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行在办事,还是如在京时的规制,慈禧太后仍是一早召见军机。见了王文韶,慈禧太后又伤感,又安慰,温语慰问,谈到北来途中的苦况,君臣相对雪涕,把眼圈都哭红了。
  王文韶是七月二十二黎明出京的,虽只晚得两宫一天,却带来了许多重要的消息,慈禧太后最关心的当然是大内。
  “大内是日本兵看守。听说因为日本也是皇国的缘故,所以很敬重中国的皇宫,没有进去骚扰。”
  “这话靠得住吗?”慈禧太后惊喜地问。
  “臣听好些人这么说。想来不假。”
  “那倒难得。”慈禧太后深感安慰,而且激起了希望,觉得局势犹有可为,想了一下问道:“荣禄呢?在不在京里?”
  “听说是往良乡这一带走的。”王文韶答说:“大概是到保定去了。”
  “李鸿章呢?可有消息没有?”
  “还是在上海。”
  “如今自然是要讲和了!既然讲和,越快越好。”慈禧太后问道:“你们看,该怎么着手?”
  “回皇太后的话,”刚毅答说:“奴才的意思,除了催李鸿章赶紧进京以外,眼前不妨责成荣禄、徐桐……。”
  “徐桐死了!”王文韶插了一句嘴。
  这一下打断了刚毅的话,慈禧太后急忙问说:“徐桐是怎么死的?”
  王文韶一向圆滑,不喜道人短处,此时却有些忍不住了,“徐桐是悬梁自尽的!总算殉了国。”他说:“不过,徐桐的儿子徐承煜真是枭獍。臣听人说,徐桐本来命徐承煜一起上吊,父子同殉,那知徐承煜将老父送上了圈套,还抽掉了垫脚的凳子,然后自己悄悄儿溜掉。那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徐承煜落在日本兵手里,如今关在顺天府衙门。”
  慈禧太后长叹无语,刚毅、赵舒翘则不无兔死狐悲之感。君臣默然半晌,仍是慈禧太后强打精神,计议国事,接续未完的话题,决定一面命李鸿章立即筹商办法,向各国转圜,一面命荣禄与英国公使直接商谈,如何讲和。
  谈和当然要条件。从出京以来,慈禧太后虽在颠沛流离之中,仍念念不忘此事,心口相商,已打算了好几遍了。赔兵费,当然是免不了的,如需割地,必得力争,争不过亦只好忍痛。最使她为难的是惩凶。罪魁祸首是载漪、载勋、徐桐、刚毅、赵舒翘、李秉衡、毓贤等人,固已成公论,但她自问,又何能卸责?如果自己惩办祸首,则追究责任,到头来“训政”之局,便将不保,倘或不办,洋人必以为无悔祸之意,讲和更难。此中的关系委曲,唯有荣禄能够了解,而眼前则只有王文韶还可以谈一谈。
  因此,这天中午又独召王文韶入对,为了优礼老臣,更为了让重听的老臣能听得清她的话,特意吩咐,站着回奏好了。
  “王文韶,”慈禧太后提高了声音说:“你是三朝老臣,国家到此地步,你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好。”
  王文韶侧着听力较好的左耳,屏息听完慈禧太后的话,一时摸不清她的用意,只得答一声:“是!臣赶来了,就是跟皇太后、皇上来共患难的。”
  “对了!”慈禧太后欣慰地说,“也必得你们几个存着这样的心,才能挽回大局。”她停了一下又问:“你第一次进总署是什么时候?”
  王文韶想了一下答说:“是光绪四年八月里。”
  “二十二年了!”慈禧太后说:“记得这一次回总署是前年六月里。”
  “是!”
  “你对洋务也很熟悉,看看各国公使对讲和是怎么一个意思?”
  “各国公使倒还好。”王文韶说:“上次皇太后慈命,馈赠各国公使瓜果食物,人非草木,他们也是知情的。”
  听得这话,慈禧太后喜动颜色,“是啊!我也是留了余地的。”她说:“我也是早就看出来,义和团已经不足用了,无奈那些人象吃错了药似的,成天歪着脖子瞪着眼,连我都认不得了。这里面,我的难处,外面不知道,你是在内廷行走的,总该看得出来。”
  “是,臣都看到了。”
  “我担心的是,各国不明我中国的情形,只以为凡事都是我作主。其实,凡有大事,我总是找大家商量,这一次宣战,不也连叫了三次‘大起’吗?”
  “是!”王文韶已懂得她的意思了,莫让洋人归罪“无辜”,想了一下答说:“臣的意思,朝廷没有表示,也不大妥当。”
  “大局闹得如此之糟,”皇帝突然插了一句嘴:“对百姓总要有个交代!”
  此言一出,慈禧太后的脸色变了!王文韶却不曾听明白,因为皇帝的声音低,他又站得比较远。不过从神色看,可以猜到皇帝说了一句不中听的话。
  “皇上的意思,”慈禧太后为他转述那句“不中听”的话:“大局闹成这个样,京城都失守了,说对百姓要有个交代。王文韶,你说,该怎么交代?”
  这一问,不难回答:“无非下罪己诏!”王文韶应声而答。
  不动听的话,立刻变成动听了,慈禧太后心里大感轻松,但不便表示意见,只问:“皇帝,听见王文韶的话了吧!”
  “是!”皇帝咬一咬牙,毅然决然地说:“总是儿子的过错。”
  这一下,慈禧太后更不便说什么了,只跟王文韶商议:“皇上也觉得应该下这么一道上谕。你看,应该怎么措词呢?”
  王文韶想了一下答说:“总要委婉声明不得已的苦衷。至于细节,臣此时亦无从回奏,要回去细细琢磨。”
  “对了!这个稿子怕要你亲自动笔。”
  “是!臣一回去,马上就动手。”
  “好!你要多费心思。”慈禧太后沉吟了一下又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局坏到如此,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错,果然大小臣工,实心实力,念念不忘朝廷,也就不至于有今天的艰难了。”
  “是!”王文韶答说:“皇太后这一层训示,臣一定叙进去。”
  慈禧太后点点头,转脸问说:“皇帝有什么要交代王文韶的?”
  皇帝想了一下说:“刘坤一……。”
  “王文韶,”慈禧太后打断他的话说:“你站过去,听皇上跟你交代。”
  等王文韶到了身边,皇帝略略提高了声音说:“刘坤一、张之洞曾经奏过,沿海沿江各地,照商约,保护洋人,应该照办。各省教民,地方官要加意保护。”
  “是!”王文韶停了一下,看看两宫皆无别话,便即说道:
  “臣听说皇太后、皇上打算巡幸太原,似乎不妥。”
  “喔,”慈禧太后问:“怎么呢?”
  “毓贤在山西,杀洋人、杀教民,手段狠毒,怕洋军不饶他,会派兵到山西,惊了乘舆。”王文韶答说:“不但太原遭了浩劫,其他还有大同、朔州、五台、榆次、汾州、平定、徐沟各县,洋人跟教民死的也不少。以臣测度,各国联军,怕会进兵山西。”
  慈禧太后为之发愣,好半晌才问:“不到太原,又到那里去呢?”
