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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人有强烈的結盟思想，幾乎每個時期都出現了領導風氣的文壇盟主。不同時期的盟主之間還存在著類似禪門宗祖衣鉢相傳的繼承關係｛禪宗十分強調自身的正統地位，所謂歷代宗祖衣缽相傳的譜系就是爲此目的而編造出來的。北宋禪僧契嵩有《傳法正統記》、《傳法正宗論》等，創立二十八祖之說。而大量燈錄的出現使這種譜系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和宣揚。北宋士人關於“道統”、“文統”的思想顯然與禪宗的影響不無關係，參看王水照《北宋的文學結盟與尚統的社會思潮》，載《國際宋代文化研討會論文集》，四川大學出版社1991年排印本，第253~274頁。｝。早在歐陽修主盟文壇時，他就明確表示把將來領導文壇的責任交付給年青的蘇軾，幷預言蘇軾的成就將超過自己。蘇軾對此當仁不讓，他後來對門人宣稱：“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輩出，要使一時之文有所宗主。昔歐陽文忠常以是任付與某，故不敢不勉。異時文章盟主，責在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見李廌《師友談記》）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北宋文學出現了一浪高于一浪的發展態勢。蘇軾沒有辜負歐陽修的期望，宋文、宋詩和宋詞都在他手中達到了高峰。所以當後人說到宋代文學的最高成就時，會不約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蘇軾身上。
第一節 蘇軾的人生觀和創作道路
儒、道、禪的融合 樂觀曠達的人生態度 黃州、惠州、儋州：逆境中的創作高峰
蘇軾（1037～1101）｛蘇軾生於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十二月十九日，於公元則爲次年（1037）一月八日。其生平事跡，見《宋史》卷三三八本傳；清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巴蜀書社1985年影印本；孔凡禮《蘇軾年譜》，中華書局1998年排印本。｝，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他的家庭富有文學傳統，祖父蘇序好讀書，善作詩。父親蘇洵是古文名家，曾對蘇軾和其弟蘇轍悉心指導。母親程氏有知識且深明大義，曾爲幼年的蘇軾講述《後漢書·范滂傳》，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勵兒子砥礪名節。當蘇軾21歲出蜀進京時，他的學識修養已經相當成熟了。
蘇軾學識淵博，思想通達，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圍中如魚得水。蘇轍記述蘇軾的讀書過程是：“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爲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嘆息曰：’吾昔有見于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蘇軾不僅對儒、道、釋三種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認爲它們本來就是相通的。他曾說“莊子蓋助孔子者”，莊子對孔學的態度是“陽擠而陰助之”（《莊子祠堂記》）。他又認爲“儒釋不謀而同”、“相反而相爲用”（《南華長老題名記》）。這種以儒學體系爲根本而浸染釋、道的思想是蘇軾人生觀的哲學基礎。
蘇軾服膺儒家經世濟民的政治理想，他22歲中進士，26歲又中制科優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入仕後奮厲有用世之志。他爲人坦蕩，講究風節，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進言。由于注重政策的實際效果，他在王安石厲行新法時持反對態度，當司馬光廢除新法時又持不同意見，結果多次受到排斥打擊。他在外任時勤于政事，盡力爲地方上多做實事。他先後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滅蝗救災，抗洪築堤，政績卓著。甚至在貶到惠州後，他還捐助修橋二座。衹要環境允許，蘇軾總是盡力有所作爲。然而蘇軾一生仕途坎坷，屢遭貶謫，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幹。他44歲時遭遇“烏臺詩案”｛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七月，蘇軾在湖州任上以詩文訕謗新政的罪名被拘捕，押至汴京後關在御史獄中，至十二月底方結案出獄貶往黃州。因漢代的御史府樹上多烏鴉，御史府又稱“烏臺”，故人們把蘇軾的這場文字獄稱爲“烏臺詩案”。詳見朋九萬《烏臺詩案》（通行本有《叢書集成初編》本）。｝，險遭不測。晚年更被一貶再貶，直到荒遠的海南，食芋飲水，與黎族人民一起過著艱苦的生活。蘇軾對苦難幷非麻木不仁，對加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來順受，而是以一種全新的人生態度來對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窮的堅毅精神、老莊輕視有限時空和物質環境的超越態度以及禪宗以平常心對待一切變故的觀念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做到了蔑視醜惡，消解痛苦｛關於蘇軾接受佛家思想的問題，美國學者艾朗諾（Ronald C. Egan）有較詳細的論述，參看“Word, Image 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6, “Thousand Arms Eyes: Buddhist Influenc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and London, 1994, p.134~168。｝。這種執著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蘊含著堅定、沉著、樂觀、曠達的精神，因而蘇軾在逆境中照樣能保持濃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創作活力。
