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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秦到西漢是中國古代散文諸體漸趨完備的時期｛漢代是中國散文文體兼備期。按劉勰《文心雕龍》文體論所列文體，如頌贊、祝盟、銘箴、誄碑、哀吊、雜文、諧隱、史傳、諸子、論說、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啟、議對、書記等，在漢代已基本全備。後世的文章選本和文體論著作，對文體的分類雖不相同，但漢代的散文仍然可以涵蓋其多數文體。如清人姚鼐編《古文辭類纂》，把先秦至清代的古文分爲論辨、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詔令、傳狀、碑志、雜記、箴銘、頌贊、辭賦、哀祭等13類，這13類文體在漢代也已經全備。｝。秦代由于時間短暫，在文學上的建樹很少，可以稱述者，衹有在統一六國之前由秦相呂不韋招集門客編成的《呂氏春秋》和李斯的《諫逐客書》，前者文風暢達，後者辭采華美。秦統一後出自李斯之手的秦山等地刻石爲我國最早的碑文體。漢興以後，陸賈、賈誼、劉安諸人總結前代歷史教訓和諸子百家之說，其文鋪張揚厲，縱橫捭闔，猶有戰國遺風。董仲舒的策對和劉向的奏議叙錄以如何鞏固中央集權制爲討論重點，雍容典重，宏博深奧，形成漢代議論文風格。
第一節 《呂氏春秋》
成書過程及體例 平實暢達的文風 豐富多彩的寓言
《呂氏春秋》是秦相呂不韋（？－前235）招集門客輯合百家九流之說編寫而成的｛呂不韋，戰國末衞國濮陽（今屬河南）人，後爲秦陽翟（今河南禹縣）富商。在趙邯鄲遇見秦公子子楚爲人質，認爲“奇貨可居”。入秦，爲子楚活動，使其歸國嗣位，爲慶襄王。因以不韋爲相，封文信侯。秦始皇年幼即位，尊不韋爲仲父，主政。因嫪毐事獲罪牽連，罷官，流放四川，自殺。《史記》卷八十五有傳。｝，成書年代大約在公元前239年左右｛關於《呂氏春秋》的成書時間，該書《序意》中“維秦八年......良人問十二紀”一句可爲實證，據高誘注，“維秦八年”指的是秦始皇八年，即前239年，學界多從此說。但是這其中也有矛盾。一是此書《序意》衹講《十二紀》而未及《八覽》、《六論》；二是此篇《序意》正排在《十二紀》之後，《八覽》、《六論》之前，即全書的中間；三是司馬遷在《史記·自序》中有“不韋遷蜀，世傳《呂覽》”的話。據此，陳奇猷認爲《呂氏春秋》的《十二紀》成於公元前239年，而《八覽》、《六論》則是在呂不韋遷蜀之後完成，此說備考。可參見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學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1885~1889頁。｝。關于《呂氏春秋》的成書過程，據《史記·呂不韋列傳》所記，當戰國之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都以喜養賓客名聞天下。呂不韋時爲秦相，覺得以秦國之强而自己不如四公子是一種羞耻，就大招門客厚待之，養士至三千人。當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等人著書名聞天下，呂不韋也讓他的門客把各自的見識寫下來，集論而爲《八覽》、《六論》、《十二紀》，共二十多萬言，以爲可以備論天地古今萬物之理，號曰《呂氏春秋》，幷把它公布于咸陽市門，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即賞給千金。呂不韋在此書《序意》中也頗有信心地宣稱：“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可不可無所遁矣。”由此看來，《呂氏春秋》的寫作，乃是呂不韋依托秦國之勢從文化思想上來和諸侯爭强的産物，其中也許還有呂不韋爲秦的統一天下而進行理論準備的用意。
