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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爲正統文學樣式的詩文，元代與前代相比，顯然處于低谷時期。然而，元代的詩文作家和作品的數量相當多｛元詩尚沒有完整的總集，現存清人顧嗣立編《元詩選》及席世臣、顧果庭續編《元詩選·癸集》，共收錄詩人二千六百餘人，詩作三萬餘首，數量相當豐富。｝，而且出現了許多擅長詩文的少數民族作家。元代詩人鄙棄宋詩而專學唐詩的風氣對明代詩歌有很大的影響；元代散文則沿著唐宋古文的道路發展，幷下啓明代文風。
第一節 元代詩文概況
元代詩文對唐宋詩文的沿革 理學思想對元代詩文的影響
元初的詩文作家大多是由宋、金入元的，他們受江湖詩派和元好問的影響較深。到了中期，詩壇以宗唐爲主導傾向，對于宋詩則多採取摒棄態度。元人在主觀上努力學習唐人的渾融流麗、體式端雅，而力矯宋詩的瘦硬生澀之弊。但是在實際創作中他們的學唐多止于形貌，且多取平和淡遠、溫潤流麗一類；後期詩人則大多學中晚唐穠麗奇詭之體。由于未能取法乎上，所以成就有限，藝術獨創性尤其不足。元代散文，在發展過種中，曾有過宗唐與宗宋的不同傾向。前期的散文作家如姚燧、元明善等，傾向于宗唐，主要是師法韓愈，頗有雄剛深邃之風；另一些作家如劉因、王惲等，則師法宋文，文風趨于平易流暢。到了後期，宗唐與宗宋的傾向又逐漸合流。
在元代的詩文領域中，最突出的傾向是理學與文章合一。由元入明的宋濂等人在編《元史》時，一改以往史家將“儒林”、“文苑”分開立傳的作法，合而爲“儒學傳”，幷說明其理由是：“經非文則無以發明其旨趣，而文不本于六藝，又烏足謂之文哉！由是而言，經藝文章，不可分而爲二也明矣。”（《元史·儒學傳一》）這既表明了宋濂等人的文學觀念，也反映出元代理學與文章合一的真實情形。
從元初開始，理學即成爲官方的意識形態，尤其是朱熹的學說，在元代思想界一直處于主導地位。理學的獨尊地位，對元人的文學思想和詩文創作有非常深刻的影響。與元代的戲曲作家不同，當時的詩文作家，主要是具有正統思想的士大夫，有些作家本身就是理學家和理學學統中人，如郝經、劉因、許衡、虞集、揭傒斯、柳貫、吳萊、黃溍。不過，元代的理學家一般不取宋儒那種認爲“作文害道”的根本否定文學的觀點，且大多擅長詩文寫作。理學思想對元代詩文的具體影響，主要體現爲“雅正”的文學觀念以及經世致用的寫作目的。
元代詩文的發展過程，大致可以分爲前、中、後三期。大略而言，前期爲蒙古王朝入主中原到統一全中國稍後的一段時間（13世紀後半葉）；中期指社會比較穩定的成宗、仁宗諸朝（14世紀前40年）；後期即順帝朝，也就是元代最後的二十多年。元代很多作家的生平都跨越了兩個乃至三個時期，所以這種分期僅指文壇主要風氣的變化而言，與作家的生活年代不完全相合｛關於元代詩文的分散問題，學術界有不同的觀點。有的主張分爲三期，參看黃瑞雲《元詩略說》，《湖北師院學報》1993年第4期。也有人主張分爲二期，即以元仁宗延祐年間（1314~1319）爲界，參看鄧紹基《略談楊維楨詩歌的特點》，《湖北大學學報》1989年第4期。｝。
第二節 元代前期的詩歌
方回、戴表元等由宋入元的詩人 契丹族詩人耶律楚材 理學家劉因的詩歌
元代前期的詩文作家情況比較複雜，有由金入元者，如元好問、李俊民等；有由宋入元者，如方回、戴表元等；還有元王朝的開國功臣，如耶律楚材、郝經等；而著名的理學家劉因、許衡等在詩文創作上也頗有成就。作家成分的複雜化帶來了創作上的多樣性。就詩歌創作而言，這個時期是南北詩風交錯、融合的時期，詩壇上呈現出多樣化的思想傾向和藝術風格。