  这一问将王文韶问住了,不过他赋性圆滑,从不做推车撞壁的事,想了一下,从容答道:“乘舆所驻,就目前来说,自以太原为宜。倘或讲和讲得顺利,皇太后、皇上回銮也方便。如今要筹划的是,怎么样让洋人不至于往山西这面来。”
  “对了!必得往这条路子上去想,才是正办。”慈禧太后说:“井陉是山西通京城的要路,必得多派人马把守。”
  “是!”王文韶答说:“这是一定的。此外,臣以为不妨下一道上谕,说暂驻太原,这样缓急之际,再挪别处,就不至于惊扰人心了。”
  “这个主意好!”慈禧太后很坦率地说:“预先留个退步,免得看起来是让洋人撵得无路可走,面子上好看些。”
  “可是,”皇帝插进来问了一句:“除了太原,还有什么地方好去?”
  “西安啊!”慈禧太后毫不思索地答说:“关中自古帝王之都,有潼关天险,不怕洋人撵了来,只要朝廷能照常办事,不怕洋人的威胁,讲和也就容易多了。”
  “是!皇太后高瞻远瞩,看得透彻。不过,洋人恐怕放不过毓贤。”
  “放不过的,岂止毓贤一个?”慈禧太后略略将声音放低些:“王文韶,你倒想,这是什么时候?自己都还没有站稳脚步,能讲纪纲吗?”
  “是,是!”王文韶连声答应,不由得就想,怪不得慈禧太后能独掌大权数十年,胸中确有丘壑。
  “王文韶,国家危难的时候,全靠老成。所以,我一定要你赶了来,让你吃这一趟辛苦,实在也是万不得已。如今荣禄还不知道在那里,就算有了下落,怕也要让他留京办事。行在军机处,你要多费点心!”
  “臣尽力而为,决不敢丝毫推诿。”
  “不是说你推诿,是要你多拿主意。”慈禧太后又说:“我听说你在京的时候,遇事退让,以后可不必象从前那样子谦虚了!你记着我的话,放在心里好了!”
  最后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非常明显的,刚毅与赵舒翘获罪,是迟早间事,荣禄留京,礼王与启秀未曾随扈,则行在军机处总有一天,只剩下自己独挑大梁。
  意会到此,恐惧不胜之感,多于帘眷优隆的喜悦。王文韶在心里说:“一条老命,怕要送在太原或者西安了。”
  ※※※
  到得第三天,吴永大为着急了。两宫及王公大臣的供应难支,犹在其次,各处溃散的士兵,越来越多,由于有马玉昆的支持,军纪倒还能维持,但食物已有匮乏之势。两天来,乡人如赶集般进城来卖粮、卖菜、卖用百物的,接连不断,城门口拥挤不堪,到得这天,大为减少,显然的,存货出清,无物可卖了。
  眼看供应难周,而慈禧太后却并无启跸的意思,吴永焦急不堪,只有到军机处去诉苦。王文韶颇为深沉,声色不动;赵舒翘已窥出端倪,如俗话所说的“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不敢多事为吴永出什么主意;倒是刚毅有担当,慨然说道:“回头我替你面奏”。
  到得午后,有了好消息,两宫决定次日启驾。接着,由军机处来了一纸通知:“本日奉上谕:吴永着办理前路粮台。”初承恩命,不免惊喜交集,可是静下心来细细一想,才发觉这个差使干不得!
  于是吴永赶到军机处,先向王、刚、赵三人恭恭敬敬地行了礼,方始开口:“三位大人,不是吴永意图推诿,从来大驾巡幸,没有派县官为粮台的先例……。”
  “渔川!”保荐吴永这任差使的刚毅,挥手打断他的话说:“军机处的廷寄,直接发给县官,亦是没有先例的。这是什么时候?只要事情办通,还讲什么仪制!”
  “就因为事情办不通。”吴永答说:“第一、此去一路荒凉,拳匪溃兵骚扰,只怕地方官早就躲开了。就能找得到,市面萧条,士绅四散,要粮没有粮,要钱没有钱,我这个前路粮台的责任担不起。第二、大驾起行,我如果扈驾随行,地方善后,无人负责,散兵游勇,目无法纪,教我职司民牧的怎么对得起怀来的百姓。”
  “这你倒不用愁!”王文韶说:“跟马玉昆商量,让他留一营人在这里镇压,不就没事了?”
  “对了!”刚毅接口说道:“至于办前路粮台,实在非明敏练达如足下不可,时世艰难,上头也知道的,稍有不到之处,决不会有什么责备。渔川,你勉为其难吧!”
  众口一词,劝慰勉励,吴永无法,只得硬着头皮,挑起这副千斤重担。当天料理了启跸诸事,又处理了县政与家务,扰攘终宵,等黎明跪送两宫以后,随即上马打前站。
  第一站就是明英宗蒙尘之处的土木堡,此地象榆林堡一样,本是一个驿站,这时不仅驿马无存,驿丞逃得不知去向,而且堡内人烟断绝,两宫中午到此打尖,连茶水亦无着落。
  正在焦急无计之际,幸好宣化府派了人来接驾,备有食物,吴永如释重负,匆匆交代过后,赶到二十里外的沙城去准备两宫驻跸。
  沙城仍是怀来县的辖区,驻有巡检,吴永前一天已派了人来通知,选定一处俗称“东大寺”的古刹为行宫。部署粗定,大驾已到。送入东大寺后,连日劳顿,几无宁时的吴永,已近乎瘫痪,连上马的气力都没有了。
  “老爷,”他的跟班吴厚劝说:“不管怎么样,先歇一歇再说,病倒了,可是件不得了的事。”
  这话让吴永悚然一惊。果真病倒了,不但无医无药,而且还不能不力疾从公,即令性命能保,差使一定干不好。与其如此,则不如拚着受一顿责备,先找个地方将养一阵,好歹等精神稍稍恢复了再作道理。
  于是找了一座破庙,吴厚将马褥子卸了下来,在庙内避风之处铺好,让吴永半坐半躺地休息。那知门外的一匹马泄露了行踪,不多一会,随扈的各色人等都赶了来找吴永,要这,要那,吵闹不休。
  就这时候,又来了一群士兵,为首的自道是武卫左军,问吴永要粮饷之外,还要马料。
  “你们看见的,土木堡空空如也,那里来的粮饷马料?”
  “你是粮台,干什么的?”为首的那人横眉怒目地说,“快想法子!说空话没有用。”
  “快想法子!快、快!”另外有人在催,而且将手里的刀一扬,大有威吓之意。
  吴永本就积着满腹的怨愤,经此一激,百脉偾张,将胸一挺,厉声说道:“你们都是国家每年糜费大把饷银养着的,养兵千日,用在一朝,那知道洋人一到,吓得不战而溃,以至于圣驾蒙尘,惨不可言!你们不想想自己的罪孽,到今日之下,还是这副鱼肉百姓的态度!我奉旨办粮只有一天,刚刚赶到这里,什么都没有布置,那里来的粮饷马料?性命,倒有一条,随你们怎么处置好了!”
  说到这里,连日所受的气恼、委屈,以及种种可耻可痛的见闻,一起涌到心头,不觉悲从中来,放声大哭。
  这一哭身子就软了,扑倒在地,只觉得哭得越响,心里越舒服,泪如泉涌,自己都奇怪,一个人何能蓄积如许泪水。哭得力竭声嘶,渐成抽噎,只听吴厚在喊:“老爷、老爷!
  不要太伤心!”