《呂氏春秋》既爲呂不韋衆門客集體編成，內容自然不免駁雜，所以《漢書·藝文志》把它列爲“雜家”。但“雜家”也幷非沒有自己的理論側重，相比較而言，在該書所取的各家學說中，道家、儒家、陰陽家思想更多些，因而有的人說它是新道家，有的人說它是新儒家，還有的人說它的指導思想是陰陽家｛主張《呂氏春秋》爲新道家的，如熊鐵基《秦漢新道家論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王范之《呂氏春秋選注》（中華書局1981年版）；主張爲新儒家的，如張智彥《呂不韋》（見《中國古代著名哲學家評傳》，齊魯書社1980年版）；主張爲陰陽家的，如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學林出版社1984年版）。｝。但是它與純粹的儒道陰陽各家學說都有不同，在雜取各家爲己所用的過程中，也對各家學說進行了發展和改造，從而構成自己的理論體系，這正是《呂氏春秋》一書的重要創造；同時也預示了在秦漢大一統王朝即將出現之際，諸子百家思想也逐漸從分到合，朝著爲封建大一統建構理論的方向演變。
《呂氏春秋》有嚴密的體系，全書分十二紀，每紀5篇；八覽，每覽8篇；六論，每論6篇。再加一篇序文，共161篇（今存160篇）。全書條分理順，篇章劃分十分整齊，從結構上就把它組合成了一個所謂“法天地”的完整體系。這自然也就把各家不同學說巧妙地納入了自己的理論框架之中。編者在兼收幷蓄中頗具匠心，其中所表現的文章學觀念已超出了先秦諸子。
《呂氏春秋》是一部産生于戰國晚期的理論著作，出于衆人之手，風格不完全統一。但是其中有些文章精練短小，文風平實暢達，用事說理頗爲生動，仍然可以稱得上是優秀的文學散文。如《重己》篇講自己的生命如何重要，先從人不愛倕之指而愛己之指、人不愛昆山之玉而愛己之玉之說起，層層深入，語言樸素懇切。《貴公》篇講“聖人之治天下也，必先公”的道理，先提出論點，再以荊人遺弓、桓公問管仲等具體事例說明，叙述生動明快。其他如《貴生》、《用衆》、《順民》、《正名》、《察傳》、《似順》等篇也各有特色。《大樂》篇講音樂的産生、本質和功用等，語言簡潔流暢，有《老子》的文風，其中有些段落本身就是聲中音律的押韻散文。
《呂氏春秋》在文學上的另一個突出成就是創作了豐富多彩的寓言。據初步統計，全書中的寓言故事共有二百多則。這些寓言大都是化用中國古代的神話、傳說、故事而來，還有些是作者自己的創造，在中國寓言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呂氏春秋》在寓言的創作和運用上很有自己的特色，往往先提出論點，然後引述一至幾個寓言來進行論證。如《當務》篇先提出“辨”、“信”、“勇”、“法”四者不當的危害，然後就連用“盜亦有道”、“楚有直躬者”、“齊人之勇”和“太史據法”四個寓言來說明道理。《察今》篇爲了說明“因時變法”的主張，後面也連用“荊人涉雍”、“刻舟求劍”和“引嬰兒投江”三個寓言。如《刻舟求劍》：“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該書的寓言生動簡練，中心突出，結尾處往往點明寓意，一語破的。
第二節 李斯的散文
辭采繁富的《諫逐客書》 體制獨特的刻石文
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秦始皇統一中國的赫赫武功很難有幾個封建帝王可以與之相比。可是，這位在政治上具有雄圖大略的一代開國君主，在文學上卻沒有做出成績。相反，他推行嚴酷的文化專制政策，焚書坑儒，徹底毀滅了這個時代的文學激情，抹掉了這個時代的詩性光采。流傳下來的長城歌謠悲傷凄婉｛秦代長城歌謠見於晉楊倡《物理論》，酈道元《水經注》卷三引：“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柱。”漢末詩人陳琳在《飲馬長城窟行》中已經引用過它。《漢書·賈捐之傳》在追述秦代興兵廣地時也有“長城之歌，至今未絕”的話。可見，這首歌謠應產生於秦代。｝，爲後世創作孟姜女哭長城這樣批判秦始皇暴政的故事提供了最好的歷史素材。
秦代唯一可以稱爲作家的人物是李斯（？－前208）｛李斯，戰國末楚上蔡（今屬河南）人。從荀卿學，入秦爲秦相呂不韋舍人。因說秦王並六國，拜爲客卿。秦始皇統一六國，斯爲丞相。定郡縣制，下焚書令，變籀文爲小篆。始皇死，與趙高定謀，矯詔殺公子扶蘇，立少子胡亥爲帝。後趙高欲專朝政，誣斯謀反，腰斬長安市。《史記》卷八十七有傳。｝，他的主要作品是作于秦始皇十年（前237）的《諫逐客書》。他是戰國末楚國上蔡人，游說秦國獻統一之計，拜爲客卿。適值韓國苦于秦國征伐，乃使水工鄭國說服秦國開鑿水渠，企圖耗費秦國人力而不能攻韓。