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何代无之？即如明太祖，甫一开国，便因文辞细故砍掉不少头颅。清代制度多法明代，文字狱的操作手法，如定罪易、量刑重、株连广，等等特色，自然也继承下来。然清代文字狱以康、雍、乾三朝为最，而三朝文字狱各有特点，又不可一概而论。 　　康熙朝文字狱，如最著名的庄廷鑨《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俱因流露“排满复明”之意而得罪。二案之定罪量刑，虽有悖于後世要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主张，然其撰述明、清之际史事，公然不书清帝年号，谓三藩未平、明祀未绝之时，顺治不得称“正统”，云云；此种论调，在极力强调“我朝得天下之正，千古之所未有”的玄烨看来，无疑是对其执政合法性进行恶毒攻击，是可忍孰不可忍，怪不得以“开明”、“宽仁”著称的他也要痛下杀手了。 　　雍正朝有两件大案，其表现形式虽为文字狱，醉翁之意实不在酒。一为年羹尧案，一为曾静案。前者，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乃芟削功臣之借口；後者则是借题发挥，以消泯汉族对满洲的成见。 　　胤禛在诸皇子中脱颖而出，继承大统，年羹尧、隆科多实为功臣之首；然二人必死，又为不可避免之事。王锺翰论曰： 　　“盖年、隆皆反复无常之人，非得共力，不足以成事，而对于其人，则早有戒心，用毕即杀之除之，早已预有成算。即使二人恭顺自矢，亦决难免祸”； 　　不论是夺嫡还是夺天下，事成後，帝王藏弓屠狗，继续革命（革人之命），是必然之理。惟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主动放下屠刀，稍存人性，洵为难得一见的佳话。帝王屠狗，其法因人而异，然吹毛求疵至于匪夷所思的程度，则未有如胤禛者。年羹尧在奏摺中将“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不过次序颠倒，如山清水秀写作水秀山清、柳暗花明写作花明柳暗之类，胤禛乃借机发难，谓“年羹尧平日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归之于朕矣”，“则年羹尧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而未定也”。八个月後，遂有议政大臣、刑部等衙门同奏年羹尧“反逆不道”，“请皇上将年羹尧立正典刑”之事，得旨：“年羹尧令自裁”。厕身“年党”者，亦多被谴责诛戮，其中，钱名世一案之处理最为有趣。当年羹尧犹是胤禛跟前红人之时，名世尝作诗赞颂，胤禛谓其“文词谄媚”，“为名教所不容”，但是，却未将他拉去砍头，而只是革去职衔，发回原籍。胤禛亲书一匾，上写“名教罪人”四个大字，令名世悬于己宅，以为谴责；同时，命在京官员出身举人、进士者，“仿诗人刺恶之意，各为诗文，纪其劣迹，以儆顽邪”。诸臣诗文写毕，经胤禛评定甲乙，再交付名世，令其“刊刻进呈”，“凡直省学校所在，各颁一部”，“欲使天下臣工，知获罪名教，虽腼颜而生，更胜于正法而死”。这种惩罚，可称“谑而虐”，此在有清二百馀年专制历史中固为仅见，然在上世纪文革时期，类此之事则数数见矣，孰谓吾乡某公专研明史哉？前後对照，知其于清史亦尝用功揣摩也。 　　曾静，湖南人，遇得一个偶然机会，读到浙江人吕留良的遗书，了解了一些明清易代之际的史事，不由深慨乎亡国奴族之痛，遂萌武装颠覆之心。当时民间传闻川陕总督岳钟琪为岳飞後裔，世代与金为仇；曾静乃致书钟琪，历数胤禛杀父、屠弟及辱戮功臣诸罪，劝他举事造反。然时异势变，岳钟琪不是吴三桂，曾静不啻自投网罗。按律，曾静当以“谋反”罪予以凌迟；但是，胤禛对他的处理，再度出人意表。他不仅不杀曾静，反而将他请到北京，就双方关心的各类问题交换意见，并相互辩论，最终取得共识，曾静“心悦诚服，自悔从前执迷不悟，万死莫赎，今乃如梦初觉”。胤禛更将谈话记录（审讯笔录）及相关谕旨、奏摺汇编成一部奇书——《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胤禛此举，实为极具自信之举，因为，书中最重要的主题，即为乾隆以後清廷最为忌讳的华夷、满汉之辩。 　　