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2期

教师节的惊喜

作者:余秋雨




  今年的教师节又来了。我在这个节日前遇到了一件又惊又喜的大事:终于找到了我小学的老师!
  事情是这样的:我去年在拆读堆积如山的读者来信中,看到从杭州寄来的一张报纸,上面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五十年前我是余秋雨的班主任》,大喜过望,因为那篇文章的作者遇到了我一直在寻找的何杏菊老师。但是,那篇文章并没有讲明何老师的地址、单位,那张报纸也不知是属于哪个系统的,因此,我拜托在浙江的朋友想法寻找。后来,在汪小玫、李永飞等朋友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
  我为什么一直想寻找何老师?因为她是我真正的启蒙老师。我是4岁那年到当时的浙江余姚小轿头小学读书的。4岁,太小了,第一位老师姓史(或施),我听不大懂她讲的话,只会闻书本上的油墨香气,她很快就调走了,调到逍林镇的坡山路小学。第二位老师是我妈妈的朋友,妈妈叫她“秀琪”,姓罗,她在选择恋爱对象时与母亲意见不合,自杀了。到何杏菊老师来接我们班,我已经6岁了。她教了我一年。当时我虽然已经认识了很多字,但刚刚开始产生正式上学的感觉。因此,对她的记忆特别深。
  她当时自己才小学毕业,来教我们。从刻板的教学观念来说很不合格,但她青春洋溢的快乐性格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欢愉。她教了我什么已经忘记,但正是她,从起点上告诉我,读书写字是天底下最快乐的事情。这种快乐感,一直贯穿在我的生命之中,直到今天。因此,我多次下决心要找到她,但她在教过我们之后,也去上初中了,再也没有回过我的家乡。
  到这次我见到她,彼此高兴极了。她早就在报刊电视上关注我,但像很多朴实的老师一样,不想以学生的成绩为自己增添什么。去年只是随口说起,就被一位记者盯上了。
  我回忆了6岁到7岁之间的很多趣事,再问她当时对我的印象。她说了三点:一是干净,这显然是我妈妈的功劳;二是聪明,这很可能;三是因为年龄小,坐在第一排,老师一提问我就回答,完全忘了背后还有很多同学,因此老师只得每次先阻止我的回答再问后面的同学,我这才害羞起来。这听起来很有趣,我却完全记不得了。
  有一个问题是我长大后才想起来的,似乎有点俗,但还是问了:当时这样的乡村小学,老师们有工资吗?他们是怎么过日子的?
  何老师告诉我,没有工资,每月发30斤大米,是同学们用粮食缴的学费(我家除外,我父亲在上海工作,因此用货币缴学费)。何老师又补充道,当时的那些家长太贫困了,又有农民的私心,缴来的粮食往往很不好,不知怎么办。后来才开始发工资了。
  让我最激动的是,何老师还找出了一张师生合照。照片上印的日期是1953年6月4日,我正好6岁。最右边撑腰的女老师,就是何杏菊老师,你看她那么阳光。第三排左边第一个男孩子,头被后面的一位男老师按着的,那就是我。我还记得,这位男老师叫蔡大赍,为什么记住了?因为这个“赍”字当时觉得很奇怪。站在何杏菊老师身边的那个瘦瘦的女老师叫陈秀绛,为什么记住了?因为这个“绛”字当时也觉得很奇怪。陈老师的丈夫叫黄均济,有一天陈老师在课堂上晕倒了,黄老师冲进来一把抱起她,就到镇上找医生去了。这个抱着爱人的躯体快步疾奔的高大男人的背影,给我们全班同学上了一门关于爱情的课程。当时农村中一般农民发生了这样的事,总是派人到镇上把医生请来,情景远没有黄老师做得那么感人。
  那天在杭州何杏菊老师的家里,我反复地说着乡间小学的生活对我一生的重要性。对此,何老师谦虚地将信将疑,不断地说:“我当时教得太浅了,太浅了!”
  当然,后来我又遇到了一系列重要的老师。例如就在这个杭州城里,还住着我最后的一位老师,也就是大学毕业前的盛钟健老师。盛老师在“文革”最艰难的岁月里,把我接到离我家乡很近的、奉化一座山间老屋中避难,我在那里有幸找到了蒋介石的一些藏书,攻读了年轻人很难读下来的《四部备要》和《四部丛刊》。当我离开那座山的时候,“文革”已经结束,而我已经拥有较厚实的中国古典文化修养。
  第一个老师和最后一个老师都在杭州,可见杭州对我是多么重要。
  何杏菊老师让我找到了我的童年。人的一生有很多秘密往往隐藏在自己和别人想不到的地方。例如我以前来过杭州那么多次,就一直不知道在这个城市的某条街道、某间房子的某个抽屉里,找得到我6岁时的模样。
  这正像前些年有人造谣我在“文革”中做过什么,引发了很多起哄者,但家乡的深山藏住了我的那些岁月。那间老屋还在,《四部备要》和《四部丛刊》还在,盛老师更是健在,大家都笑而不语。终于,谣言不攻自破。
  何杏菊老师让我一次次回想起那所乡间小学。我告诉何老师,前些年,同班同学沈如玉担任了家乡的教委主任,到上海传达乡亲们的一个想法,想把那所小学改成“秋雨小学”,被我拒绝了。我只是同意,在小学内的某处刻一行字:“我国一位教授,在这里完成了他的全部早年教育。”
  我还能认出来,沈如玉就是那张合影中最后一排左边第一个穿白衣服的小男孩。
  最后顺便说一件趣事。我的小学没有以我的名字命名,但前不久看上海的《新民晚报》时发现,我从农村到上海来后曾就读的那所新会中学,已经将一幢漂亮的楼房命名为“秋雨楼”。我的这所母校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但我看了新闻还是感到汗颜。亲爱的母校,我怎么担当得起!
  (摘自《教育参考》2007年第12期 插图:廖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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