蘇軾平生受到兩次嚴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歲那年因“烏臺詩案”而被貶至黃州，一住四年。第二次是在59歲時被貶往惠州，62歲時貶至儋州，到65歲才遇赦北歸，前後在貶所六年。蘇軾去世前自題畫像說：“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自題金山畫像》）就其政治事業而言，這話當然是自嘲。但對文學家的蘇軾來說，他的蓋世功業確實是在屢遭貶逐的逆境中建立的。雖說蘇軾早就名震文壇，貶至黃州後且因畏禍而不敢多寫詩文，但黃州時期仍是他創作中的一個高峰。散文如前、後《赤壁賦》，詩如《寒食雨二首》，詞如《念奴嬌·赤壁懷古》等名篇都創作于此時。蘇軾被貶至惠州、儋州時，已是飽經憂患的垂暮之人，但創作激情仍未衰退，而且在藝術上進入了精深華妙的新境界。貶謫生涯使蘇軾更深刻地理解了社會和人生，也使他的創作更深刻地表現出內心的情感波瀾。在宋代就有人認爲貶至海南幷不是蘇軾的不幸｛朱弁《風月堂詩話》卷上：“東坡文章，至黃州以後人莫能及，唯黃魯直詩時可以抗衡。晚年過海，則雖魯直亦瞠若乎其後矣。或謂東坡過海雖爲不幸，乃魯直之大不幸也。”｝，逆境是時代對這位文學天才的玉成。
第二節 蘇軾的古文和辭賦、四六
自然與雄放 兼收幷蓄的藝術氣魄 善于翻新出奇的議論文 叙事、抒情、說理三種功能的完美結合 辭賦和四六
蘇軾的文學思想是文、道幷重。他推崇韓愈和歐陽修對古文的貢獻，認爲韓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潮州韓文公廟碑》），又認爲歐陽修“論大道似韓愈”、“記事似司馬遷”（《六一居士集叙》），都是兼從文、道兩方面著眼的。但是蘇軾的文道觀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獨特性。首先，蘇軾認爲文章的藝術具有獨立的價值，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見《與謝民師推官書》。按：蘇軾說這是引歐陽修的話，但此語不見於今本歐集。｝，文章幷不僅僅是載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現功能便是人類精神活動的一種高級形態：“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達之于口與手。”（《答虔倅俞括》）其次，蘇軾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規律，例如“日與水居”的人“有得于水之道”（《日喻》）。所以蘇軾主張文章應像客觀世界一樣，文理自然，姿態橫生。他提倡藝術風格的多樣化和生動性，反對千篇一律的統一文風，認爲那樣會造成文壇“彌望皆黃茅白葦”般的荒蕪｛當王安石推行新法時，採取措施以求實現學術思想的統一，部分地導致了統一文風的結果。蘇軾對此極爲不滿，他批評說：“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答張文潛縣丞書》）｝。
正是在這種獨特的文學思想指導下，蘇軾的散文呈現出多姿多採的藝術風貌。他廣泛地從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藝術營養，其中最重要的淵源是孟子和戰國縱橫家的雄放氣勢、莊子的豐富聯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風格。蘇軾自謂：“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自評文》）他的自我評價與讀者的感受是相吻合的，蘇軾確實具有極高的表現力，在他筆下幾乎沒有不能表現的客觀事物或內心情思。蘇文的風格則隨著表現對象的不同而變化自如，像行雲流水一樣的自然、暢達。韓愈的古文依靠雄辯和布局、蓄勢等手段來取得氣勢的雄放，而蘇文卻依靠揮灑如意、思緒泉涌的方式達到了同樣的目的。蘇文氣勢雄放，語言卻平易自然，這正是宋文異于唐文的特徵之一。
蘇軾擅長寫議論文。他早年寫的史論有較濃的縱橫家習氣，有時故作驚人之論而不合義理，如《賈誼論》責備賈誼不知結交大臣以圖見信于朝廷，《范增論》提出范增應爲義帝誅殺項羽。但也有許多獨到的見解，如《留侯論》謂圯上老人是秦時的隱君子，折辱張良是爲了培育其堅忍之性；《平王論》批評周平王避寇遷都之失策，見解新穎深刻，富有啓發性。這些史論在寫作上善于隨機生發，翻空出奇，表現出高度的論說技巧，成爲當時士子參加科場考試的範文，所以流傳極廣。蘇軾早年的政論文也有類似的風格特點，但隨著閱歷的加深，縱橫家的習氣遂逐漸減弱，例如元祐以後所寫的一些奏議，內容上有的放矢，言詞則剴切沉著，接近于賈誼、陸贄的文風。
史論和政論雖然表現出蘇軾非凡的才華，但雜說、書札、序跋等議論文，更能體現蘇軾的文學成就。這些文章同樣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爲活潑，議論更爲生動，而且往往是夾叙夾議，兼帶抒情。它們以藝術感染力來加强邏輯說服力，所以比史論和政論更加具備美文的性質。例如《日喻》中的兩段比喻：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盤。”扣盤而得其聲。他日聞鍾，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鍾、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
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浮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于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于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
