺史时。行程中路途艰险，四处是敌，刘琨以少击众，冒险而进，备尝艰辛。他对前途并无把握，对于朝廷的态度，也没有多少信心，只是置生死于度外而已。因此，诗中充满了忠愤忧患之情。在写作上，结构、修辞均无讲究，只是随笔倾吐。但沉痛悲凉之气，足以感人。《答卢谌）、《重赠卢谌》的风格大体相同。对刘琨的诗，《诗品》评为“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文心雕龙》说是“壮而多风”，都是指诗中激荡而深沉的感情而言。这种激情恰是西晋一般诗人所缺少的。
郭璞（２７６—３２４）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博学多识，为时人所重。又喜阴阳卜筮之术，因此关于他有很多怪诞的传说。西晋末北方乱起，郭璞南下避祸。东晋元帝时任著作郎。后因劝阻王敦谋反，被杀。其代表作为《游仙诗》，现存完整者十篇，其余都是些残片。游仙诗不一定是追求神仙境界，有时只是为了在文学中增添神奇色彩，或借以表现对现实不满的思想情绪。阮籍《咏怀诗》就多次写到游仙，郭璞也正是承继了阮籍，其诗中将老庄思想与道教神仙之说相混合，歌咏高蹈遗世的精神，寄寓着惧祸避乱的情绪。所以《诗品》称它：“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只是其思想远没有阮籍那样深刻，感情也远没有阮籍那样强烈。下面是第一首：
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栖。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
临源挹清波，陵岗掇丹荑。灵溪可潜盘，安事登云梯。
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蕃羝。
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
这首诗以游仙的高超来否定世俗的荣华富贵，但又把隐逸生活和游仙混同一体，可见其主旨确在于咏怀。
西晋末，在诗坛上已开始流行一种宣扬道家思想的、枯淡寡味的作品，世称“玄言诗”。关于郭璞与玄言诗的关系，有两种恰恰相反的说法。檀道鸾《续晋阳秋》说：“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这等于说郭璞是玄言诗的倡导者。然而钟嵘《诗品》却说郭“始变永嘉平淡之体”。这一矛盾现象，与郭璞诗的特点有关。严格地说，玄言诗滥觞于正始。无论何晏、阮籍、嵇康的诗如何各有不同，大量融入老庄哲理，却是一致的。正始以后，哲理性的诗未有明显地延伸发展，诗坛风气以陆机等为代表转向崇尚华美、注重修辞。至晋室南渡之际，玄言诗开始兴起。这时活跃于诗坛的郭璞，较多继承了阮籍的特点。如果从缘情寄兴的一面看，颇与所谓“永嘉平淡之体”相背，显得卓拔时俗；如果从好言老庄哲理和假游仙以倡虚寂的一面来看，却又像是玄言诗的前导了。所以檀道鸾和钟嵘各从一面着眼，就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但无论如何，不应将郭璞的《游仙诗》等同于玄言诗。
郭璞的辞赋也著称当代。他的《江赋》描绘长江，以博物见长，包容了大量地理和物产方面的知识，显示了作者的博学，行文亦有气势。但由于过分炫耀学问而导致生涩的地方也不少。
这里应当顺带提及木华的《海赋》。木华字玄虚，生平不详，只知他做过太傅杨骏的主簿。作品仅存此篇。《海赋》气魄宏大，想象奇特，为一般状物赋所不及。如写大海狂涛汹涌之景象，“似地轴挺拔而争回，岑岭飞腾而反覆，五岳鼓舞而相磓”，可谓惊人之笔。
第四节 陶渊明及东晋诗文
中原战乱，北方士族纷纷南下，一般民众也潮涌而至。西晋覆灭后，公元三一七年，镇守建业（今江苏南京）的琅琊王司马睿称帝，这以后的晋王朝，史称东晋。
司马睿（元帝）建国，完全依赖北方南下的大士族和当地土著士族的支持，皇室的力量，远不能与西晋相比。门阀势力，更为强大，对于皇权的相对独立性，也更其明显。丞相王导曾向明帝历数司马懿父子“创业之始，诛夷名族”之事，用意即在于要求尊重士族的地位。自东晋迄陈，江南五朝的政权实际是由士族和皇室共享的。
永嘉时，玄学清谈十分盛行，南渡后，势力有增无减。士人为了在心理上逃避惨痛的现实，普遍将热情贯注于哲学领域，对文学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虽说，如果追本溯源，玄学影响文学，实起于正始，但阮籍他们（包括后来的郭璞）的作品，尽管哲理成分浓厚，却并不脱离文学的基本属性——形象性和抒情性。而东晋文学，却普遍使用抽象语言来谈论哲理，使文学成了玄学的牺牲，变得枯燥无味。对此，稍后的各种典籍有一致的批评。如《宋书·谢灵运传论》说：
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于七篇，驰骋文词，义殚乎此。自建武暨于义熙，历载将百，虽比响联词，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词，无闻焉耳。
东晋时代那些专述老庄哲理的诗，被称为“玄言诗”，其最重要的代表，是孙绰和许询。试以孙绰的《答许询》为例：
