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第4期
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作者：余 玮
一个平易、谦和、淡泊的“寻常百姓”
钱家的客厅，２０来平方米。据说房屋装修时，蒋英对装修的“指示”是“不搞豪华，要像教授的家”——于是处处节约，地板还是旧的，有些地方已经磨掉黄漆露出原色。就在这间客厅，江泽民主席看望过钱学森老人，向他祝寿。一张江主席满面笑容地和左耳挂助听器的钱老促膝交谈的照片就摆放在书柜里。就在这间客厅，正值英年的钱学森曾多次召集研制导弹、卫星的技术负责人讨论方案，研究课题。中国导弹发射、卫星上天的设计图，有些就是在这里描绘的。
钱学森回国后，完全靠自己的工资生活。作为学者?熏除了工资之外，他还有一些稿费收入，晚年也曾得到过较大笔的科学奖金。但他把自己一生所得几笔较大的收入统统捐了出去。
钱学森一生曾任不少要职。但一般人不知道，他对这些“官位”一点也不在意，他说：“要不是工作的需要，自己宁可什么‘官’也不当，我是一名科技人员。”
在钱学森的履历表上常有“任国防部五院院长、副院长”的字样。事实上他先当的是院长，后当的副院长，岂不是降职了？其实，这就是钱学森和常人不同之处。１９５６年，他向中央建议，成立导弹研制机构，这就是后来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钱学森担任院长。但是随着导弹事业的发展、五院规模的扩大，钱学森作为院长的行政事务也越来越多。为此，他给聂帅写信要求退下来改正为副，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上级同意了他的要求，使他从繁杂的行政、后勤事务中解脱出来。
钱学森是全国政协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副主席。当然，第六届他并不是换届时选进，而是中间增补进去的。但在第七届任满时，他就给当时的政协负责人写信，请求不要在八届政协安排任何工作，说“这是我身体条件的实况”。但是这个报告没被批准，直到１９９８年全国政协八届换届时，钱学森才从副主席的位置上完全退下来。
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１６日，中央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高规格新提法。授奖厅里掌声雷动，大家急切地等待着、猜测着，钱学森会怎样表达自己激动的心情呢？在荣誉面前，钱学森劈头就说了一句让人万万想不到的话：“今天我不是很激动。”为什么呢？钱学森解释说，因为他已经激动过三次了，有一次就在不久前。第一次激动的时刻是在１９５５年，我被允许回国了。我手里拿着一本在美国刚出版的个人写的《工程控制论》和一大本我讲物理力学的讲义，交到老师手里。他翻了翻感慨地跟我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我钱学森在学术上超过了这么一位世界闻名的大权威，为中国人争了气，我激动极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心情激动。
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时，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简直激动得睡不好觉。这是我第二次的心情激动。
第三次心情激动就在今年。我读了王任重同志为《史来贺传》写的序，在这个序中，他说中央组织部决定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人作为解放４０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能跟他们并列，心情怎不激动？有了这三次激动，我今天倒不怎么激动了。
一个视祖国与民族高于一切的“海外赤子”
钱学森自１９５５年离开美国再也没有回去过。他对美国朋友和科学同行十分友好，并保持着联系，但他坚持只要美国政府不对当年“驱逐”他出境正式道歉，他今生今世绝不再去美国。当年在美国的日子里，他学习起来游刃有余，但生活上却有些不习惯，特别是有些美国人瞧不起中国人的傲慢态度令他生气。一次，一个美国学生当着钱学森的面耻笑中国人抽鸦片、裹脚，钱学森立刻向他挑战——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比你们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你们谁敢和我比？到期末看谁的成绩好！钱学森怀着这样一颗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只用一年时间就拿下了飞机机械工程专业的硕士学位。
