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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志演義》是我國第一部長篇章回小說，也是歷史演義小說的開山之作。所謂“歷史演義”，就是用通俗的語言，將爭戰興廢、朝代更替等爲基幹的歷史題材，組織、敷演成完整的故事，幷以此表明了一定的政治思想、道德觀念和美學理想。這種獨特的文學樣式受 到了素重歷史傳統的中國人民的喜愛，所以明代“自羅貫中氏《三國志》一書，以國史演爲通俗演義，汪洋百餘回，爲世所尚，嗣是效顰者日衆，因而有《夏書》、《商書》、《列國》、《兩漢》、《唐書》、《殘唐》、《南北宋》諸刻，其浩瀚與正史分簽幷架”（可觀道人《新列國志叙》），形成了一個創作歷史演義的傳統。
第一節 《三國志演義》的成書、作者與版本
三國故事的長期流傳與發展 關于羅貫中 《三國志演義》的成書時間 《三國志演義》的主要版本
中國歷史上的“三國”，本身是一個龍騰虎躍，風起雲涌的時代。陳壽的一部《三國志》和裴松之的注就包蘊著無數生動的故事，爲文學家的藝術創造提供了豐富的素材。而在民間，又不斷地流傳和豐富著三國的故事。到隋代，文藝表演中已有“三國”的節目，據杜寶《大業拾遺記》載，隋場帝看水上雜戲，就有曹操譙水擊蛟、劉備檀溪躍馬等內容。李商隱有《驕兒》詩云：“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可見到晚唐，連兒童也熟悉三國的故事。在宋代的“說話”藝術中，已有“說三分”的專門科目和專業藝人。蘇軾《志林》載：“王彭嘗云：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可見當時“說三國”的藝術效果很好，且已有明顯的尊劉貶曹的傾向。宋代的這些話本沒有流傳下來，現存早期的三國講史話本有元至治年間（1321～1323）建安虞氏刊印的《三國志平話》和內容大致相同的《三分事略》。其故事已粗具《三國志演義》的輪廓，突出蜀漢一條主綫，情節略本史傳，有大量的民間傳說。結構宏偉，故事性强，然叙事簡率，文筆粗糙，保留著“說話”的原始面貌。
在戲曲舞臺上，金元時期也搬演了大量的三國戲。陶宗儀的《南村輟耕錄》曾載有《赤壁廉兵》等多種金院本劇目。錢南揚的《戲文概論》曾指出有《關大王獨赴單刀會》等多種宋元戲文。現知元代及元明之際以三國爲題材的雜劇劇目就有60種之多。從這些劇目和現存的21種劇本的情況來看，半數以上是以蜀漢人物爲中心，擁劉反曹的傾向十分鮮明，在情節結構、語言風格等方面，具有濃厚的民間色彩。
在長期的、衆多的羣衆傳說和民間藝人創作的基礎上，羅貫中“據正史，採小說，證文辭，通好尚”（高儒《百川書志》），創作了《三國志演義》這部歷史演義的典範作品。
關于羅貫中，目前所知甚少。據賈仲明《錄鬼簿續編》（或謂無名氏作）、蔣大器《三國志通俗演義序》等記載，他名本，字貫中，號湖海散人，祖籍東原（今山東東平），流寓杭州。賈仲明說他“與余爲忘年交，遭時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復會。別來又六十餘年，竟不知其所終”。據此，可知他生活在元末明初，約在1315至1385年之間。明人王圻《稗史彙編》所錄一則材料稱羅貫中“有志圖王”，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說他是施耐庵的“門人”，清人顧苓《跋水滸圖》等說他“客霸府張士誠”，都不知是否可靠。他的《三國志演義》約成書于明初。他還是《水滸傳》的編寫者之一。田汝成《西湖游覽志餘》說他“編撰小說數十種”，可能誇大其辭。今傳世的《隋唐兩朝志傳》、《殘唐五代史演義傳》、《三遂平妖傳》恐怕都是後人僞作。《錄鬼簿續編》還著錄了他所作的三部雜劇作品，今僅存《趙太祖龍虎風雲會》一種。這部作品以趙匡胤、趙普爲中心，歌頌了賢君明相，與《三國》在精神上有相通之處。
