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蓝中的瑰宝——清雍正珐琅彩题诗过墙梅竹纹盘




  名称:雍正珐琅彩题诗过墙梅竹纹盘

  制作时间:清雍正年间

  规格:直径17.2cm

  价值:3252万港币

  类别:珐琅彩瓷。珐琅器主要有两种,一是源自波斯的“铜胎掐丝珐琅”,约在蒙元时期传至中国,明代开始大量烧制,并于景泰年间达到了一个高峰,后世称其为“景泰蓝”。此后,景泰蓝就成了铜胎掐丝珐琅器的代称。另一种是来自欧洲的画珐琅工艺,它在清康熙年间始传入中国。

  持有者:在香港佳士得的“中国艺术精品”拍卖会上,这只雍正御制的珐琅彩题诗过墙梅竹纹盘打破同类雍正珐琅彩盘的最高成交价纪录,据悉是一位亚洲买家托人购买的。

  流失时间:民国初年

  流失原因:战火连天的清末,使得大量官瓷流入延清堂,后被私人收藏家买走。

  曲折经历

  清朝的御制珐琅瓷器,不同时代瓷器的制作都深深地受到皇帝的审美情趣、性情爱好以及他的政治抱负的影响。从康熙开始,清朝皇帝对瓷器烧造所投入的心血,远远地超出前朝君王。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珐琅彩瓷便是康熙首先发明创造的。

  在康熙年间,法国传教士进贡来铜胎画珐琅,皇帝看了之后一见钟情,于是决定在宫中尝试制造,并把这种珐琅工艺移植到他所喜爱的瓷器上。在当时,烧制珐琅的瓷器是比较困难的。它的烧制方法和其它瓷器也不尽相同,也是唯一在皇宫中搭窑烧制的御用瓷器。当陶瓷的素胎在景德镇烧好后,将素胎运至紫禁城内,由宫中画师画上图画、上好彩料,当时的彩料都是从国外进口来的,最后在宫中烧成。铜胎画珐琅的工艺来自西洋,康熙广为召集会画画的外国传教士,甚至每见到一个传教士就会问他是否可以作画,如果回答是,这名传教士就会被半强制地请进宫内,与工匠们一起烧造珐琅彩。

  为了方便康熙随时亲临作坊巡视督察,烧制珐琅彩的“小窑”都设在养心殿。一件瓷器,由皇帝直接授意、亲自过问,并且就在皇宫内烧制完成,这在中国乃至世界是绝无先例的,因而越发显得珍贵。在康熙皇帝的直接督管下,珐琅彩瓷器终于在康熙去世前烧制成功。这一时期康熙珐琅还是和铜胎画珐琅风格一致,图案多以花卉为主,珐琅颜料也全部依靠外国进口。

  到了公元1723年雍正皇帝即位后,他继承了康熙皇帝对珐琅彩的酷爱。在他的倡导下,珐琅瓷器有了一定的发展。雍正皇帝登基以后,当时就让他最信赖的十三弟允祥来负责内务府造办处的工作,也具体参与珐琅彩瓷器的烧造。在康熙到雍正六年以前这段时间,珐琅彩瓷器的珐琅料,还需从西洋进口,颜色也只有八九种。到雍正六年,国产珐琅料终于炼成,而且它烧炼出来的花色、品种,比进口料还要多,足以保证珐琅彩瓷的创新需要。

  雍正对珐琅瓷器的痴迷程度远胜于他的父亲康熙。他不仅亲自设计瓷器的样式,就连使用的原料、绘画图案乃至器物的高矮尺寸都要一一过问。在历史的记载中,雍正六年二月十七日这一天,雍正皇帝上午先到中和殿、保和殿检视第二天到先农坛祭祀的祭器,回到养心殿后他又批阅了三份奏折,发了两道谕旨。就是在这样繁忙的情况下,他还对珐琅彩瓷器具体的器型、花样、材料做出细致的批示。

