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称：敦煌遗书，指清代以来，在古敦煌境内莫高窟藏经洞内出土的5-11世纪多种文字的古写本及少量印本，包括大部分官私文书。
创作年代：从东汉起到元代，延续十多个朝代（公元2～14世纪）。
发现时间：1900年6月22日
流失时间：1905—1929年
收藏地：俄罗斯12000件、英国13300件、法国5700件、日本1000件。
流失原因：各国豪强利用莫高窟看守人王道士的愚昧无知，盗窃、骗取敦煌遗书。
曲折经历
敦煌的盛名来自莫高窟。敦者，大也，煌者，盛也。莫高窟这个词最早见于隋代营造的第423窟内的墨书题记《莫高窟记》。莫高窟的含义大抵有两种，一是说建造佛洞的人，在俗家弟子的修行中的修为是最高的。莫是“不可能、没有”的意思，莫高窟就是说没有人的修为比建造者更高了。二说即盛赞莫高窟建造水平极高，没有水平更高的石窟了。
十六国时期，群雄逐鹿中原，战火四起，中原大批硕学宿儒和百姓纷纷背井离乡，逃往相对稳定的河西地区避难，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尤其汉魏传入的佛教在敦煌空前兴盛。自从乐樽和尚在这里建造了第一窟后，经过几个世纪的建造，莫高窟在最辉煌的唐代，已成为拥有一千多个佛窟的佛教圣地，聚集了众多的寺庙和僧侣，也收藏着大量的佛经、佛像、佛画等宗教宣传品和其他文书档案。明朝洪武五年（1372年），明代长城的最西端修建在嘉峪关，敦煌于是处于中央管辖之外。嘉靖时期，嘉峪关被封锁，敦煌更是无人问津，静静的矗立在漫漫的沙漠中，在大自然的风吹日晒雨淋之中，一片残破的景象。
清朝光绪年间，在窟南区北段居住的王道士，以修窟补佛的名义，开始清理沙石，供奉香火，同时四处化斋布道。等到小有积蓄时，在莫高窟第16窟东侧建太清宫道观，也就是今天的“下寺”。他雇了敦煌贫士杨某为文案，冬春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夏秋时，朝山进香者络绎而至，就让杨某在第16窟甬道内设案，接待香客，兼收布施并登记入账。1900年的6月22日，杨先生在抄经文时，用芨芨草杆点烟，然后顺手将点烟的芨芨草插入甬道的缝隙中，谁知长长的芨芨草竟然插不到底，越插越深，掉了进去。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王道士，他们敲击甬道墙壁似有空音传出，就怀疑里面是空的。等到半夜的时候，他用力把墙打开，发现隔壁有一个密室。这个被神秘封闭的小石窟（又称17窟藏经洞）里，有无数的白色包裹，排列得非常整齐。打开一看，每一包里有经书十卷，其他还有佛祖绣像，平铺在白包下面。
一个珍藏着数以万计的经卷、手稿、文书、织绣的宝库被打开了，本来一段尘封的辉煌重见天日本来是件大好事，可惜，这个发现来得实在不是时候。当时的国家正处在多事时节，没有文化的道士掌握着一批无价的国宝，其命运只能是走向悲惨。因此，从发现它的那天开始，就注定悲剧的发生，由此也撕开了敦煌百年的伤痛史。
自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两次把洞内所藏的经书送给当地的官员，官员们把这些东西当作鉴赏的古董和官场结交的礼品。这也是敦煌遗书的首次流散。1902年，甘肃学政叶昌炽从知县那里看到了一部分遗书，叶昌炽了解到这批文物的价值，就建议当时的藩台衙门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由于把这些古物从敦煌装车运到省城，至少得花费几千两银子，因此藩台衙门没有采纳这个建议。王道士又把部分写卷、佛画送给肃州兵备道廷栋。廷栋不识货，他把经卷送给了在嘉峪关税务司任职的比利时人，比利时人路过新疆时，又把这些古书分赠给新疆的长康将军和道台。敦煌藏经洞的遗书就这样传播开了。
俄国人奥布鲁切夫于1905年10月到敦煌藏经洞，早于英国的斯坦因两年。他在敦煌用几包日用品，便从王道士手中换走了敦煌文书两大包，600多卷文书和写经，如今这些遗书在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收藏着，约12000件。这些书具体是如何运回俄国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他是第一个到达藏经洞的西方盗宝者。
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和翻译蒋孝畹从商人口中得知在莫高窟的一间密室里面秘藏有大量的古代手稿经卷，为了找到旷世奇宝，他们日夜兼程顶着黄沙向莫高窟赶来。斯坦因想了很多办法接近王道士，经过斯坦因多方面观察，他了解到王道士对唐玄奘非常崇拜，所以他借机发挥，把自己也装扮成唐玄奘的信奉者，并欺骗王道士说他是沿着唐玄奘西天取经的路来的。这一招很灵，他用宗教信仰把王道士的思想沟通了，王道士答应让斯坦因看这些经卷。
斯坦因所看到的宝藏，大约有三种，第一种是用坚硬的纸张所写的汉文佛经。第二种是藏文写本。第三种，也是斯坦因最高兴的，是一些古画，绢上画的全是美丽的佛像，颜色协调，鲜艳如新。这次斯坦因用200两白银就换去了24箱子遗书及其他文物5大箱，里面装有五百多幅中古时代的绘画和刺绣精品。他们怕外人知道，盗宝工作一般在晚上进行，他们连续盗掠了七个晚上，斯坦因雇了四十多头骆驼才全部运走。10月份，斯坦因委托蒋孝琬和另一个中国人潜回莫高窟，诱取了230捆手稿。历经一年多时间，晃晃悠悠将这些宝物运到了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