現存最早的刊本是明嘉靖壬午年（1522）刊刻的《三國志通俗演義》。該書24卷，240則，每則前有七言一句的小目。卷首有弘治甲寅（1494）庸愚子（蔣大器）《序》、嘉靖壬午修髯子（張尚德）《引》。以後的新刊本多從此出，衹是在插圖、音釋、考證。評點和卷數、回目、個別文字方面作些調整。至《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本，將240則合幷爲120回，回目也由單句變爲雙句。近年來學界所關注的是，今存嘉靖至天啓年間的刊本中有不少書名爲“三國志傳”而非“三國志演義”，如《新刻全像大字通俗演義三國志傳》、《新刻按鑒全相批評三國志傳》等。這類“志傳”系統與“演義”系統版本的不同之處，除了在一些情節、文字上有所出入之外，主要是“志傳”系統的《三國》中穿插著關羽次子關索（或花關索）一生的故事。這兩種系統的本子孰前孰後，誰接近羅貫中的原本，目前學術界存在著不同的看法。也有一些學者將各本認真比勘後，認爲“嘉靖本”和“三國志傳”本是出于同一源頭的抄本，兩種系統的差異衹是在傳抄過程中産生的。清康熙年間，毛綸、毛宗崗父子以李卓吾評本爲基礎，參考了“三國志傳”本，對回目和正文進行了較大的修改、增删，幷作了詳細的評點。毛本《三國》，正統的道德色彩更加濃厚，但在藝術上有較大的提高，其評點文字也多有精到的見解，故成爲後來最流行的本子。近人常將它簡稱爲《三國演義》，幷漸漸地與《三國志演義》混爲一談，甚至將在文學史上最具代表意義的書名《三國志演義》取而代之了。
第二節 理想和迷惘中重塑歷史
《三國志演義》的主旨 政治上嚮往“仁政” 人格上注重道德 才能上崇尚智勇 關于“擁劉反曹” 在悲愴和迷惘中追尋傳統
《三國志演義》用“依史以演義”（李漁《三國志演義序》）的獨特的文學樣式，描寫了起自黃巾起義、終于西晋統一的近百年歷史。“依史”，就是“事紀其實，亦庶幾乎史”，對歷史的事實有所認同，也有所選擇，有所加工；“演義”，則滲透著作者主觀的價值判斷，用一種自認爲理想的“義”，徑渭分明地去褒貶人物，重塑歷史，評價是非。統觀全書，作者顯然是以儒家的政治道德觀念爲核心，同時也糅合著千百年來廣大民衆的心理，表現了對于導致天下大亂的昏君賊臣的痛恨，對于創造清平世界的明君良臣的渴慕。這也就是一部《三國志演義》的主旨。
作爲明君良臣的主要標志，就是能在政治上行“仁政”，人格上重道德，才能上尚智勇。
自從孟子精心設計出一套“民爲邦本”、“仁政王道”的社會政治藍圖之後，中國歷代的知識分子一直爲之奮鬥不息，也爲廣大的百姓嚮往不已。小說在以蜀爲中心，展開三國間的錯綜複雜的爭鬥故事時，就把蜀主劉備塑造成一個仁君的典範。劉備從桃園結義起，就抱著“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的理想（卷之一《祭天地桃園結義》）。一生“仁德及人”，所到之處，“與民秋毫無犯”，百姓“豐足”，所以“遠得人心，近得民望”，受到人們的普遍愛戴。當他被呂布打敗，匹馬逃難時，“但到處，（村民）聞劉豫州，皆跪進粗食”（卷之四《呂布敗走下邳城》）。後曹操大舉南下，竟有十數萬百姓隨同劉備赴難，雖然情勢萬分危急，他亦不肯暫棄百姓。他愛民，也愛才。待士以誠信寬厚，肝膽相照，故如諸葛亮與五虎將等一代英豪，都能終生相隨，君臣間的關係“猶魚之有水也”。劉備就是作者理想中的“仁德”明君。他手下的大臣也都有“救國救民之心”，如趙雲就明確表示過：“方今天下滔滔，民有倒懸之危。雲願從仁義之主，以安天下。”（卷之二《趙子龍磐河大戰》）諸葛亮在臨終前，還手書遺表教後主“清心寡欲，薄己愛民；遵孝道于先君，布仁義于寰海”（卷之二十一《孔明秋風五丈原》。這都寄托著作者仁政愛民的理想。
與劉備相對照的是，作者又塑造了一個殘暴的奸雄曹操。劉備入川時，曾對龐統說：“今與吾水火相敵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相反，事乃可成耳。”（卷之十二《龐統獻策取西川》）曹操也是一個“人杰”，小說中王粲就說他“雄略冠時，智謀出衆”。有時爲了籠絡人心，也略施權術，以示有“寬仁大德之心”，因而能平定北方。但他心靈深處所信奉的人生哲學是“寧使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熱情款待他的呂伯奢一家，竟被他心狠手辣地殺得一個不留。他爲報父仇，進攻徐州，所到之處，“盡殺百姓”，“鶏犬不留”。