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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東漢以後，文人詩歌創作出現新的局面，五言取代傳統的四言成爲新的詩歌樣式，完整的七言詩篇也開始産生。東漢文人詩多數獨立成篇，還有一些附在賦的結尾，作爲賦的一部分而保存到今天。賦末附詩，始見于東漢，後代多有仿效。東漢文人五言詩，有的作者明確，也有相當一部分未著錄作者姓名，或雖標出作者姓名但存疑頗多，後二者就是文學史上的“古詩”和“蘇李詩”｛鍾嶸《詩品》卷上“古詩”條稱：“其體源出於《國風》。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其外’考證者日以疏‘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爲總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見陳延傑《詩品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17頁）鍾嶸所見古詩計59首，其中包括《古詩十九首》。今所存古詩除《古詩十九首》外，其餘完整者不足20首，其中有的還是樂府詩。托名西漢蘇武、李陵贈答的五言詩，《文選》卷二十九“雜詩”類收錄7首，《古文苑》卷四收10首，此外，《北堂書鈔》及《文選》注引李詩殘篇2首。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對古詩和蘇李詩搜羅頗爲完備，見該書“漢詩”卷十二（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329~344頁。有關古詩和蘇李詩的作者，學術界爭論已久。目前流行的看法是，它們都是漢末佚名五言詩，產生的年代和《古詩十九首》大體相當，藝術水平、風格亦相近。｝。
第一節 班固、張衡、秦嘉的詩
班固詩與張衡詩：質樸和典麗 秦嘉詩：文人五言詩的成熟
現存東漢文人最早的完整五言詩是班固的《咏史》，其內容是西漢緹縈救父一事｛緹索救父事發生在西漢文帝十三年（前167），《漢書·刑法志》記載甚詳。（見《漢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097~1098頁）關於《咏史》詩的討論，可參見趙敏俐《論班固的〈咏史詩〉和文人五言詩發展成熟問題》。（《北方論叢》1994年第1期第60~67頁）｝。這首詩先叙太倉令有罪，被押送到長安城。次寫緹縈聞父言而沉痛，遂詣闕陳辭。然後寫漢文帝生惻隱之心，下令廢除肉刑。結尾是班固的感慨，贊揚緹縈勝過男兒。《咏史》詩按時間先後依次道來，以叙事爲主，而不是像後代有些咏史詩那樣重在議論抒情。班固是以寫紀傳體史書的手法創作《咏史》詩，用辭質樸，渲染修飾成分很少。此詩當是班固晚年下獄時所作，其中寄托著自己的感慨。
班固的五言詩除《咏史》外，還有收錄在《太平御覽》中的幾句佚詩｛班固佚詩，《太平御覽》卷三四四收錄兩句：“寶劍直千金”、“延陵輕寶劍”。卷八一五收錄四句：“長安何紛紛，詔葬霍將軍。刺繡被百領，縣官給衣衾。”（見《太平御覽》，中華書局1985年據上海涵芬樓影印本重印，第1583、3626頁）班固五言語多述古事，他的《咏史》原來可能是由多篇組成，並不止於一首。｝。桓譚《新論·琴道》篇經班固續修而成，其後半部分也有類似五言詩句組成的段落｛《琴道》篇類似五言詩的段落：“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荊棘，狐兔穴其中。”（見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553頁）｝。這幾篇作品的風格和《咏史》基本相同，都以叙事爲主，寫得質實樸素。
班固的《竹扇賦》今存殘篇｛班固《竹扇詩》殘存部分是一首完整的七言詩，共12句，見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後漢文》卷三十四，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607頁）｝，是一首完整的七言詩，原來當是系于賦尾。這首七言詩叙述竹扇的製作過程，它的形制、功用，遣詞造句質樸無華，淺顯通俗。
班固是東漢較早創作五、七言詩的文人，他對這兩種新興詩體持認同態度，幷進行了有益的嘗試。班固很大程度上是以史學家的筆法寫五、七言詩，都以叙事爲主，即使像《咏史》這樣最適合于抒情言理的作品，依然重在陳述史實。他的五、七言詩和系于《東都賦》的五首四言及騷體詩有質、文之別，前者質樸，後者典雅。究其原因，就在于班固對四言和騷體這兩種傳統的詩歌形式掌握得很嫻熟，運用起來得心應手，故能充分體現文人本色；而他對于五、七言詩則比較生疏，還處于模擬階段，作品風格也相應樸素質實。
張衡是在班固之後繼續創作五、七言詩的著名文人，幷且取得重要成就。他的《同聲歌》是一篇很有特色的作品，在東漢文人五言詩中別具一格。這首詩通篇假托新婚女子口氣自述。先叙自己新婚之夜又驚又喜的心情，“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湯。”把新婚女子的好奇、膽怯寫得非常傳神。最精彩的是中間部分，新婦不直說自己如何勤勞能幹，而是聲稱從調理飲食到助祭神靈這些事情她都願意承擔。她不明說自己對丈夫如何愛戀，而是作了如下表白：“思爲莞蒻席，在下蔽匡床。願爲羅衾幬，在上衛風霜。”新婦對丈夫體貼入微，關懷備至，通過形象的比喻，把自己美好的心願婉轉地傳達給對方。結尾部分展示自己的美好體態和新婚之樂，較之前面更加大膽、坦率。《同聲歌》明顯借鑒了民歌的表現手法，措辭奇妙，興寄高遠。
張衡的《四愁詩》是經過改造的騷體，是騷體整齊化之後而形成的七言詩。全詩皆爲七言句，除每章首句中間有“兮”字外，其餘都是標準的七言詩句。全詩四章，按東南西北順序依次展開。美人贈給他金錯刀、翠琅玕、貂襜褕、錦綉段，詩人想以英瓊瑤、雙玉盤、明月珠、青玉案作爲回報。然而，不是山高水深，就是路險天寒，使他無法前往美人所在之處，難以如願以償，內心煩亂憂傷。這首詩有政治上的寄托，得《離騷》之神韻，是後代七言歌行的先聲。
附于張衡《思玄賦》結尾的也是一首七言詩。這篇作品抒發人生有限而河清之世難待的苦悶，詩人想“超逾騰躍絕世俗”，但是“天不可階仙夫稀”，不得不返回現實世界繼續求索。
張衡的五、七言詩在技巧上較之班固有明顯提高，他運用這兩種新的詩歌樣式已經得心應手。班固、張衡對樂府詩都有所繼承，但繼承的方面不同。樂府詩或樸素質實，或縟麗長美。班固五、七言詩繼承的是前一種風格，張衡的五、七言詩則沿著縟麗華美的方向發展。班固的五、七言詩以叙事爲主，張衡的五、七言詩則長于抒情。自張衡始，東漢文人五、七言詩形成了以抒情爲主的基本走勢。