  吴永收泪张目,入眼便有清凉之感,太监、王府护卫、士兵、京官等等一大群人走得一个不剩了。
  “人呢?”
  “都让老爷这一哭,吓跑了。”
  这是意料不到之事。吴永茫然半晌,渐渐能集中思虑了,心里在想,此刻虽以一哭解围,而来日大难,身无一文之饷,手无一旅之兵,何以为计?
  想来想去想到一个人。岑春煊手里有五万饷银,如果肯借出来,可以暂救眉急,而且他还有步队骑兵,弹压散兵游勇,绰绰有余。看此人性情虽然褊急,但总是伉爽任侠一路的人物,一定可以商量得通。
  吴永的盘算要想见诸事实,必得面奏允准。经过这两天的阅历,对于宫门的规矩,已颇了解,知道此时要见慈禧太后,非先经御前大臣这一关不可。因而直奔东大寺,找到了庄亲王载勋,说有事面奏太后,请他带领。
  载勋亦不问他要面奏的是什么事?只说:“明儿不行吗?”
  “是!很急的事。”
  载勋不再多问,派人进去通报,不一会,李莲英从角门中出来,讶异地低声问道:“这时候还要请起吗?”
  “喏,是他!”载勋指着吴永说:“有很急的事,要面奏。”
  “既然一定要见,我就上去回。”
  去不多久,另有个太监来“叫起”,载勋带着吴永进了角门,遥遥望见慈禧太后捧着水烟袋,站在大雄宝殿正廊上等候。于是疾趋上面,载勋请个安说:“吴永有事面奏。”接着站起身来,回头说道:“你说!”
  吴永先行礼,后陈奏:“臣蒙恩派为前路粮台,应竭犬马之劳,不过臣是知县,品级太低,向各省藩司行文催饷,在体制上诸多不便。就是发放官军粮饷,行文发布告,亦有许多为难之处。现在甘肃藩司岑春煊,率领马步各营,随驾北行。该藩司官职较高,向各省催饷,用平行的公事,易于措词。可否仰恳明降谕旨,派岑春煊督办粮台。臣请改作会办,所有行宫一切事务,臣就可以专力伺候,不致耽误了紧要差使。”
  慈禧太后不即发话,吸着水烟沉吟了好一会才开口:“你这个主意很好!明天早晨就有旨意。”接着又说:“载勋,你先下去。”
  “是!”载勋跪了安,扬长而去。
  “吴永,”慈禧太后很亲切地说:“这一趟差使,真难为你,办得很好。你很忠心,过几天我有恩典。对于外面的情形,我很知道,皇帝亦没有什么脾气。差使如此为难,断断不至于有所挑剔。你尽管放心,不必着急。”
  这番温语慰谕,体贴苦衷,不同泛泛。吴永想到王公大臣,下至伕役,从无一个人说这一句见情的话,相形之下,越觉得慈禧太后相待之厚,不由得感激涕零,取下大帽子,“冬冬”地在青石板地上碰了几个响头。
  “你的厨子周福,手艺很不坏,刚才吃的拉面很好,炒肉丝亦很入味。我想带着他一路走,不知道你肯不肯放他?”
  这亦是慈禧太后一种笼络的手段,吴永当然脸上飞金,大为得意。不过,有件事却不免令吴永觉得不是味道,周福赏了六品顶戴,在御膳房当差,而吴永这个知县,不过七品官儿。
  得兴一齐来!再有件事,不但使吴永大扫其兴,而且深为失悔,自己是做得太鲁莽了。
  这件鲁莽之事,就是保荐岑春煊督办粮台。首先岑春煊本人就“恩将仇报”,在东大寺山门口遇见吴永,他很生气地怨责:“多谢你的抬举。拿这么个破沙锅往我头上套!让我无缘无故受累。”
  说完,跨马而去,留下一个愕然不知所对的吴永在那里发愣。
  “渔川兄,上谕下来了,以后要请老兄多指教。”
  吴永转脸一看,是新交的一个朋友俞启元。此人是湖南巡抚俞廉之的儿子,而俞廉之是刚毅的门生,以此渊源,所以本来在京当司官的俞启元,随扈出关以来,一直跟在刚毅左右。此刻听他的话,不知意何所指?吴永只有拱拱手,含含糊糊答道:“好说!好说!”
  “渔川兄!”俞启元递过一张纸来:“恐怕你还未看到上谕!”
  接来一看,上谕写的是:“派岑春煊督办前路粮台,吴永、俞启元均着会办前路粮台。”
  吴永恍然大悟。俞启元这个会办,必是刚毅所保,彼此成了同事,所以他才有“多指教”的话。便即答说:“好极、好极!以后要请老兄多多指点。说实在的,我在仕途上的阅历很浅,只不过对人一片诚意而已。”
  “老兄的品格才具,佩服之至。不过,既然成了同事,而且这个差使很难办,彼此休戚有关,我很放肆,有一句话,率直奉劝:‘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吴永心中一动,“承教,承教!”他紧接着问:“老兄的话,必是有感而发?”
  “是!”俞启元看一看左右,放低了声音说:“听说岑云阶跟你发了一顿脾气。你道你真的以为是你给他扣了一个破沙锅。非也!只是觉得他是藩司,你是县官,耻于为你所荐,更怕你自恃督办是你所保,心里先存了个轻视他的念头,不服调度,所以倒打一耙,来个下马威!”
  “原来如此!”吴永失声说道:“这不是遇见‘中山狼’了吗?”
  “反正遇事留心就是。”
  吴永失悔不已,怏怏上道。到了宣化府的鸡鸣驿,王文韶派人来请,一见了面,便沉下脸来,大声责备:“你保岑云阶当督办,事先也要跟我们商量、商量,居然就进宫面奏了!
  你是不是觉得军机是多余的?”
  吴永一听这话,大为惶恐,急忙分辩:“吴永错了!不过决不敢如此狂妄,连军机都不尊重。”
  “这也不去说它了。我只告诉你,此人苗性尚未退净,如何能干此正事?将来不知道会闹出多少笑话来!你自己受累,是你自己引鬼进门,以后有什么麻烦,你不要来找我,我决不过问!”
  王文韶为人圆滑平和,此刻竟这样子大发雷霆,足以想见对岑春煊的深恶痛绝。吴永转念到此,才真正体认到自己干了一件不但荒唐,而且窝囊的事,无端得罪了执政,而被保荐的岑春煊,犹复恶声相向,这不太冤了吗?
  不过,帘眷优隆,却是方兴未艾,一到宣化府就奉到上谕:“吴永着以知府留于本省候补,先换顶戴。”七品县令一跃而为五品黄堂,总算可以稍酬连日的受气受累。
  ※※※
  京里最先挺身出来斡旋大局的,是总理衙门的总办章京舒文,他是镶黄旗的汉军,在总理衙门的资格最深,与总税务司赫德是知交,所以在联军破城的第二天,就有接触。赫德告诉他说,各国公使都在找庆王,希望他出面谈和。
  庆王已经随两宫出奔了。口外的消息不通,不知如何找他,就找到了,庆王不奉上谕,又何敢擅自回京,与洋人议和?凡此都是一时不能破除的窒碍。
  不过,无论如何舒文的行动是自由的,而且他的在东四牌楼九条胡同的住宅,已有日本兵自动前来站岗保护,因此,幸而未曾受辱被害的吏部尚书敬信、工部尚书裕德、侍郎那桐,都投奔在舒宅。最后又找到了卸任顺天府尹陈夔龙,一起商量,先打听到庆王因病留在怀来,随即公议,联衔具奏,请饬令庆王回京议和,许以便宜行事。
  “这样说法不妥。”陈夔龙指出:“各国公使指名以庆王为交涉对手,万一两宫不谅,庆王处于嫌疑之地,不便自行陈请。岂非误了大事?”