對部下，更是陰險、殘酷，如在與袁紹相持時，日久缺糧，就“借”倉官王垕的頭來穩定軍心。其他如割發代首、夢中殺人等等，都表現了他工于權謀，奸詐、殘忍，毫無惜民愛民之心。與此相類的，如董卓。袁紹、袁術、曹睿、孫皓、劉禪等，既無曹操的雄才大略，卻似曹操那樣輕民、殘民，因此必然走向滅亡。如董卓就將“民爲邦本”之說視爲“亂道”，說：“吾爲天下計，豈惜小民哉！”他專肆不仁，殺人如麻，鬧得“罪惡貫盈，人神共憤”。最後暴尸之時，“百姓過者，手擲董卓之頭，至于碎爛”，“城內城外，若老若幼，踴躍歡忻，歌舞于道”（卷之二《王允授計誅董卓》）。這種對于蔑視黎元、殘殺無辜的亂臣賊子的憤恨，正反映了廣大民衆對于“仁政”的渴慕。
《三國志演義》在人格構建上的價值取向，是恪守以“忠義”爲核心的倫理道德規範。全書寫人論事，都鮮明地以此來區分善惡，評定高下，而不問其身處什麽集團，也不論其出身貴賤和性別，衹要“義不負心，忠不顧死”，都一律加以贊美。特別是對諸葛亮的忠，關羽的義，作者更是傾注了全部的感情，把他們塑造成理想人格的化身。諸葛亮的一生，連他的敵人也佩服他“竭盡忠誠，至死方休”（卷之二十三《司馬懿謀殺曹爽》）。如第四次伐魏時，形勢大好，後主卻聽信讒言，將他召回。此時，“如不從之，是欺主矣；若從之而退兵，祁山再難得也”（卷之二十《孔明祁山布八陣》），在“正好建功”與完善道德的兩難之中，他還是爲了維護“忠”的人格而放棄了千載難逢的建功良機。關羽死守下沛，身陷絕境時，就決心爲義而死。後來又是從大義出發，身在曹營心在漢，不爲曹操的金錢美女所動心。當他一旦得知劉備的消息，便挂印封金，奪關斬將而去。他們的忠義觀念、道德品格顯然是屬于封建性質的，但同時也應該看到，小說通過趙雲投劉備、徐晃歸曹操、田豐爲袁紹所忌等故事的描寫，反復强調“良禽相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的思想，說明這種“忠”幷不是忠于一姓之天下，也不是僅忠于“正統”的劉蜀，具有一定的開放性、靈活性。他們的“義”，又包含著“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民”（卷之一《祭天地桃園結義》的精神。因此，《三國志演義》中以“忠義”爲核心的道德標準，又與滲透著民間理想的政治標準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反映著當時的一種較爲普遍的社會心理。至于關羽爲報昔日之恩，而在華容道上不顧一切地放走了曹操，也被小說的作者稱之爲“義重如山”。關羽的“義”在本質上是强調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幫助、回報和溫情，與江湖上流行的道德精神是息息相通的。關羽這個形象在民間越來越被神化，反映了廣大民衆對他的崇敬，而不僅僅是由于歷代的統治階級不斷地予以尊崇、追封的結果。
走出亂世，還得憑藉軍事上的實力和謀略上的成功。小說對于智與勇，都是予以歌頌的。比較起來，在描寫三國間政治、軍事、外交的錯綜複雜的矛盾鬥爭中，小說更突出了智慧的重要性。司馬徽曾對劉備說：“關、張、趙雲之流，雖有萬人之敵，而非權變之才；孫乾、糜竺、簡雍之輩，乃白面書生，尋章摘句小儒，非經綸濟世之士，豈成霸業之人也！”（卷之七《劉玄德遇司馬徽》）他說的經綸濟世之士，就是指諸葛亮。小說中的諸葛亮，不但是忠貞的典範，而且也是智慧的化身。他初出茅廬，就爲劉備提出了據蜀、聯吳、抗魏的戰略思想。在通曉天時地理，把握事物發展規律的基礎上，“火燒博望”、“草船借箭”、“借東風”等，克敵如神；在深切地掌握敵方心理特點的情勢下，巧妙地使用了驕兵計、疑兵計、伏兵計、反間計等，把敵人搞得暈頭轉向，其中如“空城計”、“隴上妝神”等就是心理戰成功的著名範例。特別是在對周瑜和孫吳方面，採取了既團結又鬥爭的方針，隨機應變、趨利避害，獲得了極大的成功。魏國的曹操、司馬懿，吳國的周瑜、呂蒙、陸遜，蜀國的龐統、薑維等，儘管也都長于計謀，但與諸葛亮一比，就都相形見絀。《三國志·諸葛亮傳》曾說：“亮才于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于將略。”小說卻一反其說，把他的謀略勝算寫得出神入化，這無疑是寄托著人民的理想。諸葛亮的驚人智慧和絕世才能，實際上也是我國古代歷史上各種鬥爭經驗和智慧的總結。