秦嘉的《贈婦詩》三首｛陳延傑《詩品注》卷中敘秦嘉生平事跡：“秦嘉，字士會，隴西人。桓帝時，仕郡上計。入洛，除黃門郎，病卒於津鄉亭。”（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31頁注[1]秦嘉入洛縣時間，史無明言，然大體可以推斷出來。《後漢書·楊震列傳》敘楊秉事跡：“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爲郎，秉上言三睹見郎七百餘人，帑臧空虛，浮食者眾。而不良守相，欲因國爲池，澆濯釁穢。宜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自此終桓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後漢書》，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1772頁）楊秉上言是在延熹五年（162）冬他代劉矩爲太尉之後，書中所言甚明。由此可知，秦嘉入洛除黃門郎當在延熹五年（162）冬季之前，因此，他的《贈婦詩》的寫作時間最晚不遲於162。秦嘉卒年，陸侃如推斷約在延熹八年（165）（見其所著《中古文學系年》，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23頁），陸說和事實接近。秦嘉卒於津鄉亭，津鄉在荊州南郡，即今湖北江陵，《水經注》卷三十四所記甚詳（見中華書局據《四部備要》本印《王氏合校水經注》第459頁）《後漢書·孝桓帝紀》載延熹七年（164）事：“冬十月壬寅，南巡狩。......戊辰，幸雲夢，臨漢水。”（《後漢書》，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313頁）《資治通鑒》卷五十五對桓帝南巡亦有記載：“十月壬寅，帝南巡。......戊辰，幸雲夢，臨漢水。還幸新野。時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見《資治通鑒》，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重印世界書局縮印本，第371頁）桓帝南巡車騎萬計，秦嘉當以黃門郎隨從。津鄉乃雲夢澤所在之處，東漢爲軍事重地，岑彭曾駐軍津鄉。（見《後漢書》，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659、660頁）桓帝南巡，亦當停駐津鄉。秦嘉隨行，因病卒於津鄉亭，時當延熹七年（164）。｝，是東漢文人五言抒情詩成熟的標志。秦嘉、徐淑夫婦經歷過纏綿悱惻的生離死別，他們的詩文贈答也成爲文學史上流轉的佳話｛秦嘉、徐淑夫婦贈答詩，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漢詩”卷六收錄最爲齊全。（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85~188頁）徐淑的《答夫秦嘉書》、《又報嘉書》、《爲誓書與兄弟》，收錄於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卷九十六。（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990~991頁）｝。
秦嘉的《贈婦詩》在時間上具有連續性。第一首寫秦嘉即將赴京之際遣車迎婦，徐淑因病不能返回面別，使秦嘉伏枕輾轉，徹夜難眠。第二首寫秦嘉想要前往徐淑處面叙款曲，終因交通不便等原因未能成行。第三首寫啓程赴京時以禮物贈遺徐淑，遙寄款誠。秦嘉在抒發難以排遣的離愁別緒時，把夫婦情愛放到彼此的人生經歷中加以審視，點出少與多、早與晚這兩對矛盾：“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憂艱常早至，歡會常苦晚。”“傷我與爾身，少小罹煢獨。既得結大義，歡樂苦不足。”秦嘉拋別病妻遠赴京城，使他們遲到和本來就深感不足的歡樂被生生剝奪，變得歡樂愈少，憂愁更多；艱難再次提前降臨，歡會的日子不知推遲到何時。三首詩都有對車駕的描寫，用來襯托詩人百感交集的複雜心情。“遣車迎子還，空往復空返”，傳達的是失望之情；“良馬不回鞍，輕車不轉轂”，表現的是臨路悵惘、徘徊不定；“肅肅仆夫征，鏘鏘揚和鈴”，暗示車鈴催促啓程，流露出無可奈何之情。
秦嘉的《贈婦詩》是一組藝術成就較高的抒情詩，是漢代文人五言抒情詩的成熟之作。從班固到秦嘉，經過一個世紀左右的發展，東漢文人五言詩的創作進入繁榮期。
第二節 酈炎、趙壹、蔡邕的五言詩
詩壇新風的出現 懷才不遇的感慨 對比鮮明的批判 全身遠害的憂患意識亂世文學
桓帝以前，東漢文人詩歌經歷了由叙事向抒情、由模仿民歌到作家獨創的轉折，但詩歌的基調一直未見太大的變化，保持前後的連續性。班固、張衡、秦嘉的五、七言詩均無過分激烈的言詞，更沒有驚世駭俗之語，表現的是溫柔敦厚的中和之美。東漢末年則不然，主要活動在靈帝時期的幾位著名詩人都有不幸的遭遇，他們的詩歌也呈現出和班固、張衡、秦嘉等人迥然有別的風貌。他們通過自己的控訴、呐喊，開創了詩壇的新風氣。東漢文人詩的最後階段，是以對現實的猛烈批判而告終。
酈炎的作品今存五言體《見志詩》二首｛《後漢書·文苑列傳》：“酈炎，字文勝，范陽人，酈食其之後也。炎有文才，解音律，言論給捷，多服其能理。靈帝時，州郡辟命，皆不就。......炎後風病慌急。性至孝，遭母憂，病甚發動。妻始產而驚死，妻家訟之，收系獄，炎病不能理對。熹平六年，遂死獄中，時年二十八。”（《後漢書》，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2647~2649頁）｝，抒發懷才不遇的感慨，傳達出遭受壓抑的不平之氣。第一首詩通篇坦露自己高遠的志向，他要“舒吾陵霄羽，奮此千里足”，做出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詩人不相信命運，認爲通塞由己，無須占問。他以陳平、韓信這些起于微賤而終成大業的歷史人物自勵，有一種縱橫物表、不受任何羈絆的氣勢。第二首詩的格調不如前篇高昂，顯得有些低沉。詩人的志向是高遠的，而在現實生活中的處境卻是坎坷的，非但得不到重用，反而連續遭受摧殘，這使他想起年輕有爲而被朝廷宿臣壓制排斥的賈誼。他以美玉和千里馬自況，慨嘆遇不到卞和、伯樂。這兩首詩前後形成鮮明對照，由此出現巨大的感情落差，前面是氣衝霄漢，後面則情緒低沉。兩首《見志詩》成功地運用比喻和象徵手法，具有深刻的意蘊。前首詩以修翼、遠趾、陵霄羽、千里足等詞語構成連綿意象，把自己比作一飛沖天的巨鳥和馳騁千里的駿馬。第二首則以靈芝困于洪波、蘭榮摧于嚴霜象徵志士遭受壓抑，詞多托寓，感慨頗深。
趙壹的《疾邪詩》二首均是五言，附在《刺世疾邪賦》之後，以秦客、魯生對唱的形式出現，二人各申己志。第一首詩以“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開頭，表示他對東漢王朝的徹底絕望。在這種情緒支配下，兩首詩通過鮮明的對比，暴露黑暗，指斥時弊。“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這是批判賄賂公行，取士用人看重錢財而輕視學問。“伊優北堂上，抗髒倚門邊。”這是揭露取士用人不注重品德，致使諂媚之徒受重用，耿直的人士被擯棄，前者昇堂而坐，後者倚門而立。“勢家多所宜，頦吐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爲芻。”這是控訴權勢成爲價值判斷的唯一尺度，從而出現善惡顛倒，正義和真理被扭曲的反常現象。趙壹的《疾邪詩》所表達的感情在東漢文人詩中最爲激烈，他不是普通的哀怨，而是充滿憤怒；他不是一般的憤世疾俗，而是刺世疾邪，具有東漢黨人的婞直之風。
蔡邕的《翠鳥詩》是亂世文人全身遠害心態的寫照。在這首寓言詩中，蔡邕爲翠鳥構想出一個有限、然而可以托身的空間。庭前的若榴樹生著綠葉紅花，翠鳥在這裏能够振翅修容。它是從獵人追捕下逃脫出來的幸存者，願意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給若榴樹的主人。翠鳥暫時找到了棲身之地，但仍然是寄人籬下，幷且對以往被人追捕的遭遇心有餘悸。這首詩是蔡邕自身經歷的形象反映，從中可以看出漢末文人身處亂世的惶恐之情。
