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12期
义务教育免费关键在投资取向
作者：陈宝成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汤敏：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副代表
9月23日，北京市石佛营小学一学生诉市教委义务教育收费一案被作出一审裁定，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此前不久，北京市教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从明年起，北京市教委将实行免除九年义务教育的学费、书本费和杂费的计划，有望在“十一五”期间实现九年义务教育的全面免费。
义务教育是免费教育吗？
新京报：从世界范围看，义务教育是否必然是免费教育？
杨东平：义务教育是由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举办的国民素质教育，通常被视为一种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从义务教育制度的本意来说，就是免费的、强制的。免费是前提，免费了才能强迫。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收费的义务教育，实际上是“义务教育不义务”，主要变成了老百姓的义务。因此，必须明确义务教育首先是国家的义务。
新京报：对受教育者来说，义务教育免费是否意味着不承担任何费用？
汤敏：不是这样的。不同国家免费的概念也有不同：有的是免学费，有的是免学费和杂费，也有的是一切费用全免。总的来说，各国政府都把推行免费义务教育当作非常重要的一项政府责任。
新京报：为什么大多数国家选择免费义务教育？
汤敏：义务教育具有非常强烈的公共性，如果不能保证所有的人得到九年义务教育，这样的人在未来几十年里就很难体面地生存下去。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到城市里来，是变成未来城市的负担还是变成城市发展的生力军，跟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我们在北京开了一个保姆学校，计划从边远地区招一些小姑娘，对她们进行一个月培训，然后让她们走进城市当保姆。我们发现，如果这些人接受过初中教育，那么经过很短的培训，她们这些人进入北京后能很快地发展起来，经过一两年或者两三年，就能很快地找到别的工作，发展到别的地方；但是如果只接受过小学教育，进一步发展就比较困难。我们曾经也接受过极少数的接近文盲的人，往往一个月后要送回去，他们根本适应不了当前的城市生活，连保姆的工作也干不了。城市家庭也不放心把孩子、老人交给大字不识的人来看管。
新京报：也就是说这样会抬高整体的社会成本？
汤敏：是的，现在不加快、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未来的这个社会与财政成本都会非常高。在国家财力不足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很多国家通过发国债来投资义务教育。很多国家到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来借钱投资到它的义务教育领域。我们现在可以借大量的钱建高速公路，可以借钱去建电厂，为什么不能借钱来办我们的义务教育？事实上，拿出我国的每年财政收入增量的一小部分，就足以实现免费义务教育，至少是农村免费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免费，大城市优先还是农村优先？
新京报：最近北京市提出要在“十一五”期间推行免费义务教育，对此有什么看法？
杨东平：中国的义务教育早就应该免费，但是现在首先是在这些最富裕的大城市里面实行免费，令人有些想法。其实这些大城市义务教育是否免费实际意义不是特别大，因为这些城市家长完全具有支付能力，是锦上添花。因此，虽然也是件好事，但是它的意义并没有那么大。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毕竟恢复了义务教育的本意，具有一种示范作用，为实行全国免费义务教育带了个头，这种事情总得有人开始做。如果由国家的力量来做，那么首先应该从最贫困、最边远的地方开始免费。由于中国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以县为主”，中央和省级财政占的比例非常小，所以做不到在最需要免费的地方首先免费。
新京报：是否可以考虑让户籍不在北京但是工作在北京的外来人员子女也享受这样的免费义务教育呢？
汤敏：原则上来说，只要在北京有工作、向北京市纳税的人，其子女如果在北京，就都应享受这样的待遇。当然，我们也要做好调研。防止为享受北京相对高质量的教育产生大量的教育移民。可能导致很多难以在北京找到工作的人，只为孩子上学就涌到北京来，先迁来再说，可能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城市贫民窟现象。
推进义务教育，地方与中央是什么关系？
新京报：在推行免费义务教育过程中，其他地区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杨东平：普及教育是经济起飞的前提，但我们现在很多人通常认为，只有经济发展了，国家有钱了才能办免费的义务教育。事实上发达国家的道路正好是相反的，是教育在先，经济在后。