  然则如何措词呢?陈夔龙以为不如据情奏请钦派亲信大臣,会同庆王来京开议。大家都听从他的主意,而且推他主稿,同时多方找大臣联名会衔,结果是由东阁大学士昆冈领衔,依次为刑部尚书崇礼、裕德、敬信、宗室博善及阿克丹、那桐,殿后的是唯一的汉大臣陈夔龙。
  奏折备妥,由吏部郎中朴寿专程赴怀来投递。由于陈夔龙与庆王关系密切,所以另外附了一封信,说明原委,并建议处置办法,请庆王派专差将原折赍送行在,守候批复。
  此时两宫已经到了大同,正要启銮驻跸太原,接到八大臣会衔的奏折,慈禧太后大感欣慰,召见军机,即时作了三个决定:第一、派庆王奕劻,即日驰回京城,便宜行事,毋庸再赴行在;第二、廷寄总税务司赫德,内附发李鸿章即日到京议和的上谕一道,命赫德商请洋人兵轮,专送上海;第三、荣禄已有奏折,退驻保定,再图恢复,改派昆冈,至陈夔龙等八人,为留京办事大臣。同时吩咐,给庆王的上谕,派载澜专送怀来。
  等廷寄办妥,慈禧太后将载澜找了来,有话交代:“你跟奕劻说,要他吃这一趟辛苦,也是没法子的事!他两个女孩子跟在我身边很好,他不必惦念,京里现在还很乱,你把载振接了来,也省得他不放心!”
  “是!”载澜答说:“奴才一定把载振接了来。”
  载振是庆王的长子。慈禧太后此举,表面是体恤庆王,其实是防着他会出卖她,所以把载振带在身边,作为人质。
  庆王当然懂得其中的作用,冷笑一声说道:“哼!这位老太太,还跟我耍这种手腕!何苦?”
  “话不是这么说,庆叔!”载澜的神色,极其郑重:“洋人如果有什么要惩凶的话,你可千万不能松口!”
  “你放心好了!我到京里,只管维持市面,议和的事,等李少荃到京再谈。”
  因此,庆王一进京,会同留京八大臣,在北城广化寺见面时,开宗明义地表示:“谈和等全权李大臣来,目前先谈安定人心。”
  “是!”说得一口极好的中国话的赫德答说:“凡是能够为百姓效劳的,鹭宾一定极力去办。”鹭宾是赫德自取的别号。
  “筱石,”庆王转脸对陈夔龙说:“你把商量好的几件事说一说。”
  事先议定,向联军提出的要求,一共两条:开放各城门,以便四乡粮食蔬菜,照常进城;各国军队不得强占民房,更不得奸淫掳掠。赫德一口答应,不过也提出了一个警告。
  “北京城内,有各国军队驻扎,治安无虞,可是近畿各州县,听说还有义和团勾结土匪、溃卒,胡作非为。各国对这种情形,啧有烦言。这件事,希望中国地方官能够切实负责,否则外国派兵清剿,玉石俱焚,我亦帮不上忙了。”
  “我知道了!”庆王很负责地说:“我通知顺天府各属,一律设防自卫。”
  接着谈了些劫后见闻感慨,赫德告辞而去。庆王随即叮嘱陈夔龙,将这天会议的情形,专折驰报行在。
  “有件事,我想可以加个附片。”昆冈说道:“徐荫轩以身殉国,从容就义,应该附奏请恤!”
  “办不到!”庆王勃然变色,拍着桌子,象吵架似地答复昆冈:“徐桐可惜死得太晚了!他要早死几天,何至有徐小云论斩之事?”
  接着,庆王将当时如何会同荣禄,约请徐桐与崇绮想救徐用仪,如何崇绮已经同意,而徐桐峻拒的情形,细细说了一遍。
  “徐小云一条命,实在是送在此人手里的,倘使小云不死,今天跟洋人交涉,岂不是多一把好手?”庆王再一次拍桌表示决心:“徐桐死了活该,我不能代他出奏请恤!”
  昆冈没有想到碰这么大一个钉子,虽觉难堪,无可申辩,好在经过这次大劫,衣冠扫地,脸皮也变得厚了,一笑自解,揖别各散。
  ※※※
  从八月初十起,庆王等于做了皇帝,里里外外,事无大小都听他一言而决。当然,头等大事,是与各国修好,所以连日拜会各国公使,一则慰问致歉,联络感情,二则探听各国对议和的态度。
  首先拜会的是英国公使窦纳乐。由于赫德的斡旋,英国的态度比较平和,而且作了一个很好的建议,说西班牙虽未派军,但西班牙公使葛络干是驻华外交团的领袖,不妨多下点工夫。庆王欣然接纳,当天就办了一通照会致送葛络干,请求协力维持北京地面的秩序。
  其次拜会日本公使西德二郎。这次联军进攻,日本军最起劲,攻得也最狠,但破京以后,军纪却是第一,不但保护了紫禁城,就是分段而守,在日本防区的居民,亦比较少受骚扰。因此,庆王见了西德二郎,首先致谢,然后表示在议和时,希望日本格外协力。
  西德二郎提出两点建议,认为中国政府能够自己下令肃清近畿的义和团,同时惩办祸首,表现悔祸的诚意,和议的条件就比较好谈。
  惩办祸首几乎是各国一致的要求,尤以德国最为坚持,断然表示,必须先惩办罪魁,方能开议。那种说一不二,绝无还价余地的强硬态度,使得庆王大为不安,回到府里,立即召集幕僚会议。
  “这一次因为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戕,所以各国推德国派将官挂帅,德皇派的是老帅瓦德西,如今正在东来途中。”舒文提出警告:“京城已破,而联军统帅尚未到达,一到以后,是不是另外还有作战计划,就很难说了。是故,德国的态度,非常要紧,能够乘瓦德西未到之面,先走一着棋,对缓和大局,很有关系。我看,王爷应该据实奏闻。”
  此议一出,无不首肯。但庆王还在踌躇,结果是议而不决。等舒文等人辞去以后,他将陈夔龙单独留了下来,密密商酌。
  “筱石,有件事,你大概可以想象得到,上头对我的猜忌极深,走错一步,身家不保。你看,惩办祸首的话,我能说不能说?”
