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10期

“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作者:吴志菲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创制人之一,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倡导者,当代中国语言文字学界的旗帜性人物,曾被称为“周百科”与“汉语拼音之父”。
  半路出家的重磅语言学家
  1949年,周有光在建国前夕回国,先后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做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56个民族有数十种方言,并且大多数人都是文盲。要建设这样一个国家,没有统一的、能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文字语言,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文字改革问题很早就被置于国家工作日程的重要位置,并从全国范围内网罗了许多专家学者来从事这项开创性工作。
  1955年10月,为了进一步规范简化汉字,提高认知率,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邀请精通中、英、法、日四国语言的周有光参加会议。会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胡愈之跟周有光说:“你不要回去了,你留在文改会工作吧。”周有光笑了笑,说:“我不行。我业余搞文字研究,是外行。”胡愈之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不久,周有光接到通知从上海调往北京。
  消息传出,朋友们纷纷相劝:“经济学多重要啊,语言学可是小儿科。”“哪里需要哪里去”,凭着一份朴素的热情,在49岁的时候,周有光乐呵呵地扔下经济学,半路出家一头扎进语言学中。于是,经济学界少了一位金融学家,国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多了一位委员,多了一位语言学家。
  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如今既藏有经济学家周有光的著作,又藏有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的著作。从金融经济到语言文字,周有光改行可算是“完全彻底”。他的孙女在上小学的时候,曾经很严肃地与爷爷讨论这个问题。她说:爷爷,你亏了!搞经济半途而废,你搞语文半路出家,两个“半圈”合起来是一个“0”!周有光笑道:“我这是在‘劫’不在‘数’。那时候搞经济的后来都倒了霉。我逃过了‘反右’的劫难,是我命大运气好,留在上海搞经济的很多同事都成了右派,有的因为受不了政治迫害而自杀。我却因为已改行而移居北京,参与文字改革,躲过了这一劫。否则,我的历史可能重写。”至今想起来,他既庆幸,又后怕。
  事实上,拼音方案在重新设计之前已经有过两代人的努力。“中华民国成立第二年,当时的政府就开始制订注音字母方案,这是中国语文往前走的很重要的一步。这些工作是黎锦熙先生搞的,他是比赵元任更早的一批。到了赵元任,是第二代了,他们制订国语罗马字,就不用中国汉字方式的符号,而用国际通用的字母。赵元任和我是老乡,比我大,高了几级,最初都没有交往。后来我到美国工作,赵元任正好在那儿读书。我常去看他,两家交往多了,我们就开始讨论语文问题,我就请教他。”周有光说,“到了20世纪50年代要重新设计拼音方案,赵元任的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我们设计的拼音方案就参考了国语罗马字制订汉语拼音方案。”
  当时拼音方案委员会一共有15人,由几个大学的语言学家组成,不过主要是开会参加讨论。“文改会制定具体工作由三个人来做:叶籁士、陆志伟和我。叶籁士兼秘书长,比较忙;陆志伟要教书,还兼语言所的研究工作。我呢,离开了上海,没有旁的事情,就一心搞这个事情。我们三人就起草了第一个草案: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当时,周有光提出了三点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事实上,我们三个人都共同提出要用26个拉丁字母,没有新字母。看法基本一致,没有什么不同的对立思想,只有一些技术性的不同。”
  罗马字母最终成为汉语拼音的背后