仰观大造，俯览时物。机过患生，吉凶相拂。智以利昏，识由情屈。野有寒枯，朝有炎郁。失则震惊，得必充诎。
这种诗已经完全失去文学趣味，几乎不成其为诗了。然而，在东晋玄言诗中却又酝酿着一种新的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山水诗的萌芽。而且，陶渊明的田园诗，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也是山水诗的分支，与玄言诗同样有直接的关系。
玄学本是超世的哲学，它强调人不仅在社会中存在，而且每一个人即每一个精神主体，都是直接面对宇宙存在的。因此人生的根本意义，也不在于世俗的荣辱毁誉、得失成败，而在于精神的超越升华，对世界对生命的彻底把握。宇宙的本体是玄虚的“道”，四时运转、万物兴衰是“道”的外现。从这种观念中引导出人对自然的体悟、追求，以及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观念。加以江南山水，佳丽可人，对于来自北方的士大夫富有新鲜的刺激，更引起他们对山水自然的兴趣。《世语新语》中记载了多则晋人沉湎于山水的故事，又载阮孚评郭璞诗句“林无静树，川无停流”说：“泓峥萧瑟，实不可言。
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所谓“神超形越”，正是玄学家所追求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可以从对自然的体悟中获得。所以很多玄味厚重的诗，喜欢从体悟自然发端。前引孙绰《答许询》，开头“仰观大造，俯览时物”二句便有这样的意味。当然，这种诗句仍未免空洞无味。但是，如果寄意于具体的对象、加以铺展的描绘，情况就不同了。这同样可以用孙绰的诗《秋日》为例：
萧瑟仲秋月，飂戾风云高。山居感时变，远客兴长谣。
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霄。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
抚菌悲先落，攀松羡后凋。垂纶在林野，交情远市朝。
澹然古怀心，濠上岂伊遥。
这首诗的写法以及所表现的哲理，与《答许询》颇有相似之处，不同在于有无抒情与形象——而这对于诗歌是至关重要的。从现存全部东晋诗歌来看，把体悟自然与阐述玄理结合起来的作品，仍有不少。而一旦发展到以景物为主，或主要通过景物来表现哲理，山水诗便出现了。所以说，从玄言诗到田园山水诗是一个内在的演化过程。据史载，东晋末的殷仲文、谢混，对改革玄言诗风起了先导的作用，但不仅他们二人，直到陶渊明、谢灵运，也并不排斥玄理。
由于玄风的影响，东晋散文除陶渊明外，别无名家。但王羲之的《兰亭序》，却可以说是一篇佳作。这篇文章记叙永和九年（３５３）作者与会稽一带名士四十余人同游山阴兰亭修禊事的经历，抒发对人生的感慨。开头一节，描绘兰亭周围山水风光，文字平易清隽，既无奥深之疾，亦无枯槁之病。既而从游览之乐，转言乐情易迁，人生终归于尽，再推而广之，感叹古往今来，人同此悲，说理顺畅，情绪虽然低沉一些，但从人类的普遍现象发论，放眼高远，不失超逸潇洒。这篇文章把具体环境下的实在的情感与哲理性思维结合为一体，所以哲理对于文章非但无害，反而有益。
东晋同时也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最杰出的文学家是陶渊明。陶渊明（３６５—４２７）字元亮，或云名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有《陶渊明集》。他的曾祖陶侃是东晋初名将，握强兵镇守长江中游，都督八州军事，封长沙郡公，声威煊赫一时。死后追赠大司马。祖父陶茂官至太守，父亲亦曾出仕。陶氏为东晋元勋之后，地位虽不如南下名族高贵，也是浔阳的大族。只是陶渊明这一支，因他年幼时父亲就去世了，家境便日渐败落。他从二十九岁时开始出仕，任江州祭酒，不久即归隐。后陆续做过镇军参军、建威参军等地位不高的官职，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义熙元年（４０５）陶渊明四十一岁，再次出为彭泽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脱离了官场。他在家乡有自己的田庄和僮仆，开始一段时期，生活也算安宁自得。有时他也亲自参加一些农业劳动，作为自己的社会观和人生哲学的实践。在这种劳作生活中，与农民有所接近。后来由于农田不断受灾，房屋又被火烧，境况愈来愈恶化。但他始终不愿再为官求禄。朝廷曾征召他任著作郎，也被他拒绝了。