  当然不能说。说了,即使慈禧太后谅解,载漪兄弟及载勋等人,亦必恨之刺骨,设法倾陷。不过,不说又于大局有害。陈夔龙想了一会,有了计较。
  “惩办祸首,理所当然,谁都可以说,不必王爷上奏。”
  “话是不错。可是总亦要有人肯说,尤其是要明说,此为各国的公意。”
  “容易!容易!”陈夔龙的方法说穿了无足为奇,只要庆王分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在告知到京与各国公使洽谈的经过中,透露出都希望中国政府自动严惩祸首的意向,就一定会有人向朝廷提出建议。
  其实,不必庆王电告,李鸿章已经有了这样的建议,而惩凶不过是他进京议和的条件之一。六月二十五李鸿章到达上海,虽托病不愿北上,暗中已在多方活动,一方面探测各国的意向,一方面直接与驻德的吕海寰、驻俄的杨儒等“星使”,电报往来,力谋疏解。李鸿章自恃与俄国的关系很深,又看俄国正进兵东三省,在关内的商务、侨民方面的利害关系不深,所以定下一个在东三省让步,换取俄国在北京自动撤兵的策略,以便要求其他各国,照样办理。这一策略在李鸿章看,是议和成败的关键,如果没有眉目,他觉得“跳火坑”亦是白跳。
  六月二十五日以来,随着俄国军队陷瑷珲、取营口、攻入黑龙江省城,李鸿章换取俄国在关内让步的策略,亦渐次实现。俄国不但承诺,愿将军队、公使、侨民由北京撤至天津,而且接受李鸿章的请托,代为劝告德皇,同意自北京撤军。到了这个地步,李鸿章才开始考虑北上的行期。
  而在事先,李鸿章单独电奏,请惩办祸首以外,又会同刘坤一、张之洞合奏,说俄国表示善意,应该致谢。同时建议责成直隶总督剿匪;派奕劻、荣禄进京会议;下罪己诏;最后转述日军方面希望,请两宫回京。
  罪己诏是早就下过了,是王文韶的手笔,皇帝自责并责臣下之外,并无一语归咎于慈禧太后及亲贵。自行剿匪一节,亦可照办,已责成护理直隶总督的藩司廷雍,认真办理。此外各节,“亦当照请施行,惟事有次第,不得不略分先后”。这是暗示,惩凶一节的时机尚未成熟。李鸿章当然亦能谅解,两宫还在道路流离之中,何能办此大事?起码亦要到了太原,让“行在”有了朝廷的样子,才谈得到追究责任,整饬纪纲。如今有此表示,便见诚意,所以李鸿章决定过了中秋,由海道北上。
  八月二十一动身,二十六到天津,沿途安全,都由俄国军队负责,而就在这半个月中,东三省的俄军又攻陷了吉林省城与奉天的牛庄。黑龙江将军,早在八月初俄军攻入齐齐哈尔时,便已自杀。这些情形,刚到太原的两宫,毫无所闻,李鸿章虽然知道,却紧闭着嘴,不敢作声。
  在京城里,地方秩序自然是一天比一天有起色,可是各国公使与联军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却反而越来越强硬,并且众口一词,说慈禧太后与皇帝应该早早回銮,对和议有益。
  “这是什么意思?”慈禧太后问王文韶:“各国军队都还占着京城,怎么能回銮?”
  王文韶不知道慈禧太后是真的不了解各国的用意,还是装糊涂?反正他觉得这是万不能说破的一件事。两宫回京,各国便可以请求觐见皇帝为名,迫使慈禧太后归政,这在德国外交部对吕海寰的谈话中,表现得最为露骨。德国外交部表示,议和固以惩凶为前提,还要看两宫的大权已否旁落。如已旁落,则所派的议和代表,德国不能承认。这看起来象是怀疑两宫已为载漪等人所挟持,身不由主,而实际上是指皇帝的大权,落在慈禧太后手中。
  因此,尽管庆王、李鸿章、各省督抚,甚至昆冈等留京办事大臣,纷纷吁请回銮,而行在不是避而不谈,便是以京师“城门街道,此时仍由洋兵看管”为理由,认为“遽请回銮,于事体未为妥协”。
  见此光景,李鸿章知道回銮一事,不必再谈,可是惩处祸首,却必须做到。所以在天津发了一道电奏:“请致谢俄国,优恤德使,惩处祸首,冀早开议停战。”
  于是闰八月初二,太原发了三道上谕,两道明发,一道是:“德国驻京使臣克林德前被兵戕害,业经降旨,深为惋惜。因思该臣驻华以来,办理一切交涉事宜,和平妥协,朕追念之余,倍更轸悼。着赐祭一坛,派大学士昆冈,即日前往奠醊。灵柩回国时,并着南北洋大臣,妥为照料。抵本国时,着再赐祭一坛,派户部右侍郎吕海寰前往奠醊。用示朕笃念邦交,惋惜不忘之至意。”
  另一道便是中外瞩目的“惩处祸首”。说中外开衅,变出非常,实非朝廷本意。致祸之由,“皆因诸王大臣等,纵庇拳匪,启衅友邦,以致贻忧宗社,乘舆播迁。朕固不能不引咎自责,而诸王大臣亦亟应分别重轻,加以惩处。”
  被处的一共九个人。领头的是庄亲王载勋,其次是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滢、载濂,这四个作一起,“均着革去爵职。”
  下来是端郡王载漪,特加“从宽”字样,处分一共三项:
  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严加议处、停俸。
  再轻一等的是辅国公载澜、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均着交该衙门严加议处。”最后是刚毅与赵舒翘,交吏部议处。
  另外一道廷寄,专为答复李鸿章:“所奏各节,本日均已照办,分别降旨。该大学士接奉此旨,着即日进京开议,勿再迟延。”可是李鸿章仍然逗留在天津,主要的是联军统帅瓦德西,即将抵达,李鸿章在德国跟他见过,虽无深交,总有见面之情,所以在天津等候着,想先尽一尽地主之谊。
  其次,李鸿章决定在天津接直隶总督的任,先将兵权抓在手里再说。
  瓦德西是闰八月初四到天津的。这位六十八岁的老将,是个尚未结婚的老光棍,当过德国的总参谋长,具备做首相的资格,而且跟李鸿章一样,也是伯爵。地位相等,且为八国联军的统帅,当然决不可能先去拜访李鸿章,而李鸿章为了维持个人的威望,亦不便自己登门求教。因此,只是侧面设法,托人暗示瓦德西,邀李鸿章一晤。谁知瓦德西个性严峻,而且东来之前,曾奉有德皇的命令,须以严厉态度对待中国政府,因而置之不理。
  看看事已无望,李鸿章只好打点进京。闰八月十八到了京里,以贤良寺为公馆,跟庆王见过面,随即传见总税务司赫德,由他陪着,遍访各国公使。回到行辕,随即发了一个电报,请将招致大乱的诸王大臣,从严治罪,不可随往行在。电奏中明白指出,这是各国公使一致的意见,倘不见听,不独和议难开,联军亦有西犯的可能。
  其时两宫行驾,已过山西闻喜,将抵临晋。随扈的军机大臣中,刚毅自知是罪魁祸首,忧悔交加,复以旅途劳顿,已染病在身。前几天接到京里的电报,说各国公使对原在保定,奉派参与和议的荣禄,因为围攻使馆的武卫军就是他的部下,所以表示“不予接待保护”,等于拒绝他进京。待荣禄尚且如此,对祸首之恨之切骨,可想而知,以致病情添了几分。
