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第11期
蔡元培缘何成为“中国第五”
作者：袁 瑜
据此，我们不禁要问，在中华五千年的漫漫历史长河中，浪花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而蔡元培缘何以第五名的座次，为世人所景仰?
有人说，缘于先生乃中国现代教育的先驱；
有人说，缘于先生以天下为己任、倾心致力教育救国的胸襟；
也有人说，缘于先生卓尔不群的战略思维、长远眼光、国际视野和前沿意识。
笔者则以为，缘于先生炽热的爱国、报国、救国之心，强烈的民族、民主、科学意识对沉靡颓废的中国近代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教育诸领域，发挥振靡起衰、挽澜砥柱作用的其他人无可比拟的巨大事功!具体些讲，是先生对中国现代教育的七大贡献。这七大贡献分别是：创办爱国学社；取消大学经科，正式设立文科；开大中学校吸收女生之先河；重视社会教育，主持设立“社会教育司”；创立新汉字，推广普通话；开设美育课；改造旧北大。
了解北大的人都不陌生，1917年以前的北京大学实在不成体统，不像样子!其道德之沦丧，风气之败坏，实为触目惊心，大有不可救药之势。有的教员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倒不小；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些有钱的教员与学生则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吃过晚饭后便坐洋车直奔“八大胡同”嫖妓。更有甚者，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即所谓的“结十兄弟”，就是十名臭气相投的学生结拜做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做官，谁的官大，其他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做秘书。由此可见，当时的北京大学，简直就是一座衙门，一个“官僚养成所”，哪里像什么“最高学府”！
1916年冬，蔡元培先生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
先生上任第一日，校工们列队在大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一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官僚作派，脱下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友们回鞠躬礼。不久，先生又通报全校，变“呈文”为“公函”，变“听差”为“工友”，一下拉近了校长与校工及师生间的距离。先生的平易近人、礼贤下士，着实令师生与校工们惊讶、钦佩不已!
先生北大视事后不久，即面向全校师生发表就职演讲，阐述他“教育救国、学术救国、道德救国”的著名的“救国三论”。他说：“大学乃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尤当以养成学问家之人格，而不当以升官发财之阶梯，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他还讲“官可以不做，国不可以不救”，“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这样精辟、勇敢、诚挚而富于感动性的呼声，震开了当年北京八表同昏的乌烟瘴气，不但还北京大学一个新灵魂，而且给全国青年一个新昭示。
稍后，先生大力推行“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办学方针，不拘一格延请人才，聚拢天下精英为我所用。先生广泛招揽天下俊彦，既吸纳新派胡适，又容留复辟派辜鸿铭；既吸纳共产党李大钊，又容留帝制派刘师培；既吸纳国家主义派李璜，又容留无政府党派李石曾；既吸纳激进派陈独秀，又聘任乡村建设派梁漱溟……先生休休有容之度量，非一般人所能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被章士钊、梁启超、周谷城、沈尹默、梁漱溟等名流极力反对的圭角毕露的激进派陈独秀，细行不检的新派胡适，终为先生所聘用。其结果，一个成了缔造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一个则做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闯将。
再后，先生亲自主持成立了各种协会组织，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雄辩会、行知会、静坐会、爱国学社、进德会、新闻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等。同时，他还倡导创办了《新青年》、《新潮》等颇有影响的期刊杂志，试图努力将学生的精力与注意力引导转移到读书、研究学问、关心国家大事上来。
直至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北京大学将心忧天下的理念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北大学生的人生观与世界观由此得到了一个空前的质的升华。此时的北大已成为一所抱定“学术救国”宗旨的真正意义上的最高学府了。也正因为此，北大名扬天下，成为全世界瞩目的名校。
诚如傅斯年先生所言：“蔡先生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伟大文化，具其一已难，兼备尤不可观。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傅先生一语成谶了!
不信，且看今日中国之教育，正如一位耿介的老教授一针见血所指出的那样：“学校里人文精神的严重失落，早已是掩盖不了的事实。许多学校几乎成了养成资格之所，学位、职称成了不少师生惟一奋斗追求的目标，做大官、赚大钱、娶美女毫不遮掩地成了许多学生上大学的公开动机。在这种实利主义教育的巨大诱惑下，不少领导忙于创收、忙于升官、忙于出名、忙于‘钱学交易’。机构的商业化、官僚化运作使得很少有人真正地关心科研与教学，最后无可避免地导致了科研与教学的大幅度‘滑坡’。”
嗟夫，敬爱的蔡元培先生!冥冥中，您老先生如果地下有灵，您想说什么呢?
（荐自《山东教育》2003年7、8月合刊）
■责编：尤文插图：陈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