《三國志演義》把蜀國的劉備、諸葛亮、關羽等君臣作爲理想中的政治道德觀念的化身，仁君、賢相、良將的典範，而把魏國的曹操等作爲奸邪權詐、推行暴政的代表，至于孫吳方面衹是陪襯而已，因而具有明顯的“擁劉反曹”的傾向。在歷史上，曹、劉孰爲正統的問題，從來就有不同的看法。在正宗的史學著作中，大致自朱熹的《通鑒綱目》起，一般都奉蜀國爲正統，以魏、吳爲唐國。至于在民間流傳的故事中，從來就有尊劉貶曹的傾向。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劉備是“帝室胄裔”，多少有點正統的血緣關係；二是劉備從來以“弘毅寬厚，知人待士”（陳壽《三國志·先主傳》）著稱，容易被接受。特別是在宋元以來民族矛盾尖銳的時候，“人心思漢”、“恢復漢室”，正是當時漢族人民共同的心願，因而將這位既是“漢室宗親”，又能“仁德及人”的劉備樹爲仁君，奉爲正統，是最能迎合大衆的接受心理，符合廣大民衆的善良願望的。
作者從儒家的政治道德觀念出發，融合著千百年來人民大衆對于明君賢臣的渴望心理，把劉備、諸葛亮等人作爲美好理想的寄托。根據儒家的思維邏輯，“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或“天下土地，唯有德者居之”。但歷史的發展恰恰是事與願違：暴政戰勝了仁政，奸邪壓倒了忠義，全能全知、超凡入聖的諸葛亮竟無力回天！諸葛亮臨終時哀嘆：“吾本欲竭忠盡力，恢復中原，重興漢室，奈天意如此，吾旦夕將亡矣！”（卷之二十一《孔明秋風五丈原》）小說最後也用了這樣的詩句作結：“紛紛世事無窮盡，天數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夢，後人憑吊空牢騷。”作者無可奈何地將這一場歷史悲劇歸結爲“天意”或“天數”。所謂“天數”，與其說是肯定了客觀歷史進展的理則，還不如說是流露了作者對于理想的幻滅、道德的失落、價值的顛倒所感到的一種困惑和痛苦。一部《三國志演義》表現了作者在理想與歷史、正義與邪惡、感情與理智、“人謀”與“天時”的衝突中，帶著一種悲愴和迷惘的心理，對于傳統文化精神的苦苦追尋和呼喚。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它是一部悲劇，也是一部呼喚民族大衆傳統文化精神的史詩。
第三節 波瀾壯闊、氣勢恢弘的歷史畫卷
虛與實的結合 非凡的叙事才能 全景式的戰爭描寫 特徵化性格的藝術典型 歷史演義體語言
《三國志演義》是在陳壽《三國志》等歷史記載的基礎上，按照一定的美學理想所創作的一部歷史演義小說，有虛有實。清代的章學誠認爲它是“七分事實，三分虛構”（《丙辰札記》）。這個定量的分析被後入普遍接受。但《三國志演義》之所以在虛實結合方面比較成功，主要個是在“量”的搭配上比較合理，而是在對小說與歷史的“質”的差異上有著比較清醒的認識和恰當的處理。它在按照一定的政治道德觀念重塑歷史的同時，也根據一定的美學理想來進行藝術的創造，使實服從于虛，而不是虛遷就實。小說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已經全非歷史人物的本來面目，情節故事也多經過張冠李戴、移花接木、添枝生葉等藝術處理。它已不是真實的歷史，而是借三國史實的基幹和框架，另描了一幅波瀾壯闊、氣勢恢弘的歷史畫卷。
《三國志演義》“陳叙百年，該括萬事”（高儒《百川書志》），人衆事繁、矛盾複雜，卻組織得有條不紊、主次分明，充分地顯示了作者的叙事才能。小說在叙事時，是將各個空間分頭展開的故事化成以時間爲序的綫性流程。全書約可歸納爲五條綫：以漢亡爲引綫，以晋國一統天下爲終局，中間的主綫是魏、蜀、吳三方的興衰。這幾條綫，此起彼伏，交互聯絡，建構成一個完整的藝術整體。在魏、蜀、吳三條綫中，尤以魏、蜀兩大集團的矛盾鬥爭爲全書的主幹；在寫魏、蜀兩方時，又以蜀漢的故事爲重點。在寫蜀漢時，則以諸葛亮爲中心；在寫諸葛亮時，以隆中決策爲關鍵。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小說用濃墨重彩所描繪的隆中決策就是全書的主腦，“其餘枝節，皆從此生”。諸葛亮在決策開頭所分析的形勢，從董卓談到曹操、孫權，實際上就是小說前七卷情節內容的概括。諸葛亮出山後的主要故事，就是隆中決策內容的具體演繹。諸葛亮死後，薑維九伐中原，則是“受丞相遺命”，“以繼其志”。直至最後一卷，才寫三國歸晋以作結。這樣的藝術構思，使全書的結構既宏偉，又嚴整；看來頭緒紛繁，卻又脉絡分明。在這構架上，作者又兼用了順叙、倒叙、插叙、補叙等不同筆法，時而實寫、明寫、正寫、詳寫，時而又虛寫、暗寫、側寫、略寫，使全書的故事詳略得當，搖曳多姿。