  这件雍正御制的珐琅彩题诗过墙梅竹纹盘就是这个时期烧造出来的。这些珐琅彩瓷就作为皇室们把玩的器物一直摆放在宫中。康熙年间的珐琅画以铜胎画为主,到了雍正年间,珐琅画的内容糅合了中国较为传统的花鸟画技法,因此无论是工艺还是艺术水平上都比康熙时期有了很大的进步。烧制成的这件珐琅器皿一直摆放在故宫内。由于宫廷对于瓷器的偏爱,明清时期很多烧制瓷器的窑都是官窑。从而在很长时期内,根据清朝的规定,古玩界经营明清官窑瓷器是违法的。官窑瓷器是相对于民窑瓷器而言的,是专门为宫廷制作的宫中用瓷,因而精美之极。一般民间百姓,是很难有机会见到官窑瓷器的。但在清代末年,随着清廷统治的摇摇欲坠,一些原本为宫廷所用或被帝后嫔妃玩赏的珍贵瓷器,却不断流出清宫,被民间收藏者购藏。

  清宫御用瓷器的外流,始于清咸丰十年(1860年)。这一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使收藏在圆明园的官瓷流散出来,一部分在北京、天津等古玩市场上出现,也有的出现在香港和欧洲古玩市场。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占据北京,收藏在紫禁城、颐和园、圆明园的御用瓷器再次外流,使民间官瓷进一步增多。在那时的古玩业流传着一句这样的口语:“买好绸缎到瑞蚨祥,买好药到同仁堂,买好硬片到延清堂。”硬片,指的就是瓷器,它是相对于称为软片的字画而言,又有称瓷器和字画分别为硬彩和软彩的。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内务府总管文索出资九千两银子,开设了一家名为延清堂的古玩铺,专门经营官窑瓷器。延清堂在古玩界存在了25年,其中有23年由丁济谦担任经理,因此,丁济谦与明清官窑瓷器的散佚,关系巨大。自延清堂开办以后,清廷关于民间不许经营、使用官窑的规定,基本成了一纸空文,一度有不少官瓷出售。文索之所以选中丁济谦为延清堂的经理,一方面是因为他具有文人气度,胆大心细,交际很广,鉴定瓷器也有一定的眼力;另一方面,早在光绪二十年前后,他便专门做提溜包的古玩买卖,经常进出官府衙门,并且私下买卖过官窑瓷器,对官窑比较熟悉。

  由于有文索在背后支撑,丁济谦做生意特别大胆,琉璃厂的其他古玩商只能望其项背。随着延清堂实力的不断雄厚和清王朝的日益腐败,延清堂逐渐成为文索聚财的基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之后,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惶出逃西安。第二年,慈禧太后从西安返回北京,见宫内丢失了大量包括御用瓷器在内的文物,曾下令在北京城内查抄。但这样的命令只不过是为了维护朝廷的尊严而已,所以当庆小山启奏:“变查抄为收买,以安民心”之后,慈禧太后便马上同意了。文索最早得知这一消息,开始利用延清堂收买了大量从清宫流失的珍贵瓷器。

  民国初年,热河行宫被盗,大量存放在行宫的御用器物流失民间,其中有不少都到了延清堂丁济谦的手中,如康熙官窑豇豆红尊、柳叶尊、郎窑瓶、古月轩珐琅器等,在普通的古玩铺是根本看不到的。当时,担任热河都统的是熊希龄,他与丁济谦很有交情,有人认为是丁济谦与其密谋盗窃牟利,然后又制造了被盗的假象。