  如今李鸿章的电报,成了刚毅的催命符,在闻喜病势陡然加重。王文韶奏明慈禧太后,准他折回太原养病,但到得曲沃的候鸟镇,已经不能再上路了,延到闰八月二十五,一命呜呼。
  就在这一天,两宫渡过风陵渡,进了潼关。慈禧太后将庄王载勋留在河东蒲州,端王载漪留在潼关,不准随往西安。同时电知奕劻及李鸿章,对肇祸王大臣应如何加重处分,不妨密拟具奏,以凭定夺。
  也就是在这一天,保定为法英德意联军所占领,设立联军公所,组织军法处,逮捕了藩司廷雍、臬司沈家本、城守尉奎恒、参将王占魁,还有一个为张德成办过粮台的候补道谭文焕,审问七月初一,英美教士十五人在保定被屠杀一案。
  不但保定失守,官员被捕,而且联军有进窥山西的模样。已经到达西安的慈禧太后,知道重惩祸首一事,如果不能有比较明快的处置,麻烦将会层出不穷。果然,九月十八日得报,廷雍、奎恒、王占魁,已由瓦德西批准枪决,谭文焕移解天津,枭首示众六天,沈家本则犹被拘禁在本衙门派兵看守。这已觉胆战心惊,第二天李鸿章来了一个电报,就更可怕了。
  原来在义和团最猖獗时,以前好些客死中土的有名教士,如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的坟墓,都被盗毁,瓦德西为了报复,更为了威胁,特为派兵到易州,将有不利于西陵的举动。
  世宗泰陵、仁宗昌陵、宣宗慕陵在易州的永宁山,总名西陵。这样处置的作用,是在向西安行在,提出严重警告,如果慈禧太后还想庇护懿亲,雍正、嘉庆、道光三帝,就可能有身后的惨祸。
  慈禧太后再有担当,也承受不起这个“不自殒灭,祸延祖宗”的罪名。而且,洋人既能扰易州的西陵,就能扰遵化昌瑞山的东陵,那一来就更严重了!世祖孝陵、圣祖景陵、高宗裕陵、文宗定陵、穆宗惠陵之外,自己的已花了上千万银子修建的万年吉壤,亦在定陵之东的普陀峪,若为洋人侵扰,坏了风水,是件死不瞑目的事。
  因此,慈禧太后一面急电奕劻、李鸿章,向“德国在京使臣,切实诘问”,一面不能不考虑加重祸首的处分。及至李鸿章的“洋兵趋向进止,均由德瓦帅调遣,瓦德西擅居仪銮殿,坚不接晤,无从共商”的复奏一到,随即便有一道“肇祸诸臣,前经降旨,分别惩处。现在京畿一带,拳匪尚未净尽,以致地方糜烂,生民涂炭,思之实堪痛恨,若不严加惩治,无以服天下之心,而释友邦之憾”的上谕发布。
  这第二次惩处祸首,首当其冲的是载漪,与载勋同科,革爵,暂交宗人府圈禁,俟军务平定后,再行发往盛京,永远圈禁。怡亲王溥静及老恭王的次子贝勒载滢,亦交宗人府圈禁,载漪的胞兄载濂,着令“闭门思过”,是软禁在家。
  相形之下,载澜就便宜得多了,处分是“停公俸,降一级调用”。这因为他在八月初被派为御前大臣,军机既不能不卖个情面,慈禧太后亦觉得他还有可供驱遣之处,特意加恩。
  至于亲贵之外,英年的处分最轻,降二级调用;毓贤的处分最重,“发往极边,充当苦差,永不释回”,因为他“在山西巡抚任内纵容拳匪,戕害教士教民,任性妄为”之故。本来,刚毅的罪名最重,但以病故,免其置议,赵舒翘倒是颇得慈禧太后谅解的,落得一个“革职留任”的处分,仍旧当他的军机大臣。
  上谕最后,还有一段声明,慈禧太后借皇帝的口说:“此事始末,惟朕深知,即如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中外诸臣迭次参奏,均未指出,即出使各国大臣电奏,亦从未提及,朕仍据实一体惩办,可见朕于诸臣处分轻重,一秉大公,毫无偏袒,当亦海内外所共谅也。”
  这话是说给洋人听的,特别是希望瓦德西能听得进去。但是,慈禧太后是失望了!
  ※※※
  李鸿章终于跟瓦德西见了面。他在电奏中所说的“坚不接晤”,并非事实,事实是李鸿章希望跟瓦德西在宫外见面,而瓦德西则坚持在仪銮殿相会不可。
  看看无法坚持,李鸿章只得委屈,以期打开僵局。事先以书面联络,约定九月二十四会晤,到了那天清晨,李鸿章由副都统荫昌陪同,坐轿到了西苑门。由此到太液池西、紫光阁南,作为慈禧太后寝宫的仪銮殿,还有好长一段路,而李鸿章坚持下轿步行,从人纷纷相劝,置之不顾,他说:“纵或乘舆在外,体制不可不顾。”
  走到仪銮殿,花了将近三刻钟,气喘吁吁,面无人色。不过,瓦德西倒很客气,仪队从东向的宝光门摆起,一直排到南向的景福门,瓦德西在来薰门外迎接,进了门,就是仪銮殿,延入东面的多福斋见礼。
  他们是在德国京城的旧识,透过荫昌的翻译,有长长一段的寒暄,李鸿章问到有“铁血宰相”之称的俾斯麦,德皇与皇后,伦洛熙王爵,现任的首相褒洛夫伯爵,以及瓦德西的老师,德国名将毛奇的后人。然后又问瓦德西本人及他的僚属,最后的话题一转,问起联军的动向。
  “我听说联军打算开到张家口?”李鸿章问。
  “不!”瓦德西答说:“不过长城为止。听说那里有许多中国军队。”
  “如果有,也只是为了弹压地方。”
  “保定府亦有许多中国官军。不幸地,这些军队并不剿除拳匪。”
  “可是,”李鸿章针锋相对地答说:“亦并不与西洋人为难。”
  “中国官军没有纪律的很多,北方的民众都不能原谅他们。”
  “我想,这是道路流言,并不确实。”
  “如果贵大臣能够担保,中国官军不与联军冲突,我一定不会再派兵到各处。”
  李鸿章乘机说道:“联军现在究竟占据了那些地方,我还不知道。”
  这意思是说,必须先知道联军所占的地方,才可以约束官兵注意避免冲突。瓦德西当即表示,愿意送李鸿章一张记明联军屯驻地点的地图。
  然后,瓦德西问起两宫的消息,又问如何通电。李鸿章告诉他说:“由北京到上海,转汉口到西安。”
  “贵国皇太后、皇帝,应该早日回京为宜。”
  “是的。贵国大皇帝,亦曾以此相劝。不过,”李鸿章答说:“皇上有点胆怯。”
  刚谈到这里,庆王奕劻也到了。他跟瓦德西是第一次见面,便由李鸿章引见。握手以后,庆王开口先说:“我想跟贵统帅缔交,已有好些日子了。”
  瓦德西亦表示久已仰慕。接着庆王大谈德国亨利亲王访华,相共游宴的情形,适与李鸿章大谈在德故人的用意相同,都是“套交情”。
  岂知瓦德西老练非凡,交情是交情,公事是公事,连李鸿章要求发一张与中国官军联络,通过联军防区的护照,都不能同意。庆王与李鸿章此来,除了一张联军占领区的地图以外,一无所获。
  李鸿章的烦恼犹不止此,他还怀着一个鬼胎。东三省的局势,越来越糟,这个鬼胎已有掩藏不住之势,一旦败露,即令不至于成为张荫桓第二,首领不保,但身败名裂,是可以预见的。
  原来甲午战后,朝中重臣及有权的督抚,都主联俄拒日,于是光绪二十二年春天,李鸿章奉派以庆贺俄皇加冕专使的身分,带着大批随员与他的通洋文的长子李经方,到了彼得堡,签下一份“中俄密约”。李鸿章此行,踌躇满志,向人夸耀:“从此至少可保二十年无事!”