陶渊明之所以如此，并不是他对政治原就不感兴趣。出身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的陶渊明，本来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杂诗》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可见出他的胸怀。但同时，东晋士族文人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气，在他身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归园田居》所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之类，就反映了他思想的另一方面。他是抱着两种彼此矛盾的愿望走上人生道路的。开始时前一种愿望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并。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全感。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能不有所消减。另一方面，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所以最后“爱丘山”的素愿就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在他任镇军参军时所作的《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诗中就说道：“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归班生庐。”任建威参军时所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又说：“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可见早已是身在仕途，心在园田。从彭泽令解职时所作《归去来辞》，更把做官说成“深愧平生志”。所以说，他的归隐，实际是自己的理想与当时的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陶渊明的文学创作，在诗歌、散文、辞赋诸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但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诗歌；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田园诗。这种田园诗的艺术魅力，与其说在于它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如说在于其中寄托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田园被陶渊明用诗的构造手段高度纯化、美化了，变成了痛苦世界中的一座精神避难所。
陶渊明的思想，是以老庄哲学为核心，对儒、道两家取舍调和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自然”哲学。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种“自然”的社会。他常常把儒家虚构的淳朴无争的上古之世与道家宣扬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式结合成一体，作为理想世界来歌颂。如《劝农》诗说：“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时运》诗说：“黄唐莫逮，慨独在余。”《饮酒》诗说：“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同样的思想，又借助虚构，在《桃花源记》中加以形象的表现。在这种“自然”的社会中，人人自耕自食，真诚相处，无竞逐无欺诈，甚至无君无臣。而历史在陶渊明看来，是一个堕落的过程。由于人们的过度的物质欲望，引起无穷的竞争，产生了种种虚伪、矫饰、残忍的行为，使社会陷入黑暗。
然而上古之世，悠邈难求，世外桃源，也无处可寻。陶渊明只能把淳朴的乡村生活，作为他的社会理想的比较现实然而十分有限的寄托。他的大量田园诗中，既有纪实的成分，反映了他在家乡生活的情况，也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并不完全是写实的，而是按照某种理念要求对现实素材加以处理的结果。试看《劝农》诗中的一节：
熙熙令音，猗猗原陆。卉木繁荣，和风清穆。纷纷士女，趋时竞逐。桑妇宵兴，农夫野宿。
这里呈现出一幅和平的农作图，实际是把中国农村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特点加以美化的结果。
《归园田居》组诗的第一首久享盛名，也有类似的特点：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诗大约作于从彭泽令解职归田的次年，抒发回到田园生活的愉悦心情。中间写景的一节，“方宅”以下四句，以简淡的笔墨，勾画出自己居所的朴素美好；“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视线转向远处，使整个画面显出悠邈、虚淡、静穆、平和的韵味。作者正是以此作为污浊喧嚣的官场——所谓“樊笼”——的对立面，表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和人生观念。结末“复得返自然”的“自然”，既是指自然的环境，也指自然的生活。
