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10期

是谁发明了学校

作者:钱 雨




  课前20分钟,我走进了五(四)班的教室。教室的墙壁洁白,阳光正透过明亮的玻璃窗照进来,孩子们用好奇的眼光上下打量着我。我弯腰问站在教室前面的几个孩子:“你们一会儿要上什么课呀?”他们说:“探究课。”“什么是探究课呢?”一个男孩说:“就是查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另一个说:“就是讲一些课外的知识。”我问他们最喜欢什么课,男孩不假思索地说:“电脑课。”女孩则说:“音乐课!”还有一个女生说:“除了音乐、数学、英语,别的课我都讨厌!”看样子,就连“探究课”也没有引起他们的兴趣。我不禁陷入了沉思。
  今天的探究课和以往不同。根据我们课题的安排,从今天起这所小学的探究课不再根据指定的教材进行,而是在老师的引导下,根据学生的兴趣和需要自主地选择课题来进行研究与探索。“真正”的探究课开始了。申老师鼓励大家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有的学生对埃及金字塔感兴趣,有的则问“世界七大奇迹为什么会灭绝?”“月球上有没有外星人呢?”“到底有没有UFO?”这些问题时不时地引起一阵惊叹声。但是,当一个叫郭旭东(化名)的孩子举手说“我想知道是谁发明了学校”时,教室里响起了一片讪笑声。申老师把这个话题也写在黑板上,说:“顺便问一句,你觉得这个发明好不好呢?”这个孩子毫不犹豫地回答:“不好!”
  不好?!他的回答再次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学生们面面相觑,个别人带点幸灾乐祸地等着看老师的反应。旭东前排的一个男生回头看看他,脸上的表情好像是在说“你惨了”。等申老师宣布大家可以到提出自己感兴趣的话题的同学那里去登记的时候,教室里一阵乱哄哄。大家纷纷推开椅子站起来,不少人向旭东投来同情的眼神,但却没几个人走到他这里来。只有一个学生在他的纸上签了名,还有一个走过来敲敲他的桌子,做了个鬼脸。
  下课后,我问申老师对旭东的话有何看法,她说:“其实,我问他发明学校好不好的时候,就知道他肯定要回答‘不好’的。”为什么呢?用申老师的话说,旭东是一个特别直率和可爱的孩子,他是敢于说出自己的看法的。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有自己的想法,我不管别人怎么想的。”
  “我有自己的想法。”这样的声音在今天的中小学课堂里恐怕已很难得听到了,所以老师也觉得旭东很可爱、很特别。但是,“自己的想法”——这难道不是每个个体都应该具有的吗?不正是这些自己独特的想法才使每个人区别于其他人而成为独一无二的“我”吗?在今天的中国课堂里,没有自己的想法是正常的事情,有自己想法的孩子反成了“特别”的。再回味一下他提出的问题:是谁发明了学校——这个“不好”的发明!颇有责问的口吻呢。我不由得想起去年秋天因为台风登陆的缘故,全上海市的中小学均停课一天。当时,电视上转播了对一些学校的采访片段,有个镜头是一个孩子回答记者的提问:“今天不上学,老师给你们安排了什么活动吗?”孩子答非所问地满脸洋溢着欢喜说:“不上学好啊,可以玩喽!”这一幕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早在先秦时期,孔子就说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校原本应该是一个充满愉悦、令人向往的地方。可是今天的学生却如此厌烦学校生活,这是为什么呢?过了几天,我忍不住又去找郭旭东:“为什么你上次说学校是个不好的发明呢?”他说:“啊,因为没意思。”我追问道:“你指的是什么东西没意思?”他干脆地说:“就是上学、放学……没意思!”嫌上学没意思,会不会是因为现在的学生太懒散、不用功呢?如果有人这么以为,不妨看看郭旭东所在的五(四)班的课程表吧:一周34节课——大约每天7节。几乎每节主课都有课堂练习和课后作业,此外,各种考试接二连三、应接不暇。“月考”加“周考”,这些孩子花在学习上的时间、精力很可能是其祖辈的若干倍。
  奥尔德弗(C.P.Alderfer)在《人的需要新理论的经验测试》(1969)一文中对马斯洛的论点进行了修正,把人的需要分为三种:1.生存的需要,包括心理与安全的需要;2.相互关系和谐的需要,包括有意义的社会人际关系;3.成长的需要,包括人类潜能的发展、自尊和自我实现。可见生存、交往和自我实现都是人的基本需要。可是今天的学校教育已经异化成了以“考试”“背诵”“训练”和“作业”为主要内容的灌输式教育,置儿童的基本需求于不顾,压抑着儿童探索的空间和发展的自由,导致了学生的空虚、失落感。想想看,这种“没意思”的生活,就算是成年人也不会喜欢的吧?更何况,这样的生活会不会让儿童变得日益迟钝和冷漠呢?
  今天的学校教学已经完全脱离了儿童的日常生活,脱离了许多人世间美好真实的东西,演变成了这样一种场所:难得见到学习的快乐、鲜有儿童探索的自由,充斥其中的多是“考试”“背诵”“训练”“作业”……难怪大胆的郭旭东会说学校是个“不好”的发明,并忍不住想问“谁发明了这样不受欢迎的学校”?!其实,这些失望的孩子真正应责问的是:“谁把我们的学校变成今天这样?”或者“是谁把快乐从学校拿走了?”认为学校“不好”的恐怕也不止旭东一个,从孩子们回答自己喜欢的有限科目时就可以看出来。只是多数人不敢当着老师和陌生人的面说出口罢了——再说孩子们明白说也无益。大多数儿童已慢慢地习惯了这样的学校生活,就连老师、家长和为数不少的教育工作者都觉得这样的学校生活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学校的异化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谁该对学生的责问负责呢?
  (摘自《全球教育展望》2006年第6期)
  责编:子丑 插图:陈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