此文論證了對事物的認識不能依賴片面的見聞，必須經過實踐才能掌握事物規律的道理，說理十分透闢，但它的說理是借助生動的事例，或者說是通過形象來展現的，所以它給讀者的印象不但深刻，而且生動鮮明，既能使人得到知性的認識，又能帶來審美的愉悅。
又如《文與可畫筼簹穀偃竹記》，一方面記述文與可畫竹的情形，另一方面以充滿感情的筆觸回憶自己與文與可親密無間的交往，以及文與可死後自己的悲慨，具有濃郁的抒情意味。又從文與可的創作經驗中總結出藝術創作應胸有成竹的規律，也是夾叙夾議的範例。
蘇軾的叙事記游之文，叙事、抒情、議論三種功能更是結合得水乳交融。《石鍾山記》是一篇以論說爲主的游記，它圍繞石鍾山得名的由來，根據實地考察的見聞，糾正了前人的說法，幷引伸出對沒有“目見耳聞”的事物不能“臆斷其有無”的哲理，思路清晰，論證透闢。尤其可貴的是此文的議論是在情景交融的優美意境中逐步展開的，例如寫月夜泛舟察看山形的一段：
至暮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于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
寥寥幾筆即畫出一個幽美而又陰森的境界，讀之恍如身臨其境，作者賞幽探險、務實求真的情懷也隨之展現無遺。而情景交融的描寫又是直接配合議論的，堪稱叙事、抒情、說理三種功能完美結合的典範。
由于蘇軾作文以“辭達”爲準則｛《論語·衞靈公》記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本意是言辭的功用在於表達意思。蘇軾在《與謝民師推官書》中引用孔子此語，且引伸說：“夫言止於達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可見蘇軾所謂“辭達”，其實是極高的藝術境界。｝，所以當行即行，當止就止，很少有蕪詞累句，這在他的筆記小品中表現得最爲突出。如《記承天夜游》：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爲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于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者耳。
全文僅八十餘字，但意境超然，韻味隽永，爲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蘇軾的辭賦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辭賦繼承了歐陽修的傳統，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蕭散之氣，吸收了詩歌的抒情意味，從而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創作了《赤壁賦》和《後赤壁賦》這樣的名篇。《赤壁賦》沿用賦體主客問答、抑客伸主的傳統格局，抒寫了自己的人生哲學，同時也描寫了長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駢散幷用，情景兼備，堪稱優美的散文詩。如寫景的一段：
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東山之上，徘徊于鬥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淩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憑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幽美、澄澈的景色與輕鬆愉悅的心情構成開闊明朗的藝術境界，而那種渺渺茫茫、若有若無的虛幻感覺，又直接爲後文寫超然物外的人生哲理作了鋪墊，體現出作者高超的表達能力和語言技巧。
蘇軾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樣體現出行雲流水的風格，他在翰林院任職時所擬的制誥典贍高華，渾厚雄大，爲臺閣文字中所罕見。他遭受貶謫後寫的表啓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體中難得的性情之作。如《謝量移汝州表》：
只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夢游縲紲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于絕交。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饑寒幷日，臣亦自厭其餘生。
蘇軾的散文在宋代與歐陽修、王安石齊名，但如果單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則蘇文無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第三節 蘇軾的詩
對社會的干預和對人生的思考 樂觀曠達的精神 對藝術技巧的嫻熟運用和超越 有必達之隱而無難顯之情剛柔相濟的藝術風格 宋詩最高成就的代表
蘇軾秉性正直，爲人坦率，曾自稱：“言發于心而沖于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爲寧逆人也，故卒吐之。”（《思堂記》）所以蘇軾對社會現實的看法和對人生的思考都毫無掩飾地表現在其文學作品中，其中又以詩歌最爲淋漓酣暢。在二千七百多首蘇詩中，干預社會現實和思考人生的題材十分突出。
