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4期

中国的“教科书问题”

作者:方舟子




  中小学阶段是人们学习能力和记忆能力最强的时期,我们所掌握的科学和人文的基础知识,基本上是在这个时期学到的。但是中小学生的心智还未健全,缺乏怀疑精神和辨别能力,对来自书上,尤其是教科书上的内容,容易轻易地全盘吸收。这就要求教育者在编撰教科书时,要抱着十分慎重的态度,只传授可靠的知识,避免伪知识的混入。中小学课堂不是不同观点货比货的市场,而是择优传授的讲坛。日本有识之士之所以抗议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掩饰日本入侵中国的历史,美国科教界人士之所以抗拒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在公共学校教授神创论,甚至不惜为此大打官司,都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不明飞行物飞入课本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中小学教科书收录违背科学和历史事实的课文、读物的问题,也开始引起了不少关注。据我所知,已被揭露出来的就有:小学语文第6册《月球上也有飞碟吗》介绍说,阿波罗10号飞船登月舱在距离月球表面150公里时,宇航员突然看到一个发光体从月亮上垂直起飞。课文声称“这就是月球上发现飞碟的第一个目击报告”,之后进一步地详细介绍了阿波罗11号飞船在准备进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登月着陆时,宇航员埃德温·奥尔德林(Edwin Aldrin)看到月球表面上整整齐齐地排列着许多飞碟,描绘了其奇怪的外形和飞行过程,并声称奥尔德林拍下了“28张十分珍贵的照片”,以记录整个过程。课文最后总结说:“这些不明飞行物究竟是不是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那些飞碟,它们为什么又出现在月球上,这一切到现在还是难解之谜。”根据“小学语文网”提供的教材分析,该课的教学重点是“了解宇航员奥尔德林在月球上是怎样做的,懂得科学工作者的科学态度对于科学研究是十分重要的。从而使学生产生对新奇事物探索的好奇心。”并且要求学生“搜集有关飞碟的资料说给大家听”,但是这篇课文的作者本身就不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根据美国宇航局发布的材料,“在几次太空任务中,美国宇航局的宇航员报告过没能立即做出解释的现象;然而,美国宇航局每一次都认定,这些观察在太空环境中不能称为‘异常’。”可见关于宇航员在月球上目击飞碟的说法,纯属以讹传讹的谣言。至于在地球上目击“不明飞行物”的报告,经过调查后大部分都被确认为是捏造的或属于自然现象,少部分因证据不足无法确认,但是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它们是外星人的“飞碟”。探索的兴趣不应该通过这种纯属子虚乌有的故事来培养。
  
  民族自豪感与虚构无关
  
  小学语文第7册《长城砖》虚构了一个在美国展览长城砖的故事:“‘确实了不起!’一位宇航员神采飞扬地说,‘我在宇宙飞船上,从天外观察我们的星球,用肉眼只能辨认出两个工程:一个是荷兰的围海大堤,另一个就是中国的万里长城。’”这是假借宇航员之口声称万里长城是从宇宙飞船中能够用肉眼辨认的仅有的两个工程之一。该课的教学目的据说是为了借此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神舟五号胜利返航后,中国第一名太空人杨利伟在回答中央电视台记者提问时,明确地说:“看地球景色非常美丽,但是我没有看到我们的长城。”媒体大哗,许多人据此撰文赞扬杨利伟勇敢地打破了一个“神话”,批评这篇课文散布谬论。杨利伟没有从太空中见到长城,不等于太空中就见不到长城,因为太空是个很模糊的概念,包括的范围很广,长城的可见度与太空的高度、气象等因素有关。事实上,的确有宇航员(例如在太空站工作的美国华裔太空人卢杰)从太空中看到了长城。问题的关键在于,从太空看长城很不起眼,不易被看到。但当它能被用肉眼辨认出来时,还有许多其他工程,包括高速公路、飞机场、大坝、桥梁等等,都可以看到。而到达一定高度后,其他工程还可辨认出来,长城却不可见了。因此,笼统地否定太空中能看到长城是不对的,但是像小学语文课文那样把长城当成用肉眼只能辨认出的两个工程之一,也是错误的。这个有关长城的神话早在人类征服太空之前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可能是源自20世纪30年代国外科普著作中“天文学家说长城是地球上惟一一个可以从月球上用肉眼看到的人造物”的说法。这个在人类上太空之前所做的想像,当然也是错误的。
  
  苏联宇航员的失事
  
  初中语文第5册《悲壮的两小时》介绍了苏联宇航员科马洛夫失事丧生前的感人事迹。称1967年苏联“联盟一号”宇宙飞船在返回大气层后,发现无法打开降落伞以减慢飞船速度,将在两小时后坠毁。此刻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在收看宇宙飞船的返航实况,科马洛夫在其生命的最后两个小时,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领导汇报工作,接受国家领导人授予的苏联英雄称号,并向老母、妻子、女儿一一交代后事,遗言相当动人。
  可惜这个感人的故事完全是凭空捏造的,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毫无科学依据。事实是:“联盟一号”的飞行是冷战期间苏联为了与美国竞争登月项目而进行的绝密行动,并没有电视直播“联盟一号”宇宙飞船返航的过程,而是在失事几个小时之后,才由塔斯社将这不幸的事故公之于众。而且,从科马洛夫发现飞船返回舱打不开降落伞,到坠毁丧生,只有十余分钟的时间,而不是“悲壮的两小时”。当时空军现场指挥官报告说需要急救措施,然后掐断了通讯联系,科马洛夫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伪科学进入孩子视野
  
