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8期
“‘集体英雄’式的教育家”引发的思考
作者：杨孟琪
体制完善与个人理念
陈洪捷教授说：“今天的教育体制已逐渐完善……使得个人理念的发挥空间变小了，成为‘个人英雄’式的教育家就相对困难了。”我认为，体制的完善，也可以使个人理念的发挥空间变大，也可以使其变小，这就要看完善的是什么体制了。
如果是如斯普郎格所说的“教育的核心是人格心灵的唤醒”，认为每个孩子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个体，完善的是以个人为本的素质教育体制，通过教育对每个孩子施以终极关怀，使每个孩子都认识他自己，认识自己的个体价值和权利，那么个人理念的发挥空间就会变大。像美国总统曾以提高教育质量为由，试图建立中小学全国统考，却被国会断然否决。因为统考带来的大一统与美国以个人为本的教育体制相矛盾。而就在这样一个具有完善的以个人为本的教育体制的国度里，仅从1979年至今，就培养出了七十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和三百多位知识型亿万富翁，国际知名的教育家如：布鲁纳、康南特、罗杰斯、斯金纳、希尔加德、布卢姆、奥苏贝尔……更是如夏夜繁星。
如果是我国已逐渐完善的以大一统方式自上而下推行的以集体为本位的“素质教育”（实则是“应试教育”）体制，所谓个性、个人理念那就难有生存空间。例如：从过去的国家教委到现在的教育部一连下发了近十个“减负”文件，应该说这是权威性的强制指令的三令五申吧，而“负”却是越减越重，更不用说“个人英雄”式的干预了。为什么呢？就因为一切的办法只有纳入这个体制才能生效，比如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吧，就把政治科纳入高考“综合科”记分；要增强学生体质吧，就把“体育达标测试成绩”记入中考分。不然，三令五申也是没有用的。在这样的体制内，老师最要紧的当然是教给学生强烈的得分意识。据说某市小学三年级数学统考，有道选择填空题：“我们的课桌长30（）”括号后面的选项是：1.米，2.厘米。一个动脑筋的孩子问监考老师：“老师，30米太长了，30厘米又太短了，叫我怎么选？”老师竟然回答：“你随便选一项或许有分，你不选肯定没分了。怎么选，你好好想想吧！”学生则随便打了一个勾，碰碰运气吧！几乎每位小学生都知道，尽管自己看到的天是“灰蒙蒙的”，但天的颜色只能填“蓝蓝的”；尽管自己在“大树下”挖出了蚯蚓，但蚯蚓生长的地方，只能填“菜园里”。“体制”竟然教出了这样的不用观察、不动脑筋的考试高手！这种以集体为本位的教育体制一完善，哪怕学生冒出一点点个性的幼芽都要生生拔掉，哪还谈得上个人理念发挥的空间呢？
集体本位体制与教育家
这种以集体为本位的“素质教育”体制，以超大规模的标准化行为，排除一切求异的、自由选择的可能，无论是学生、教师、学校，甚至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都别无选择。尽管这改革那创新，这思潮那理念，都是梦里想到千条道，醒来仍照老路行。
我们的学校实际上都在使一个个孩子，从小学到高中整整12年，成天处于被动应付、机械训练、简单重复之中。打下了这样的基础，很难想象，在他们的一生中，能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能成为幸福生活的创造者和美好社会的建设者；能不唯书、不唯上，用自己的眼去观察，用自己的脑去判断，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成为一个独特的自我。一代又一代，我们的教育工作者的根柢就来自这个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会是教育家吗？
对国民来说，那就是铸造了“随大流”的灵魂，“傻子过年看邻居”，这句话至今仍活在人们的口头上。所谓“随大流”，并非是顺应历史潮流，而是随波逐流，为周围的小环境左右，盲目采取与大多数人一致的行为。当然，“随大流”也可以是虽有主见，但为了追逐时尚或明哲保身而放弃自己的意见的违心行为。对于不“随大流”的念头、行为和人，如果是学生往往归为“另类”；如果是成人，往往冠之以“怪”，加以贬斥和讥讽。我想起了生物老师的话：凡是发育得最完备的、最适应某种环境的生物，就是最不容易变异，最不容易进化的。譬如鱼类，那种被视为“另类”的，在水边不时地跳起来吃树枝上、草尖上的虫子的鱼，逐渐由两栖类、爬虫类……进化成了人，而那种发育最完备最适应水中生活的鱼，现在仍然是鱼。你要出类拔萃，必须与众不同！而只允许你是稀松平常的“芸芸众生”中的“一生”，这就是我们的教育酿造的大环境。这样的生态环境，能出教育家吗？