作为自然的生活的一部分，陶渊明的田园诗还写到了农业劳动；在他归隐时期，自己也曾参加耕作。他的体力劳动在其经济生活中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大约是很有限，甚至，也许是可有可无。这种农业劳作的实际意义，在于它体现了陶渊明的一种信念。《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开头就是：“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具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自耕自食，是理想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个人生活方式。尽管诗人实际做不到这一点，但他尝试了，这就是很了不起的。同时又说：“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这里写到了体力劳动的艰苦和由此带来的心理上的宁静乃至安乐。同类诗中意境最美的，当数《归园田居》之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结尾两句再一次说明，陶渊明之写田园生活，写体力劳动，实际都是在咏歌自己的理想，显示出理想获得实现的愉快。
以上主要分析了陶渊明的田园诗所反映的社会理想，以及他对个人在社会中的生活方式的思考。此外，陶渊明的田园诗，还牵涉东汉末以来文学所集中关注的问题：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何在？生命怎样才能获得解脱？在这方面，我们首先看到，陶渊明对生命短促的事实，表现得比同时代任何人都焦灼不安。他的诗现存不过一百多首，竟有几十处提及“老”和“死”。但在哲学上，他却有一种豁达的解释，这在组诗《形、影、神》中表达得最明白。诗人借用辞赋的对话体，让“形”提出饮酒自乐、忘怀一切的人生态度（这近于《古诗十九首》），又让“影”强调应追求事功，建立身后之名（这近于建安文学）。这两者其实都是陶渊明所难以舍弃的，但作为最终的哲学归结，他在第三首《神释》中把前二者都否定了，认为每日醉酒伤害生命，立善求名也只是外在的追求，毫无意义，应该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即归化于自然，不必有意识追求生命以外的东西，这就是不求解脱的解脱。
“自然”哲学的这一种内涵，在田园诗中以美好的形象表现出来，如陶诗中最著名的《饮酒》之五就是：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开头四句，说只要心境旷远，就不会受到世俗的干扰。下面说采菊东篱，不经意中目遇南山（即庐山），在暮岚紫霭、归鸟返飞之中，感受到造物的奥秘，参透了人生的真谛。尽管诗中明说“欲辩已忘言”，但如果联系陶渊明的其他作品来考察，他在本诗中通过一系列意象所隐约暗示的人生真理还是可以探索的。南山的永恒、山气的美好、飞鸟的自由，不正是体现了自然的伟大、圆满与充实，尤其是自在自足无外求的本质吗？那么，人的短促的一生，除了归依自然、顺应自然，在自然的永恒、美好、自由中感受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外，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所以说，这首诗仍然是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的寄托，只是偏重有所不同。当然，诗中的这种人生观说到底只是一种诗意的、哲理的向往。因为人从根本上不可能摆脱在一定的对象中实现自我的追求，也不可能摆脱现实利害的矛盾。但作为对人生的一种哲学思考，它是有价值的；作为诗歌的理蕴，它更带来独特的效果。
归结起来，陶渊明的社会观和人生观都以“自然”为核心。他向往的社会是和平安宁、自耕自食、无竞逐无虚伪、没有相互压迫和残害的社会；他追求的人生是淳朴真诚、淡泊高远、任运委化、无身外之求的人生；他所喜爱的生活环境，也是恬静而充满自然意趣的乡村。由于这些追求，使他的大多数田园诗呈现出冲淡平和、旷洁悠远的外貌，此即前人所言“静穆”。但在这背后，却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恶与不安，对人生短促深感无所寄托的焦虑。换言之，“静穆”是在“自然”哲学支配下构造出的美学境界，而激起这种追求的内驱力恰恰是高度的焦灼不安。