蘇軾對社會現實中種種不合理的現象抱著“一肚皮不入時宜”的態度｛費衮《梁溪漫志》卷四載，蘇軾有一次問眾婢自己腹中有何物，眾婢答曰“都是文章”、“都是識見”等，蘇軾皆不以爲然。“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坡捧腹大笑。”｝，始終把批判現實作爲詩歌的重要主題。他在許多州郡做過地方官，瞭解民情，常把耳聞目見的民間疾苦寫進詩中，如寫北方遭受蝗旱之災的農民：“三年東方旱，逃戶連欹棟。老農釋耒嘆，泪入饑腸痛。”（《除夜大雪留濰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復作》）又寫南方水災侵襲下的百姓：“哀哉吳越人，久爲江湖吞。官自倒帑廩，飽不及黎元。”（《送黃師是赴兩浙憲》）當時賦稅沉重，谷賤傷農，對外歲幣的負擔也都壓在農民身上，他們千辛萬苦收穫了糧食，也難以對付官府的征斂：“官今要錢不要米，西北萬里招羌兒。龔黃滿朝人更苦，不如卻作河伯婦！”（《吳中田婦嘆》）
更可貴的是，蘇軾對社會的批判幷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對封建社會中由來已久的弊政、陋習進行抨擊，體現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識。如晚年所作的《荔支嘆》：
十里一置飛塵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顛坑仆穀相枕藉，知是荔支龍眼來。飛車跨山鶻橫海，風枝露葉如新採。宮中美人一破顔，驚塵濺血流千載。永元荔支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無人舉觴酹伯游。我願天公憐赤子，莫生尤物爲瘡痏。雨順風調百穀登，民不饑寒爲上瑞。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爭新買寵各出意，今年鬥品充官茶。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
從唐代的進貢荔枝寫到宋代的貢茶獻花，對官吏的媚上取寵、宮廷的窮奢極欲予以尖銳的譏刺。蘇軾在屢遭貶謫的晚年仍然如此敢怒敢駡，可見他的批判精神是何等執著！
蘇軾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閱歷極爲豐富。他善于從人生遭遇中總結經驗，也善于從客觀事物中見出規律。在他眼中，極平常的生活內容和自然景物都蘊含著深刻的道理，如《題西林壁》和《和子由澠池懷舊》兩詩：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騫驢嘶。
在這些詩中，自然現象已上昇爲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轉化爲理性的反思。尤爲難能可貴的是，詩中的哲理是通過生動、鮮明的藝術意象自然而然地表達出來，而不是經過邏輯推導或議論分析所得。這樣的詩歌既優美動人，又饒有趣味，是名副其實的理趣詩。“不識廬山真面目”和“雪泥鴻爪”一問世即流行爲成語，說明蘇軾的理趣詩受到普遍喜愛。蘇詩中類似的作品還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飲湖上初晴後雨》、《慈湖夾阻風》等。蘇軾極具靈心慧眼，所以到處都能發現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蘇軾對沉浮榮辱持有冷靜、曠達的態度，這在蘇詩中有充分的體現。蘇軾在逆境中的詩篇當然含有痛苦、憤懣、消沉的一面，如在黃州作的《寒食雨二首》，寫“空疱煮寒菜，破灶燒濕葦”的生活困境和“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的心態，語極沉痛。但蘇軾更多的詩則表現了對苦難的傲視和對痛苦的超越。黃州這座山環水繞的荒城在他筆下是“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笋香”（《初到黃州》），多石崎嶇的坡路則被寫成“莫嫌犖確坡頭路，自愛鏗然曳杖聲”（《東坡》）。嶺南荒遠，古人莫不視爲畏途。韓愈貶潮州，柳宗元貶柳州，作詩多爲凄苦之音｛韓愈在赴潮州途中作詩示侄云：“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柳宗元貶至柳州後作詩別弟云：“零落殘魂倍黯然，雙垂別淚越江邊。”（《別舍弟宗一》），二詩語極凄苦。｝。然而當蘇軾被貶至惠州時，卻作詩說：“日啖荔支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食荔支二首》之二）及貶儋州，又說：“他年誰作輿地志，海南萬里真吾鄉。”（《吾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其尚在藤也，旦夕當追及。作此詩示之》）這種樂觀曠達的核心是堅毅的人生信念和不向厄運屈服的鬥爭精神，所以蘇軾在逆境中的詩作依然是筆勢飛騰，辭采壯麗，幷無衰疲頽唐之病，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參橫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餘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
這是蘇軾從儋州遇赦北歸時所作，流露出戰勝黑暗的自豪心情和寵辱不驚的闊大胸懷，氣勢雄放。
蘇軾學博才高，對詩歌藝術技巧的掌握達到了得心應手的純熟境界，幷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對待藝術規範，縱意所如，觸手成春。蘇詩中的比喻生動新奇，層出不窮，例如“春畦雨過羅紈膩”（《南園》）、“相排競進頭如黿”（《王維吳道子畫》）、“欲知垂盡歲，有似赴壑蛇。修鱗半已沒，去意誰能遮”（《守歲》），都膾炙人口。又如《百步洪》中連用七喻描摹奔水：“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弦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真正做到了妙喻連生。蘇軾讀書破萬卷，用典時信手拈來，左右逢源。因用典過多，他有時也遭致後人的批評｛清人王夫之說：“人譏西昆體爲獺祭魚，蘇子瞻、黃魯直亦獺耳。......除卻書本子，則更無詩！”（《姜齋詩話》卷下）王夫之的批評有過火之處，但也說中了蘇、黃詩的缺點。｝，但在多數情況下，蘇詩的用典穩妥精當，且渾然天成，達到了如水中著鹽的妙境。