对教育工作者来说，正如顾明远先生指出的：“我国目前确实缺乏一批既有系统理论体系又能付诸实践的教育工作者。”为什么“确实缺乏”呢？顾先生分析说：“很多教育实践工作者耕耘在第一线，培养了大批人才，但是不注意总结经验；有少数人有创新实验，也总结过经验，提出过一些自己的教育见解，但还不成体系；还有一部分教育理论工作者，他们大多从事教育理论研究，很少参与教育实践，他们有许多科研成果，但缺少实验的支撑、实践的检验，因此他们的理论还不能够影响我国教育的全局。”为什么是这般光景呢？难道原因不是出自“教育体制已逐渐完善”吗？我们不难发现，由于以“分”论成败，不少地方的初高中教育经验总结会，实际上已是考试经验总结会，总结的是学校、家长、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急需的增分（考分）提率（升学率）的经验；教研室早已成了“考研室”，研究的是应考策略和方法，编印的是五花八门的应考资料；即使是奥赛及其他打着素质教育旗号的竞赛也只有与升学挂钩，才办得下去、热得起来、赛得带劲、研究得自觉。当然，第一线的教师也写点“创新改革”之类的文章，教研室也要出一批批时髦前卫的成果，但是，这些文章、成果只是发表在报刊上，宣讲在科研成果展示会上，填写在晋升“职称”的表格上，是属于“河水”之类，是对外、对上的，而应试经验却是“井水”之类，是对内、对下（己）的，一般是河水不犯井水，新的理念与增分提率往往是两码事；井水却往往要犯河水，升学率往往要披上新理念的外衣。理论研究者的成果能纳入这“逐渐完善的体制”吗？业内人士都知道有了升学率做“素质教育”的文章易，而用“素质教育”的科研成果提高升学率是不可思议的。冰炭岂能同炉！谁敢拿自己的“分”“率”开玩笑让你去实践，这成果往往也只能是在报刊上闪亮登场，在研讨会上慷慨陈词，想去影响全局，难哪！难道不是这种大一统的集体本位体制扼杀了我们的教育家吗？
缺失教育家与
“集体英雄”式教育家
“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大自然发展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而在我国当今“逐渐完善的教育体制”中，实际上胜出的却是会抓升学率的领导，能研究出中高考出奇制胜方略的专家，能使学生考分名列前茅的教师，以及早已腰缠万贯的“应试资料”的炮制者、出版商，五花八门的“培优”中心的教师、老板，甚至做兼职家教的补课教师。而一个孩子，当他面对着溪流中的游鱼露出无限欣喜的时候，家长准会告诫他“鱼有什么好看的，赶紧回去做模拟题”；当他仰视满天的繁星遐思的时候，家长准会告诫他“你在犯什么傻，还不去把试卷上的错误改过来”；当他在开满野花的山边奔跑的时候，家长准会告诫他“天都快黑了，你今天的作业还没动笔呢！”于是，他便中止了生命的脚步，神色黯然地收敛起自然的灵性。而在学校，为了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更是不得不压抑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力争“尖（成绩冒尖）、全（没有跛腿）、稳（屡考不败）”，花上成倍的时间和精力去钻研自己不喜欢、不擅长的学科。这样，人的灵性被逐渐消解了，兴趣也逐渐消亡了，生命自然就成了非我的存在。斯宾塞说：“兴趣是学习和求知的最大动力。”没兴趣的人，做学生，是为了考大学；踏入社会，是为了有房有车有钱，哪有创新的内动力？这样的教育只能培养出擅长考试而没有丝毫创造力甚至连基本的生存能力都不具备的“单向度”的人。当代中国出不了世界级的大科学家、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是必然的，我们的一些杰出人才在通往世界巅峰的途中被无情地扼杀了，缺失诺贝尔奖得主只是一个标志、一声警钟，是显性事实，缺失教育家则是隐性事实。从显性窥视隐性，洞若观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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