陶诗中最集中的就是写田园生活的作品。其代表作除了前面提及的以外，还有《移居》、《和郭主簿》、《咏贫士》、《杂诗》、《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等。但是，陶渊明并不是只有这种以冲淡平和为主要特征的作品，他也写过一些直接涉及现实政治，或直接表现出内心的强烈情绪的诗篇。如《述酒》诗，虽然辞义隐晦，不易读懂，但其内容关系到晋、宋更代的一些政治大事，当无疑问。又如《赠羊长史》，对刘裕于义熙十三年北伐破长安之役，显得十分高兴。“圣贤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感情。此外，《咏荆轲》和《读山海经》中的几篇，对历史上和神话传说中一些虽然失败而始终不屈的英雄形象，表示同情、仰慕和赞美，具有慷慨悲壮的风格。《咏荆轲》结末说：“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分明流露出诗人心中的激昂之情。
又如《读山海经》中的一篇：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
精卫微禽，而有填海之志，刑天断首，犹反抗不止，都表现出不为命运屈服的伟大精神。最后二句，既是说精卫、刑天，也是说自己：虽有昔日的壮志雄心，却没有偿愿的时机！这些诗的事实背景已无法加以确凿的证明，但至少可以说明，陶渊明在隐居中仍然渴望强烈的、有所作为的人生。鲁迅先生指出，陶诗不但有“静穆”、“悠然”的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主要是指这些作品而言。不过，应当看到两者也并不是截然对立的。
从诗歌渊源关系来说，陶渊明有远承阮籍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其诗多抒发内心深处的情感，表现对人生的探索，使用哲学观照的方式，并多用组诗的形式。另一方面，陶诗也显然受到玄言诗的重大影响。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诗中有许多玄学的语汇，其平淡的语言风格也同玄言诗一致，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理解上。在阮籍诗中，大量地以自然的永恒与人生的短暂相对照，人在自然面前感受到强大的压迫；而在东晋的玄言诗中，则转变为人对自然的体悟和追求；到陶渊明，又更明确地提出归化自然的观念，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意识成为构成陶诗独特意境的决定性因素。当然，陶诗重视通过艺术形象而不是抽象语言来表现哲理，这同玄言诗的枯燥无味是根本不同的。
陶渊明在诗歌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是他开创了新的审美领域和新的艺术境界。虽然一般的玄言诗人都注意到从审察自然来体会哲理，并由此产生了山水诗的萌芽，但没有人把目光投向平凡无奇的乡村。只是在陶渊明笔下，农村生活、田园风光才第一次被当作重要的审美对象，由此为后人开辟了一片情味独特的天地。他把农业劳动视为自然的生活方式，歌颂在劳动生活中包含着美的意趣，这同样是深刻的发现。对陶诗的艺术特点，前人早有定评，谓之朴素、自然、真淳。但这并不是民歌或受民歌影响的风格，而是诗人有意识的美学追求。从根本上说，这也是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决定的。在他看来，人为的繁复的礼仪破坏了社会的自然性，矫饰的行为破坏了人性的自然性，那么，诗歌在外现形式上的过度追求，也必然破坏感情的自然性。所以，他绝少使用秾艳的色彩，夸张的语调，深奥的语汇、生僻的典故。他的诗中也常用对仗句式，但多数是比较古朴而不那么精巧的，以至在感觉上并不明显。他的诗歌充满感情，但真正表现得很强烈、显得激荡起伏的时候很少，而是和冷静的哲理思维结合在一起，呈现为清明淡远的意境。这一种美学境界是前所未有而且很不容易达到的。
进一步说，陶诗语言的朴素，又并不是随口而道，毫无加工，而是高度精炼，洗净了一切芜杂粘滞的成分，才呈现出明净的单纯。他对自然的美，无疑有十分敏锐的感受，因而能够用准确而朴素的语言将其再造为诗的形象。像“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写乡村的恬静，“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写雪的轻虚，“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写风的踪迹，都是有名的例子。
西晋诗歌追求华美、注重修辞的倾向，一方面提高了诗歌语言的表现技巧，但有时过于用力于此，而忽视了诗意的完整，造成繁冗、割裂的毛病。陶诗以深沉的思想感情和哲理为底蕴，绝不炫耀外在的美饰，所以大多通篇简洁，少作铺排，钟嵘《诗品》称为“殆无长语”。诗的意境，也总是比较完整，从总体上感染读者，而不以一字一句，某个片断吸引人。
陶渊明留存下来的散文、辞赋总共只有十多篇，但几乎每一篇都很出色。其主要艺术特点，与诗歌一致，也有个别几篇，风格不尽相同。