酈炎、趙壹、蔡邕的上述五言詩都作于靈帝時期，具有典型的亂世文學的特徵。蔡邕的《翠鳥詩》流露出深重的憂患意識，詩人缺乏起碼的安全感，提心吊膽地生活。酈炎、趙壹的四首詩都以揭露、批判社會的黑暗和腐朽爲宗旨，表現出沉重的壓抑感和强烈的抗爭意識，漢代作家獨立的人格再次放射出光芒。詩人的境遇是不幸的，因此，他們對社會的批判也更能切中時弊，觸及要害。酈炎、趙壹的作品不再像前期文人詩那樣蘊藉含蓄，緩緩道來，而是大聲疾呼，鋒芒畢露。後來建安文學梗概多氣、志深筆長的特點，在靈帝時期的文人五言詩中已顯露端倪。
第三節 《古詩十九首》
游子思婦的萬般情懷 人生哲理的揭示 痛苦的體驗和獨特的感受 起興發端藝術 審美境界和語言技巧
《古詩十九首》出自漢代文人之手，但沒有留下作者的姓名｛《文選》卷二十九“雜詩”類首列《古詩十九首》，《玉臺新詠》卷一錄《枚乘雜詩九首》，其中8首出自《古詩十九首》。鍾嶸《詩品》卷上則將包括《古詩十九首》在內的59首漢代五言詩統稱爲古詩。《古詩十九首》中是否有枚乘之作，歷來學者多持懷疑態度。｝。《古詩十九首》作爲一個整體收錄在《文選》卷二十九，它代表了漢代文人五言詩的最高成就。《古詩十九首》不是一時一地所作，它的作者也不是一人，而是多人。《古詩十九首》的好幾篇作品在意境和用語上與秦嘉的《贈婦詩》多有相似之處，二者産生的年代不會相去太遠，《古詩十九首》的出現最遲不晚于桓帝時期｛關於《古詩十九首》和秦嘉《贈婦詩》關係及寫作時間，可參見李炳海《〈古詩十九首〉寫作年代考》，《東北師大學報》1987年第1期，第70~76頁。｝。
《古詩十九首》除了游子之歌，便是思婦之詞，抒發游子的羈旅情懷和思婦閨愁是它的基本內容。二者相互補充，圍繞著同一個主題，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古詩十九首》所表現的游子思婦各種複雜的思想情感，在中國古代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意義，千百年來引起讀者的廣泛共鳴。
《古詩十九首》的作者絕大多數是漂泊在外的游子，他們身在他鄉，胸懷故土，心系家園，每個人都有無法消釋的思鄉情結。《涉江採芙蓉》的主人公採擷芳草想要贈給遠方的妻子，幷且苦苦吟嘆：“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明月何皎皎》的作者在明月高照的夜晚憂愁難眠，攬衣徘徊，深切地感到：“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天涯芳草，他鄉明月，都沒有給游子帶來的心靈的慰藉，相反，倒是激發起難以遏制的思鄉之情。游子思鄉，這是人類普遍的情感，在農業文明時代體現得更爲明顯。不過，在以往的史傳文學作品中，人們經常見到的是富貴以後流露出的鄉情，衣錦還鄉的熱烈場面。《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多是失意士子，他們在窮困潦倒之際所彈奏的思鄉曲，語悴情悲，充滿天涯淪落人的凄楚，引來的是同情和憐憫。游子思鄉作品在《詩經》中有多篇，《詩經》中游子的思念對象有他們的妻子，但更多的是想到父母雙親，桑梓情中滲透親子之愛；《古詩十九首》思鄉焦點則集中在妻子身上，思鄉和懷內密不可分，鄉情和男女戀情是融彙在一起的。
《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多數是宦游子弟，他們之所以離家在外，爲的是能够建功立業，步入仕途。對此，詩人反復予以申訴。《今日良宵會》寫道：“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貧賤，轗軻常苦辛。”這是要在仕途的激烈競爭中捷足先登，佔領顯要的職位，擺脫無官無職的貧賤境地。《回車駕言邁》亦稱：“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這位作者已經不僅僅滿足于仕途上的飛黃騰達，而且還追求自身的不朽價值，通過揚名後世使生命具有永恒的意義。兩漢樂府詩除了叙事詩外，也有一定數量的抒情詩，幷且在格調上和《古詩十九首》相近。但是，像上述兩首詩這樣表現積極用世精神的作品很難找到。把士人建功立業、揚名後世的理想用如此坦率的語言表達出來，在《古詩十九首》之前的詩歌作品中尚不多見。
游子宦達的成功率很低，多數人無法實現自己的願望。作爲仕途上的失敗者，各種想法也就隨之産生，他們要在其他方面尋找慰藉，用以保持心態的平衡。《古詩十九首》作者的人生意識是清醒的，他們不相信成仙術，頭腦裏沒有長生不死的彼岸世界，衹想在現實中過得更快活、更自在。于是，他們“蕩滌放情志”（《東城高且長》），去追求燕趙佳人。《驅車上東門》也寫道：“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這是說要以美酒華服來消磨人生，同樣表露得非常坦率。由于仕途的挫折，這些士子人生追求的層次由高向低跌落，從努力實現人生不朽到滿足于耳目口腹之欲，他們是在尋求某種補償，話語雖達觀，深層的悲哀仍然可以感受到。
《古詩十九首》所展示的思婦心態也是複雜多樣的。盼望游子早歸，這在《古詩十九首》衆多的思婦詩中沒有一首例外。然而，盼歸而不歸，思婦的反應卻大不相同。有的非常珍視自己的婚姻，對游子的愛戀極深，遠方捎回書信，她會置之懷中，“三歲字不滅”（《孟冬寒氣至》）；遠方寄回一端綺，她會裁製成象徵夫妻恩愛的合歡被（《客從遠方來》）。有的覺察到“游子不顧返”的苗頭，思婦日感衰老、消瘦，衹好寬慰自己“努力加餐飯”（《行行重行行》）。也有的思婦在春光明媚的季節經受不住寂寞，發出“空床難獨守”（《青青河畔草》）的感嘆。這些思婦詩的作者未必都是女性，大部分可能是游子揣摹思婦心理而作，但都寫得情態逼真，如同出自思婦之手。這些作品的共同特點是重在表現思婦獨處的精神苦悶，她們擔心游子喜新厭舊，擔心自己的真情不被對方省察，擔心外力離間。《古詩十九首》中思婦和游子的形象都是孤獨的，不過，和游子相比，思婦顯得更加孤獨。游子有良宵會、有賞歌聽曲的機會，還可以驅車出游，而思婦卻衹能徘徊院庭，空室長嘆，她們難言的寂寞經常是靠泪水沖洗。
《古詩十九首》所出現的游子思婦，徘徊于禮教與世俗之間，他們既有合乎傳統禮教的價值取向，又有世俗的人生選擇；時而有違禮之言，但見不到違禮之行，不及于亂。游子即使決心“蕩滌放情志”，一旦真的面對燕趙佳人，又“沉吟聊躑躅”。（《東城高且長》）妙齡女子先是埋怨對方的迎娶過遲，但隨即又表白：“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冉冉孤生竹》）如果說游子從立功立名轉向佳女美酒體現了古代失路士人的普遍趨勢，那麽徘徊于禮教與世俗之間的做法，則是東漢士林風氣的折射｛《後漢書·桓譚馮衍列傳》：“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父成帝時爲太樂令，譚以父任爲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學多通，遍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爲章句。......性嗜倡樂，簡易不修威儀，而喜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後漢書·馬融列傳》：“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後漢書》，中華書局1973年版955、1972頁）｝。