事被發覺，秦國的宗室大臣認爲，那些外來人大抵都是各諸侯國派來游說和離間秦國的，建議秦王把一切來自外國的客人都驅逐出境，李斯也在被逐之列，因此他寫了這封信上書秦王。文章先叙述秦自穆公以來皆以客致强的歷史，說明秦若無客的輔助則未必强大的道理；然後列舉各種女樂珠玉雖非秦地所産卻被喜愛的事實作比，說明秦王不應該重物而輕人：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厩，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採。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綉之飾不進于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于側也。
文章辭采華美，排比鋪張，音節流暢，理氣充足，挾戰國縱橫說辭之風，兼具漢代辭賦之麗。末尾作結，指出秦人“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仇”的危害，有極强的理論說服力和藝術感染力。《諫逐客書》最精彩的是中間一段，語辭泛濫，意雜詼嘲，語奇字重，兔起鶻落，可謂駢體之祖。李斯雖爲羈旅之臣，然其抗言陳詞，有一種不可抑制的氣勢，成爲後世奏疏的楷模。
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曾多次巡游各地幷刻石表功。現存刻石共有7篇｛秦刻石現存七篇：嶧山刻石、泰山刻石、瑯邪臺刻石、之罘刻石、東觀刻石、碣石刻石、會稽刻石，《史記·秦始皇本紀》均有記載。本文所引系徐鉉重摹嶧山碑拓本，見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秦文》卷一，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21頁。｝，這些刻石大都出自李斯之手，以四字爲句的韻文寫成。其中除琅邪臺刻石爲兩句一韻外，其餘嶧山刻石等6篇皆三句一韻，文辭整飭簡潔，讀來朗朗上口，是秦文學的獨創。如《嶧山刻石》：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薦高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溥惠，親巡遠方。登于嶧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功戰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陁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羣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
此爲東巡第一篇刻石文，首述秦王嬴政繼承王位，繼言以始皇爲號，最後歌頌他統一天下的功績，表達出羣臣在撫今追昔中對他産生的敬仰。從總體上看，秦刻石文都寫得氣魄雄偉，文字典雅，以渾樸爲體，然而，各篇銘文又各具特色。《泰山刻石》其詞莊嚴，其體精深碩大；《之罘刻石》、《東觀刻石》、《碣石刻石》或穎銳，或收斂，變化多端，而且都寫得短小精悍。《琅邪臺刻石》則鋪張揚厲，囊括幷吞之氣，震蕩于文字中間。《會稽刻石》亦篇幅較長，其中考驗事實，稱頌秦政，所言尤詳。全文清峻爲體，前後對比鮮明。刻石文的體制上承西周《雅》、《頌》及秦統一前的《石鼓文》，但又有所變化和創造。李斯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以往頌贊體作品雍容華貴的風格，而貫以法家辭氣。秦刻石文堪稱碑銘之祖，漢魏碑銘，莫不被其遺則。
第三節 賈誼的政論文
從陸賈到賈誼 《過秦論》的戰國策士遺風 從賈誼到晁錯