散文中《桃花源记》最为著名。这篇散文实际近于小说，所以又被收录在据传是陶渊明著的志怪小说集《搜神后记》中。文中虚构的“世外桃源”，既有儒家幻想的上古之世的淳朴，也有老子宣扬的“小国寡民”社会模式的影子，其中乡村景象的描绘，又同作者的田园诗意境相似。可以说，它既是作者依据他的社会理想所作的美好想象，也代表了那个动乱时代的广大民众对太平社会的向往。文章的语言优美而朴素。如写武陵渔人初入桃源的一节：“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写桃花源中风光：“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这种文笔，使语言、意境、主题达到高度的统一。
《五柳先生传》是作者自况，也是一篇奇文。全篇只百余字，以一“不”字贯通始终。开头便是“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既而又是“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结束“忘怀得失，以此自终”，意义还是一个“不”。大量使用这个否定词，意蕴在于表示自己对世间的一切无所措意、无所执着，只是任情率真地生活。不但世俗的荣名毫无价值，就连一个人的姓名也是外加的东西，可有可无。这就是所谓“自然”的人生哲学。用语浅而含蕴深，是这篇短文的显著特点。
辞赋以《归去来辞》最为著名。此篇作于陶渊明在彭泽令任上决心辞官归隐之际。文中关于归途景象和还乡以后生活的描写，均出于想象。在古代各种文体中，辞赋的基本特点就是华美，而陶渊明这篇赋却写得相当朴素，语言清新流利。它的抒情色彩浓厚，富有诗意，同时又充满了哲理的内涵。“舟超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想象归途中的自由无羁、轻松愉悦，令人心旷神怡。“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等写景之笔，非常形象地体现了自然界自生自化、充足自由的灵韵。正因为这些描绘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客观对象，也包括作者自身的人生情趣，才特别地美好动人。
上述几篇，情调都比较平和。而《感士不遇赋》着重抒发怀才不遇、政治理想无法实现的苦闷，就显得比较激烈；《祭程氏妹文》悼念胞妹，则真情流泻，凄恻感人。比较起来，《闲情赋》在陶集中尤为特殊。其题旨标榜为“闲情”即约束感情，实际内容却同大多数类似作品一样，非常热烈地渲染男女之情。而且文辞流宕，色彩丰艳。其中“愿在衣而为领”以下一大段，用各种各样的比喻表现欲亲近美人之情，穷形尽态，极铺排之能事，颇有民歌的特点。从这里可以看到陶渊明思想情趣的另一方面，和文学才能的多样性。
陶渊明对后代有多方面的影响。在南朝，他还主要被当作一个品行高洁的隐士来看待，对于他的文学创作，评价并不很高。而由于当时社会普遍推崇华丽的文风，陶渊明诗文那种朴素平淡的风格，也难以为一般作者所接受。入唐以后，情况有了改变。李白、杜甫等人，由于审美趣味不同，他们特别表示尊敬的文学前辈中，并不包括陶渊明。但王维、孟浩然、储光羲、韦应物一派诗人，虽也不是经常提到陶渊明，他们的艺术风格，却明显受了陶诗的影响。在唐诗中，这是一个重要的流派。应该说，唐诗的主导风格，是修辞之美与激情的结合，这和陶诗的精神显然不同。所以，陶诗影响所及，范围不是很大。到了宋代，陶渊明开始受到普遍一致的推崇。这是因为宋代的社会气氛比起唐代有很大变化，诗歌的激情和浪漫精神开始减退，而转向对于理性意蕴的重视。北宋最著名的文学家苏轼评陶渊明说：“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特点抓得相当准，评价也格外的高。其他一些著名诗人和批评家对陶渊明也同样备加称扬。至此完全确立了陶渊明作为诗史上第一流诗人的地位。
应该指出，虽然，陶渊明个人的人格无疑是高尚的，他对社会也绝非无所关心，但是，其文学创作的主导方面，却是渴望回避矛盾，力求超然物外而忘怀现实的痛苦。建安文学的进取精神，正始文学的悲剧意识，都是要求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实现人的意志自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单方面地说不失为一种深刻的哲学，但藉此他恰恰躲开了人在社会中的自由这个根本性问题。可以说，这同样是个体意识减弱的表现。所以，后代文人越是在受到社会的压迫而难以反抗时，就越容易想到陶渊明，用他的人生观来化解而不是冲破社会的压迫。这样，既满足了精神上、道德上的自我安慰，也避免了在冲突中容易遭到的危险。陶渊明在宋代比在唐代更受到文人的推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唐、宋社会环境的不同，以及两代文人精神状态的不同，至少也是决定性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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