《古詩十九首》展示了游子思婦的複雜心態，它所傳達的思想感情在古代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意義。同時，這些作品還透徹地揭示出許多人生哲理，詩的作者對人生真諦的領悟使這些詩篇具有深邃的意蘊，詩意盎然而又不乏思辨色彩。《古詩十九首》涉及以下關係：
永恒與有限的關係。人生有限的感慨，自古便已有之。《古詩十九首》和以往文學作品的不同之處，是把人生的短暫寫得特別充分，特別突出，給人以轉瞬即逝之感。在表現這一主題時，詩人採用兩種手法，一是寫物長人促，人和物的異質，以外物的永恒反襯人生的有限。所謂“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回車駕言邁》）就是把人和金石視爲異質，以金石的堅固反襯人的壽命短暫。《青青陵上柏》、《驅車上東門》都是把永恒之物和有限的人生相對照。《古詩十九首》有時也寫物我同構，外物和人的壽命都是有限的。多首詩篇出現的節序之感，都是推物及人，點出人生的短暫。
人的心態與生命周期的關係。《行行重行行》和《冉冉孤生竹》皆爲女詞，其中都有“思君令人老”之語，前者是思婦的嘆息，後者是待嫁女子的怨艾。這兩位主人公都因婚姻變故而有遲暮之感，流露出青春易逝的惋惜。她們不是隨著歲月的流逝自然衰老，而是思念使得芳華早逝，這就更令人悲哀。“思君令人老”是痛苦的人生體驗，在它背後隱藏著許多潜臺詞。《古詩十九首》中男主人公的羈旅情懷，也不時有早衰、速老的感慨。抑鬱、思念使他們的生命周期縮短，衰老的速度加快，詩人已經清醒地意識到這一點。
憂鬱與歡樂的關係。人的憂和樂相反相成，經常糾纏在一起。《古詩十九首》的作者揭示了憂與樂的這種關係，幷提出一種消極的解脫方式。“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這是嘲笑有些人活得太累，人生有限而憂愁無限，難免如負重物，壓得喘不過氣來。詩人提出的解脫辦法是及時行樂：“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生年不滿百》）今朝有酒今朝醉，甚至要秉燭夜游。詩人是從精神解脫的高度看待及時行樂，對物質條件幷不十分注重。良宵聚會，新聲逸響固然“歡樂難具陳”（《今日良宵會》），就是斗酒相娛樂，也不覺得菲薄。即使是“驅車策弩馬”，也不妨到洛陽、南陽這樣繁華的都市游戲一番。（《青青陵上柏》）他們是得樂且樂，化憂爲樂，甚至是以憂爲樂。
來去親疏的關係。“去者日以疏，來者日以親”（《去者日以疏》），這是詩人見到古墓犁爲田、松柏摧爲薪所産生的感觸，也是對人際關係富有哲理的概括｛朱筠論《去者日已疏》云：“起二句是’子在川上‘道理。茫茫宇宙，去、來二字概之；穰穰人群，親、疏二字括之。去者自去，來者自來。今之來者，得與未去者相親；後之來者，又與今之來者相親。昔之去者，已與去者相疏；日復一日，真如逝波。”（見朱筠口授、徐昆筆述《古詩十九首說》，收錄於隋樹森《古詩十九首集釋》，中華書局1957年版第102頁）｝。詩人是從去來相繼、新陳代謝所形成的歷史長河中看待親疏的推移變化，揭示出時間之流給人帶來的角色轉換。其實，不僅生者與生者相親，生者與死者疏遠，就是在生者之間亦有來去親疏之異，相親而來，相棄而去，友則相親，棄則相疏，此亦人情世態之常理。《西北有高樓》、《明月皎夜光》等詩篇對此作了形象的表現。
《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多爲羈旅他鄉的游子，漂泊不定的生活使他們在諸多方面有自己獨特的感受：
敏銳的節序感。《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對季節的變化特別敏感，這些作品中明確標示出季節的有6篇，其他以物侯暗示節序的詩篇亦爲數不少。上述兩項加在一起，佔據19首詩的絕大部分。那些或明或暗標示節序的物象不是孤立地置于作品中，而是作爲激發詩人情感的對象出現，同時也是表達情感的載體。詩人以感傷的情調回應季節的變化，不同季節的多種物候都被輕煙薄霧般的愁思所籠罩。蕭瑟的秋風固然引起游子的蒼凉之感，就是“東風搖百草”的春天，在他們心中産生的也不是歡快喜悅，而是“所遇無故物”（《回車駕言邁》）的失落和孤獨。至于閨房思婦，更因春天的到來而牽動愁腸。
微妙的空間感。《古詩十九首》所展開的空間方位是多維的，詩人把自己置于不同的空間方位，産生許多微妙的感受。“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客從遠方來》），這是遠距離的心靈溝通，是天涯咫尺。“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迢迢牽牛星》），這是近距離的感情交流受阻，是咫尺天涯。詩的作者多是行旅之人，飽嘗長途跋涉的艱辛，所謂“回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回車駕言邁》），就是通過展現空間距離的遙遠，抒發未能及時建功立業的惆悵，道路的漫長暗示宦游的渺茫前程。詩人旅居他鄉，四處漂泊，他們本身是離家而去的遠行客，對于人生也按照自己的生存方式加以描述：“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青青陵上柏》）這是以遠距離的行走比喻人生的歷程，人生短暫感和距離遙遠感交織在一起，時空貫通而又背反。
深切的世態炎凉感。《古詩十九首》的許多作者寓居他鄉，飽經憂患，他們需要同情和幫助，對人間冷暖的感受特別深切。《西北有高樓》的作者被樓上飄下來的歌聲所吸引，心有所感：“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他把歌者設想成一個失意之人，自命爲歌者的知音，和對方同病相憐，實際是慨嘆知音難遇。《明月皎夜光》是有感于朋友間的友誼不牢固而發：“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携手好，棄我如遺迹。”富貴易交，嚴重傷害了那些仕宦無門的游子，他們本已脆弱的神經實在難以承受這樣的打擊，撫今追昔帶來的衹有悲傷和怨憤。
《古詩十九首》是古代抒情詩的典範，它長于抒情，卻不徑直言之，而是委曲宛轉，反復低徊。許多詩篇都能巧妙地起興發端，很少一開始就抒情明理。用以起興發端的有典型事件，也有具體物象。《涉江採芙蓉》、《庭中有奇樹》選擇的都是採擇芳條鮮花以贈情侶的情節，衹不過一者是遠在他鄉的游子，一者是獨守閨房的思婦。以物象起興發端多選擇和時序相關的景觀，抒情主人公或遇春草，或臨秋風，有的眼望明月，有的耳聽蟲鳴，由這些具體物象引發出種種思緒。以事件起興發端的詩篇，往往順勢推衍成一個故事。《孟冬寒氣至》和《客從遠方來》都以女主人公收到遠方寄來的物品發端，然後寫她們對游子的信件和禮物如何珍視，或精心收藏，或巧加裁制。以具體物象起興發端的詩篇，則由這些物象構成優美的藝術境界。《古詩十九首》以寫景叙事發端，極其自然地轉入抒情，水到渠成，而且又抑揚有致。