但是，弘历对他老爸的处置不以为然。登基後，他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收回、销毁《大义觉迷录》，并将前经赦免之曾静诸人处死。弘历此举可谓不孝不信。胤禛当时不杀曾静，并有“将来子孙不得追究诛戮”之谕；孰知尸骨未寒，弘历便悍然违背遗命，将其父“辩友”凌迟处死。此谓不孝。《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其书开诚布公，就满汉、华夷、关内关外等种族、文化和地域的敏感问题进行辩正；先不论其说理立言是否足以服天下人之心，单是这种不人为设立言论思想禁区的做法，便值得称赞。弘历收回并销禁其书，在己，固有做贼心虚的怯懦，在人，则有言而无信的观感。此谓不信。清廷统治，最好标榜“敬天法祖”四个字，而实际操作，不尽如此，弘历对曾静案之“拨正反乱”，即为显例。然对弘历此举，除了不孝不信的批评，我们还可进行一次专制君主的心理学研究。 　　如前所述，在思想言论的控制方面，玄烨之风格可以“宽仁”二字概括；胤禛稍嫌“操切”，但非全不讲理者；弘历则一味采取高压政策，不讲道理，不讲诚信，谥之为“恐怖主义”，亦不过分。然则，祖孙三代何以每下愈况如此？难道是个性迥异所致？曰：非也，时势使然也。康熙之世，版图尚不稳固，帝王心力所注，除了军事上的胜利，还须尽量笼络人心，因此，对文字思想上的“出轨”，不遑吹求。雍正之世，征伐稍定，则以整顿吏治为执政之关键问题，其被人诟病之“特务政治”（以设立军机处和密摺制度为表现形式），所针对者不过是官僚系统，并未过度扰民；至于屠戮功臣及宗室，那更是所谓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无庸後世论史者为之寄托情感。而他处理文字狱的手法，如曾静案，固然不能排除个性上争强好辩的因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他对执政合法性的隐忧。一方面，儒家学说为满洲入主中原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论资源，如“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另一方面，儒家学说中的一些内容又可以动摇其合法性，如华夷之辨、正统之争。胤禛认为，光靠禁绝异议、杀戮士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争端，因此，才会不顾身份悬殊，与曾静进行“平等辩论”。然欲在君主专制的框架内解决此一思想争端，仅凭论战，收效绝不乐观，他若能切实恢复传统政治中的宰相制度，或有可能做到本末兼治；有关宰相制度的讨论，详後，此不赘言。弘历无疑察觉到其父以辩服人之术收效不大，故改弦更张，一变而为严禁辩论。他能够这么做，得力于时代背景，亦即前述之“盛世”。乾隆治下，虽有所谓“十全武功”，然较诸康、雍时代之军事，实为易了；文官系统，经康、雍二帝整顿刷新，渐至帖服；民众生计，在“永不加赋”、“耗羡归公”之後，亦趋安康。正是在“盛世”的背景下，弘历方有可能肆无忌惮的“摧折士气”而不致害怕引起除士人以外的反弹；此即钱穆之所以控诉清廷“一面箝制士大夫，而一面则讨好民众”也。乱世无所谓文字狱，昏君也缺少兴办文字狱的“学养”，只有在“盛明天子”治下的“盛世”，才会有文字狱的繁荣。乾隆一朝是“盛世”，弘历亦自诩为“盛明天子”，然则，乾隆朝文字狱蔚为盛况，在二千年帝制史中独占鳌头，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对乾隆朝文字狱的评价，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仍以龚自珍举例。他并非认识不到文字狱的负面影响，否则不会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咏史》）；但是，他对乾隆朝的文字狱，似又不甚介意，否则不会说“乾隆朝士不相识，无故飞扬入梦多”。