  这份“可保二十年无事”——二十年之内,不怕日本侵略的“中俄密约”,一共六条,主旨是两国共同防日,而条件是“当开战时,如遇紧要之时,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这犹在其次,最主要的一款是准俄国在黑龙江、吉林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密约中又记明,这条铁路由设在上海的华俄道胜银行承办经理。
  这条铁路,后来定名为中东铁路,由华俄道胜银行出面建造。其中特为拨出一笔经费,总数三百万卢布,约合一百五十万美元,准备分三次致送李鸿章。第一笔一百万卢布,是在光绪二十三年春天,由华俄道胜银行总办吴克托穆王爵,在北京当面交给李鸿章的。
  到了这年冬天,俄国因为德国占领胶州,便出兵占领了旅顺、大连。交涉结果,俄国非强租旅大不可。这个交涉中国方面是由李鸿章与张荫桓所承办,俄国方面,仍为一直主持对华交涉、与李鸿章关系极其密切的财政大臣威德所经手。为了怕夜长梦多,希望早日签约,威德指定驻华代办巴布罗夫,向李、张二人各致一份重礼,总值七十五万卢布。
  这一次义和团之乱,俄国除了一面派兵在大沽口登陆,参加联军以外,一面借口东三省亦有义和团,派兵入侵,八月初六攻占黑龙江省城,将军寿山服毒自杀。八月二十九侵入吉林省城,将军长顺,束手降敌。这已经使得李鸿章深感不安了,而最糟糕的是,闰八月初八,俄军攻入沈阳以后,盛京将军增祺在李鸿章与瓦德西相晤的四天之前,签订了一份以俄文为准的“奉天交地暂约”,一共九款。如照此约实行,奉天等于成了俄国的属地。消息传到北京,李鸿章心惊肉跳,当夜就病倒了。
  西安行在,自亦放不过增祺,电旨严斥“着即革职,饬令回京”,下一步当然是“废暂约”的交涉,为李鸿章更添一大棘手之事。
  在这时候,华俄道胜银行的总办,吴克托穆王爵,悄悄到了北京,住在贤良寺,作为李鸿章的上宾。看起来,这是为他增加了声势,其实,来得很不是时候。
  原来李鸿章对外办交涉,最怕的一件事就是“合而谋我”,所以未入京以前,就已决定了策略,务必拆散各国,以便于个别操纵。当然,这非从俄国方面下手不可,在上海就曾与吴克托穆商量过,因而他一到京,便有俄国首先撤兵之举,俄国的公使古尔斯,并曾一度离京,作为对李鸿章的声援。可是,各国并不想步俄国的后尘,也看出李鸿章所耍的一套把戏,猜疑日深,反成隔阂。
  如今吴克托穆潜居贤良寺,并引起各国之忌。载漪等人闯的大祸,牵涉十一国之多,派兵的亦有八国,尽管俄国异调独弹,步骤不一,而影响极微,该提的条件,还是照提不误。
  开议的主要条件,还是在惩凶。这一次提出来两个人,一个在朝廷无所顾惜,一个却不能不有所顾忌。
  无所顾惜的毓贤,有所顾忌的董福祥。手握重兵的悍将,逼急了变生肘腋,真可有覆国之祸。因此,西安行在从慈禧太后到刚抵达的荣禄无不忧心忡忡。
  不但李鸿章与奕劻,根据各国公使的意见,电奏朝廷,认董福祥是主要的祸首,而且隐约谏劝,不可容荣禄袒护其人,而且刘坤一、张之洞亦一再有电报到西安,说是英法外交官先后表示,毓贤、董福祥必置诸重典。如果董福祥一时不能严惩,务必设法夺去他的兵权,撵得远远地,方能释各国之疑。
  正当朝廷疑难焦忧之际,李鸿章又有奏报,说各国已“另备哀的美敦照书,祸将莫测”。同时又密电荣禄,说京中谣言,刘坤一、张之洞将被撤任,倘有此举,将引起各国极大的反感,和议根本无望。
  于是在荣禄主持之下,发了两道密电:一道是辟谣,亦即等于提供保证,刘、张二人,决不会调动,另外一道,说是“毓贤将置重典”,不过“懿亲不得加刑”,是拿毓贤来换载漪等人的命。至于董福祥,当然只有缓缓图之。
  过了慈禧太后的万寿,终于下了一道上谕:“甘肃提督董福祥,从前在本省办理回务,历著战功,自调来京后,不谙中外情形,于朝廷讲信修睦之道,未能仰体,遇事致多卤莽。本应予以严惩,姑念甘肃地方紧要,该提督人地尚属相宜,着从宽革职留任。其所部各军,现已裁撤五千五百人,仍着带领亲军数营,剋日驰回甘肃,扼要设防,以观后效。”
  这样处置董福祥,对各国公使总算有了交代。同时和约的草案大纲,亦由各国磋商定案,通知奕劻、李鸿章两位全权大臣准备开议,附带有一番声明。
  声明中说,各国明知条款苛刻,但亦是中国政府咎由自取。将来条款送到中国政府,不可有一字之驳。如果愿意接受,则自奉旨之日起,战事即算结束,军费的赔偿,亦以此日为止截之期而结算。否则,各国联军基于军事上的考虑,有所行动,后果十分严重。
  这自然是恫吓,但不受就不能开议。所以奕劻、李鸿章密电行在备案。定于十一月初一在西班牙公使馆开议。
  事先,西班牙公使有一个照会,以“廨宇狭隘,座位无多”为理由,限制中国方面的“来宾”,不得超过十个人。两全权大臣及英、法、德、日、俄五名翻译以外,另外只能带三个随员。奕劻与李鸿章商量,决定只带两个人,一个是陈夔龙,一个户部侍郎那桐。
  到了那一天,贤良寺传出活来,李鸿章病势加重,不能出席和议。延期势不可能,只好由奕劻带着陈夔龙、那桐赴会。宾主相向一揖,亦无寒暄,随即由西班牙公使葛络干,朗诵和约大纲,一共是十二条:
  一、戕害德使一事,由中国派亲王专使,往德谢罪,并于被害处,树立铭碑。
  二、严惩祸首,其戕害凌虐各国人民之城镇,五年内停止科考。
  三、戕害日本书记生事,须用优荣之典,以谢日本政府。
  四、于污渎发掘各国人民坟墓之处,建立碣碑。
  五、军火及专为制造军火之材料,不准运入中国。
  六、赔补外人及为外人执事之华人身家财产所受损失。
  七、各国驻兵护卫使馆。
  八、北京至海边须留出畅行通道。大沽炮台,一律削平。
  九、由各国驻兵留守通道。
  十、张贴永禁军民人等仇视各国之谕旨。
  十一、修改通商行船各约。
  十二、改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各国公使觐见礼节。
  念完将文件交给庆王奕劻。念的是法语,文件亦是法文,奕劻不知道内容是什么,只这样答说:“今日承各公使面交和约一件。我立刻会电达西安行在,等奉到电旨,立即知照。”
  说完,将文件随手交给陈夔龙,然后拱拱手告辞。
  十一国公使只是站起身来,便算答礼,宾客辞出,连送都不送一送。奕劻的脸色当然就很难看了。
  “你看,端王迷信拳匪,闯这么一场大祸!”