《古詩十九首》許多詩篇以其情景交融、物我互化的筆法，構成渾然圓融的藝術境界。《凜凜歲雲暮》和《明月何皎皎》都是典型的寫境，抒情主人公一爲思婦，一爲游子。思婦在歲暮給遠方游子寄去衣被，自己也思緒如潮。她在夢中見到了朝思暮想的“良人”，幷且携手同車而歸。然而，未及同床共枕，游子便倏忽離去。思婦醒後回憶夢境，徙倚感傷，一灑相思之泪。《明月何皎皎》則是以夜晚獨宿爲背景，抒發游子的思鄉之情。這兩首詩基本是寫實之作，構成的意境卻是如幻如夢，朦朧而又深沉。《西北有高樓》的抒情主人公先是聽見高樓飄來的樂曲，接著品味曲中的慷慨和悲哀，最後幻想“願爲雙鴻鵠，奮翅起高飛”。從空中逸響寫起，又以奮翅高飛結束，詩中多想像之詞，構成的是恍惚空靈的境界。《明月皎夜光》以月光星象發端，又以南箕北斗和牽牛星徒有其名爲喻而結束，中間穿插富貴易交一事，整首詩都給人一種寒凉凄清之感，作者的造境技巧是非常高明的。《古詩十九首》的抒情主人公絕大多數都在詩中直接出現，《迢迢牽牛星》是個例外，全詩通篇描寫牽牛織女隔河相望而無法相聚的痛苦，把本來無情的兩個星宿寫得如同人間被活活拆散的恩愛夫妻。詩中無一句言及自身苦衷，但又無一語不滲透作者的離情別緒。
《古詩十九首》的語言達到爐火純青的程度，鍾嶸《詩品》卷上稱它“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古詩十九首》不作艱深之語，無冷僻之詞，而是用最明白曉暢的語言道出真情至理。淺淺寄言，深深道款，用意曲盡而造語新警，從而形成深衷淺貌的語言風格。《古詩十九首》的語言又是濃縮的、積澱已久的，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豐富的表現力。詩中有許多名言警句，簡潔生動，哲理深而詩意濃。《古詩十九首》的語言如山間甘泉，如千年陳釀，既清新而又醇厚，這得益于詩的作者對于各種語言融彙消化能力。詩中有許多日常用語，雖造語平淡卻有韻味。詩中化用了許多古代典故，卻不給人以晦澀生硬之感。至于《青青河畔草》、《迢迢牽牛星》兩詩疊字的巧妙連用，《客從遠方來》詩中雙關語的自然融入，又頗得樂府民歌的神韻。
《古詩十九首》在各方面均取得突出成就，古人對它給予很高的評價。劉勰《文心雕龍·明詩》談到包括《古詩十九首》在內的“古詩”時稱：“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古代作家喜愛《古詩十九首》，幷自覺地學習、借鑒它的藝術風格和創作手法，甚至加以模擬，曹植、陸機、陶淵明、鮑照等人都有這方面的作品傳世。
第一卷文學史年表
約公元前5000~前3000
傾韶文化。母系氏族公社時期。
西安半坡遺址和臨潼姜寨等遺址出土的陶器上刻有簡單的刻劃符號。
約公元前4500~前2600
大汶口文化。向父系氏族過渡，氏族開始解體。
在山東莒縣陵陽河、諸城前寨等遺址出土了若干陶器，上面刻有接近圖像文字的符號。
傳說時代
伏羲氏作八卦。
神農時，有蠟辭：“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
黃帝時，有葛天氏之樂。
堯時，有《擊壤歌》、《康衢歌》、《堯戒》。
舜時，有《卿雲歌》、《君臣賡歌》、《南風歌》、《舜祠田歌》。
禹時，涂山氏之女歌“候人兮猗”，實爲南音之始。
公元前21世紀~前17世紀
禹死，啟殺原定的繼承人伯益而嗣位，夏朝建立。
啟時，傳說有樂舞《九韶》、《九辯》、《九歌》等。
帝孔甲時，傳說有《破斧歌》，爲東音之始。
帝孔甲時，傳說有《盤盂》銘26篇。
公元前16世紀
湯敗夏帝桀，夏朝滅亡，商朝建立。
傳說湯禱於桑林，舞《大濩》，歌《晨露》（已佚）。
公元前14世紀
帝盤庚遷殷（今河南安陽小屯村），商復盛。
盤庚遷殷時作《尚書·盤庚》。
自1899年始在殷墟發現甲骨刻辭。1928年以後經多次發掘，又有大量的甲骨刻辭出土。
《詩經·商頌》5篇爲商時作品（依古文經學家之說）。
《周易》卦爻辭傳說爲殷商後期所作。
公元前11世紀
傳說周文王被商王紂囚於羑里（今河南湯陰北），演《易》八卦爲六十四卦。
周武王率眾部族伐紂，商朝滅亡，周朝建立。
箕子向武王陳《尚書·洪範》。
傳說武王伐紂後，周公作《大武》舞，有6章歌詞與之相應，據說爲《詩經·周頌》之《昊天有成命》、《武》、《賚》、《般》、《酌》、《桓》。
武王時期，著名的青銅器銘文有利簋銘文、天亡簋銘文等。
《尚書》之《君奭》、《康誥》、《召誥》、《洛誥》、《多士》、《無逸》、《立政》、《大誥》諸篇記周公之言論。
周康王即位時，作《康王之誥》。
康王時，大盂鼎、小盂鼎刻有記事銘文。
周共和元年庚申（前841）
國人起義，厲王出奔。周、召二公共同行政，爲共和元年。中國歷史開始有明確紀年。
宣王五年戊寅（前823）
尹吉甫反攻獫狁至太原。有兮甲盤銘文記其事。
宣王四十六年己未（前782）
宣王死。
宣王時鑄有毛公鼎，其銘文達497字。
《詩經》之《周頌》爲西周初期作品。《大雅》、《小雅》及《豳風》均爲西周作品。
平王元年辛未（前770）
平王東遷至雒邑（今洛陽市）。始爲東周。
平王五年乙亥（前766）
秦襄公攻戎，死於岐。
秦襄公時有石鼓文。10塊鼓形石上各刻有四言詩一首，歌咏秦國君游獵、戰爭狀況。
平王十八年戊子（前753）
秦文公十三年，秦初有史記其事。
平王四十九年己未（前722）
《春秋》、《左傳》記事皆從本年始。
惠王十七年辛酉（前660）
狄人滅衞，許穆夫人賦《鄘風·載馳》。
惠王十九年癸亥（前658）
衞文公徙居楚丘城，國人作《鄘風·定之方中》。
襄王二十五年甲午（前627）
秦晉戰於崤。魯僖公卒。
傳說秦穆公於崤之戰後作《尚書·秦誓》，此爲《尚書》年代最末之文章。
《詩經》之魯頌4篇皆產生於魯僖公之時。
襄王三十一年庚子（前621）
秦穆公卒，以賢者子車氏三子殉葬。時人歌《秦風·黃鳥》悼之。
定王八年壬戌（前599）
夏徵舒殺陳靈公。《陳風·株林》作於此前不久。
定王十六年庚午（前591）
楚莊王卒。
楚莊王時，楚國有優孟，曾扮演過已故令尹孫叔敖，此爲史載我國最早的演劇活動。
莊王時，大夫莊辛言及鄂君子晳請人將《越人歌》譯爲楚語。
簡王八年癸未（前578）
晉國與秦國絕交。呂相作《絕秦文》，此爲後世檄文之濫觴。
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前551）
孔子生（~前479）
景王元年丁巳（前544）
吳公子季札在魯觀周樂。樂工爲歌《周南》、《召南》、諸國風及《小雅》、《大雅》等樂曲。季札皆有評論。
景王五年辛酉（前540）
晉國韓起使於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魯《春秋》。
敬王四年乙酉（前516）
王子朝以周之典籍奔楚。
敬王八年己丑（前512）
孫武以《孫子兵法》十三章見吳王闔閭，被任爲將。
敬王二十年辛丑（前500）
晏嬰死。《晏子春秋》是戰國時人依其言論假托創作而成。
敬王三十六年丁巳（前484）
孔子回魯。編訂、整理《詩》、《書》、《禮》、《樂》、《春秋》以授弟子。孔子也曾研究和傳授過《易》。
敬王三十九年庚申（前481）
傳說孔子修訂《春秋》，絕筆於本年春“西狩獲麟”句。以下至孔子去世時的《春秋》經文，皆孔子弟子所編。
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前479）
孔子卒（前551~），年七十二。他的言行被弟子編爲《論語》。
魯哀公作誄文悼念孔子。此爲後世誄文之始。
敬王四十四年乙丑（前476）
周敬王卒，春秋時代結束。
老子爲春秋末期人，均與孔子同時，而年稍長於孔子，作有《老子》。
長沙馬王堆1973年出土的帛書《春秋事語》，爲春秋時史書。
元王元年丙寅（前475）
戰國始於此年。
定王元年癸酉（前468）
《左傳》記事止於此年。《左傳》約成書於戰國初年。
墨子約生於此年，或之後不久（據孫詒讓《墨子閒詁》）。
定王十六年戊子（前453）