例如他作詩安慰落第的李廌說：“平生謾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就堪稱用典精妙的範例｛見《余與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領貢舉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詩送之》。按：所用典故是唐人李華善古文，以《吊古戰場文》著稱；唐人李程以甲賦佳作《日五色賦》應舉而被黜落，二典皆切李廌之姓，又切合李廌有文名而應試不第之事，用典之精確巧妙無以復加。而且句法渾成自然，毫無滯礙。｝。蘇詩中的對仗則既精工又活潑流動，構思打破常規。例如：“山憶喜歡勞遠夢，地名惶恐泣孤臣”（《八月七日初入贛過惶恐灘》），“三過門間老病死，一彈指頃去來今”（《過永樂文長老已卒》），對法生新，不落俗套｛岳珂《桯史》卷二載，蘇軾曾以“四詩風雅頌”對遼使的“三光日月星”。“三過門間”一聯的對法與之相似。｝。正因爲蘇軾對比喻、用典、對仗等技巧的掌握已臻化境，所以他能够超越技巧，作詩揮灑如意，絲毫看不出鍛煉之痕。如《出潁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
我行日夜向江海，楓葉蘆花秋興長。長淮忽迷天遠近，青山久與船低昂。壽州已見白石塔，短棹未轉黃茅岡。波平風軟望不到，故人久立煙蒼茫。
看似平淡實則奇警，看似鬆散實則精練，詩中幾乎不復可睹具體的技巧，因爲它的藝術追求是從整體上著眼的。
清人趙翼評蘇詩說：“天生健筆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幷剪，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此所以繼李、杜後爲一大家也。”（《甌北詩話》）的確，蘇詩的表現能力是驚人的，在蘇軾筆下幾乎沒有不能入詩的題材。臨流照影，汲水煎茶，都是極其平常之事，但蘇軾寫成“忽然生鱗甲，亂我須與眉。散爲百東坡，頃刻復在茲”（《泛潁》）；“大瓢貯月歸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汲江煎茶》），就格外生動有趣。又如他只用“三尺長脛閣瘦軀”一句，便活畫出病鶴無精打採的清癯之態｛見《鶴嘆》。按：《唐子西文錄》云：“東坡作《病鶴》詩，嘗寫’三尺長脛囗瘦軀‘，缺其一字，使任德翁輩下之，凡數字。東坡徐出其稿，蓋’閣‘字也。此字既出，儼然如見病鶴矣。”查注云：“今題中無病字，疑有脫落也。”｝。他叙寫“惠州有潭，潭有潜蛟......虎飲水其上，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的傳說，也只用“潜鱗有饑蛟，掉尾取渴虎”十字即寫盡其情狀｛見《白水山佛跡巖》。《唐子西文錄》評此二句云：“東坡詩，敘事言簡而意盡。......言’渴‘則知虎以飲水而召災，言’饑‘則蛟食其肉矣。”｝。即使是十分難于處理的題材，在蘇軾筆下往往能化難爲易，舉重若輕。比如《續麗人行》咏唐代畫家周昉的一幅“背面欠伸內人”，對一個背面的美人如何描寫？蘇軾先從虛處落筆，推想畫中人之美貌：“若教回首卻嫣然”，再把此美人想像爲杜甫當年在曲江頭遠遠望見的一個背影，最後又以民間夫妻相敬如賓的故事作爲反襯，慨嘆美人深閉宮內的不幸。想落天外，卻又非常切題，顯示出駕馭題材的非凡能力。
就像其文論一樣，蘇軾對詩歌風格也主張兼收幷蓄。他曾模仿過陶淵明、李白、杜甫、韓愈、孟郊乃至同時詩友黃庭堅的詩風，無不維妙維肖。“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孫莘老求墨妙亭詩》）的多元化審美情趣使他能欣賞各種不同的風格傾向。蘇軾尤其重視兩種互相對立的風格的融合，所以在評論他人詩文時提出了“清遠雄麗”、“清雄絕俗”的術語｛分別見於《樂全先生文集敘》和《與米元章二十八首》之二五。按：關於蘇軾的此類風格論觀點，可參看程千帆、莫礪鋒《論蘇軾的風格論》，載《中國古典文學論叢》第五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排印本。｝。蘇軾在創作中十分注意使陽剛之美與陰柔之美互相滲透，互相調節。毫無疑問，蘇詩的主導風格是雄放，有些作品甚至有粗豪而缺少餘蘊的缺點｛朱熹批評蘇軾：“蘇才豪，然一滾說盡無餘意。”（《朱子語類》卷一四○）｝。然而蘇詩中許多佳作已經做到了剛柔相濟，從而呈現出“清雄”的風格，例如《游金山寺》：
我家江水初發源，宦游直送江入海。聞道潮頭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盤陀，古來出沒隨濤波。試登絕頂望鄉國，江南江北青山多。羈愁畏晚尋歸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風萬頃靴文細，斷霞半空魚尾赤。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焰照山棲鳥驚。悵然歸臥心莫識，非鬼非人竟何物！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
描寫細緻，層次分明，但又筆勢騫騰，興象超妙。惆悵的心情與瀟灑的風度融于一體，且流露出豪邁之氣，典型地體現出蘇詩的風格特徵。
以“元祐”詩壇爲代表的北宋後期是宋詩的鼎盛時期｛近人陳衍說：“余謂詩莫甚於三元，上元開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石遺室詩話》卷一）所謂“元祐”，指王、蘇、黃、陳等人活躍於詩壇的北宋後期。｝，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陳師道等人的創作將宋詩藝術推向了高峰。就風格個性的突出、鮮明而言，王、黃、陳三家也許比蘇軾詩更引人注目。然而論創作成就，則蘇軾無疑是北宋詩壇上第一大家。在題材的廣泛、形式的多樣和情思內蘊的深厚這幾個維度上，蘇詩都是出類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蘇軾具有較强的藝術兼容性，他在理論上和創作中都不把某一種風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這樣，蘇軾雖然在創造宋詩生新面貌的過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詩尖新生硬和枯躁乏味這兩個主要缺點。所以蘇軾在總體成就上實現了對同時代詩人的超越，成爲最受後代廣大讀者歡迎的宋代詩人。