  初中语文第5册自读课本《史前超文明之谜》一文,搜集了在伪科学图书中反复炒作过的种种奇闻异事,包括“踩在三叶虫上的足印”、“20亿年前的核反应堆”、“矿石中的人造物”、“不可思议的史前文明遗迹”、“超时代的技术”等,声称:“综上种种超文明不解之谜,一些科学家认为有两种解释:一是外星人访问地球所留下的痕迹;一是现代人类文明之前,曾经出现过前一届高级人类的史前超文明。越来越多的人更为相信后一种解释,有科学家提出了地球文明周期进化论。生物考古学家认为,地球诞生至今的45亿年历史中,地球生物经历了5次大灭绝,生生死死,周而复始,最后一次大灭绝发生在6500万年之前。有人据此推断,20亿年前地球上存在过高级文明生物,但不幸毁灭于一场核大战或巨大的自然灾变。亿万年的沧海桑田几乎抹去了一切文明痕迹,仅留下极少遗迹,成了现代人类的不解之谜。”
  在这里没有篇幅来对如此多的“奇闻异事”一一加以驳斥、澄清。我只想指出,所有这些所谓的“不解之谜”,或者是捏造出来的,或者是有合理的科学解释的(例如所谓“20亿年前的核反应堆”乃是天然形成的,并无神秘之处,参见方舟子《科学世界》2002年第9期《假做真时真亦假“神秘现象”》),没有一例是真正令人疑惑不解的。所谓史前超文明的说法,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在科教界被公认为伪科学或迷信,也是邪教的理论基础之一。
  
  再谈达尔文的进化论
  
  中学语文课的辅助读物《新语文读本》(广西教育出版社版)则把海外学者许靖华污蔑达尔文主义的伪科学文章当成宣传科学精神的资料收入。其编者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整个近代历史向科学时代的发展,进化论逐渐被广泛接受,并‘深深地植根于欧洲人的心里’。于是有人把达尔文的进化论推向极端,强调在人类社会也是‘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种族扩张,以致法西斯提倡的种族灭绝也就有了‘理论根据’。经历了两次大战以后,许多知识分子开始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并进一步对达尔文进化论提出质疑。这篇《达尔文的错误》就是打破进化论的迷信,对之发出挑战的代表作。了解了以上进化论的历史命运,你对‘人类科学的发展’,有什么新的认识与体会?”
  生物学界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某些细节(例如自然选择的适用范围,自然选择的单位,进化的步调是渐变还是突变)一直存在着争议,但是没有一个真正的生物学家会无知狂妄到要全盘推翻达尔文进化论的程度。达尔文进化论的基本内容已作为科学事实被生物学界所普遍接受,而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和达尔文进化论没有历史和逻辑关系的社会学说。以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由质疑达尔文进化论,是不折不扣的伪科学。所学专业为沉积地质学、被排斥在生物学界之外的许靖华不是在打破进化论的迷信,而是出于对生物进化论的无知和偏见,在攻击进化论的科学,宣扬自己发明的“幸者生存”的伪科学理论。
  总之,这些课文、辅助读物的内容纯属以讹传讹,非常不严肃、不严谨,甚至有传播伪科学、迷信之嫌,一旦发觉,理当立即更正、撤下,以免谬种流传,误人子弟。
  日本、美国的教科书问题,实际上是政治、宗教问题,是不同的政治派别之争,科学与宗教之争。中国教科书问题的性质与之不同,其错误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编辑方针和态度有问题。上述内容错误的课文,都是从小报或伪科学宣传物中取来的。所以中国教科书问题的解决,相对来说要容易得多,只需从可靠的来源取材,有疑问向专家请教,就可做到。所需要的是编撰者多一点求真的精神、严谨的作风和虚心的态度而已。
  
  《教师博览》编者附言:方舟子先生此文,列举了我国现行中小学教科书中的多处错误。其实,就编者所知,各类中小学教科书的错误绝不止这些。如人教社2002年版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高中语文第三册第147页中,有一“给材料作文”练习,所提供的材料如下:“陈蕃是东汉时的名人,他少年时独居一室而庭院龌龊不堪。他父亲的朋友薛勤见状批评说:‘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他回答说:‘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屋?’薛勤当即针锋相对地反问:‘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个故事引起了后人很多议论,大多论者认为,薛勤的批评是对的。”这个故事见之于《后汉书·陈蕃传》,只是教科书的编撰者对薛勤的观点作了严重的篡改。《后汉书·陈蕃传》关于此事是这样记载的:“陈蕃字仲举,汝南平舆人也。祖河东太守。蕃年十五,尝闲处一室,而庭宇芜秽。父友同郡薛勤来候之,谓蕃曰:‘孺子何以不洒扫以待宾客?’蕃曰:‘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屋乎?’勤知其有清世之志,甚奇之。”可知薛勤对陈蕃的“不扫一屋”是抱着极为赞赏的态度的,根本没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样的话。陈蕃一生,志行高洁,敢作敢为,成为仕林领袖,后在与宦官的斗争中被杀。世人对他有“不畏强御陈仲举”的评价,《世说》中说他“言为世则,行为世范”,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对他有“徐孺下陈蕃之榻”的赞誉。教科书编撰者的这种随意篡改历史、厚污古人的做法,无论其动机是什么,都是十分错误和不应该的,也与科学精神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