  后来,袁世凯的民国政府曾捕获了一位所谓的行窃者,并派人到丁济谦的延清堂索取脏物,但丁济谦却表现得毫无畏惧,在法庭上大声说道:“我是公买公卖,将本图利,有卖的我就买,我不是偷盗来的东西。应该负失盗的责任是熊希龄,他是热河都统,你们有胆量找他去。”丁济谦之所以敢这样大闹法庭,一是因为他与民国政府的上层人物过往从密,二是因为这时的熊希龄已是民国政府的国务总理兼财务总长,谁敢去找他算账?于是,热河行宫被盗案,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在丁济谦的管理下,延清堂生意越做越大,几乎所有的清宫御用珍品,延清堂都有。延清堂成为中国古玩界的首户,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收藏家光顾、购买,使延清堂成为清宫散失的御用瓷器的聚集、再散佚的中转站。目前,很多国外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珍藏的明清官窑瓷器,都购自延请堂,当然也包括这只御制的珐琅彩题诗过墙梅竹纹盘。这件国宝再次出现是在香港万豪酒店举行的佳士得2002秋季拍卖会“中国艺术精品”,全场成交榜魁首即为611号拍品清雍正珐琅彩题诗过墙梅竹纹盘,成交价为港币3252万,令人拍案称奇。

  在拍卖会上,清雍正时期的珐琅彩题诗过墙梅竹纹盘先声夺人,创下了雍正珐琅彩纹盘的拍卖最高纪录。当拍卖师由1200万港币开始叫价,约有两三位现场买家应投,当拍价价码到达2300万港币时,只剩现场两个人对峙,双方进度很慢,考虑得很冷静,当叫价升至2600万港币时,又有新买家加入竞争,现场一位竞投者则退出,只有两位男士继续争夺,一位坐于前排的男士通过免提电话与人商讨,价钱每次“升级”,都良久考虑,到2950万港币拍卖价时,他先是摇摇头,再考虑一会儿,终于决定接受这个价格,最后以3252万港币买得该“珐琅彩纹盘”,赢得全场掌声。

  拍得该“珐琅彩纹盘”的这名男士透露,是一位亚洲买家朋友托他购买该盘,认为其质量极佳,这个价钱相当值得,并不太贵;在应投时显得犹豫,只是不想在过程中操之过急,令其它人觉得仍有将价钱提升的机会,事实上他早考虑到以这个成交价购买该盘。

  国宝内涵

  清雍正朝中期,清内廷作坊成功研创出一系列珐琅色彩,珐琅技艺至此发展至极致。“御制珐琅彩梅竹纹盘”为雍正年间宫廷御用器物,绘工极其精致细腻,是内府作坊绘瓷师傅的杰作。双方框“雍正年制”蓝料款,它的梅竹纹彩绘纹饰由内壁延至外壁,即梅枝主干由器足向上延伸,跨越口沿进入盘内,其中一枝再翻过口沿回到外壁,如一幅立体画布。花枝与竹树攀越口沿,绘画细腻,内外纹饰浑然一体。盘内的题诗是“芳蕊经时雪里开”,构思新颖大胆,绘工精美绝伦,极为珍贵。

  花枝由器外延至器内称作“过墙花”,首创于明末,至清因受到帝王的喜爱而得以迅速发展。清雍正年间“过墙花”纹饰发展极盛,其工艺水平亦臻至顶峰。清内府以“过墙花”作装饰的画珐琅瓷器大小具备,绘工精湛。这件珐琅彩盘的“过墙花”花枝有外壁攀进器内之后再次翻出外壁极为罕见,当属清宫内府之珍稀异品。

  国宝价值

  清代所有的瓷器都在景德镇烧,唯有珐琅彩瓷器是先在景德镇用高温烧成白瓷,然后送到西华门的清宫内务府造办处以珐琅料施彩,由造办处珐琅作在彩炉中以低温烧成,可见其珍贵。再加上是宫廷御用,十分具有收藏价值。