第四節 蘇軾的詞
詩詞一體的詞學觀 對詞境的開拓 以詩爲詞的手法 蘇詞風格的多樣性
蘇詩在詞的創作上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種文體自身的發展而言，蘇詞的歷史性貢獻又超過了蘇文和蘇詩。蘇軾繼柳永之後，對詞體進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終突破了詞爲“艶科”的傳統格局，提高了詞的文學地位，使詞從音樂的附屬品轉變爲一種獨立的抒情詩體，從根本上改變了詞史的發展方向。
蘇軾對詞的變革，基于他詩詞一體的詞學觀念和“自成一家”的創作主張。
自晚唐五代以來，詞一直被視爲“小道”。詩人墨客衹是以寫詩的餘力和游戲態度來填詞，寫成之後“隨亦自掃其迹，曰謔浪游戲而已”（胡寅《酒邊集序》，見向子諲《酒邊集》卷首）。詞在宋初文人心目中的地位，是“方之曲藝，猶不逮焉”（同上），不能與“載道”、“言志”的詩歌等量齊觀。雖然柳永一生專力寫詞，推進了詞體的發展，但他未能提高詞的文學地位。這個任務有待于蘇軾來完成。
蘇軾首先在理論上破除了詩尊詞卑的觀念。他認爲詩詞同源，本屬一體，詞“爲詩之苗裔”｛見朱弁《風月堂詩話》卷上。又蘇軾《祭張子野文》說張先“微詞宛轉，蓋詩之裔”。另參方智範等《中國詞學批評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排印本，第40~49頁。｝，詩與詞雖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別，但它們的藝術本質和表現功能應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將詩與詞相提幷論，說柳永《八聲甘州》中的名句：“此語于詩句不減唐人高處”（見趙令畦《侯鯖錄》卷七），稱道蔡景繁的“新詞，此古人長短句詩也”（《與蔡景繁書》）。由于他從文體觀念上將詞提高到與詩同等的地位，這就爲詞向詩風靠攏、實現詞與詩的相互溝通滲透提供了理論依據。
爲了使詞的美學品位真正能與詩幷駕齊驅，蘇軾還提出了詞須“自是一家”的創作主張。他在《與鮮于子駿》中說：“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頗壯觀也。”此處的“自是一家”之說，是針對不同于柳永詞的“風味”而提出的，其內涵包括：追求壯美的風格和闊大的意境，詞品應與人品相一致，作詞應像寫詩一樣，抒發自我的真實性情和獨特的人生感受。因爲衹有這樣才能“其文如其爲人”（《答張文潜縣丞書》），在詞的創作上自成一家。蘇軾一向以文章氣節幷重，在文學上則反對步人後塵，因而他不滿意秦觀“學柳七作詞”而缺乏“氣格”｛宋黃升《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二蘇軾《永遇樂》詞末載，秦觀自會稽入京見蘇軾，蘇軾說：“不意别後，公郤學柳七作詞。”秦答曰：“某雖無識，亦不至是。先生之言，無乃過乎？”蘇又說：“’銷魂當此際‘，非柳詞句法乎？”秦慚服。（按：《歷代詩餘》卷一一五《詞話》引此則，注出《高齋詞話》，郭紹虞《宋詩話輯佚》卷下《高齋詩話》又據《歷代詩餘》附錄此則，今人遂從之注出曾慥《高齋詩話》，不確。《歷代詩餘》實從《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入錄，而誤注出處。）又，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載，蘇軾“於四學士中最善少游，故他文未嘗不極口稱善，豈特樂府！然猶以氣格爲病。故常戲云：’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落倒影柳屯田‘”｝。
擴大詞的表現功能，開拓詞境，是蘇軾改革詞體的主要方向。他將傳統的表現女性化的柔情之詞擴展爲表現男性化的豪情之詞，將傳統上只表現愛情之詞變革爲表現性情之詞，使詞像詩一樣可以充分表現作者的性情懷抱和人格個性。宋楊湜《古今詞話》即說蘇軾“凡賦詩綴詞，必寫其所懷”，金人元好問更認爲東坡詞是“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新軒樂府引》）。例如他在宋神宗熙寧七年（1074）寫的《沁園春·密州早行馬上寄子由》：
孤館燈青，野店鶏號，旅枕夢殘。漸月華收練，晨霜耿耿；雲山摛錦，朝露漙漙。世路無窮，勞生有限，似此區區長鮮歡。微吟罷，憑征鞍無語，往事千端。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用捨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身長健，但優游卒歲，且鬥尊前。
既表現了他“致君堯舜”的人生理想和少年時代意氣風發、豪邁自信的精神風貌，也流露出中年經歷仕途挫折之後複雜的人生感慨｛參見楊海明《唐宋詞史》，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排印本，第291~292頁。｝。稍後在密州寫的《江神子·密州出獵》，則表現了他希望馳騁疆場、以身許國的豪情壯志：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爲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 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這現實中的“射虎”太守和理想中“挽雕弓”、“射天狼”的壯士形象，繼范仲淹《漁家傲》詞後進一步改變了以紅粉佳人、綺筳公子爲主要抒情主人公的詞壇格局。蘇軾讓充滿進取精神、胸懷遠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詞世界，改變了詞作原有的柔軟情調，開啓了南宋辛派詞人的先河。