由宋入元的方回、戴表元，在元代詩壇上的影響比較深遠。方回是宋代江西詩派的殿軍｛方回（1227~1307），字萬里，號虛谷，徽州歙縣（今屬安徽）人。南宋景定三年（1262）登進士第，累遷知嚴州。後降元，任建德路總管，旋即罷去。終老於杭、歙間。著有《桐江集》、《桐江續集》。｝，論詩推崇江西詩風。他的詩歌創作內容比較複雜，由于他降元後不久便被廢棄，未見重用，心中頗多懊悔，同時又感到外界對他的精神壓力，內心不無愧怍之感，這使他的詩作往往表達出低徊沉重的心情。藝術上，他大力發揮江西派的創作特點，在詩眼、句法上深致工夫，其詩以意象生新、境界老成爲主要特徵。戴表元則深諳宋代詩風的弊端所在｛戴表元（1244~1310），字帥初，一字曾伯，奉化（今屬浙江）人。南宋咸淳中登進士第。曾任建康府教授等職。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被薦除信州教授，時年已六十餘，以疾辭。《元史》卷一九○有傳。著有《剡源戴先生文集》。｝，而力求革除其弊，希望創造出較爲高朗健拔的詩風。他在創作中不回避社會矛盾，以犀利的筆鋒揭露了當時的黑暗現實，如《夜寒行》、《南山下行》等樂府詩，淋漓盡致地表現了下層人民飽受徭役、戰亂之苦的悲慘遭遇。他的近體詩清新明秀，句律流暢，但仍殘留著南宋江湖詩風的影響。
元初有幾位開國功臣也是重要的詩人，其中以契丹族的耶律楚材最爲突出｛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晉卿，號湛然居士，遼代契丹族貴族後裔。在金時曾任左司員外郎等職，入元後扈從成吉思汗西征，仕至中書令。《元史》卷一四五有傳。著有《湛然居士文集》。｝。耶律楚材雖然常常處于戎馬倥偬之中，但他始終不廢翰墨，存詩七百二十餘首。他曾隨成吉思汗西征，馳騁萬里，所以能在詩中描寫奇瑰壯麗的西域風光，如《過陰山和人韻》等歌行，寫得動蕩開闔、氣象萬千。楚材擅寫律詩，集中尤多七律。他的律詩句律流暢沉穩，風骨遒健，如《和移刺繼先韻》：
舊山盟約已愆期，一夢十年盡覺非。瀚海路難人去少，天山雪重雁飛稀。漸驚白髮寧辭老，未濟蒼生曷敢歸。去國遲遲情幾許，倚樓空望白雲飛。
可惜他的詩應酬之作過多，往往流于率易，缺乏錘煉。但在元初的少數民族詩人中，他的成就仍是最值得重視的。
在元代前期的理學家中，劉因的文學成就最爲突出｛劉因（1249~1293），字夢吉，號靜修，保定容城（今河北徐水）人。至元十九年（1282），被薦入朝，授承德郎、右贊善大夫，但不到一年便借故辭歸。至元二十八年（1291）又被詔，堅辭不就，隱逸山林，授徒以終。《元史》卷一七一有傳。著有《靜修先生文集》。｝。劉因雖然生長在北方，但他在感情上一直以南宋爲故國，詩中多次對南宋的滅亡表示哀悼。他論詩推崇韓愈，也傾慕元好問。他的七古氣勢磅礴，雄奇峭麗，頗有韓愈詩風的餘韻，如《西山》中的詩句：“西山龍蟠幾千里，力盡西風吹不起。夜來赤脚踏蒼鱗，一著神鞭上箕尾。”他的七律則受元好問的影響較深，如《渡白溝》：
薊門霜落水天愁，匹馬沖寒渡白溝；燕趙山河分上鎮，遼金風物異中州。黃雲古戍孤城晚，落日西風一雁秋；四海知名半雕落，天涯孤劍獨誰投。
這首詩意境高遠，沉鬰雄渾，深得元好問詩的風致。當然，劉因詩作也受到理學的影響，但他的一些成功作品則沒有理學家的頭巾氣。他的創作開創了元代理學家詩文創作的先河。
第三節 元代中期的詩歌
“雅正”的文學思潮 “元詩四大家”
元代中期，社會逐漸穩定，民族矛盾有所緩和。在這種歷史背景下，詩歌創作十分繁盛，出現了爲數衆多的詩人。詩壇上占主導地位的詩學觀念是崇尚“雅正”｛元人歐陽玄說：“我元延祐以來，彌文日盛，京師諸名公，咸宗魏、晉、唐，一去宋、金季世之弊，而趨於雅正。”（《羅舜美詩序》，《圭齋文集》卷八）。｝。所謂“雅正”，有兩層內涵：一是詩風以溫柔敦厚爲皈依，二是題材以歌咏昇平爲主導。“雅正”的觀念在當時得到許多詩人的認同，後代也有人把這看作元代中期詩歌興盛的標志。其實，這種觀念對詩歌創作的影響主要是負面的。正是在追求“雅正”的支配下，此期的詩歌消解了對社會、政治的批判功能，也削弱了抒發真情實感的抒情功能。詩壇上最流行的是歌功頌德、粉飾太平和贈答酬唱、題咏書畫的題材，僅有少數詩人偶爾能突破這種風氣。所謂“元詩四大家”，正是在這種風氣孕育下的産物。