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学宗旨，各专业学科的学生都要在学期内到对口的工厂、科研部门实习。钱学森应该去飞机制造厂实习。可是，他没有想到，美国的飞机制造厂只准许美国学生去实习，不接纳外国学生。这种民族歧视是钱学森在美国遭受的又一次沉重打击。挫折和困难并没有动摇他为祖国强盛而发愤学习的决心。既然学习航空工程走不通，他决定改学航空理论，并大胆地毛遂自荐，投奔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的世界航空理论权威冯·卡门教授。钱学森很幸运，冯·卡门这位以学风严谨著称的“超音速飞行之父”破天荒地接收了他。从此，他的人生旅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在空气动力学研究和航空技术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钱学森获得博士学位后，导师把他留在了自己身边工作。很快，钱学森便在数学和力学这两个领域崭露头角。钱学森与冯·卡门共同开创了举世瞩目的“卡门——钱公式”。冯·卡门率先提出了高超声速流的概念，又由钱学森科学证明了。它的提出和证明，为飞机克服热障提供了理论依据，为航空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从此，钱学森的名字传遍世界。
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心底盘算着如何回归祖国大陆。他万万没有想到，为归国竟历尽千难万险，经受了长达５年多的折磨。在这５年中，联邦调查局的人时常闯入他的住宅，连信件与电话也一一检查。然而，无论是金钱、地位、荣誉和舒适的生活，还是威胁、恫吓、歧视和折磨，都未改变钱学森回归祖国的坚强决心和意志。
１９５５年１０月，钱学森带着妻子和一双儿女转道回国，当时内心的激动自然难以言表。从此，他的名字，与中国的火箭、导弹与航天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多次“失踪”后带来惊喜的“科学帅才”
钱学森回国后不久，便一头扎在了大西北，冒着狂暴的黄沙，顶着火辣辣的烈日，在人迹罕至的大沙漠中与科技人员一起风餐露宿，日日夜夜地研究解决许多重大的国防科技难题。那期间，钱学森往往一去便是几个月，没有书信寄回家。有时，他神不知鬼不觉地返回来，妻子问他去哪里了，为什么瘦成这个样子，他只是淡淡一笑，说一声“没关系，不用担心”，就算支应过去。他的工作和行动高度保密，行踪不要说对朋友保密，连对家人也绝对保密，谁也不知道他在干啥。其实，钱学森没有失踪，这时他正在戈壁荒漠之上紧张地进行着“东风一号”近程导弹的发射准备工作。这颗导弹是在钱学森的领导下，技术人员和工人奋战了７００多个日夜研制成功的。此时，它已矗立在发射架上，等待着发射指令。
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５日，新华社发了一条电讯稿：我国第一枚“东风一号”近程导弹在我国西北地区发射成功，精确命中目标……蒋英看到消息，刹那间脸上露出了笑容——莫非是他？莫非他就在“我国的西北地区”？钱学森回来了，蒋英经“质问”验证了自己的猜测。
一对科学与艺术联姻的“黄金搭档”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搞科学技术的和搞艺术的，中间隔着很远的距离。但是，在钱学森的家里，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们不仅感情甚笃，而且在艺术上、事业上也有共同语言。
钱学森钟情于蒋英，同时也钟情于他和蒋英共同酷爱的音乐。钱学森自幼酷爱艺术，对美术、书法都有广泛的爱好。大学时代他是有名的铜管乐手。
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期间，波士顿交响乐团每周都要演出一次，没有特殊情况，每个周末的音乐会他几乎都要从远道赶去。为了听音乐会，钱学森宁肯节衣缩食。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蒋英在中央实验歌剧院担任艺术指导。每当登台演唱，蒋英总喜欢请钱学森去听，请他欣赏、评论。有时钱学森工作忙，不能去听，蒋英就录下来，带回家，待他休息时再放给他听。
近几年，虽然因行动不便而卧床，但钱老的工作却从未间断，身边的人员特意为他准备了一张可活动的工作台。他每天翻阅当天的报纸，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床前小桌板上摆满书籍，他思维的触角感应着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还不时爆发出新的思想火花，就好像在他的时间表上永远没有晚年。
（徐厚裕荐自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０日《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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