與蘇詩一樣，蘇詞中也常常表現對人生的思考。蘇軾在徐州時就感悟到“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但有舊歡新怨”（《永遇樂》“明月如霜”）。“烏臺詩案”以後，人生命運的倏然變化使他更加真切而深刻地體會到人生的艱難和命運的變幻。他不止一次地浩嘆“人生如夢”（《念奴嬌·赤壁懷古》）、“笑勞生一夢”（《醉蓬萊》）、“萬事到頭都是夢”（《南鄉子·重九涵輝樓呈徐君猷》）、“世事一場大夢”（《西江月》）。所謂“人生如夢”，既指人生的有限短暫和命運的虛幻易變，也指命運如夢般地難以自我把握，即《臨江仙》（夜飲東坡醒復醉）詞所說的“長恨此身非我有”｛蘇軾在黃州時未脫罪籍，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他在《與圓通禪師》中說：“未脫罪籍，身非我有，無緣頂謁山門。”但“長恨此身非我有”這句詞的含意更深廣一些，它訴說著整個官宦生涯乃至現實環境對人生的限制和自己不能主宰自我命運的憂思。｝。這種對人生命運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詞境的哲理意蘊。
蘇軾雖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夢，但幷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脫，始終保持著頑强樂觀的信念和超然自適的人生態度：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定風波》）
蘇詞比較完整地表現出作者由積極進取轉而矛盾苦悶，力求超脫自適而不斷追求的心路歷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個性氣質。繼柳永、歐陽修之後，蘇軾進一步使詞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與創作主體由分離走向同一。
蘇詞既向內心的世界開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晚唐五代文人詞所表現的生活場景很狹小，主要局限于封閉性的畫樓綉戶、亭臺院落之中。入宋以後，柳永開始將詞境延伸到都邑市井和千里關河、葦村山驛等自然空間，張先則向日常官場生活環境靠近。蘇軾不僅在詞中大力描繪了作者日常交際、閑居讀書及躬耕、射獵、游覽等生活場景，而且進一步展現了大自然的壯麗景色。
蘇詞對自然山水的描繪，或以奔走流動的氣勢取勝，如“江漢西來，高樓下，葡萄深碧。猶自帶、岷峨雪浪，錦江春色”（《滿江紅》）；或以清新秀美的畫面見稱，如“山雨瀟瀟過，溪橋瀏瀏清。小園幽榭枕蘋汀。門外月華如水，彩舟橫。”（《行香子·湖州作》）有時則把對自然山水的觀照與對歷史、人生的反思結合起來，在雄奇壯闊的自然美中融注入深沉的歷史感和人生感慨，如《念奴嬌·赤壁懷古》：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髮。羽扇綸巾，談笑間、强虜灰飛煙滅。故國神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有時又鍾情于和諧寧靜的自然山水，藉以表現忘懷物我、超然自適的人生態度，如《西江月》：
照野瀰瀰淺浪，橫空暖暖微霄。障泥未解玉驄驕。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破瓊瑤。解鞍欹枕綠楊橋。杜宇一聲春曉。
充滿泥土芳香和生活氣息的鄉村，是以前的詞人從未關注過的領域。蘇軾則以“使君元是此中人”的身份，在五首《浣溪沙》組詞中多角度地描寫了徐州的鄉村景色和村姑農叟的生活情態。在其他詞作中，他也常表示對農作物豐收的喜悅和對農民生活的關心：“慚愧今年二麥豐，千畦細浪舞晴空”（《浣溪沙·徐州藏春閣園中》）；“雪晴江上麥千車，但令人飽我愁無。”（《浣溪沙》“萬頃風濤不記蘇”）
蘇軾用自己的創作實踐表明：詞是無事不可寫，無意不可入的。詞與詩一樣，具有充分表現社會生活和現實人生的功能。由于蘇軾擴大了詞的表現功能，豐富了詞的情感內涵，拓展了詞的時空場景，從而提高了詞的藝術品味，把詞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學殿堂，使詞從“小道”上昇爲一種與詩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體。
“以詩爲詞”的手法則是蘇軾變革詞風的主要武器｛“以詩爲詞”是陳師道對蘇詞的評論，見《後山詩話》。按：陳師道以爲“以詩爲詞”不是詞的“本色”，這是一種保守的詞學觀，但他對蘇詞這一手法的概括是極爲準確的。｝。所謂“以詩爲詞”，是將詩的表現手法移植到詞中。蘇詞中較成功的表現有用題序和用典故兩個方面。
蘇軾之前的詞，大多是應歌而作的代言體，詞有調名表明其唱法即可，所以絕大多數詞作幷無題序。蘇軾則把詞變爲緣事而發、因情而作的抒情言志之體，所以詞作所抒的是何種情志或因何事生發，必須有所交代和說明。然而詞體長于抒情，不宜叙事。爲解決這一矛盾，蘇軾在詞中與詩一樣大量採用標題和小序的形式，使詞的題序和詞本文構成不可分割的有機統一體。與張先的詞題僅起交代創作的時間、地點的作用相比，蘇軾賦予了詞的題序以新的功能｛參看王兆鵬《論“東坡範式”》，載《文學遺產》1989年第5期；黃文吉《北宋十大詞家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年排印本，第178~180頁。｝。有些蘇詞的題序交代詞的創作動機和緣起，以確定詞中所抒情感的指向，如《水調歌頭》的小序：“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不僅交代了創作的時間、緣由，也規定了詞末“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所懷念的對象是其弟蘇轍。另有一些題序與詞本文在內容上有互補作用，如《滿江紅》（憂喜相尋）、《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二詞，詞序用來紀事，詞本文則著重抒發由其事所引發的情感。有了詞題和詞序，既便于交代詞的寫作時地和創作緣起，也可以豐富和深化詞的審美內涵。