“元詩四大家”是指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四人｛虞集（1272~1348），字伯生，號道園，又號邵庵，仁壽（今屬四川）人，僑居江西臨川。大德初被薦入仕，官至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元史》卷一八一有傳。著有《道園學古錄》。楊載（1271~1323），字仲弘，浦城（今屬福建）人。初以布衣召爲國史院編修官。延祐二年（1315）登進士第，官至寧國路總管府推官。《元史》卷一九○有傳。著有《翰林楊仲弘詩》。范梈（1272~1330），字亨父，一字德機，清江（今屬江西）人。應薦仕翰林院編修官。《元史》卷一八一有傳。著有《范德機詩集》。揭傒斯（1274~1344），字曼碩，龍江富州（今江西豐城）人。延祐初薦授國史院編修官，至正初任宋、遼、金三史總裁官。《元史》卷一八一有傳。著有《揭文安公全集》。｝。他們都是當時的館閣文臣，因長于寫朝廷典册和達官貴人的碑版而享有盛名。他們的詩歌典型地體現出當時流行的文學觀念和風尚，所以備受時人稱譽。其實他們的創作成就幷不高，不但不能與前代詩壇的大家相比，就是在元代詩壇上也幷不一定是最優秀的詩人。四人的詩歌創作，在題材內容上大致相同，藝術上也比較相近。明人胡應鱗評此期詩風特徵，“皆雄渾流麗，步驟中程。然格調音響，人人如一，大概多模往局，少創新規。視宋人藻繪有餘，古淡不足。”（《詩藪》外編卷六）正道出了“四大家”的藝術共性。當然，“四大家”的藝術風格同中有異，各人也還有一些自己的特徵，這是他們超過當時其他詩人的地方。
“元詩四大家”中最優秀的詩人是虞集。他擅長律詩，無論是五律還是七律，都寫得格律嚴謹，隸事恰切而深微，意境渾融，風格深沉。例如七律《挽文山丞相》：
徒把金戈挽落輝，南冠無奈北風吹；子房本爲韓仇出，諸葛寧知漢祚移。雲暗鼎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不須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灑泪時！
這是元詩中少見的名篇。詩人把深沉的歷史感慨溶進嚴整的藝術形式中，沉鬰蒼勁，感人至深。虞集雖然宦途比較順達，但仍然希望到江南故鄉歸老田園。他的《風入松》詞有“杏花春雨江南”的名句，這種意境也常出現在他的詩中｛虞集《聽雨》詩中有“京國多年情盡改，忽聽春雨憶江南”之句，歸隱之思溢於言表。｝。
楊載的詩風勁健雄放，主要體現于七言歌行，其律詩則以諧婉見長。范梈最長于歌行，詩風豪放超邁又流暢自如。他的五律專學杜甫，頗有杜詩沉鬰凝煉之風。如《京下思歸》：
黃落薊門秋，飄飄在遠游。不眠聞戍鼓，多病憶歸舟。甘雨從昏過，繁星達曙流。鄉逢徐孺子，萬口薄南州。
揭傒斯的詩以清婉流麗見長，有些作品則質樸無華，別有寄托。如《秋雁》：“寒向江南暖，饑向江南飽。莫道江南惡，須道江南好。”此詩暗諷蒙古統治者一面掠奪南人的財富一面又歧視南人的行徑，是元代中期罕見的諷刺之作。
此期黃溍、柳貫、歐陽玄等詩人也較知名，但他們的成就都不如“元詩四大家”。
第四節 元代後期的詩歌
元末詩歌的寫實傾向 楊維楨的“鐵崖體” 薩都剌等少數民族詩人
元代後期朝廷政治黑暗，民族矛盾又趨激化，反元暴動此起彼伏。動蕩不安的社會背景影響了詩壇的風氣，以“雅正”觀念一統詩壇的格局被打破了，詩人們的題材選擇和風格追求有了很大的變化，寫實傾向大大增强。楊維楨的“鐵崖體”是這一時期詩風的顯著標志。