《國語》記事止於此年。《國語》約成書於戰國初年。
安王二十四年癸卯（前378）
墨子約卒於此年或稍前（據孫詒讓《墨子閒詁》）。
烈王元年丙午（前375）
莊子生於此年或之後。莊子約生活在公元前375~公元前275年之間。
烈王四年己酉（前372）
孟子生（~前289）。
顯王三十年壬午（前339）
屈原生（~約前285）。
赧王元年丁未（前314）
屈原約於此年受讒被疏。
赧王四年庚戌（前311）
秦惠文王卒。
《詛楚文》爲秦惠文王時刻石。
赧王十一年丁巳（前304）
屈原離開郢都赴漢北，作《離騷》。
赧王十六年壬戌（前299）
屈原自漢北返郢。《天問》、《抽思》作於漢北。
楚懷王被騙入秦受到拘禁，行前，屈原曾諫懷王勿行。
赧王十七年癸亥（前298）
荀子約生於此年（~約前238）。
赧王十八年甲子（前297）
屈原遭楚頃襄王遷逐。
赧王十九年乙丑（前296）
楚懷王卒於秦。屈原作《招魂》悼懷王。
赧王二十五年辛未（前290）
宋玉、唐勒、景差約生於此年前後。
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前289）
孟子卒（前372~），年八十三。《孟子》一書爲孟子及其弟子共同著成，成於此年前後。
赧王二十七年癸酉（前288）
屈原約於此年作《哀郢》。
赧王二十八年甲戌（前287）
屈原流徙至辰陽、溆浦（今湖南沅陵一帶），作《涉江》。
赧王二十九年乙亥（前286）
屈原至江、湘匯流之地，作《懷沙》、《惜往日》。
赧王三十年丙子（前285）
屈原投汩羅江而死（前339~），年五十四。
秦莊襄王三年甲寅（前247）
秦相呂不韋專權，令賓客編集《呂氏春秋》。
秦王政八年壬戌（前239）
《呂氏春秋·序意》作於此年，或云《呂氏春秋》成書於此年。
秦王政九年癸亥（前238）
荀子約卒於此年（約前298~），年六十。
秦王政十年甲子（前237）
呂不韋因嫪毐事免相。宗室大臣議逐客。李斯作《諫逐客書》，秦王爲除逐客令。
秦王政十四年戊辰（前233）
韓非入秦，既而遭害。著有《韓非子》。
秦王政十五年己巳（前232）
項羽生。
秦王政二十四年戊寅（前223）
宋玉、唐勒、景差約卒於此年前後。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庚辰（前221）
秦滅齊，六國至此皆亡，秦統一全國。自爲始皇帝之號。
《山海經》約成於戰國時期至漢代初年。
《尚書·禹貢》成於戰國後期。
長沙馬王堆1973年出土的《經法》、《十六經》、《稱》、《道原》四種古佚書爲戰國後期作品。
秦始皇帝二十八年壬午（前219）
始皇東巡，相繼立嶧山刻石、泰山刻石、瑯邪刻石。
秦始皇帝二十九年癸未（前218）
始皇復巡之罘及東觀，分別立之罘刻石和東觀刻石。
秦始皇帝三十二年丙戌（前215）
始皇東巡至碣石，立碣石刻石。
秦始皇帝三十四年戊子（前213）
秦始皇依丞相李斯建議，焚燒秦記以外列國史籍，《詩》、《書》百家語僅限博士官保有，唯醫藥、卜筮、種樹之書不燒。下令：敢有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
秦始皇帝三十五年己丑（前212）
始皇發囚徒70萬人造阿房宮和驪山陵。方士侯生、盧生譏議秦始皇，始皇怒，派御史案問。諸生相互告發，牽連四百六十餘人，皆坑殺於咸陽，即後世所稱“坑儒”事件。
秦始皇三十七年辛卯（前210）
始皇南巡至會稽（今浙江紹興），立會稽刻石。北上至瑯邪、之罘，巡游途中病死於沙丘（今河北廣宗西北）。
秦二世二年癸巳（前208）
李斯被腰斬於咸陽。有《諫逐客書》一文傳世，秦刻石文均出其手，今存7篇。
秦二世三年甲午（前207）
趙高殺秦二世，立子嬰爲秦王。項羽在鉅鹿大破秦軍，劉邦入武關。
漢高祖元年乙未（前206）
劉邦軍至霸上，秦王子嬰降，秦朝滅亡。項羽、劉邦會於鴻門。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封劉邦爲漢王。
高祖五年己亥（前202）
劉邦圍項羽於垓下，項羽與虞姬慷慨悲歌，後世稱爲《垓下歌》。項羽突圍至烏江，自刎而死。
高祖七年辛丑（前200）
賈誼生。晁錯生。
高祖十二年丙午（前195）
高祖滅黥布。過沛，歌《大風》。劉邦卒，子劉盈立，是爲惠帝。
惠帝二年戊申（前193）
高祖唐山夫人所作《房中祠樂》更名《安世樂》，備其簫管，奏於高祖廟。
惠帝四年庚戌（前191）
廢除秦時“挾書者族”之律，廣開獻書之路。
高后五年戊午（前183）
賈誼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河南守吳公招誼，置門下。
文帝前元元年壬戌（前179）
征河南守吳公爲廷尉，吳公薦賈誼。文帝以誼爲博士。誼作《過秦論》。劉安生。董仲舒生。司馬相如生。
文帝前元二年癸亥（前178）
梁懷王揖立。代王武立。
賈誼超遷任太中大夫，作《論積貯疏》。
文帝前元三年甲子（前177）
代王武徙封淮陽王。
文帝欲以賈誼爲公卿，諸老臣多害之。
文帝前元四年乙丑（前176）
賈誼出爲長沙王太傅。渡湘水，作《吊屈原賦》。
文帝前元七年戊辰（前173）
賈誼作《鵩鳥賦》。
文帝前元九年庚午（前171）
阜陵侯安立，時年八歲。
賈誼奉詔入朝，拜爲梁懷王太傅。
文帝前元十一年壬申（前169）
梁懷王墜馬死（注：此從《漢書·諸侯王表》王先謙補注）。
淮陽王武徙梁，是爲孝王。
文帝前元十二年癸酉（前168）
晁錯任太子家令，作《論貴粟疏》。
賈誼卒。其作品有明人所輯《賈長沙集》流傳。
文帝後元四年辛巳（前160）
枚乘仕吳。
莊助生。
文帝後元七年甲申（前157）
文帝卒，劉啟立，是爲景帝。
鄒陽作《上吳王書》，王不用。
枚乘作《諫吳王書》。莊忌亦諫吳王，不聽。枚、莊、鄒去吳，往依梁孝王。
景帝前元元年乙酉（前156）
枚乘作《七發》。枚皋生。
景帝前元三年丁亥（前154）
吳楚七國反。太尉周亞夫將兵擊之。梁孝王據城以阻七國之師。淮南王安欲應吳楚之使，同反朝廷，其相張釋之將兵爲漢。
晁錯誅。
東方朔生。
景帝前元四年戊子（前153）
梁孝王大臺宮室，招延四方豪傑及文學之士。齊人羊勝、公孫詭等自山東至。
詔拜枚乘弘農都尉，旋以病去官，復游梁。
景帝前元五年己丑（前152）
枚乘作《菟園賦》。
景帝前元七年辛卯（前150）
司馬相如以貲爲郎，任武騎常侍。
景帝中元元年壬辰（前149）
梁孝王入朝，枚乘等從游，司馬相如見而悅之。
景帝中元二年癸巳（前148）
司馬相如以病免官，客游梁，與梁園賓客居。
景帝中元五年丙申（前145）
司馬相如作《子虛賦》。
司馬遷生。一說生於武帝建元六年（前135）。
景帝後元元年戊戌（前143）
梁孝王武卒。孝王子買立，是爲恭王。
司馬相如歸蜀。枚乘歸淮陰。
武帝建元元年辛丑（前140）
武帝以安車蒲輪征枚乘，枚乘卒於途。
董仲舒舉賢良對策。東方朔至長安，待詔公車。
武帝建元二年壬寅（前139）
司馬相如飲於臨邛卓氏，與卓文君結好。
枚皋年十七，上書梁恭王，得召爲郎。
劉安入朝，爲《離騷傳》。
武帝建元三年癸卯（前138）
東方朔仕爲郎。
武帝建元五年乙巳（前136）
置五經博士。
枚皋拜爲郎。
武帝建元六年丙午（前135）
武帝讀《子虛賦》而善之，召見司馬相如。相如作《上林賦》。相如拜爲郎。
武帝元光五年辛亥（前130）
發巴蜀卒筑路通夜郎，司馬相如奉命入蜀，作《喻巴蜀檄》。
陳皇后禁於長門宮。
武帝元光六年壬子（前129）
司馬相如再次入蜀，作《難蜀父老》。
武帝元狩三年辛酉（前120）
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廣採民歌以入樂府。
司馬相如任孝文園令。
武帝元狩五年癸亥（前118）