在詞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蘇軾。詞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種替代性、濃縮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種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江神子·密州出獵》具有較濃厚的叙事性和紀事性，但寫射獵打虎的過程非三言兩語所能窮形盡相，而作者用孫權射虎的典故來作替代性的概括描寫，就一筆寫出了太守一馬當先、親身射虎的英姿。詞的下闋用馮唐故事，既表達了作者的壯志，又蘊含著歷史人物和身身懷才不遇的隱痛，增强了詞的歷史感和現實感。蘇詞大量運用題序和典故，豐富和發展了詞的表現手法，對後來詞的發展産生了重大影響。
從本質上說，蘇軾“以詩爲詞”是要突破音樂對詞體的制約和束縛，把詞從音樂的附屬品變爲一種獨立的抒情詩體。蘇軾寫詞，主要是供人閱讀，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雖也遵守詞的音律規範而不爲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蘇軾作詞時揮灑如意，即使偶爾不協音律也在所不顧｛陸游說蘇詞“豪放，不喜裁剪以就聲律”（《老學庵筆記》卷五），李清照則認爲蘇詞“往往不協音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三），兩人的態度雖有不同，但都說出了蘇詞的這個特點。｝。也正是如此，蘇詞像蘇詩一樣，表現出豐沛的激情，豐富的想像力和變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語言風格｛關於蘇詞的多樣化風格，可參唐玲玲《淡妝濃抹總相宜--論蘇詞風格的多樣化》，載《東坡研究論叢》，四川文藝出版社1986年排印本；謝桃坊《宋詞概論》，四川文藝出版社1992年排印本，第211~224頁。｝。雖然蘇軾現存的362首詞中，大多數詞的風格仍與傳統的婉約柔美之風比較接近，但已有相當數量的作品體現出奔放豪邁、傾蕩磊落如天風海雨般的新風格，如名作《水調歌頭》：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數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宋胡寅在《酒邊集序》中稱道蘇詞：“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即揭示出蘇軾這類詞作所創造的一種新的美學風範。
在兩宋詞風轉變過程中，蘇軾是關鍵人物。王灼《碧鶏漫志》卷二說：“東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强化詞的文學性，弱化詞對音樂的依附性，是蘇軾爲後代詞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後來的南渡詞人和辛派詞人就是沿著此路而進一步開拓發展的。
第五節 蘇軾的意義與影響
蘇軾的意義 蘇軾周圍的作家羣 後世文人心目中的蘇軾
綜上所述，蘇軾在文、詩、詞三方面都達到了極高的造詣，堪稱宋代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而且蘇軾的創造性活動不局限于文學，他在書法、繪畫等領域內的成就都很突出，對醫藥、烹飪、水利等技藝也有所貢獻。蘇軾典型地體現著宋代的文化精神。從文學史的範圍來說，蘇軾的意義主要有兩點：首先，蘇軾的人生態度成爲後代文人景仰的范式：進退自如，寵辱不驚。由于蘇軾把封建社會中士人的兩種主要處世態度用同一種價值尺度予以整合，所以他能處變不驚，無往而不可。當然，這種範式更適用于士人遭受坎坷之時，它可以通向既堅持操守又全生養性的人生境界，這正是宋以後的歷代士人所希望做到的。其次，蘇軾的審美態度爲後人提供了富有啓迪意義的審美範式。，他以寬廣的審美眼光去擁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觀，到處都能發現美的存在。這種範式在題材內容和表現手法兩方面爲後人開闢了新的世界。所以，蘇軾受到後代文人的普遍熱愛，實爲歷史的必然。
蘇軾在當時文壇上享有巨大的聲譽，他繼承了歐陽修的精神，十分重視發現和培養文學人材。當時就有許多青年作家衆星拱月似地圍繞在他周圍，其中成就較大的有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四人，合稱“蘇門四學士”。再加上陳師道和李廌，又合稱“蘇門六君子”。此外，李格非、李之儀、唐庚、張舜民、孔平仲、賀鑄等人，也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蘇軾的影響。由于蘇軾的成就包括各種文學樣式，他本人的創作又沒有固定不變的規範可循，所以蘇門的作家在創作上各具面目。黃庭堅、陳師道長于詩，秦觀長于詞，李廌以古文名世，張、晁則詩文幷擅。同時，他們的藝術風貌也各具個性，例如黃詩生新，陳詩樸拙，風格都不類蘇詩，後來黃、陳還另外開宗立派。
蘇軾的作品在當時就馳名遐邇，在遼國、高麗等地都廣受歡迎。北宋末年，朝廷一度禁止蘇軾作品的流傳，但是禁愈嚴而傳愈廣。到了南宋黨禁解弛，蘇軾的集子又以多種版本廣爲流傳，以後歷代翻刻不絕。
在後代文人的心目中，蘇軾是一位天才的文學巨匠，人們爭相從蘇軾的作品中汲取營養。在金國和南宋對峙的時代，蘇軾在南北兩方都發生了深遠的影響。蘇詩不但影響有宋一代的詩歌，而且對明代的公安派詩人和清初的宋詩派詩人有重要的啓迪｛關於蘇軾詩對後世的影響，可參看謝桃坊《蘇軾詩研究》第七章《蘇詩對宋詩和後世詩歌的影響》，巴蜀書社1987年排印本。｝。蘇軾的詞體解放精神直接爲南宋辛派詞人所繼承，形成了與婉約詞平分秋色的豪放詞派，其影響一直波及清代陳維崧等人。蘇軾的散文，尤其是他的小品文，是明代標舉獨抒性靈的公安派散文的藝術淵源，直到清代袁枚、鄭燮的散文中仍可時見蘇文的影響。
蘇軾還以和藹可親、幽默機智的形象留存在後代普通人民心目中。他在各地的游踪，他在生活中的各種發明都是後人喜愛的話題｛有關軼事可參看[清]梁廷楠《東坡事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排印本；顏中其《蘇東坡軼事匯編》，岳麓書社1984年排印本。｝。在宋代作家中，就受到後人廣泛喜愛的程度而言，蘇軾是無與倫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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