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个重礼法的朝代，出仕的士人，不管个人品德如何，但是在公开场合，总要摆出“非礼弗视，非礼弗听，非礼弗言，非礼勿动”的样子。廷臣为了进谏皇帝，把头磕在地板上大出血的有之，甚至绝食上吊也有之。但很难想象当着至尊之面，像北洋政府或今天台湾地区的议会那样，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如果这样的话不但是有碍礼法，更是藐视朝廷的权威和帝王的尊严。
但在明朝“土木堡之变”后的非常时期，明朝的金銮殿上上演过一曲全武行，远甚于台湾地区议会的群殴。由于英宗听信了权奸大宦官王振的话，轻率地亲征瓦剌，被俘虏了，史书上称“北狩”。——中国历史上，“北狩”的还有宋代徽、钦二帝，明明是自己当了猎物，被“蛮夷”抓获了，应当是“被狩”，可我们老祖先用传统的阿Q法如此为尊者讳。
国中不可一日无君，英宗的弟弟朱祁钰代行国家元首的职责。后来他在于谦等人的拥戴下，登基做了皇帝，绝了瓦剌以英宗做奇货来要挟明廷的念头，是为代宗。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二十二日，英宗被俘后的第七天，尚未登基的代宗作为摄政王上朝理事，当时王振也跟着英宗出征，死在乱军中了。受够了这个大太监鸟气的官员们，这下可以放开嗓门一诉委屈了。右都御史陈镒（都察院主官，正二品）联合大臣提议：王振危害社稷，陷害皇上，请诛杀其族来安抚人心。
这时候其他大臣哭声震动大殿。——中国文官动不动就哭哭啼啼，确实是个值得研究的有趣现象。这时候一个没有眼力的王振同党马顺站出来呵斥陈镒，他大概还以为是他所仰仗的王公公当权时期。一帮大臣本来就恨王振恨得想寝其皮食其肉，这下一个王党“余孽”如此不知趣地站出来维护老大的利益，岂不是送上门来？
给事中王竑愤怒了，他和刑科给事中（给事中是派驻在六部的监察官，类似今天监察部驻各部委的监察官员）曹凯，看到陈镒被王党的人斥骂，且王振当权时，监察机构形同虚设，新仇旧怨涌上心头。两人揪住马顺的头发，用牙咬他的肉，大叫：“你以前帮助王振作恶，狐假虎威，现在事情这样了，谁还怕你呀。”其他大臣一哄而上，活生生地将这马顺打死在金銮殿上。
反正已经出了人命，这些大臣心想一不做二不休，索要王振另外的同党毛、王二人。这时候有个太监金英，脑瓜子比马顺活络多了，关键时刻以实际行动来立功，争取这些失去理智的文官的原谅，便主动把这两人揪出来，一阵乱拳两人被当场打死。大伙儿还不解恨，把三具尸体拖到东安门陈列。不一会儿，又有人把王振的侄子王山（就是霸占某死去指挥的小妾，陷害薛瑄，后来做了锦衣卫高级官员的那位）抓过来，反绑双手让他跪在庭上，让众人唾骂。刚刚摄政的朱祁钰哪见过这架势，吓呆了。还是于谦比较镇定，他扶住朱祁钰坐下，在请示摄政王后，向百官宣谕：“马顺等几人罪当死，其他参加殴打的人不以杀人罪论处。”
这样一下大家就安静了。群众暴力经过事后追认，合法化了，打架的人成了锄奸的勇士。王山被拖出去“磔之”（将尸体一刀刀割碎），王振也被抄家灭族。
这场金銮殿上的武斗余波未平，代宗登基后的景泰元年（1450年），镇守浙江的宫中宦官李德上书道：诸臣擅自杀死马顺，等于侵犯朝廷。这样的贼臣不能再用。——同样是宦官，他和王振有共同的利益，这样的上表不足为奇。而且他说得很有道理，颇有点依法办事的味道，这马顺等三人即使罪该万事，也得由朝廷下令逮捕，交由三法司审理，再判处相应的刑罚。大臣自己动手将人打死，当然是犯罪行为。我想从古至今，这是个一般人都能明白的常识。
可是牵扯到那么多大臣，一一追究起来，大敌当前，这代宗刚刚坐上的皇位能否稳固还难说。于是代宗再次安抚参加武斗的大臣：“诛灭乱臣，目的是安定众志，爱卿们的忠义，朕已知道，不要把李德的话放在心上。”皇帝再一次确认了那场金銮殿上武斗的合法性。
这个故事或许能反映出明朝不正常的政治生态。受儒家文化教育多年的文官们，竟然能在朝廷不顾法度，将人打死。本来可以通过正常方式解决的问题，往往只能通过极端方式解决，这说明在这些读圣贤书，知朝廷礼法的文官的潜意识里，正常方式没有非正常方式管用和解恨。而因为众怒难犯的原因，对于此种群众暴力，还得事后认可其合法性。法度之严肃性必须让步于现实的政治利益。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