秦王朝雖然在文學上沒有取得大的成就，政治上的失敗卻給西漢初年的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發人深思的課題，也使那些才華橫溢的漢初文人有了發揮其聰明才智的廣闊天地。先是陸賈，早在劉邦稱帝之初就在其面前時時稱說詩書，幷著文12篇縱論秦所以失天下、漢所以得天下和古代帝王的興衰成敗之理，號爲《新語》｛陸賈，漢初楚人，生卒年不詳。楚漢相爭時以賓客身份佐助劉邦，有辯才。漢初曾兩度出使南越，招諭尉佗。授太中大夫。著《新語》12篇，大旨爲崇王道，黜霸術。《史記》卷九十七、《漢書》卷四十三有傳。｝。接著是年輕的思想家賈誼（前200－前168），把漢代政論體散文的創作推向一個新的高度｛賈誼，漢洛陽（今屬河南）人。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二十餘，文帝召爲博士。提出改革制度的主張，又數上疏陳政事，言時弊，受文帝賞識，遷太中大夫。爲大臣所忌，出爲長沙王太傅，遷梁懷王太傅而卒，年三十三。《史記》卷八十四、《漢書》卷四十八皆有傳。｝。
《漢書·藝文志》記載賈誼散文共58篇，收錄于《新書》。其作品大體可分爲三類，一類是專題政論文，如《過秦論》；一類是就具體問題所寫的疏牘文，如《陳政事疏》；還有一些是雜論。
《過秦論》是賈誼政論散文的代表作，分上中下三篇。這是一組見解深刻而又極富藝術感染力的文章。上篇先講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漸强大的原因：具有地理的優勢、實行變法圖强的主張、正確的戰爭策略、幾代人的苦心經營等等。行文中採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鋪陳式的描寫方法，極盡誇張和渲染，造成一種語言上的生動氣勢，恰似秦人以排山倒海之勢來統一六國一樣不可阻擋。接著筆鋒陡轉，運用對比的方法，寫秦始皇自以爲這個有“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可爲子孫“萬世之業”的帝國，竟然會在轉眼之間，被陳涉這個“瓮牖繩樞之子”，“材能不及中人”者，以摧枯拉朽之勢輕而易舉地滅亡，給人以强烈的心靈震撼，從而總結出秦亡的教訓：此乃“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中篇重點分析秦在統一中國之後政策上的失誤：在天下百姓歸順于秦、嚮往和平安定生活之時，始皇和二世非但不能安撫百姓守威定功，反而變本加厲，繼續推行橫徵暴斂、嚴刑峻法的國策，終于把人民逼反。接著得出“牧民之道，務在安之”的結論，可爲精闢之見。下篇進一步指陳秦人在危難當頭不能挽狂瀾于既倒的原因，第一是子嬰的不才；第二，更重要的是秦王的暴政導致君臣離德與士民不附，使子嬰處于“孤立無親，危弱無輔”的境地，衹有束手就擒。從而說明：秦人之亡，非在外力，而在于自身，“本末幷失，故不能長”。三篇文章，就這樣環環相扣地把秦朝亡國的原因層層剖析下去，思維嚴謹，說理透闢，見解不凡。文章取名“過秦”，實則是借此來警告漢朝皇帝不要重蹈亡秦覆轍，故全文取一句野諺結尾：“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由此，我們不但能見到作爲漢初思想家賈誼關注國家政治的熱情和深刻的思想，還能見出他的才思、智慧和人格風彩。此文雖爲說理，有濃厚的戰國縱橫家遺風，但是在遣詞造句中又處處流露出詩人的氣質，詞語講究，多用修飾，感情充沛，行文流暢，可視爲漢初散文的典範之作。
賈誼另一類有特色的散文是疏牘文，其中的代表作是《論積貯疏》和《陳政事疏》。《論積貯疏》的主旨是建議漢文帝重視農業生産。文章先講積貯的重要，接著指出當今天下“背本而趨末”，“公私之積猶可哀痛”的事實，幷預言國無糧食蓄積的可怕後果，最終得出結論，國家應該把“積貯”看作“天下之大命”。文章層次清晰，語言簡潔，論述透闢，態度誠懇樸實而又帶有真摯的感情，很有漢代文章的特色。據說此文奏上之後感動了漢文帝，“始開藉田，躬耕以勸百姓”（見《漢書·食貨志》）。《陳政事疏》（一稱《治安策》）則是賈誼系統地闡述自己治國主張的一篇長文。他在文中駁斥了“天下已安已治”的觀點，從多個方面指陳社會現時危機和潜在隱患，表現了他洞察社會矛盾的能力、見微知著的遠見和對國家大事的深切關懷。文章開篇就說：“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一個人爲了國家大事而投入如此深厚的感情，其文章的感人自不待言。而作爲一個有著深刻見解的思想家，精闢的論述更使文章增添了說服力的力量。除此之外，賈誼《新書》中還有一些雜論文章，語言或樸實淺顯，或生動形象，叙事說理均有特色。
賈誼是漢初最重要的思想家和最杰出的文人。他的政論散文，全面地闡述了深刻的政治思想和高瞻遠矚的治國方略，鮮明地體現了漢初知識分子在大一統封建帝國創始時期積極用世的人生態度和昂揚向上的精神風貌，標志著中國散文發展的一個新階段，代表漢初政論散文的最高成就。