1908年7月法国人伯希和来到敦煌，他凭着纯熟的汉语基础和中国历史知识，袭用斯坦因的老办法。先是骗取了王道士的信任，在藏经洞里翻看了36个晚上后，以一个重约50两的银元宝买一捆写本的价钱，选走藏经洞里的全部精华。他自己也曾自诩说，拿去的卷子在敦煌卷子里几乎都是最有价值的。珍稀的经卷写本和一些画卷共6000多卷，被装到10辆大车上运送到巴黎，藏入国家图书馆。
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展示在全世界面前时，清政府才认识到它的重要价值。1909年8月22日，在敦煌藏经洞被发现的第9个年头，清政府教育部发出电令，并拨经费6000两白银，开始搜买敦煌遗书。人们意识到这些经卷有利可图，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藏书又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1910年三四月间，敦煌县将第一批敦煌遗书6004卷装车启运。押送进京的任务交给了新疆巡抚何彦升。前来押运的清朝官吏很不用心，袋装的敦煌遗书被搬出来时，很随意的扔在大车上，用草席捆扎遮盖，然后把堆满车上的文献刹紧。
运载遗书的大车离开藏经洞，首先到达敦煌县城，然后从敦煌，经过酒泉、高台、张掖、永登，到兰州，兰州以后再从定西到北京，一路有多少人参与盗窃，有多少经卷流失，如今已成了永远的谜。当运送遗书的大车抵达北京时，新疆巡抚何彦升之子何震彝竟将大车接到自己家中，约他的岳父李盛铎和刘廷琛、方尔谦等人挑选遗书，取其精好的藏匿下来，而将较长的经卷一拆为二，以充不足之数。李盛铎窃去的那些文书，后来以8万日元卖给了日本人。
1911年另一位俄国人奥登堡率团至莫高窟，藏经洞内遗书已所剩无几，奥登堡在向王道士收买的同时，还到附近居民人家搜购，得到了将近3000卷遗书精品。1911年10月，以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为首的探险队来敦煌，他们是由日本著名的盗宝专家大谷光瑞派遣而来。两个人先后在莫高窟住了4个月，和王道士经过长谈，用白银三百五十两骗买敦煌遗书近四百余卷。吉川小一郎分得了100多卷写经，两尊精美的塑像。橘瑞超得到了260卷写经。
1914年，斯坦因又来莫高窟，用白银五百两又买走王道士私自收藏的经卷五百七十余件。就这样，由于当时清朝政府的昏庸和腐败，招致帝国主义者接踵而至，加上王道士对文物价值没有一点点的认知能力，导致文物大盗对敦煌宝藏进行了可耻的掠夺和盗窃，使大量的稀世珍品流散海外。
总之以卷数而言，现在的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已近万卷，是收藏敦煌遗书的三大图书馆之一。但大量珍贵敦煌遗书仍流散在世界各地，英国有1.3万件、法国有5700多件、前苏联1.2万件，在日本、美国、丹麦等国1000多件……这不仅是中国学术的一段伤心史，也是整个中华民族愚昧、衰弱的镜子。
国宝内涵
据敦煌学专家考证，藏经洞里的经书大约是北宋时期被放进去的。北宋时，由于印刷术和造纸术的进步，大量新的写本印本经典涌入敦煌。于是，当时的管理者把敦煌各寺院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藏书清理活动，整理出来一大批认为没有用的文化典籍。他们把这些典籍和各寺院以前不用的经卷和积存多年的过时文书，废纸以及旧幡画，多余的佛像等集在一起。按我国的习俗，字纸是不能随便乱丢的，他们将这些书、纸、画、文书等捆好，放在第17窟中。然后将洞口封起来。
宋代人作为废品处理掉的东西，过了900年后，它成了罕见的瑰宝。据统计，国内外收藏的敦煌遗书约5万余件，内容可分为宗教典籍和世俗典籍两大部分。宗教典籍占80％，其中有些是无价之宝，如早期禅宗文献、古佚经疏、疑伪经典、净土教及三阶教文献等，它们极大地丰富了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研究资料，为全面了解中华各民族的历史关系、各民族的文化成就和社会状况以及古代中外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敦煌遗书中的世俗文献约占20％，数量虽少，但其学术价值比宗教典籍更大。其种类除了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外，还有大量地方文献。其内容几乎包括了中国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有医学穴位图，有军事文书，有诗稿小说，有舞谱，有乘法口诀，还有字帖、地契、卖身契等，林林总总，举不胜举。而且全部出自当事人之手，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原始记录，没有经过后人加工改造，从而是客观反映当时社会实际的第一手资料，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因而被称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