司馬相如作《封禪文》，交卓文君，旋以消渴疾卒。其作品有後人所輯《司馬長卿集》傳世。
武帝元封元年辛未（前110）
武帝封泰山。
司馬談卒，臨終囑托其子司馬遷實現著史遺願。
武帝元封四年甲戌（前107）
司馬遷繼任太史令。
武帝太初元年丁丑（前104）
公孫卿、壺遂、司馬遷等奉命創太初曆，頒行天下。司馬遷開始撰寫《史記》。
董仲舒卒。
武帝天漢元年辛巳（前100）
武帝索《史記》之《孝景本紀》與《今上本紀》，讀而削之。
武帝天漢三年癸未（前98）
李陵戰敗降匈奴。司馬遷爲李陵辯護，武帝怒，以遷下獄，受腐刑。
武帝天漢四年甲申（前97）
司馬遷任中書令，繼續撰寫《史記》。
武帝征和二年庚寅（前91）
司馬遷作《報任安書》，一說作於太始四年（前93）。
武帝后元元年癸巳（前88）
王褒約生於此年。
昭帝始元六年庚子（前81）
會議鹽鐵，後經桓寬整理而成《鹽鐵論》。
昭帝元鳳二年壬寅（前79）
劉向生。一說生於元鳳四年（前77）。
宣帝神爵元年庚申（前61）
戴聖編輯《禮記》成，戴德也編成《大戴禮記》。
宣帝神爵四年癸亥（前58）
王褒作《聖主得賢臣頌》，拜爲諫大夫。
宣帝五鳳元年甲子（前57）
王褒等娛侍太子，作《洞簫賦》。
宣帝甘露元年戊辰（前53）
揚雄生。
宣帝甘露三年庚午（前51）
宣帝詔群儒於石渠閣講論五經異同，並親臨會議，稱制裁斷。
成帝河平三年乙未（前26）
劉向、劉歆父子領校秘書。
成帝元延元年己酉（前12）
揚雄離蜀赴京。
成帝元延二年庚戌（前11）
帝郊祀，揚雄從，作《甘泉賦》、《河東賦》、《羽獵賦》。
成帝元延三年辛亥（前10）
揚雄作《長楊賦》。
成帝綏和元年癸丑（前8）
劉向卒。其文所存多奏疏和敘錄，明人輯爲《劉中壘集》。另有《說苑》、《新序》、《列女傳》流傳。
成帝綏和二年甲寅（前7）
成帝卒，劉欣立，是爲哀帝。有詔撤消樂府。一說事在建平元年（前6）。
哀帝建平三年丁巳（前4）
揚雄撰《太玄》。
平帝元始三年癸亥（3）
班彪生。
漢初始元年戊辰（8）
王莽自稱皇帝，國號新。
王莽天鳳五年戊寅（18）
揚雄卒。原有集五卷，已佚。今存明人輯《揚子雲集》。又有《太玄》、《法言》傳世。
王莽地皇四年癸未（23）
王莽被殺，劉玄恢復漢朝，號更始。
劉歆卒。其著述今存《遂初賦》、《列女傳頌》等，有後人輯《劉子駿集》傳世。
光武帝建武元年乙酉（25）
劉秀稱帝，建都洛陽。
班彪作《北征賦》。
光武帝建武三年丁亥（27）
王充生。
光武帝建武八年壬辰（32）
班固生。
光武帝建武二十年甲辰（44）
班彪續寫《史記》。杜篤作《論都賦》。
光武帝建武二十八年壬子（52）
班固與崔駰、傅毅游太學。
光武帝建武三十年甲寅（54）
班彪卒。
光武帝建武三十一年乙卯（55）
馮衍上疏自陳，作《顯志賦》。
明帝永平元年戊午（58）
班固始撰《漢書》。
明帝永平四年辛酉（61）
班固以私修國史罪下獄。
明帝永平五年壬戌（62）
班固除蘭臺令史。
賈逵上所作《左氏解詁》、《國語解詁》。
明帝永平八年乙丑（65）
中國始見崇佛記載，明帝給楚王劉英的詔書稱：“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
明帝永平九年丙寅（66）
班固修《漢書》，作《兩都賦》。
明帝永平十一年戊辰（68）
天竺僧人攝摩騰、竺法蘭至洛陽，居白馬寺，編譯《四十二章經》。
章帝建初三年戊寅（78）
辭賦家杜篤戰歿於射編號山。張衡生。
章帝建初四年己卯（79）
章帝於白虎觀臨決五經異義。
班固撰《白虎通》，又名《白虎通義》、《白虎通德論》。
章帝建初七年壬午（82）
班固上《漢書》，遷玄武司馬。
章帝元和元年甲申（84）
崔駰作《南巡頌》。
章帝元和二年乙酉（85）
班固、崔駰並作《東巡頌》。
章帝章和二年戊子（88）
章帝卒，劉肇立，是爲和帝。
班固爲中護軍，崔駰爲主簿，隨大將軍竇憲征匈奴。
和帝永元元年己丑（89）
傅毅爲將軍竇憲記室掾。傅毅、崔駰、班固並作《北征頌》。
和帝永元二年庚寅（90）
傅毅卒。其作品今存《舞賦》、《七激》等。
和帝永元四年壬辰（92）
竇憲獲罪自殺。班固連坐入獄，卒於獄中，其作品明人輯爲《班蘭臺集》，又有《漢書》、《白虎通義》傳世。
和帝永元七年乙未（95）
張衡至京，入太學。
和帝永元十二年庚子（100）
張衡任南陽主簿。許慎《說文解字》成書，作《後敘》。
和帝元興元年乙巳（105）
和帝卒，劉隆立，是爲殤帝。
張衡精思十年，作《二京賦》。
安帝永初五年辛亥（111）
許慎作《五經異義》。
安帝元初元年甲寅（114）
王逸撰《楚辭章句》。
安帝元初五年戊午（118）
馬融作《廣成頌》。
安帝永寧元年庚申（120）
班昭卒。有《東征賦》、《七戒》等作品傳世。
順帝永建元年丙寅（126）
馬融作《長笛賦》。
崔琦游京師，以文章稱，拜爲郎。
順帝陽嘉四年乙亥（135）
張衡作《思玄賦》。王逸爲侍中，作《九思》。
順帝永和元年丙子（136）
張衡任河間相，作《四愁詩》。
順帝永和三年戊寅（138）
馬融爲武都太守，著《易》、《書》、《詩》、《禮》諸傳。
蔡邕生。
順帝永和四年己卯（139）
張衡卒。其作品今存明人輯本《張河間集》。
桓帝和平元年庚寅（150）
酈炎生。
桓帝永興元年癸巳（153）
孔融生。
桓帝永壽元年乙未（155）
曹操生。
桓帝延熹二年己亥（159）
蔡邕被征召赴京，稱病而歸，作《述行賦》。
桓帝延熹五年壬寅（162）
王延壽作《夢賦》、《魯靈光殿賦》。
桓帝延熹七年甲辰（164）
秦嘉卒，有《贈婦詩》三首傳世。
桓帝延熹九年丙午（166）
馬融卒。其作品明人輯爲《馬季長集》。
靈帝熹平元年壬子（172）
蔡琰生。
靈帝熹平二年癸丑（173）
趙壹作《窮鳥賦》；爲上計吏，作《刺世嫉邪賦》。禰衡生。
靈帝熹平六年丁巳（177）
酈炎卒，有《見志詩》二首傳世。
靈帝光和四年辛酉（181）
邊讓作《章華臺賦》。
靈帝中平四年丁卯（187）
曹丕生。
靈帝中平六年己巳（189）
靈帝卒，劉辯立，是爲少帝。
劉辯廢，劉協立，是爲獻帝。
曹操東歸，起兵討董卓。
研修書目
《山海經箋疏》十八卷，[清]郝懿行箋疏，巴蜀書社1985年排印本
《山海經校注》，袁珂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排印本
《淮南鴻烈集解》二十卷，[漢]淮南王劉安編，劉文典集解，中華書局1989年排印本（新編《諸子集成》）
《卜辭通纂》，郭沫若撰，科學出版社1983年排印本
《殷墟卜辭綜述》，陳夢家撰，中華書局1988年排印本
《金文編》，容庚撰，中華書局1985年排印本
《尚書古文疏證》八卷，[清]閻若璩疏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
《尚書今古文注疏》三十卷，[清]孫星衍注疏，中華書局1986年排印本
《周易注疏》十卷，[三國魏]王弼、韓康伯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
《周易古經今注》，高亨注，中華書局1984年排印本
《周易大傳今注》，高亨注，齊魯書社1979年排印本
《毛詩正義》二十卷，[漢]毛公傳，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
《詩經集傳》二十卷，[宋]朱熹，中華書局1962年排印本
《毛詩傳箋通釋》三十二卷，[清]馬瑞辰通釋，中華書局1989年排印本
《春秋經傳集解》，[春秋]左丘明撰，[晉]杜預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排印本