  对于雍正时期珐琅彩瓷器,现在的研究者评价认为,其瓷器淡雅、清新,有着隽永的审美趋向。雍正时期跟康熙时候的风格有所不同,基本上摆脱了铜胎珐琅彩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珐琅彩瓷,直接让当时著名的宫廷画家用珐琅料在白瓷胎上彩绘,在这些瓷器上出现了中国传统文人所崇尚的梅兰竹菊和意境幽远的山水画。珐琅彩瓷器在中国八千年延绵不断的陶瓷发展史上,是中国古陶瓷顶峰期的作品,代表了中国陶瓷制作的最高水平。

  清雍正珐琅彩题诗过墙梅竹纹盘正是这个时期珐琅瓷器最高水平的代表,其制作技艺奇绝,时代特色鲜明,传世极少,至为珍罕,其备受收藏界推崇也就是必然的了。由于珐琅彩瓷器制作极为考究而且产量低,传世品很少,仅见于康、雍、乾三朝。北京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集中将康、雍、乾珐琅彩瓷器陈列在端凝殿,也仅有200余件。因此这件雍正时期的珐琅器更是珍品中的精品。

  驰名中外的珐琅器

  珐琅器主要有两种,一是源自波斯的铜胎掐丝珐琅,它大约是在蒙元时期传至中国,到了明代开始大量烧制,并于景泰年间达到了一个高峰,其胎底色以蓝色为主,所以后世称其为“景泰蓝”,景泰蓝就成了铜胎掐丝珐琅器的代称。另一种是来自欧洲的画珐琅工艺,它在清康熙年间始传入中国。

  具体说来,掐丝珐琅器在明朝的景泰和成化两朝最为常见,以后它的工艺水平均明显下降。清代的景泰蓝工艺胎薄,掐丝细,彩釉也比明代要鲜艳.花纹图案繁复多样。画珐琅技术自传入中国后,在康、雍、乾三朝得以发展,这个朝代的作品在造型、釉色、纹饰、落款等方面都各具特色。康熙时期的画珐琅器釉色亮丽洁净,纹饰以写生花卉及图案式花卉为主。雍正年间的画珐琅器器型制作工整,黑釉光泽亮丽,超过康、乾二朝。乾隆年间的画珐琅器装饰趋向”稠密”、“细致”的堆砌式,中西合璧的装饰方式比较多,工艺上出现了画珐琅与内填珐琅、掐丝珐琅等相结合的现象。

  珐琅器作为艺术品收藏中的一个门类,同样吸引了广大的收藏爱好者,收藏对象大多以景泰蓝为主。我们所指的景泰蓝收藏是指晚清和晚清以前用手工制作、工艺复杂的景泰蓝,当时景泰蓝瓷器的每道工序都有很高的要求。加上国内现在遗存民间的晚清以前的景泰蓝几乎荡然无存。稀少的存世量与广阔的市场需求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反差和增值空间,而且当今市场上景泰蓝器皿与同时代的景德镇官窑瓷器相比较,价格低得多,所以它的升值潜质相对也更大,对收藏者来说更具收藏升值价值。

  同类国宝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只画珐琅瓷碗,也是以“过墙花”为装饰,是单瓣白梅和重瓣粉红梅花,与这件珐琅彩盘相比,唯独缺少了青竹。碗上题铭与此盘也相同,只是印款略有不同,盘为“佳丽”、“香清”、“寿古”三印,而碗为“先春”、“香清”和“寿如”。两器画风、字体和印款如出一人之手。北京故宫藏“过墙花”画珐琅瓷器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本是一对,现在的两只隔海相望,不知何时团聚。

  在雍和门殿内的珐琅五供和景泰蓝五供也是珐琅器中的精品。珐琅五供内为铜胎,外面饰有宝石末珐琅,即在珐琅质料中搀人随色的硼砂、丹铅、料器粉等,使之鲜艳夺目。这也是清官养心殿造办处制作珐琅的独特工艺。景泰蓝五供的瓶口与炉口的正面雕有款“大清乾隆年制”。此套五供上的金色与景泰蓝特有的蓝绿色相互辉映。国内现在这样大的景泰蓝已很少,应是乾隆年间的艺术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