就所叙的事件而言，《三國志演義》以描寫戰爭爲主，可說是一部“全景性軍事文學”作品。它描寫戰爭的時間之長、次數之多、形式之多樣、規模之宏大，在世界文學史中是罕見的。全書共寫四十多次戰役、上百個戰鬥場面，包容了這一歷史時期所有重大的戰役，寫得各有個性，絕少雷同：或鳥瞰全局，或特寫片斷；或以募敵衆，或以强制弱；或設伏劫營，或圍城打援；或江上水戰，或陸上車攻；或强攻，或智取；以致火攻、水淹、馬戰，乃至徒手搏鬥，表現各異，充分顯示了戰爭的多樣性和複雜性。《三國志演義》描寫戰爭，又突出智鬥，特別是在寫官渡之戰、赤壁之戰、彝陵之戰等重大戰役時，將錯綜複雜的政治鬥爭、外交鬥爭等交織在一起，重視寫統帥部的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戰略決策以及戰術的運用。作者筆下的戰爭，多數幷不表現得慘烈可怕，而如一曲英雄的史詩，在激揚高昂的格調中，往往洋溢著詩情畫意。有時在激烈的戰爭中，又穿插著一些比較輕鬆的場面。如在赤壁之戰的進程中，作者不吝筆墨，大寫諸葛亮與魯肅乘霧聯舟、羣英會蔣幹中計、龐統挑燈夜讀、曹操橫槊賦詩等等，把戰爭寫得有張有弛，富有節奏感。總之，這部小說中的戰爭描寫，不僅僅歌頌了力，而且更重要的是贊美了智，傳遞了美。
作爲一部優秀的歷史演義小說，《三國志演義》不僅善于叙事，而且也長于寫人。它塑造人物形象的顯著特點，突出甚至誇大了歷史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徵，捨棄性格中的次要方面，創造了一批具有特徵化性格的藝術典型，如奸詐雄豪的曹操、忠義勇武的關羽、仁愛寬厚的劉備、謀略超人的諸葛亮、渾身是膽的趙雲、心地狹窄的周瑜、忠厚老實的魯肅、老奸巨滑的司馬懿......這些藝術典型都具有鮮明的個性，又具有一定的“類”的意義。他們的性格特徵，一般都顯得比較單一和穩定，有點像戲曲中程式化、臉譜化的表現，容易給讀者以强烈、鮮明的印象；也有點近乎雕塑，在單一、穩定，乃至誇張之中呈現出一種單純、和諧、崇高的美。它適應幷規範了古代讀者的藝術欣賞趣味，所以使曹操、張飛、關羽、諸葛亮、趙雲、周瑜、司馬懿等衆多的人物形象一直具有迷人的藝術魁力。《三國》一書也就成了我國古代塑造特徵化藝術典型的範本。
小說在塑造這種特徵化性格的人物時所採用的手法，主要有：一、出場定型。如寫劉備“與鄉中小兒戲于樹下”的非常言行，曹操少時詐“中風”以誣叔父，諸葛亮隱居隆中時的非凡抱負，都可以說是一種性格的“亮相”。二、反復皴染。圍繞著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徵，多角度、多層次地加以强化、深化，使其性格在單一中呈現出豐富性、複雜性。如寫曹操之兇殘，連續寫了他夢中殺人，殺呂伯奢一家，殺糧官以欺全軍；寫他的奸詐，就寫他不殺陳琳而愛其才，不追關羽以全其志，得部下通敵文書卻焚而不究，馬犯麥田而割發代首；寫他的雄豪，則寫他棒責蹇碩之叔，獻刀刺卓，矯詔討卓，支持關羽斬華雄，青梅煮酒論英雄。這樣就把一個專橫殘暴、陰險狡詐，又豪爽多智、目光遠大的“古今奸雄中第一奇人”寫得血肉飽滿。三、多用傳奇故事和生動的細節來突現人物的性格特徵。這類筆墨一般從史書或傳說中借鑒而來，具有一定的誇張性和理想化的色彩，雖然不一定能經得起生活真實的檢驗，但與整體的藝術效果卻十分吻合。例如關羽斬華雄一節，文字不多，只“聽得寨外鼓聲大震，喊聲大舉”，幷沒有作細緻的描寫，最後當關羽提華雄之頭擲于地下時，只點了一筆，戰前釃下的熱酒：“其酒尚溫”。這四個字，就不無誇張地突現了關羽的神勇（卷之一《曹操起兵伐董卓》）。