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自然得从头说起。方孝孺（1357-1402），生于浙江台州宁海，父亲方克勤任宁海县学训导（即县学校的老师）。方孝孺自幼聪慧，读书过目不忘，善作诗作文，人奇其才，被称为“小韩子”。洪武四年（1371），方克勤出任山东济宁知府，于是方孝孺随父北上济宁。 　　方孝孺拜著名学者宋濂为师，宋濂为明代开国元勋，是江南第一大儒，以“仁政”为理想，主张恢复古代的礼乐，以德治国，反对嗜杀。当时宋濂门下，学子如云，如胡翰、苏伯衡等，皆为学界名流，但与方孝孺相比，则相形见绌，都自愧不如。宋濂也非常器重孝孺，曾把他比作“百鸟中之孤凤”。 　　洪武九年（1376），“空印案”起，方克勤虽一向清廉守法，蜚声政绩，也牵连被诛。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起，宋濂也受牵连而不能幸免。父亲、老师均惨遭变故，对方孝孺产生极大影响，使他逐渐形成一套以提倡仁政、反对暴政为核心的政治主张。 　　洪武十五年（1382），经东阁大学士吴沉等人推荐，二十六岁的方孝孺来到南京，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召见。明太祖见他举止端庄、学问深厚，称赞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但由于他力主施行仁政，志存教化，与朱元璋重典治国的政治主张相差甚远，太祖并未启用他，只是对皇太子说，“现在还不是用他的时候”，于是厚礼相待，遣返归乡。 　　对于方孝孺而言，身怀匡世之才而无用武之地，实在是件憾事。此后十年，他只得隐居在家，把心血都放在著书立说上，著有《周易考次》、《宋史要言》等。他虽然生活清苦，贫病交加，甚至连日断炊，仍然奋笔不辍。一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经人再次推荐，朱元黄子澄像璋才让他担任陕西汉中府学教授。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病逝，朱允炆即位，怀抱“明王道、致太平”志向的方孝孺，终于在年轻皇帝朱允炆那里寻找到了实现理想的机遇。 　　前面我们说过，建文帝崇尚儒家仁政之说，有意结束其祖父尚武的政风，确定新年号为“建文”，与祖父“洪武”刚好形成鲜明的对照。 　　当时，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饱读诗书的才子都受到重用。建文帝的治国措施与方孝孺的仁政主张相投合，方孝孺更是受到建文帝的青睐，先任翰林侍讲，后迁文学博士，日侍建文帝左右。据《明通鉴》记载，建文帝读书每有疑问，便立即召方孝孺为他讲解；临朝奏事时，遇到需商议的地方，也命方孝孺前来批答；宫中纂修《太祖实录》及《类要》等史书，也由方孝孺担任总裁。当时朝廷的诏书、往来的檄文大都出自他的手，建文帝对方孝孺，可谓言听计从，非常倚重，君臣关系十分契合。方孝孺对这种“知遇”之恩十分欣喜，“风软彤庭尚薄寒，御炉香绕玉阑干。黄门忽报文渊阁，天子看书召讲官”，在建文帝身上，寄托着方孝孺的政治理想——提倡仁政，反对暴政。 　　在方孝孺的辅佐下，建文帝大力着手改革，史称“建文新政”。他们崇尚礼教，锐意文治；废除严刑峻法，大赦疑狱。同时又采取重农桑，兴学校，赈济灾民，蠲荒田租等与民休养生息的措施，使国家呈现一派祥和的景象。时人赞叹，建文时，法网疏阔，道不拾遗，士风朴茂，尚义者多。 　　然而，建文帝在安定的生活中成长，接受的是儒家学说的熏陶，缺少对现实的了解，而且他所重用的大臣也多是读书人，因此改革中难免有理想主义色彩。他接受方孝孺的建议，在诏行宽政的同时，锐意复古，甚至要恢复西周时期的井田制度。他还使用一些《周礼》中的官名，依古制改革某些官职。复古这些制度是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从这一点我们不难发现，建文集团过重的文人气息，成为他最后失国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种对实现政治理想的渴望与对知遇之恩的感戴，使方孝孺无论从情感还是理念上都把建文帝视为千古一遇的圣主，并将自己的命运与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就此一点而言，在后来的靖难之役中，他是决不可能降于成祖朱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