晁錯（前200－前154）是比賈誼稍後的另一個較重要的漢初政論散文家｛晁錯，漢潁川（今河南禹縣）人。治申商刑名之學。文帝時拜爲太子家令，號曰“智囊”。景帝時爲內史，後擢爲御史大夫，主張削減諸侯王權力。吳楚七國以誅晁錯爲名發動叛亂，景帝害怕，將他斬於東市。《史記》卷一○一、《漢書》卷四十九有傳。｝。他曾在漢文帝舉賢良文學的對策中名列第一。匈奴屢次侵邊，他于是上書言兵事，文帝很賞識。他又上書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爲當世急務二事，其建議也被文帝採納。他的名作《論貴粟疏》上承賈誼《論積貯疏》而發，進一步提出務農貴粟的主張。文章從古代聖王治國之法、當今農民生活狀況、民貧商富的潜在危害等幾個方面進行分析，立論深刻，邏輯嚴密，說服力强。文風樸素無華，但質實懇切，故多被後人所稱道。
第四節 《淮南子》及其他散文
《淮南子》 董仲舒、劉向的策對叙錄 西漢散文的演變
西漢散文豐富多彩，除賈誼、晁錯的政論外，還有許多重要作家作品。首先要提到的是《淮南子》。此書是漢代皇室貴族淮南王劉安（前179？－前122）招致門客編成｛劉安，漢文帝弟，淮南厲王劉長的長子。文帝十六年，襲父封爲淮南王。好文學，曾奉漢武帝命作《離騷傳》。又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集體編寫《淮南子》（原名《淮南鴻烈》）一書，元狩元年（前122），有人告安謀反，下獄自殺。可參見《史記》卷一一八《淮南王列傳》。｝，共21篇，十幾萬字，是西漢一部大著述。原稱《淮南鴻烈》，“鴻”是廣大之意，“烈”是光明之意。作者自認爲此書包含廣大光明的道理，可出于諸子百家之上，爲漢代治國法典，實際是以道家思想爲主而雜以孔、墨、申、韓之說，是漢初黃老思想的繼續。東漢高誘說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爲，蹈虛守靜，出入經道。”｛高誘《淮南子注·序》，上海書店影印《諸子集成》，1986年版第七冊。｝大體不差。
作爲一部理論著作，《淮南子》的論說博奧深宏，無所不包，有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但它幷非一部抽象論道之書，其重點乃在于“紀綱道德，經緯人事”（《淮南子·要略》），處處緊密關合著現實。多用歷史、神話、傳說、故事來說理，具有很强的文學色彩。如《原道訓》開篇即言：“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柝八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包裹天地，禀授無形。”以下就擴展開來，上天下地，多方形容，極力描述“道”之所以爲“道”；其間又廣引禹、舜、共工、越王翳、蘧伯玉等歷史傳說和神話故事，說明這些人何以失道而亡，得道而昌。再如《覽冥訓》一篇，前後共引用了“師曠奏白雪之音”、“庶女叫天”、“武王伐紂”、“魯陽揮戈止日”、“雍門子見孟嘗君”、“黃帝治天下”、“女媧補天”、“羿請不死之藥”等十幾個神話、傳說和歷史故事，來說明覽觀幽冥變化的道理，文風新異瑰奇。劉熙載說：“《淮南子》連類喻義，本諸《易》與《莊子》，而奇偉宏富，又能自用其才，雖使與先秦諸子同時，亦足成一家之作。”｛劉熙載《藝概·文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4頁。｝行文多形容鋪張，繁富有序，頗重語言的修飾和整飭。大量排比式的句子，與陸賈、賈誼等人的文章共開後世駢文之先河。如《要略》一篇，在這方面就極有特色。
