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4期
心有余悸的调动
作者：吃亏是福
17年来，我们曾多少次想托人情，找关系，调进城里。可是，每次我们都望而却步。因为进个县城，至少也要花上个2万块，而且还要跑断腿。据说，某老师为调进县城，单往返车票就塞满了一皮包。“热脸贴人家冷屁股”，我们实在受不了。
后来听说，出省比进县城还容易。因为你走了，减轻了他的财政负担。于是，我们又把目光投向了上海和广东。2003年3月，终于有了一次机会，一位热心的老乡为我们在广东找到了一所学校。至此，调动便成了我们奋斗的目标。
7月1日，广东的干部商调函寄到了我们学校。我们拿着它找学校签字，找县教育局签字，一切都很顺利，心中不禁窃喜：果然如此。这时，有同事提醒说：外调，县教育局是不会卡的，要卡就是地区卡。我自信地说：地区卡，我不怕!地区教育局分管教学的副局长就是我本家侄子(当然是多年没有走动，这次是豁出去了)。这点事，他肯定会帮忙的。
7月16日，一大早我就坐车去找我那分管教学的副局长侄子。当然找侄子也不能空着手。我买了两瓶剑南春、一条红皖(当地名烟)，外加一些营养品，找到了侄子家。还好，侄媳妇非常客气，说，这点事都办不到，那他还当什么副局长？我满面春风地回到了学校，满怀信心地期待着地区教育局放行。
接下来的日子，是那样的漫长，那样的难熬。炎炎夏日，我们在焦急难耐中熬过了漫长的七月。
8月1日，没有消息。
8月2日，没有消息。
……
8月10日，还没有一丁点儿消息。
我们实在熬不住了，又拨通了副局长的电话。副局长说：还没有研究。有消息，我打电话给你。
8月15日，广东打来电话，说，你们可要快点啊!你们的课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
8月16日，我们又找到了副局长的家。副局长说，还没有研究。放，他(指局长)肯定是放的。我们只好将信将疑地回家了。
8月17日，仍没有消息。
8月18日，热心助人的陈老师自告奋勇地对我说，你别再指望你那个侄子了。我带你去找我弟弟（她弟弟是某镇的党委书记)。于是，当晚，冒着小雨，借着昏黄的路灯光，她带着我找到了陈书记的家。陈书记当然不会这么早就回家的，陈老师和她弟媳妇说着话，我尴尬地坐在一边，似一具木偶。10点钟了，锁孔里有了钥匙转动的声音，我立即紧张不安起来。门开了，一个满脸通红、一身酒气的男人进来了。我知道他就是陈书记了。我赶忙堆起笑容，站在她姐姐的身边。陈老师说，王老师真伤心，想调到广东，地区教育局不放。你和钱局长认识，你给她帮个忙。陈书记说，我和钱局长只是认识。不过，明天我给他打个电话，给你说说。我又赶忙连声说：谢谢!谢谢!谢谢!临出门时，陈书记说，大姐，你把这些东西带走。我连忙说，陈书记，您不要见外，我和陈老师亲如姐妹。
这一晚，我睡得格外香甜。
8月19日，我在地区教育局正副局长的办公室门口徘徊。祈求他们早点开会，早点研究，早点放行。突然，我听到一个人通知某副局长，下午4点钟开会。于是，我心中充满了新生的希望。
下午6点多钟，我们走进了地区教育局大门，看见三楼会议室的灯是亮的。心想，果然是在开会。今晚无论如何也要等到结果。天渐渐地黑下来了，局长们从楼上下来，纷纷走向了自己的坐骑。我们茫然地站在那里，我那位副局长侄子，看都没看我们一眼，就坐车走了。这时，我们仿佛掉进了冰窖之中，心一下子凉透了。
紧接着，我们打副局长的手机，打了七八次，结果只有一个：关机。
我们又打他家里的电话，副局长夫人、我那侄媳妇接电话说：他跟钱局长到外面吃饭去了。等他回来再说。于是，我们就坐在副局长家的小区门口，仔细辨认着每一个从小轿车上下来的人，直到10点半，仍没看见副局长的影子。我们又拨通了他家的电话，侄媳妇说：回来了，消息不好。你们自己去找一下钱局长，看他怎么说。
我们拦了一辆的士，叫他开到局长家门口。此时，已近11点钟了。局长家的铁门紧闭着，我们按了一下门铃，没有声音，很显然为了免除打扰，局长己将门铃的电池拿掉了。无奈，我们擂响了那扇大铁门，顿时吠声一片。我们吓得连连后退。
这一晚，我们谁也没吃一口饭，谁也没有合一下眼。
8月20日，我们终于在钱局长的办公室见到了他。他说：要走，可以。你们辞职就是了。和他磨了半天，他还是那句话。
怎么办？是走，还是留？这时，我们想起了许多同事调动时的情景。
一位女教师，为了解决夫妻分居问题，想调动。可是，校长死活就是不放人。万般无奈，她只好贴出“我是一条狗”的哀求告示，并抱着个大药罐子跑到校长家寻死觅活。最后，她走了。
一位青年教师，为了找对象，想调动。向校长哀求过多少次，校长就是不答应。他只好让他那年迈的母亲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校长下跪。最后，他也走了。
还有一位老教师为了儿子调动，不吵不闹，他只是跟着校长。校长到哪，他到哪。校长开会，他开会；校长回家，他也跟着他回家。最后，校长终于屈服了，他儿子也调走了。
想着想着，我们也来了一点勇气，决心破釜沉舟，孤注一掷。
8月22日上午，我爱人在地区教育局会议室，再次苦苦哀求局长大人。钱局长当然不会有丝毫的让步。我爱人说：请您给我们放一条生路吧!局长说：你们辞职就是了。当时，我们心如刀绞。试想一想，我们在偏僻的农村师范工作了17年，如今年过40，好不容易有个地方接收我们，他却逼着我们辞职。想起来，心寒至极。万般无奈，我爱人掏出了刮胡刀片，在自己的手腕上狠狠地划了一道。顿时，血流如注……
如今，我们已在广东工作一年多了。每每想起这件事，仍心有余悸悲从中来。在中国，老百姓办点事怎么就这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