像韩国和我国的台湾省都是如此。当然在国家财力非常有限的时候，推行免费义务教育肯定是要循序渐进的，它要有一个优先的顺序。
这个优先的顺序就是首先要从最边远、最落后、最贫穷的地区开始普及，像韩国首先就是在那些渔岛、渔村实行免费，然后逐渐向内地发展，最后在城市实现全面免费。
汤敏：我们还是要做好规划。因为在非洲，有些国家突然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这样一下就会造成学校规模迅速扩张，连课桌椅都没有。
我们现在有些地方的小学，你再免费它也增加不了多少学生；但是初中不一样，尤其在农村。很多学生初中都没上就辍学了。这样一旦突然免费，学生可能剧增。比如说像台湾省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的时候开始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当时用了两年时间先把学校扩大起来，投资很多，然后再免费开放，所以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第二就是，免费义务教育这笔钱由谁来出。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公民个人是省钱了，但总得有人出来埋单。
如果完全由乡里、县里或者省里的财政埋单，或许也不完全合理，因为越是这样，贫困地区越是困难。所以一定要中央加强转移支付。中央要是没钱的话，我们宁可把别的方面卡下来，比如说高速公路少修一点，广场少建一点，先把免费义务教育做起来。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都能做到的事情，我们今天难道还不能吗？
新京报：国家在此扮演什么角色？
汤敏：国家当然是一个最主要的角色。实际上我国90％的义务教育经费都是国家拨款的，而并不是说都是老百姓自己交的。个人负担的也就在10％左右。实际上国家已经花了很大很大的力气了。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既然已经花了90％了，何必还吝惜那10％呢？往前再多走一步并不是很难，就可以功德圆满了。
新京报：在推进免费义务教育过程中，地方和中央是什么关系？
汤敏：富裕地区政府看得很清楚，发展义务教育对它自身发展有多重要，本地区人的子女要在竞争中高人一筹的话，它就必须在教育上下工夫。所以越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家庭越知道教育的重要，所以富裕地区愿意掏钱发展义务教育。难就难在贫困地区。所以一定需要中央转移支付，财政分配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公平。老百姓为什么要缴税？缴税就是要让财政分配更加公平，让弱势群体和贫困地区得到足够的照顾。
全国义务教育免费条件不成熟吗？
新京报：我们国家现在全面推进免费义务教育的条件发育如何？
汤敏：这就看你把义务教育放的位置如何。如果你把它放在和国防、外交等同样重要的地位，你就有钱往里投；你把它往后排，那就没钱往里投。比我们国家国力差得多的国家都能做得到，我们怎么就做不到？如果说二三十年前来做有困难，那现在就不是一个国力不足、穷国办大教育的问题。各方面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了。还是我们的财政投资、公共投资的排序问题，是把义务教育排在高速公路前头还是后头的问题。像人均GDP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柬埔寨、老挝、越南、尼泊尔、孟加拉这些国家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目前就中国的情况来说，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能推动免费义务教育？
新京报：家庭为此该做好哪些准备？
汤敏：一个是我们应该支持、理解国家推进免费义务教育。因为这个，高速公路建设慢了一点，大家别抱怨；因为这个，我们的汽油费增加了一点，大家别抱怨。
第二个就是除了国家，我们的社会、企业也应该一起发挥作用。教育投资是无底洞，免费义务教育也存在人才、设备、投入等各方面资源的需求。
最后，教育改革需要进行认真反思。我们现在的教育整个为了考试，是典型的应试教育，使得受教育者死读书，读死书，如果一直是这种状况，即便义务教育完全免费了，是否能培养出三十年、四十年以后参与国际竞争的人才？这是更为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反思：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我们要培养有创造性的、有竞争性的、非常灵活的、有宽阔知识面的人，还是培养死读书的、只会考试的书呆子？
国际竞争重要的是人才的竞争，是人才质量的竞争，是人才素质的竞争。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反思我们的教育体系。当然这也是一个短期和长期的问题：短期内先把义务教育免费，这是必要的，马上得做，这是前提。
（摘自2005年9月25日《新京报》）
责编：子丑 插图：董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