張飛在長阪橋上連吼三聲，竟使“曹操身邊夏侯霸驚得肝膽碎裂，倒撞于馬下”，百萬曹兵“人如潮退，馬似山崩”（卷之九《張益德據水斷橋》），其勇猛、其氣勢，躍然紙上。四、善用對比、烘托等手法。寄托著作者主要理想的劉備之仁，就是在與曹操之奸的對比中進行刻畫的。曹操與袁紹同爲奸雄，一個雄才大略、識見高超，另一個則外寬內忌、多謀少決，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諸葛亮出山一節，通過徐庶、司馬徽的贊美、推薦，三顧茅廬而兩次不遇，一些親友的歌吟談吐，以及山林景色的幽雅清美，層層烘托了諸葛亮的高潔品格和絕世才能。劉、關、張第三次去請時，孔明“晝寢未醒”。此時，“玄德叉手立于階下，將及一時”，“張飛大怒”，準備去“放一把火”燒他起來，而“雲長急慌扯住”（卷之八《定三分亮出茅廬》），在强烈的對比中，把劉備的寬厚、張飛的莽撞、關羽的沉著，表現得維妙維肖。這類對比手法，對于區別同一類性格特徵的人物“同而不同”十分重要。比如同爲勇猛的戰將，神勇的關羽、驍勇的張飛、智勇的趙雲、英勇的馬超，各有特點，幷不成爲一種類型化的人物。但也應該看到，小說所塑造的這些具有特徵化性格的人物，往往沒有內在的衝突，缺少性格的變化和發展；有時將主要特徵誇大過分，造成了失真之感，魯迅所指出的“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僞，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國小說史略》第十四篇），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三國志演義》所用的語言是“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淺近文言，這有利于營造歷史的氣氛；有時直接引用一些必要的史料，也能使讀者“易觀易入”，雅俗共賞，形成了一種適用于歷史演義的獨特的語體風格。它從講史而來，放偏于叙述而少描寫，其叙述語言以粗筆勾勒見長，簡潔、明快、生動、有力，洋溢著一種陽剛之氣。人物語言，已開始注意個性化。如《安喜張飛鞭督郵》一節中張飛道：“此等害民賊，不打死等甚！”快人快語，嫉惡如仇。關羽則說：“兄長建下許多大功只得縣尉之職，被督郵如此無禮。吾思枳棘叢中，非棲鳳凰之所；不如殺督郵，棄官歸鄉，別圖遠大之計。”顯得心高氣傲，思慮周全。而劉備則對督郵說：“據汝賊徒害民，當以殺之。吾有所不忍，還官印綬，吾已去矣。”既是非分明，又心地寬厚。但總的說來，《三國志演義》比起善用口語乃至方言的《水滸傳》、《金瓶梅詞話》等，在人物語言個性化方面還是有一定差距的。
第四節 《三國志演義》的影響
歷史演義的繁榮 列國系統的小說 隋唐系統的小說 明末的時事小說 對于社會文化生活的廣泛影響 《三國志演義》在國外
《三國志演義》以75萬字的規模，用一種比較成熟的演義體小說語言，塑造了四百多個人物形象，描寫了近百年的歷史進程，創造了一種新型的小說體裁，這不僅使當時的讀者“爭相謄錄，以便觀覽”，而且也刺激了文士和書商們繼續編寫和出版同類小說的熱情。自嘉靖以後，各種歷史演義如雨後春笋，不斷問世，從開天闢地，一直寫到當代。據不完全統計，今存明、清兩代的歷史演義約有一二百種之多。可以說，這些小說無不受到《三國志演義》的影響，但沒有一部在總體水平上超過它。比較起來，列國系統和隋唐系統的若干小說尚寫得較有特色。
余邵魚編寫的《列國志傳》是目前所見最早的有關列國故事的通俗小說。這部小說在《武王伐紂平話》、《七國春秋平話》、《秦幷六國平話》等講史話本的基礎上，據正史，採雜說，以時間爲經，以國別爲緯，叙述了從商紂滅亡到秦幷六國800年的歷史。全書脉絡清楚，中間也穿插了“妲己驛堂被誅”。“穆王西遊崑崙山”、“秋胡戲妻”、“卞莊刺虎”、“臨潼鬥寶”等有趣的民間故事，但由于叙事簡略、文字粗率，故缺乏藝術的意味。明未馮夢龍將它增補改寫成《新列國志》，由28萬字擴展到七十餘萬字，共108回。但叙述的年代大大縮短，砍掉了西周的一段歷史，集中寫春秋、戰國時代的故事，成了一部東周列國的演義小說。