《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清]劉文淇疏證，科學出版社1959年排印本
《春秋左傳注》，楊伯峻注，中華書局1981年排印本
《國語》二十一卷，[春秋]左丘明撰，[三國吳]韋昭注，四部叢刊影印杭州葉氏藏明金李校刊本
《國語集解》二十一卷，[春秋]左丘明撰，徐元浩集解，上海中華書局民國十九年鉛印一函
《戰國策》十卷，[漢]劉向集錄、高誘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排印本
《戰國策》十卷，[宋]鮑彪校注 四部叢刊影印江南圖書館藏元至正刊本
《墨子閒詁》十五卷，[清]孫詒讓訓詁 中華書局1954年排印本
《墨子校注》十五卷，吳毓江校注，中華書局1993年排印本（《新編諸子集成》）
《老子道德經》，[春秋]老聃撰，[三國魏]王弼注，上海書店1986年排印本（《諸子集成》）
《老子校詁》，[春秋]老聃撰，馬敘倫校詁，中華書局1974年排印本
《老子校釋》，[春秋]老聃撰，朱謙之校釋，中華書局1984年排印本（《新編諸子集成》）
《論語正義》二十四卷，[清]劉寶楠正義，上海書店1986年排印本（《諸子集成》）
《論語集解》二十四卷，程樹德集解，中華書局1990年排印本（《新編諸子集成》）
《莊子集解》八卷，[戰國]莊周撰，[清]王先謙集解，中華書局1987年排印本（《新編諸子集成》）
《莊子集釋》，[戰國]莊周撰，[清]郭慶藩集釋，中華書局1961年排印本
《孟子集注》七卷，[戰國]孟軻撰，[宋]朱熹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排印本（《新編諸子集成》）
《孟子正義》十四卷，[戰國]孟軻撰，[清]焦循正義，中華書局1987年排印本（《新編諸子集成》）
《荀子集解》二十卷，[戰國]荀卿撰，[清]王先謙集解，中華書局1988年排印本（《新編諸子集成》）
《荀子簡釋》二十卷，[戰國]荀卿撰，梁啟雄簡釋，中華書局1983年排印本
《韓非子集解》二十卷，[戰國]韓非撰，[清]王先慎集解，上海書店1986年排印本（《諸子集成》）
《韓非子集釋》二十卷，[戰國]韓非撰，陳奇猷集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排印本
《楚辭補注》，[戰國]屈原等撰，[漢]王逸章句，[宋]洪興祖補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排印本
《楚辭集注》八卷，[戰國]屈原等撰，[宋]朱熹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排印本
《山帶閣注楚辭》十卷，[戰國]屈原等撰，[清]蔣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排印本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秦]呂不韋撰，[漢]高誘注，上海書店1986年影印世界書局《諸子集成》本
《呂氏春秋校釋》，[秦]呂不韋撰，陳奇猷校釋，學林出版社1984年排印本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清]嚴可均輯，中華書局1987年影印本
《新書》十卷，[漢]賈誼撰，[清]盧文弨校，抱經堂刊本，《四部備要》本
《淮南子》二十一卷，[漢]劉安撰，[漢]高誘注，上海書店1986年影印世界書局《諸子集成》本
《說苑》二十卷，[漢]劉向編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賈長沙集》一卷，[漢]賈誼撰，[明]張溥輯，明婁東張氏刊本《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善化蘭田張氏重刊本
《枚叔集》一卷，[漢]枚乘撰，丁福保輯，清宣統三年（1911）無錫丁氏排印《漢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本
《司馬相如集校注》，[漢]司馬相如撰，朱一清、孫以昭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本
《揚子雲集》四卷，[漢]揚雄撰，丁福保輯，清宣統三年（1911）無錫丁氏排印《漢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本
《史記》一百三十卷，[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6年縮印武英殿本，中華書局1975年點校本
《史記會注考證》一百三十卷，[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日本]瀧川資言會注考證，昭和九年日本排印本，文學古籍刊行社1995年影印日本昭和本
《樂府詩集》一百卷，[宋]郭茂倩編，汲古閣本，中華書局1979年據汲古閣本翻印本
《漢詩音注》，[清]李因篤撰，陝西通志館1936年印《關中叢書》本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逯欽立輯，中華書局1983年排印本
《班孟堅集》三卷，[漢]班固撰，丁福保輯，清宣統三年（1911）無錫丁氏排印《漢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本
《張河間集》，[漢]張衡撰，[明]張溥輯，清光緒五年（1879）信述堂重刊《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張衡詩文集校注》，[漢]張衡撰，張震澤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排印本
《蔡中郎集》，[漢]蔡邕撰，[明]張溥輯，清光緒五年（1879）信述堂重刊《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漢書》一百二十卷，[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6年縮印武英殿本，中華書局1975年點校本
《漢書補注》一百二十卷，[漢]班固撰，[清]王先謙補注，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虛受堂刊本，中華書局1983年據虛受堂本影印
《吳越春秋》十卷，[漢]趙曄撰，[元]徐天祜音注，上海涵芬樓借烏程劉氏嘉業堂影印本 《四部叢刊》影印涵芬樓本
《論衡》，[漢]王充撰，上海書店1986年影印世界書局《諸子集成》本
《論衡集解》，[漢]王充撰，劉盼遂集解，古籍出版社1957年排印本
《潛夫論》，[漢]王充撰，上海書店1986年影印世界書局《諸子集成》本
《玉臺新咏》十卷，[南朝陳]徐陵輯，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年據向達藏明寒山趙氏刊本影印本，[南朝陳]徐陵輯，[清]吳兆宜注，《四部備要》本
《古詩十九首解》，[清]張庚解，《藝海珠塵》本
《古詩十九首說》，[清]朱筠口授，[清]徐昆筆述，《嘯園叢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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