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第7期

不要欣赏“违法语言”

作者：毛志成

　　1950年，斯大林写了《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对于斯大林的多方面功过，这里不必去说。单是他对语言学的理解和看法，还是值得肯定的。那时，苏联有个“泰斗”级的语言学家马尔，在语言问题上搞了极左，热衷于强调语言的阶级性，推崇所谓的“革命语言”，其中就有突破传统的俄语语法的意思。马尔的地位、名气很大，门徒很多，并对持不同观点的人进行了霸主式的压制(包括打击)。在这种形势下，斯大林写了《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首先，斯大林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没有阶级性”。同时，又对马尔的“学阀”式行为(特别是压制语言学界的新生力量)进行了无情的批评。
　　语言的法则其实只有两个。一个是，语言从属于人类的思维逻辑，这一点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另一个是，语言习惯具有很强的民族性，不能草率地破坏这种传统。这一点，我看斯大林的看法是对的。
　　语言习惯、语言传统的更新，无疑是对的，也是必须的。但改造的只能是语言模式、语言风格，而任何人也很难改变基本语法。任何通顺的语言，都不能在语句的基本成分(如主语、谓语、宾语、补语、定语、状语等)之中，任意地否定或增删这种成分。可以合理地添加或省略，但不能另造一种无序式的语言。有人偏要这样干，除了低能上的原因之外，还可能有不光彩的名利因素。记得当年斯大林在文章中写了个错字(词)，发表之后便有人写了献媚式的吹捧文章，硬说斯大林使用的这个错字(词)非但无错，而且非常高明，有什么什么特殊含义。斯大林的回答是：“笨蛋!是我写错了。”
　　不尊重语言法则的事，平常人常犯这种错误，有时大人物也不例外。当年毛泽东在抄录他自己的诗句“一枕黄粱再现”时，写了个错字，误将正确的“粱”字写成了“梁”字。大学者郭沫若非但没有提示，还写文章赞扬这个错字用得多么精妙，多么不平凡。
　　看来，破坏语言法则的事，内含的意识、心理都有可能不健康。
　　五十年代初，毛泽东提倡“学一点语法”。《人民日报》也曾发社论，标题大约是《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大意，记得不确)。后来，当时的年轻语言学家朱德熙还在《人民日报》上写了连续性的语法常识专文。
　　语言风格、风韵无疑要不断革新。“五四”提倡白话文，并打败了古文，功劳很大。“五四”至“三十年代”文人搞的“大众语”，后来演变为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劳动人民语言”，一度也是有生气的。再后来，这样的语言犯了左，沦为“假大空”，越来越僵。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新时期文学”起，至今，强化语言的生动化、活跃化、多彩化都是好事。但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恪守中国语言的基本语言法则、基本修辞法则的基础上。否则，就是对语言的违法、犯法，当然也就是对语言法则的破坏和摧残。
　　近年来，对中国语言的违法、犯法、破坏、摧残的现象日益醒目，并以此认为这是文采、这是才气的也不少。例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诗歌否定了标点，否定了句式上的大体整齐，否定了押大体的韵；在书写格式上追求“无序”，将任意性的字、词、句跳跃地堆放在一起；甚而将错字、病句、怪语的使用视为“语言才能”。在小说、戏剧、散文中，刻意地使用野语、秽语。在学术文章中，故意舞弄和堆砌洋式的、怪僻的玄虚概念或艰涩术语，以“使人读不懂”为才学。这些，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语言上的违法、犯法，也是修辞上的病态化。
　　对此，为什么有人提倡、推崇、欣赏?原因只有三条：一是基本语言能力的不足备，误以为语言不必去学、去练就能自通；二是为了哗众取宠式的表演，邀才子之名；三是受名利意识的驱动，强化无序语言刺激性，招徕“广告效应”。
　　其实，这样的语言不仅涉了无法(破坏语法)、犯法(如肆用怪语、亵语、秽语)、违法 (如修辞上的任意化、放肆化)，而且在语言品质上也有一点贱。
　　总之，我们不能欣赏任何违法性的语言，要致力于提高和强化语言秩序！
　　责编：唐河插图：刘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