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6期

鸡蛋和绵梨

作者:苁 蓉




  丈夫在一所重点中学任教,我们便住在这所学校里。在这所学校里读书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市区,家里的生活条件都很优越。这天,来叩门的是一个女学生,目光低垂,衣着朴素。跟在她身后的是一位中年人,裤褂上都打了补丁,从眉目上看,显然是女学生的父亲。
  进屋后,父女俩拘谨地坐下。他们并没有什么事,只是父亲特地骑自行车从八十多里以外的家里来看看读高中的女儿。“顺便来瞅瞅老师。”父亲说,“农村没什么鲜货,只拿了十几个新下的鸡蛋。”说着,从肩上挎的布兜里颤颤抖抖地往外掏。丈夫正欲阻止,被我用眼色拦住了。布兜里装了很多糠,裹了十几个鸡蛋。显然,他做得很精心,生怕鸡蛋被挤破。
  十几个鸡蛋放在茶几上,滚圆新鲜,我提议中午大家一起包饺子吃,父女俩一脸惶恐,死活不肯。吃饺子时,父女俩依然拘束,但很高兴,我也是少有的开心。等到父女俩下午要走时,我已把鸡蛋收在了碗橱里。
  送出门去,我问女学生:“你的生活能维持吗?”她点点头。我又对她说:“也许你们家现在不富裕,但记住,贫困的仅仅是生活,而不是你。没有人有权利嘲笑你!”
  送走女学生和她的父亲,回屋,丈夫一脸诧异。他惊奇为什么从来都把送礼者拒之门外的我,会为十几个鸡蛋而折腰?为什么一贯不喜喧闹应酬的我,非破例要留父女俩吃饺子?
  望着丈夫不解的眼神,我微微一笑,开始讲述20年前自己经历的一件事。
  在我十岁那年的夏天,父亲要给外地的叔叔打一个电话。天黑了,我跟在父亲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地去十里以外的小镇邮电局。我肩上挎的布兜里装着刚从院子里梨树上摘下来的七个大绵梨。这棵梨树长了三年,今年第一次结了七个果。那天晚上,被父亲全摘下来了,小妹急得直跺脚,父亲大吼:“我要拿它去办正事呢!”
  邮局早巳下班。管电话的是我家的一个远房亲戚,父亲让我喊他姨爹。进屋时,他们一家正在吃饭。父亲说明来意,姨爹嗯了一声,没动。我和父亲站在靠门边的地方,破旧的衣服在灯光下分外寒酸。一直等姨爹吃完饭,剔完牙,伸伸懒腰,才说:“号码给我,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打不打得通。”
  五分钟之后,姨爹回来了,说:“打通了,也讲明白了。电话费九毛五。”父亲赶快从裤兜里掏钱。姨爹说:“放那儿吧。”我看见一张五角、两张二角的纸币和一枚五分的硬币躺在了桌子上。
  父亲又让我赶快拿绵梨。不料,姨爹手一摆,大声说:“不,不要!家里多的是,你们去猪圈瞧瞧,猪都吃不完!”
  回来的路上,我跟在父亲的身后,抱着布兜,哭了一路。仅仅因为贫穷,我们在别人的眼里好像没有自尊一样。
  在以后的成长过程中,那刺眼的九角五分钱和姨爹摆手的动作一直深深藏在我心里,就像一根软鞭时时抽打着我的心。虽然它会激励我上进,但随着岁月的增长,创伤却越来越深。
  是的,我喜欢今天来的那个女学生,从她身上我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我不会做姨爹那样的手势,给一个女孩子的记忆抹上灰色的印疤。无论何时何地,爱心的力量总比伤害的力量大得多。
  
  (冯秀强荐自《才智》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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