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第11期

哈佛为什么拒收高考状元

作者:王 华




  开学前,记者走访了美国Miami大学博士、旅美教育专家黄全愈教授,请他对中美高考的不同做了分析比较。
  “高考”得什么分就上什么等级的学校,这在国内高校招生中几乎是不变的天条。但是,在美国能进好学校的“好学生”,并不一定都有“最好的成绩”,特别是不一定有“最好的‘高考’成绩”。
  黄全愈教授说,中国的高校招生以“高考”成绩划线,简单明了。而美国高校招生则考虑多方面的因素:“高考”的考分、平时的成绩,再加上申请者的“综合素质”,搞的是“三合一”。
  美国“长春藤”名校在招生中使用的计算AI(学业指数)的公式,是根据“高考”成绩和平时成绩计算的,是呈现在明面上的、量化了的东西;而“综合素质”倒是隐藏在背后的、不易量化的东西。
  哈佛每年都拒收不少“高考状元”,如1996年把165个SAT满分的“状元”拒之门外。理由是什么?就是对这个隐藏在分数后面的“综合素质”不满意。
  哈佛招生院长在给潜在的申请者来信时写道:“毫无疑问,要进入像哈佛这样的大学,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既没有人能打保票也不可能有什么神奇的录取公式。学业表现包括高中的成绩、SATⅠ或ACT和SATⅡ的考分,对录取委员会来说非常重要。然而,其他的因素诸如个人的特长、参与社区的活动、课外活动也很重要。”
  “综合素质”听起来好像挺“虚”的,但比起干巴巴的分数,更能凸现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来。相对于国内只看“高考”分数,不看综合素质的招生原则,这种以“综合素质”取人的方法更为人性化,更有人情味。
  美国的高中生能否获得毕业证书,除了学分、成绩等要求外,还要求无偿地为社会服务数十个小时。这只是最基本的“毕业”要求。至于申请大学时,六七十个小时的“学雷锋”还远远不够。
  黄教授说,有些高中生的学业并不突出,就因为“学雷锋”非常突出,而被大学录取了。比如,有的学生每年的暑假都到非洲或南美洲一些不发达国家去帮穷人盖房子,经年不渝,终于感动“上帝”。
  普林斯顿大学曾录取一个推售了大量的童子军饼干的学生。这个孩子异想天开地闯到某大公司,点名要见CEO。见到CEO,孩子拿出几盒饼干,开始向不苟言笑的CEO兜售。从饼干怎么美味,讲到卖饼干的钱将怎样帮助贫困孩子,再讲到如果该公司做了这件善事将在社区造成的影响……孩子的胆略和智慧终于打动了CEO。CEO大笔一挥订购了童子军的饼干,数量大得让孩子目瞪口呆。孩子的胆略和智慧还打动了普林斯顿。大学看重的是这个敢想能做、与众不同的学生表现出来的潜在的领导素质。
  寻找“未来的领导人才”,几乎是美国每一所大学都在积极追求的东西。除了领导素质,美国大学招生办还要考查学生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的情况。
  许多中国的小留学生刚到美国时,对高中生用大量时间参加社区活动感到很吃惊。他们原以为到了“个人主义”至上的美国,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公益活动。谁知,即便是那些平素对学习最不感兴趣的美国孩子,在一些公益活动中也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在把“课外活动,社会活动和个人特征”分成等级后,高校招生办公室再根据你的AI(学业指数)的等级和“课外活动,社会活动和个人特征”的等级来做综合评价,这就是决定命运的综合指数。
  以普林斯顿的5级制为例,如果你的AI(学业指数)的等级和“课外活动,社会活动和个人特征”的等级都很高,例如:1/1;1/2;1/3;2/1;2/2;2/3,即学业指数是1级或2级,同时“课外活动,社会活动和个人特征”的等级也在1、2或3级之间,你被录取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特别是那些两方面都达到一级或二级者,无论是哪个学校,几乎都会百分之百地录取。
  越是顶尖的大学,越会注意特殊的人才。其实,道理也很简单,成绩好的人多得是,“高考”满分者上千人,但特殊人才却是“凤毛麟角”。
  在采访即将结束时,黄教授总结说,教育必须植根于社会,才能培养出综合素质高的、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而不是只会“应试”的书虫。
  把考试看做指挥棒,用考试这个“指挥棒”,去指挥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过程,甚至整个教育体制的运转,这是应试教育的根本弊端。
  “高考”,是应试教育的最集中表现,而“高考”的最直观表现是用考分作为惟一的标准去衡量人才。于是,在考试这个指挥棒的“鞭策”下,千军万马拥向了独木桥……
  用什么样的评价体系来评价人才?怎样评价人才?怎样选拔人才?都直接影响到教育的基本目的——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值得国内教育界同仁认真思考。
  (龚凉冰荐自2003年8月29日《现代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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