经过中外学者的研究，从中已经发现了许多世界第一。在自然科学方面，敦煌学家从遗书中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最古老的书籍、最早的火枪、最早的马具、最早的星象图等；在社会科学方面，科学工作者从中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乐谱、最早的棋经、最早的舞台演出图等。现存敦煌佛经中最早的写卷是日本书道博物馆所藏《譬喻经》，上面有“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斋丛中写讫”的记载。“甘露元年”即前秦甘露元年，公元359年，这也是敦煌遗书的最早纪年。敦煌遗书中还有多少个世界第一，这个谜只有等待全世界的敦煌学专家来回答。
尤为珍贵的是，遗书中还保存了少量的中国的初期印刷品，为探讨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佐证和历史线索。例如，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王为父母双亲祈福用的雕版印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它是世界上第一份雕版印刷作品。全卷长约533厘米，高30.5厘米，是由七张纸拼接而成的，卷首是释迦在舍卫国孤独园为孤独长者说法的画面，景物措置丰富，线条精密繁复，布局剪裁得当，已经是相当成熟的作品。它也是至今存世的中国早期印刷品实物中唯一的一份本身留有明确、完整的刻印年代的印品。现收藏在伦敦大不列颠图书馆。
国宝价值
敦煌遗书是研究中古时期中国、中亚、东亚、南亚的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学史、艺术史、科技史、民族史的重要研究资料，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文献研究价值。
中国著名学者季羡林曾经这样说过：“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两个，这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这段话精准地确定了敦煌地区在人类文化史上的显要地位。敦煌遗书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璀璨明珠，是中国人民宝贵的文化财富。
敦煌遗书的丰富内涵和珍贵价值，不仅受到中国学者的极大重视，而且吸引了世界许多国家的众多学者竞相致力于对它的研究，遂在本世纪形成了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在20世纪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大放异彩，敦煌文物映射的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明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
回归难题
敦煌遗书大部分流失海外，中国还能够要回来吗？很多著名的学者在全国最高会议上提出，能不能通过联合国提出要求，把敦煌遗书要回来。敦煌遗书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璀璨明珠，是中国人民宝贵的文化财富，敦煌遗书如果能够回归，可以弥补我们民族百年来的又一创伤。
被斯坦因劫去的敦煌遗书，直到1957年，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才将英藏敦煌写本的缩微胶卷与北京图书馆藏敦煌写本的缩微胶卷进行交换。而伯希和所得到的，直到1979年，法国巴黎图书馆才提出交换馆藏敦煌遗书胶卷。
我国曾派出几十位敦煌专家前往国外，希望索回敦煌文物，然而大都无功而返。1997年10月9日，日本友人青山庆示遵照其父青山杉雨的遗嘱，将家藏的8件敦煌遗书送回敦煌，开创了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回归故里的先河。青山家族归还的遗书中，有一份《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历日至十二年历日》经有关专家研究鉴定，它是现在已知中国最早的月食预报材料，且推算得相当精确，是研究我国古代天文历法弥足珍贵的史料。著名敦煌学家段文杰对青山家族表示称赞，并希望日本友人的举动能带动更多散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回归故里。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再没有一个国家或是个人把敦煌遗书交还给中国。
中国学术界就有一个强烈的呼声，希望流失在其他国家的敦煌遗书能回归中国。经过海内外很多专家的努力，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流失海外的敦煌汉文文献通过出版形式开始全面回归。2005年，英国和法国就藏文文字的文献出版事宜和我国进行协商，这也是敦煌民族文献回归的一种方式。出版的文献只是敦煌遗书中很小的一部分，我们希望更多敦煌遗书能早点“回家”，哪怕只是“回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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