元末詩壇具有寫實傾向的代表作家當推王冕｛王冕（1300~1359），字元章，號煮石山農，諸暨（今屬浙江）人。應進士舉不第，遂漫遊吳楚。曾北遊大都，晚居浙東，以賣畫爲生。《明史》卷二八五有傳。著有《竹齋集》。｝。他出身農家，畢生未仕，這樣的人生經歷使他對元末的社會現實有真切的瞭解。在當時，他以題畫詩聞名，但寫得最好的作品是反映社會現實之作。元末社會的種種現狀，諸如連年的水旱災害、朝廷的急征暴斂、人民的輾轉呻吟、官吏豪富的驕奢淫逸等等，都在他的詩中得到尖銳的揭露和真切的描寫。例如：“淮南格鬥血滿川，淮北千里無人煙。”（《江南民》）“民人籍正戍，悉爲弓矢徒。縱有好兒孫，無異犬與猪。”（《翼州道中》）種種慘狀，在王冕的創作中得以恢復，這是很值得重視的。與他同時代的詩人也或多或少地表現出這種傾向，即使是以追求藝術風格之獨特性而著稱的楊維楨，也曾創作了《鹽商行》、《海鄉竹枝詞》等寫實佳作。
元末最具藝術個性的詩人是楊維楨｛楊維楨（1296~1370），字廉夫，號鐵崖，又號鐵笛道人，山陰（今浙江紹興）人。泰定四年（1327）登進士第，曾任天臺縣尹、江西儒學提舉等職。元亡後不仕，隱居於錢塘等地。《明史》卷二八五有傳。著有《鐵崖先生古樂府》、《鐵崖先生復古詩集》。｝。楊維楨個性狂狷，認爲詩是個人情性的表現，强烈主張藝術創作個性化。他力圖打破元代中期缺乏生氣，面目雷同的詩風，追求構思的超乎尋常和意象的奇特不凡，從而創造了元代詩壇上獨一無二的“鐵崖體”。最能體現“鐵崖體”特色的，是他的樂府詩。這些詩多半是咏史、擬古之作，題材內容幷不很新鮮，但在藝術風格上卻使人耳目一新。他融彙了漢魏樂府以及李白、杜甫、李賀等人的長處，以氣勢雄健的奇思幻想突破了元代中期詩歌甜熟平穩的畦徑，給人以石破天驚的感覺。例如《鴻門會》：
天迷關，地迷戶，東龍白日西龍雨。撞鐘飲酒愁海翻，碧火吹巢雙猰。照天萬古無二烏，殘星破月開天餘。座中有客天子氣，左股七十二子連明珠。軍聲十萬振屋瓦，拔劍當人面如赭。將軍下馬力拔山，氣卷黃河酒中瀉。劍光上天寒彗殘，明朝畫地分河山。將軍呼龍將客走，石破青天撞玉鬥。
此詩模仿李賀《公莫舞歌》，意象之奇崛與原作相仿佛，而氣勢之雄放則有過之無不及。“鐵崖體”以雄奇飛動、充滿力度感的特徵，與元代中期詩風背道而馳，所以特別引人注目。但從整個文學史的宏觀角度看，楊維楨追求的這種風格基本上屬于李白、李賀一路，獨創性幷不鮮明。此外，楊維楨有時一味求奇，不免有詭異晦澀的特點，這一點，也與李賀詩風一脉相承｛關於“鐵崖體”的評價，參看鄧紹基《略談楊維楨詩歌的特點》，《湖北大學學報》1989年第4期。｝。
元末詩壇還出現了一批成就較高的少數民族詩人。由于經過了幾十年的民族融合，出身少數民族的詩人已經深受漢文化的浸潤熏陶，他們用漢文寫作也已得心應手。例如突厥人乃賢、色目人余闕，回族人丁鶴年、維吾爾族人貫雲石等人的漢文詩歌，藝術上都相當成熟。其中成就最高的則是回族詩人薩都剌｛薩都剌（1272~1355），字天錫，號直齋。泰定四年（1327）登進士第，仕至河北廉訪經歷。著有《雁門集》。關於他的族籍，另有蒙古族、漢族等說，但根據不足。參看周雙利《薩都剌》，中華書局1993年排印本，第5~7頁。｝。
薩都剌以寫宮詞、樂府詩著名，這些作品受晚唐溫庭筠、李商隱詩風的影響頗深，但在穠艶細膩中滲入自然生動的清新氣息，則是他自己的特色。此外薩都剌描寫山水景物和地方風情的詩也比較出色。他一生遍歷南北各地，從塞北風沙到江南煙雨，從氈帳乳酪到蘆芽蒓菜，他都以清新格調、深情的筆觸予以描繪。如《上京即事》：“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卷地朔風沙似雪，家家行帳下氈簾。”又如《過嘉興》中“蘆芽短短穿碧沙，船頭鯉魚吹浪花。吳姬蕩槳入城去，細雨小寒生綠紗”幾句，都堪稱清麗之作。薩都剌也善于寫詞，《滿江紅·金陵懷古》、《念奴嬌·石頭城》二闕被廣爲傳誦。衆多的少數民族詩人加入到漢文寫作的隊伍中，幷且取得了較高的成就，這是元代詩歌的一大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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