今人研究清代文字狱，有与之同调者，如喻大华就认为文字狱之认定不易宽泛：一、公开以文字鼓吹推翻清政权者而获罪者不宜认定为文字狱；二、虽不鼓吹颠覆政权，但故意触犯忌讳者，亦非文字狱；三、表面上是文字触讳，实为行为触讳者，不应定为文字狱；四、个别“大狱”，应逐事逐人具体分析，不应一刀切。窃谓所列四条，第一、三、四条不为无见，惟第二条大可商榷。吾国历史之政治忌讳，盖皆来源于“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春秋之义”。“讳”字有二解，一曰“隐”，一曰“避”。隐讳者，“隐其恶”也，与书写历史的“直笔”相悖；避讳者，“避其名而逊其辞，以示尊敬也”，则是史册中惯见的“曲笔”。尊、亲、贤三者，都不是神，都是人；是人，就会犯错，就会作恶；三者所犯过恶，在国史中如何表达，在追悼会上如何措辞，颇费思量。直笔无讳，难能可贵，毋庸赘言；曲笔之不得已，则人情所难免；惟以“隐其恶”为“讳”，以缺笔不书为“春秋大义”，则是乡愿、德贼一派的作风，毫不可取。“避其名而逊其辞”，虽是换了说法，但事实自可考见，是非亦可重估。隐讳缺笔，则事实已泯然不见，是非公道何从判定？然则，吾人研读历史，欲从中获取鉴戒，最欢迎也最敬佩的是秉笔直书的作者，其次，不得已的曲笔，我们也能体谅，而对那些隐恶不书乃至造伪粉饰的“秽史”，则深恶痛绝。因此，喻氏标举之“虽不鼓吹颠覆政权，但故意触犯忌讳者”，俱应算作因直笔、曲笔得罪的文字狱，而不应另安罪名——喻氏之言曰：“至少是思想罪”——以为帝王开脱。譬如，曾静图谋武装颠覆，推翻现政权，触犯刑律（“谋反”），实为刑事犯罪，自不应列入文字狱；而收藏明末史料、撰述明代史事，或对满汉区别稍作怨言，一为学术兴趣，一为制度批评，并无颠覆政权的企图，却也因此革职获谴乃至身死破家，这自然是文字狱，而毋庸以是否触犯忌讳为定罪标准。至于因诗文字句触犯忌讳，如“一把心肠论浊清”（胡中藻）、“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徐述夔）、“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沈德潜）之类，则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其必为文字狱无疑。近人论史，鉴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史学研究造成简单粗暴的二元化批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不利于获得对历史的清醒认识，或以“同情之理解”为辞，为古代皇帝及帝制时代有关史事进行翻案，有的案翻得好，有的则因“同情”太过，造成“过度诠释”，不知不觉，反而成了帝王代言人，为尊者隐，为尊者辩，为尊者饰。即自帝王而言，他何尝不知道文字狱是一个缺德的恶法，他何尝没有不为已甚的念头？如戴名世《南山案》，玄烨以牵连太广，“览奏恻然”，谕令除名世外，议死者皆改流放，于是，“得旨而全活者，三百馀人”。又如屈大均《大都宫词》案，廷议收藏屈氏诗文者俱拟斩决，弘历不允，谓“不过毁其书而止，并无苛求”，屈氏族人“毋庸查办”。然则，後人何必曲为之辩，说什么其人罪有应得，并非受了文字狱的迫害？ 　　此外，乾隆朝文字诸狱中还有一些案例，则既非统治者借刀杀人（如雍正年羹尧、乾隆胡中藻案），亦非文禁严密，因寻章摘句得罪。此类案例，借用周树人的术语，乃因“隔膜”而得罪。他说： 　　“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讳忌；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鲁迅《且介亭杂文?隔膜》）； 　　他并举“冯起炎注解《易》、《诗》二经欲行投呈案”为例。冯起炎，山西临汾县生员，闻弘历将谒泰陵（胤禛墓，在河北易县），便身怀著作，意图呈进，不料先以“形迹可疑”被捕。他的著作，实为不学无术、信口开河之作，固无足论，惟末附一段“自传”文字，煞是有趣，略谓： 　　“臣之来也，不愿如何如何，亦别无愿求之事，惟有一事未决，请对陛下一叙其缘由。