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第7期
“高考移民”：挑战公共教育体制
作者：郭 立 柳昌林 李 斌
又到高考报名时。面对各地客观存在的高考“分数差”和不同的录取率，教育发达地区的考生纷纷采用转学、迁移户口等方法到教育欠发达地区应考。
这一大约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高考移民”现象，90年代后渐成气候，且呈愈演愈烈之势。
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率仅为13%，这一现象更牵动着千家万户，事关教育公平和偏远地区发展，已成为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
“高考移民”风越刮越猛
和沿海省份相比，新疆录取分数线一般约有20分的差距，因而一直是“高考移民”的“重灾区”。1998年，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就查出250多名“移民”考生。时至今日，形势更为严峻。据不完全统计，今年新疆共有8.7万名考生报名，报名阶段已查出不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890名，其中大部分是“高考移民”。虽然政府部门出台了责任追究制等措施，仍有人“顶风作案”，特克斯县一名户籍民警，一夜之间为“高考移民”开出30多本户口，伊犁州有关部门正在查处。
记者在新疆招生办刘延胜主任的办公室见到，前来说情和打电话咨询的人络绎不绝。一个电话反映说：“阿勒泰地区二中高三本学期转来一百余名来自北京、安徽、山东、河南等省市的考生，文科补习班由20人增至60余人，理科补习班由1个班变为2个班。高三（8）班人满为患，教室里已经坐不下，学生在走廊安桌上课。”
“一多一高二低”（招生计划多，录取比例高，录取分数低，报考条件要求低）的现状，使海南成为“高考移民”向往之地。省外考生将户口迁入海南报名的人数在逐年增加，1999年198人，2000年293人，2001年586人，2002年增至1875人，来自24个省份，占全省考生总数的9.5%。2002年高考前，海南省查出持假学生档案报名的外省就读生1人，持假户口报名的24人，两地重复报名的167人。
记者调查发现，“高考移民”出现了“两头流”的趋势：一方面是大量流向新疆、宁夏、青海、内蒙古、山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一方面是少量流向北京、上海等录取比率较高的教育发达地区，但因进入“成本”较高，尚未形成规模。
本地生与“移民”矛盾日渐尖锐
“高考移民”的大量增加，打破了各省高考原有的平衡状态。尤其是在教育欠发达地区，当地学生与“高考移民”的矛盾冲突日益激化，甚至引发一些群体性事件，危及社会稳定。
从1999年到2002年，高考成绩达到海南本科第二批录取分数线以上的，省外考生所占比例节节攀升，由4.1%到11.7%。尤其是2002年，第一批本科入围人数中省外考生占23.5%，比例之高，令人惊叹。
这些情况无异于“火上浇油”。去年高考前，近400名应届高中毕业生聚集海南澄迈县县委门口，高喊“保障海南学生利益”、“反对外地学生来琼考试”等口号，抗议日趋严重的外省考生来琼高考现象。就在同一时间，海口市和其他市县的数百名学生集会海口万绿园，呼吁有关部门保障海南考生的权益。
今年3月7日，新疆霍城县三中100多名高三学生集体罢课、静坐，打出“公平竞争，反对高考移民”的横幅，并选出学生代表与校方交涉。校方和当地有关部门进行教育说服后，查实内地赴疆的考生71名，其中取消报名资格的有11名，另有60名考生自愿返回内地参加高考。类似事件也发生在新疆玛纳斯县一中。
内蒙古高考招生委员会副主任何瑞芝承认，过去西部省区地方教育部门的一些人员往往为了提高当地高考升学率、出于人情等原因，对考生“移民”大多采取默认的态度。但近年来这种现象愈演愈烈，竟然出现了专门为外省籍考生办理户籍、学籍，从中牟取暴利的“招生掮客”，严重影响了高考招生秩序，侵害了本地考生的利益，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
“只堵不疏”凸现尴尬境地
针对“高考移民”现象，各地纷纷出台措施：新疆由教育、公安、监察和民委4部门联合把关，对考生进行资格审查，并实施责任追究制；内蒙古出台了具体规定，严厉查处“移民”考生；宁夏则在各级教育部门设立举报电话，并向社会予以公布。教育部也出台过文件，予以制止。
然而，专家对此提出质疑：“堵”固然有一定效果，但“堵”只是增加了“移民”的成本和风险，“只堵不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高考移民”问题。
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王烽博士说，作为一个新问题，“高考移民”暴露出我国教育体制存在的一些问题。“移民”固然侵犯了当地考生的利益，挤占了名额，但为何一样的考试，各省分数线的差异有的高达百分？湖南一位家长说，孩子班里的同学不少去了海南，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想办法去？
清华大学刘西拉教授“反对‘高考移民’”，但他也认为，从全国来讲，高考分数差异确实值得关注。近在咫尺，而一位考生在南京还是在上海考，结果可能完全两样，因为江苏考分非常高。
有关专家质疑，教育欠发达地区录取分数线略低的政策实施几十年，并未实现提高当地教育乃至经济水平的“初衷”，因为考出去的学生大都流失到经济发达地区。但也有专家指出，不能光算录取分数和录取率不相等这笔“小账”，还应算各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这笔“大账”。如2000年上海毛入学率为37%，四川只有9%。“一些教育欠发达地区的高考录取率固然较高，但整体上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还是少”。
“‘高考移民’凸现出中国公共教育体制正在遭遇的挑战。”教育政策专家劳凯声教授说，不同地区不同分数线，是一种典型的计划体制的做法，越来越遭受质疑。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已经打破了教育领域原有的社会关系和利益格局，人们要求享有一种更高水平、更公平的教育，以及一种更公平、更均衡的利益分配格局。教育权是最大的公平权，在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公平分配上，政府责无旁贷。
他建议，高校招生政策必须坚持两个“基本点”：一是必须保证招生录取的机会均等，以能力为本位，人人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不应设置多个录取标准；二是市场不能提供的如老、少、边、穷地区急需的人才应由国家加以解决，并以严格的程序予以保障，否则易造成新的不公平现象。
专家们指出，解决“高考移民”问题，我国必须从教育公平入手，一方面进一步提高“门槛”，严把报名关，杜绝腐败；一方面应着手解决一些根本问题：一是缩小过大的高考分数线差异；二是改革现有全国统一高考模式，增加高校自主考试招生的权力；三是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增加欠发达地区教育投入，提高教育水平，带动经济发展；四是采取教育行政听证、咨询和监督等制度，提高教育决策的科学性，体现教育公平。
“不管怎样，作为一个新问题，‘高考移民’必须引起重视，认真对待，慎重解决。”清华大学刘西拉教授说。
（据新华社2003年4月13日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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