馮夢龍本是治《春秋》的名家，又精于通俗小說之道，故他一方面力圖使情節在總體上更加忠于歷史，另一方面又不完全拘泥于史實，也保存了一些民間故事，幷注意“敷衍”和“形容”（可觀道人《新列國志叙》），使頭緒紛繁之中血脉更加貫串，描寫摹神之處令人擊節起舞，極大地增强了作品的文學性。其中一些具有經典意義的故事，如鄭莊公掘地見母、衛懿公好鶴亡國、百里奚認妻、晋公子重耳出亡、程嬰匿孤、二桃殺三士、孫武演陣殺美姬、孫龐鬥智、伍子緊復仇、河伯娶婦、竊符救趙、荊軻刺秦王等都寫得曲折生動，有聲有色；一些著名的戰役，如魯齊長勺之戰、秦晋龍門山大戰、宋楚泓水一戰、晋楚城濮交兵、齊魏馬陵決勝、秦趙長平鏖兵等亦叙來條理清楚，引人入勝。小說也塑造了一些性格較爲鮮明的人物形象，如“德力俱無”而一味想以“仁義”當盟主的宋襄公就很有代表性。再加上這部小說的內容本身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一些著名的歷史故事和歷史人物所表現的膽識智謀、理想境界、道德風範等都是寶貴的精神財富。因此，儘管這部小說史學氣味較濃厚，有的地方近乎史料的聯綴和解釋，但還是能吸引較多的讀者。到清代乾隆時，楊庸曾將它删爲8卷190節，名《列國志輯要》。同時又有蔡元放，將《新列國志》略作删改潤色後，加入了一些失注和評點，易名爲《東周列國志》，共23卷，108回，成爲以後最爲通行的本子。
《唐書志傳通俗演義》與《隋唐兩朝志傳》是明代較早的兩部隋唐系統的歷史演義小說。它們都以李世民爲中心展開故事，叙述較爲簡略。孫楷第在《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中著錄《隋唐兩朝志傳》時說：“細觀全書，則似與熊書（指《唐書志傳》）同出于羅貫中《小秦王詞話》（今有明諸聖鄰重訂本），熊據史書補，故文平而近實。此多仍羅氏舊文，故語淺而可喜。”所謂“諸聖鄰重訂本”，是指刊行于萬歷、天啓年間的《大唐秦王詞話》。此書的“舊本”是否出于羅貫中，似可研究。然這部“重訂”的“詞話”已以散文爲主，也可視作一部隋唐系統的小說。它雖然也以李世民掃蕩羣雄，統一天下的故事貫串始終，但有一半以上的內容是寫開國功臣尉遲恭，較爲完整而生動地刻畫了這個忠厚憨直、嫉惡如仇的英雄形象。稍後，在文學性方面有較大突破的是《隋場帝艶史》和《隋史遺文》兩書。《精場帝艶史》是據《迷樓記》、《海山記》、《開河記）等小說，幷參照正史和其他史料編寫而成。小說以批判的態度，描寫了隋煬帝楊廣一生的風流艶事，揭示了隋亡唐興的歷史原因。全書結構謹嚴，文筆細膩，語言清新典雅，特別是對于宣華夫人的描寫充滿著同情，相當深入細緻地刻畫了她的心理變化。鄭振擇在《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曾稱它是“一部盛水不漏的大著作”。《隋史遺文》一變過去以隋煬帝或唐太宗爲中心人物，以正史的編年順序來敷演歷史的寫法，而專注于一羣亂世英雄，把小說寫成了一部有關秦瓊和瓦崗寨的英雄史。作者强調小說創作“貴幻”，必須進行藝術虛構。書中的故事比以前隋唐系統的小說寫得更加生動活潑、引人入勝，塑造了秦瓊及單雄信、羅成、程咬金、王伯當、尉遲恭、徐茂公等一批較爲鮮明的人物形象。它同《大唐秦王詞話》一樣，有一種將歷史演義向英雄傳奇轉化的傾向。這兩部小說雖然在藝術上也有若干不足，如《艶史》中一些人物形象顯得比較單薄，有些筆墨也不够簡練；《遺文》中有的情節缺乏剪裁，語言的提煉也嫌不精；但它們在總體上將隋唐系統的小說創作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平。至清代康熙年間，諸人獲將《隋唐兩朝志傳》、《隋煬帝艶史》、《隋史遺文》及唐代盧肇所撰的《逸史》等剪裁聯綴成《隋唐演義》一書。全書起自隋文帝即位伐陳，終于唐明皇從蜀還都而死，以隋煬帝、朱貴兒與唐明皇、楊貴妃兩世姻緣的因果輪回爲大框架，間插秦瓊、單雄信、尉遲恭等草莽英雄及李世民、武則天等故事，較爲細緻地揭露了宮廷生活的糜爛、險惡和給人民帶來的苦難。小說將歷史演義、英雄傳奇、才子佳人小說等筆法熔爲一爐，故事生動，行文流暢，幾個英雄人物也寫得很有生氣，故儘管情節結構不無拼湊、零亂之迹，而仍爲隋唐系統中最爲流行的一部歷史演義。至于稍後的《說唐演義全傳》等小說，雖然也取材于隋唐故事，但主要寫瓦崗寨好漢的風雲聚散，實質上已屬于英雄傳奇一類小說了。