西漢散文中文學成就比較突出者，還有董仲舒（前179－前104）、劉向（前79－前8）的策對叙錄。董仲舒是西漢大儒｛董仲舒，漢廣川（今河北棗強）人。少治《春秋公羊傳》，景帝時爲博士。武帝即位，以賢良對策見重，拜江都相，再出爲膠西王相。恐獲罪，告病免官家居。著有《春秋繁露》等書。《史記》卷一二一、《漢書》卷五十六均有傳。｝，一生著述甚豐。其影響最大者，則爲《漢書》本傳中所載《賢良對策》三篇。元光元年（前134）五月，漢武帝下詔求賢良文學言治國大要，董仲舒連上三篇對策，從政治上提出了革除秦弊、德刑幷用、重視德治的“更化”主張，從思想上提出了推尊儒術、抑黜百家的學說和春秋大一統的理論。這三篇文章對中國後世的封建社會政治思想影響深遠，從文學方面看也是優秀的政論散文。此爲應答策對之作，要在有限的篇幅中回答清楚漢武帝提出的重要政治問題，拿出符合帝王要求的治國方略，絕非易事。而董仲舒因爲有多年治《春秋公羊傳》的根基和長期的理論思考，所以能够舉重若輕，從容應對，把自己的一系列治國主張用高度精練概括的文字表述出來。其論理宏博而又深刻，有包容天地古今的政治歷史眼界；其行文明晰曉暢，理致細密，全無艱澀滯重之筆；其語言素樸無華，其風格則儒雅雍容。這使它成爲中國古代著名的政論文章。但董仲舒的其他文章則缺乏文學性，除散見于《漢書》中的幾篇奏疏外，《春秋繁露》一書的大多數篇章都比較艱澀枯燥。
劉向是西漢後期一個重要的經學家、目錄學家，也是一個很有成就的散文家｛劉向，原名更生，字子政，高祖弟楚元王（劉交）玄孫。宣帝時任散騎諫大夫，元帝時因反對宦官弘恭、石顯而下獄，成帝時更名向，任光祿大夫。校閱經傳諸子詩賦等書籍，寫成《七略別錄》一書，爲我國最早的分類目錄學著作。另著《尚書洪範五行傳論》、《五經通義》、《五經要義》，編次《世說》、《列女傳》、《新序》、《說苑》，又有賦頌、奏疏等數十篇。《漢書》卷三十六有傳。｝，一生有著作多種。《說苑》、《新序》等書，雜舉前代羣書軼聞瑣事編錄而成，寓以勸戒說教之意。其中許多篇目富有小說的意味，如《齊桓公出游》（《新序·雜事四》）、《楚莊王欲伐陳》（《說苑·權謀篇》）等，篇幅雖小，但叙事生動，上承《韓非子》的《內、外儲說》、《說林》之體，下開六朝《世說新語》類小說之先河。政論散文中，《極諫用外戚封事》歷數前代帝王任用外戚之弊，勸漢成帝不要讓王氏擅權，顯示出他對劉氏政權旁移的深深關切。《諫營昌陵疏》以歷朝賢君尚儉興邦、昏君奢侈亡國的生動史事，力勸漢成帝去奢節葬，意蘊深刻，態度誠懇，說理透闢，是一篇極富教益的好文章。
劉向在中國古代典籍的整理編輯方面曾作出過突出貢獻。每校畢一書，他都編目記錄，還爲許多書寫了書錄，這其中有些就是很好的文學散文。如《戰國策書錄》，不但詳細介紹了該書的編校過程、書名的由來，而且還描述了春秋戰國之際的政治變化，縱橫策士游說諸侯局面的形成，以及當時錯綜複雜的歷史。叙事中雜有議論說理，見解深刻，語言簡潔，文筆生動。雖不及賈誼的《過秦論》雄峻，然從容渾厚，貫以勁氣，似無意爲文而自能盡意。《管子書錄》重點講述了管子的人格志向和事業成就，一個古代優秀政治家的形象呼之欲出。《孫卿書錄》則重點介紹了孫卿游學各地的經過，在高度贊譽其學問成就的同時又慨嘆諸侯不能用其人，人主不能用其說，言詞痛切，感情深沉。
西漢是中國古代散文繼先秦之後的又一個繁榮期，除上文所述之外，還有許多著名的作家作品，如司馬相如的《難蜀父老》、東方朔的《答客難》、桓寬的《鹽鐵論》、揚雄的《解嘲》、《解難》等等。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就收有西漢334人的文章，這其中尚不包括那些行世的文集。
西漢散文以政論爲主，成就也最高。它是在先秦諸子散文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是和先秦諸子的文章相比又有明顯的不同。由于先秦諸子處在國家分裂和歷史轉折時期，爲建構新的政治、思想、文化模式各自著書立說幷相互攻訐，就成爲先秦諸子散文的一大特點；而漢代散文家由于處在大一統的新政治格局之下，如何鞏固新興政權和建立新時代的思想形態就成爲他們所關心的新問題，這使他們的文章比先秦諸子散文缺少了思想表達的自由度但卻顯得嚴謹質實。再從西漢社會發展狀況看，由于上承短命的秦王朝，再加上統治者崇尚無爲之治，所以漢朝初年在思想文化等方面尚有先秦餘緒，他們的散文代表了西漢政論散文的最高成就，在後世也有深遠影響。隨著帝國政權的穩固和定儒家思想于一尊，武帝以後的政論散文向著深廣宏富、醇厚典重方面發展，由越世高談轉爲本經立義。而那些以剖白個人思想心迹爲主的書信體散文，如鄒陽的《獄中上梁王書》、枚乘的《諫吳王書》、司馬遷的《報任安書》、楊惲的《報孫會宗書》等，或痛陳事理，或自抒怨憤，或嬉笑怒駡，叙事抒情均富有感染力，成爲漢代散文史上一枝旁逸斜出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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