臣名曰冯起炎，字是南州，尝到臣张三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岁，方当待字之年，而正在未字之时，乃原籍东关春牛厂长兴号张守忭之次女也。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小凤，年十三岁，虽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时，乃本京东城闹市口瑞生号杜月之次女也。若以陛下之力，差干员一人，选快马一匹，克日长驱到临邑，问彼临邑之地方官：‘其东关春牛厂长兴号中果有张守忭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再问：‘东城闹市口瑞生号中果有杜月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二事谐，则臣之愿毕矣。然臣之来也，方不知陛下纳臣之言耶否耶，而必以此等事相强乎？特进言之际，一叙及之”； 　　冯生要跟皇帝讲平等礼，故告诉弘历，臣“字是南州”，希望皇帝不要直呼其名，而宜“字之”。他还认皇帝做“老友”，请他顺手帮个忙，解决自己的终生大事——将两个表妹（张三姨家小女，杜五姨家小凤）娶进家门。不仅此也，他还很有襟怀，表示，即算皇帝帮不上忙，他也不会怪他（“必以此等事相强乎？”），也就那么一说而已（“特进言之际，一叙及之”）。 　　冯生冲突御驾、以意解经、请天子做大媒，正是前揭周树人语所谓“卤莽”、“迂儒”和“不识忌讳”。他也因此稀里糊涂堕入文字狱（“核其情罪，较冲突仪仗为更重”），遂被“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其人可悯，其遇可悲，然其事不无可议。冯起炎之所以这么做，自有其逻辑：帝制时代有两个词，一曰“君父”，一曰“臣子”，这是将君臣关系比喻为父子关系。冯起炎既自认为臣，则不妨事君如父，作儿子的请父亲做主搞定一桩婚事，恰又符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训。这就是他的逻辑。然为君者是否真以臣僚黎庶为子，则未必然。于是，周树人才会用“隔膜”二字定义此类文字狱。 　　由此可知，文字狱之构成，略有三端：一则因君主欲加诸罪，何患无词，乃挑剔文辞细故，借刀杀人；一则士人遣词造句，有意无意触犯忌讳，因而得罪；一则因上下“隔膜”，情形睽格，造成惨案。然谓此即能摧折士气以至于无，从而造就乾隆以降“万马齐喑”的“衰世”，则犹嫌说服力不够。略以乾、嘉学术之兴盛为例说明。乾、嘉之际，为近代学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学者们通过整理、复原古籍的方式对中国文化的承继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人讲求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学风，直到今天还发生影响。有探究其故者，常谓此因专制政权禁锢思想、大兴文字狱，导致学者对现状噤声，竞相埋首于故纸堆，阴差阳错，这才出现一个学术上的“盛世”。文字狱倘有如此功效，则战国、宋、明等代，并未出现大规模文字狱，何以也能造就学术昌盛、迈前启後的局面？上世纪文化大革命，文字狱之频次、力度远超乾隆之世，何以学术界反而出现凋敝荒芜的现象？难道，後世之人，不仅其心不古，连智商也降低，学不会乾、嘉时代的“学术避祸法”？对文字狱和学术的这种关系，余英时提出“内在理路”说，认为自明末清初以来，学者越来越重视“道问学”，而不再一味关注“尊德性”，因此才有乾、嘉之际的学术“盛世”。思想禁锢、政治打压固然是外因，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也很重要。窃谓此论极有道理。清代文字狱之成因，固有前述三个原因，清代学术之兴盛，自应有其内在的逻辑，而非全部因应政治上的变化而出现。然则，自乾隆至道光，约近百年，形成一个士气低迷却学风大盛的“怪现状”，存不存在一个“内在理路”？若有，那这个“理路”又是什么？窃谓，此一“内在理路”，便是宰相制度的废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