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3期

写春妙手当属我

作者:毛志成




  这里说的“我”,千万不要误解,以为是我毛氏本人。这里的“我”取的是广义,即“我们中国人”之谓也。与别的“人”相对,尤其指欧洲人、美洲人、非洲人,当然也包括中国人之外的亚洲人。将中国诗人定为天下第一、举世无双的“写春妙手”,绝无“大国沙文主义”的意思,无非是说中国的农业文明史过于悠久,农业活动、农业情愫与季节(尤其是春季)的缘分超乎寻常地浓重。作为文人,写春也就写得动情,写得认真,写得精妙。于是,在文化上中国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写春大国”。
  两三千年前,中国人写春就超越了泛泛的说和喊,如信口说些喊些“妈的春天真有味儿”之类,而能形之于文字、文笔、文采。《诗经》中的《七月》《伐檀》,内容涉及的都是劳苦之事,但还是没忘记对春光之美的关注。如“春日载阳,有鸣仓庚”(仓庚即黄莺)、“河水清且涟猗”等句,用以渲染对春光的特殊感受。其实,《诗经》的首篇、首段、首句,本意是写男女之爱,但偏偏以春天的自然景象做衬:“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那时,15“国风”中的“郑风”所指的河南那一段黄河也确实美,河上有绿洲,洲上草木葱茏、群鸟飞鸣。
  写春至高至美的名句,经过千百年“选秀”,公推文学史上第一个写春名句是南朝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并因此而产生了“谢家春草”一典。后来的诗家赞语成千上万,足可集成一书。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说:“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
  此后中国诗人的写春,其兴之浓,其辞之妙,其笔之精,都是外国少见的。连今天的中学生、大学生,也可信手拾得若干写春名句。如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贺知章的“二月春风似剪刀”,晏殊的(词)“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苏轼的“春江水暖鸭先知”,和晚些时候元人王冕的“三月东风吹雪消,湖南山色翠如浇”,明人方孝孺的“清香传得天心在,才许寻常草木知”,清人龚自珍的“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等等。
  不过,要从这些涉及写春的字中比一比精气神,我依次推选为清人纳兰性德《画堂春》中“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中的“谁”字,王昌龄《闺怨》中“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中的“忽”字,还有被人频赞的宋祁词中“红杏枝头春意闹”中的“闹”字,孟郊诗中“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得意”一词和“疾”字。上面的几句话或几个字中,所有的意思加在一起,就是这样几条:一,春天再美,都是人这个物种所独有的感受,没有人类而只有自然便不会有任何审美意识;二,自然界的美,必须是动态的美,绝对静止便与“死”无异;三,美的第一生命是生机勃勃,具有很强的生长能力、再生能力、更新能力。我们既要认识古、尊重古,感悟到“风入寒松声自古,水归沧海意皆深”(唐刘威诗),更要逐新、求新,学一学“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唐刘禹锡诗)。但写春也好,写各式文学作品也好,都不能为文而文,为诗而诗,即不做那种“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清赵翼诗句)的忘国忘民俗儒。而应与时俱进,与民同心,“一腔热血勤珍宝,洒去犹能化碧涛”(近人秋瑾诗句)。
  写春,无论是写春光、春景、春风、春雨,还是写春心、春意、春情、春华,都是个精神品位问题。有的人只迷恋“玩春”“赏春”“溺春”,写些浮浅的或绮丽的涉春词藻,游戏于猫狗的“发春”“闹春”勾当;而有的人则在“青春”中注进了立志、立身、立业、利国、益民的大趣,形之于笔墨也气息不同。
  还是回到“中国是写春的第一大国”的话题上来。外国文人对春也有感情,也有写春兴趣。但在写春时,能落实到讲求一字之义、一词之蕴、一语之采,且能做到一字多意、一词多用、一语多趣,兼之意在言外、意在趣外,只有中国的汉语才有如此能量。即使以“春”字而论,可以用之写景,可以用之写情,可以用之写年龄上的花季,可以用之写异性之间的爱感。总之,要推选写春的妙手,中国堪称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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