至晚明，一方面由于各種社會矛盾尖銳，一些憂國憂民之士把小說作爲議論朝政、抨擊奸佞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也由于前朝各代的歷史幾乎都有了“演義”，于是就出現了一批專寫當代時事的小說，成爲歷史演義的重要分支。較具代表性的有揭露閹黨亂政的《檮杌閑評》和反映遼東戰事的《遼海丹忠錄》。《檮杌閑評》以魏忠賢的一生爲主要綫索，描寫了他與熹宗乳母客氏勾結亂政的故事，深切地揭露了明代廠衛制度的罪惡，廣泛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特別如第八回、第三十五回等寫到爲反對貪官污吏的敲詐勒索和閹党對于正直官員的政治迫害而發生的商人、市民暴動，很有時代氣息，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是不多見的。小說中的主要人物、重大事件都有史實根據，但都小說化了。全書的結構比較嚴密，文字也洗練暢達，幷注意市井俗語的運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是繼《金瓶梅詞話》之後，又一部以反面人物爲主角，主要通過刻露醜來把人們引向美的作品。《遼海丹忠錄》以歌頌“報國忠臣”毛文龍爲主，按編年順序描寫了萬歷十七年（1589）至崇禎三年（1630）之間的遼東戰事。小說的人物刻畫不够精細，議論也較多，然語言清雅，長于叙事，行文中充滿著一股憤激之氣，在晚明的同類作品中，還是較好的一部。這類反映時事的小說，至清代康熙以後隨著社會的相對穩定和文網的日趨嚴密，逐漸消聲匿迹，直到清末，形勢發生變化，才重新崛起。
《三國志演義》對我國歷史小說的繁榮和發展關係至大，乃至對其他題材的小說創作也有不同程度的影響；與此同時，它長期被人們視作一部通俗的歷史教科書和軍事著作，對社會生活各方面所産生的作用，恐怕沒有任何一部古典小說可以與之相比肩。它是一座極爲豐富的精神寶庫，實際上也是一部大衆文化的百科全書。從中人們可以得到歷史的知識、鬥爭的智慧、做人的道理和處世的經驗。膾炙人口的歷史故事成爲後代戲曲、說唱文學和各種文藝創作題材的淵藪，如以京劇而言，據陶君起的《京劇劇目初探》所著錄，“三國故事戲”就有138種。書中的“忠義”思想既是封建統治階級道德灌輸的重要內容，也是民間以“桃園結義”的方式秘密結社的指導思想。其他如肯定智慧謀略，歌頌武勇奮進，重視德才兼備，主張積極人世，贊美秉公執法，提倡求實作風等，都對培養和發揚良好的民族文化心理産生過積極的作用。清朝統治者于入關之前“以翻譯《三國演義》爲兵略”（王嵩儒《掌固零拾》），張獻忠、李自成。洪秀全等也“以《三國演義》中戰案爲帳內唯一之秘本”（黃人《小說小話》）。直至現在，人們還不斷地從人才學、領導科學、商戰技術等各個角度從中得到啓示。它的確對中華民族社會文化生活産生過深遠的影響。
《三國志演義》名播四海，也受到了外國讀者的歡迎。早在明隆慶三年（1569）已傳至朝鮮，崇禎八年（1635）有一種明刊《三國志傳》就入藏于英國牛津大學。自日僧湖南文山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編譯出版日文本《通俗三國志》之後，目前朝鮮、日本、印尼、越南、泰國、英國、法國、俄國等許多國家都有本國文字的譯本，幷發表了不少研究論文和專著，對《三國》這部小說作出了有價值的探討和極高的評價，如日本作家吉川英治在其編譯本的序言中說：“《三國演義》結構之宏偉與人物活動地域舞臺之廣大，世界古典小說均無與倫比。”俄譯本附科洛克洛夫論文則說：“《三國演義》在表現著中國人民藝術天才的許多長篇小說之中佔有顯著的地位”，“它可說是一部真正具有豐富人民性的杰作”。它不但在中國文學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學史上都應該具有崇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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