  “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订《汉语拼音方案》的时候,一下子拿到600多份方案,后来又拿到1000份左右方案,然后又拿到1000多份方案,一共拿到的方案有3000多份。不少人积极参与创造方案,大家热情很高的。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在50年代,我们非常慎重,从原理到技术广泛征求意见、深入研究。有人曾给我们讲笑话:你们太笨了,26个字母干三年。我今天回想:这三年时间花得还是很值得。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人在提意见,而他们提的意见我们都研究过,几乎没有新的意见。今天就得到了这么点安慰。假如当初没研究好,有漏洞,就遗憾了,毕竟要弥补就很麻烦了。”周有光说。汉语拼音采用的是罗马字母(拉丁文的字母),但它在20世纪50年代曾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周有光描述道:“当时有人认为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几个字母还不会搞,干嘛要用帝国主义的字母。”
  确定用罗马字母了,但怎么用?周有光举例“j、q、x”的制定来说明仅这三个字母就费了很大周折。当年周有光花了很大气力研究世界各国的字母用法后,将其分为三类:基本用法、引申用法和特殊用法。“j、q、x”就属于特殊用法,比如“x”,它一方面有学术根据,“mexico”(墨西哥)中的“x”,发音和中文的“x”差不多,另一方面清朝就有人提出这样的用法,“只是当时没人理他”。
  “一开始不敢用这种特殊用法,反对的人很多。比如有人姓‘齐’,首字母是‘Q’,他就反对说,那他就变成阿‘Q’了。我就说那英文中女王也是‘Q’开头。”周有光说这是笑话,但当时的确有阻力。后来“j、q、x”才确定在《汉语拼音方案》中。
  “汉语拼音方案通过以后,还是有争议。沈从文和我,都是一家人。我娶了张家的二女儿张允和,他娶了三妹张兆和。沈从文搞文学,要发展形象思维;我搞学术,要发展逻辑思维——在这上面我们是两条路,但我跟他很亲近。他一开始非常反对拼音,不赞成我搞拼音,说中文怎么能用拼音来写呢,中文应该一个个字写出来的,用外国字来帮助拼音,那是中国人写外国字。不过后来我用具体事例说服了他,让他知道我们要搞中国语言文字现代化。当时我带他在打字机上做实验。用打字机,打拼音,中文字一下子就出来了。沈从文看了以后,觉得拼音可以用了,也就不反对了。”
  是年秋,应北京大学王力教授之约,周有光开讲“汉字改革”课程。根据讲稿整理成的《汉字改革概论》1961年出版,1964年再版,1979年出第三版,1978年出香港版,1985年在日本出日文翻译版。
  文革时,65岁的周有光和71岁的教育家林汉达下放到“五七干校”。有一次,他们被派去看守高粱地,二位老先生仰望天空,热烈讨论中国语文大众化问题。一次,林汉达问:“未亡人”“遗孀”“寡妇”哪种说法好?周有光开玩笑回答: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又说,从前有部外国电影,译名《风流寡妇》,如果改为《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讨论逐渐深入,最后一致同意,语文大众化要“三化”: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二位老先生高声地交谈,好像对着几万株高粱在演讲。
  干校劳动间隙,周有光以收入《新华字典》的字为依据,科学分类统计,把信息论引入古老的汉字研究领域,开创了一门现代汉字学。劳动之余,他还凭借当时多种语言版的《毛主席语录》开始比较文字研究。周有光没有想到,在30多年后,也就是2004年12月,他应中国现代文学馆之邀作有关“比较文字学”讲座。当时他仅带提纲,讲稿全在肚里的他讲课一小时,却现场答疑一个半小时,其间不乏幽默的精彩回答,博得听众阵阵掌声。会后人们争着求他签名,排起了一条“追星”长龙。
  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有光才自“五七”干校返京。
  1979年4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华沙召开文献技术会议。周有光在会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ISO通过全世界投票,使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从中国标准到世界标准,这是过去没有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中国文化要和外国文化沟通交流,一定要得到世界认同。”
  后来,周有光还主持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制定,提出正词法的基本原则和内在矛盾,规则在1988年公布。
  《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开辟了中国文化流向世界的一条通道,也成为中国海峡两岸语文交流的一种工具。199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40周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决定,从这一年起,把全部70册中文图书的目录由旧拼法改为汉语拼音。有专家曾经估算过,这套汉语拼音方案的出台,不仅使华夏5000年的汉字语言从此有了标准、规范的读音,还使学龄儿童能够提前两年开始阅读名著。
  (李凤玲摘自《百岁名流》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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