  陈夔龙知道庆王有受辱之感,心想:这也未免太看不开,想不透了!城下之盟,受辱理所当然,如果受辱而不能负重,则为两失。应该劝劝他,不必生此闲气,养养精神在会议桌上极力一争,才是正经。
  念头还不曾转完,庆王又发话了:“我为国受辱,无话可说。你们俩赶紧回贤良寺,跟李中堂去报告,会衔的电奏,今天一定要发出。电稿不必送给我看了,发电以后,抄个稿子给我好了。”
  陈夔龙答应着,目送庆王上了轿,回头去找那桐,一见不觉吃惊!那桐面色发青,身子颤抖,颇有支持不住的样子。
  “琴轩!”他问:“你怎么了?”
  原来西班牙公使馆中,生得极旺的火炉,洋人本来穿得少,室内又照例卸去厚呢外套,炉火虽旺不碍。那桐穿的是大毛出锋的袍子,外罩貂褂,礼节所关,不能脱卸,以致为炉火逼得汗出如浆,出来朔风扑面,毛孔一闭,就此受病,已是寒热大作了。
  陈夔龙无奈,只能派人将那桐送回家,一个人到贤良寺去办事。接待的是他的会试同年,以道员而在李鸿章幕府的杨士骧。
  “中堂不能见客。”
  “那怎么办?”陈夔龙叫着杨士骧的别号说:“莲府,劳你驾,把和约大纲送进去,让中堂先过一过目,再请示方略。”
  “中堂这时候沉沉昏睡,就叫醒了,也未见得能看得下去。依我说,不如请你先拟个电稿,呈中堂阅定即发,来得便捷。”
  “兹事体大!”陈夔龙大感踌躇,“没有中堂的指示,我实在不便擅拟。”
  “事机迅急,间不容发,这个电报,今天不办,万难推到明天。老年兄,试问你不敢拟,还有谁敢拟?来,来,马上动手吧!”
  杨士骧亲自为他照料笔砚,铺纸磨墨,硬捺着他在书桌前面坐下,陈夔龙握笔在手,久久不能着一字。
  其实,李鸿章之不愿陪奕劻一起到西班牙公使馆,以及此刻之不愿见陈夔龙,都是有意做作,为的是和议成后,必受清议攻击,甚至朝廷过河拔桥,反而有所追究,那时便好以病势正剧,思虑难免不周,作个卸责的余地。此时见陈夔龙挑不下这副千斤重担,不能不助他一臂之力了。
  于是李鸿章命他的幼子李经迈出来说:“家君昨天说过,这一次的奏件,要用重笔。”
  陈夔龙的疑难立解。不用重笔,不能邀得慈禧太后的准许,便即笑道:“用重笔,只好请出宗庙社稷,才能压倒一切!”
  于是,陈夔龙以“西安军机处”开头,先叙奕劻与十一国公使会晤的经过,次录和约大纲华文全文十二款,最后一款有“以上各款若非中国国家允从,并适各国之意,各本大臣难许有撤退京畿一带驻扎兵队之望”的话,所以秦请允准和约大纲,就从这段话上发端,“请出宗庙社稷”,说是:“臣等查条款末段所称,词意决绝,不容辩论。宗社陵寝,均在他人掌握,稍一置词,即将决裂,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惟有吁恳皇太后、皇上上念宗社,下念臣民,迅速乾断,电示遵行,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果然,复电是“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不过其中利害轻重,仍责望奕劻、李鸿章“设法婉商磋磨,尚冀稍资补救”。看语气是完全照准了。
  谁知西安将和约大纲十二条分电重要督抚以后,张之洞接二连三提出意见,首先指出第五款内“制造军火之材料”,不准运入中国,则永无御侮之具,各省的制造局及枪炮局亦必无事可办,均须停闭,所以这一句必须删去。
  第二个电报是对第七、八、九三款有异议,认为大沽撤炮台,使馆驻护兵,津沽设兵卡,则“使馆永远安宁,而中国变成门户之防全撤,不容自卫,是朝廷永远危险,似欠平允。”须两全权大臣,“于此节务商善法”。
  再有一个电报,说条款前言内“京师各使馆被官兵与义和团匪勾通,遵奉内廷谕旨,围困攻击”这段话中的“遵奉内廷谕旨”六字,句中有眼,用意难测,必须删去,此事“万分紧要”。
  紧接着又来了第四个电报,说第二款内,“日后指出,一律严惩等语,日后二字,甚属不妥。以前所指之人,朝廷已分别重轻办理,若不划清界限,后患无穷”,应将此二字删去。
  这四个电报中的建议,朝廷无不照转两全权大臣。尤其是“遵奉朝廷谕旨”,很明显地是为了保护慈禧太后,替她卸除纵容义和团的责任,朝廷更为认真,责成奕劻、李鸿章“据此力为辩论,总以删除为妥!”
  在李鸿章看,这都是吹毛求疵。而外人不体谅当事者处境的艰难,只为了讨好慈禧太后,大放厥词,形成掣肘,可恶之至!
  因此,病起的李鸿章,亲自口授复奏,将张之洞痛驳了一顿。幕府中录稿呈阅,李鸿章的余怒不已,提笔加了几句:“不料张督在外多年,稍有阅历,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盖局外论事易也!”二十年前就是光绪六年庚辰,这一年慈禧太后为了守午门的护军打了送食物到醇王府的太监,闹出轩然大波,病中的慈禧太后,非杀护军不可,后来是“翰林四谏”之一的陈宝箴主稿,与张之洞联名奏谏,居然为慈禧太后所嘉纳。张之洞亦由此得承帘卷,而有今日。
  所以李鸿章亲笔所添的这几句话,不止于渺视后生之意,亦是在讽刺张之洞只善于以文字逢迎。当然,“局外论事易”
  五个字,亦隐隐然有指责朝廷苛求的意味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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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朝廷常有严旨,督促尽力补救,但和约大纲既经允准,则和局必不致决裂,是李鸿章有把握的事。而各国公使鉴于中国政府已有初步的诚意表现,敌视的态度亦大见缓和,贤良寺渐渐热闹,有李鸿章当日在京,经常与外宾酬酢往还的盛况了。
  这天两国公使同时相访。一个是日本新任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一个是意大利公使萨尔瓦葛。遇到这种情形,要分交情深浅,交情浅的比较客气,应该先见。小村寿太郎在甲午年间曾署理公使,与李鸿章是旧识,但这一次重新使华,还是头一回来拜访,似乎又不能不先见,但萨尔瓦葛是预先约好了的,如果先见日使,于理不合。左右为难之下,只有一法处置,同时接见。
  两国公使都是有所为而来的,但有事只可密谈,当着另一国的公使,彼此皆有顾忌,便只好谈些不着边际的外交词令了。
  不过,利害相同,立场一致的事,还是可以谈的。十二条和约大纲中,牵涉到实际利益的几款,各有各的想法,而严惩祸首这一款,众议佥同,因而成了此时的话题。
  “各国的意见,祸首的前三名是:载漪、董福祥、载勋。”萨尔瓦葛以一种困惑的神情说,“何以中国政府对这三个人,不下令处死?实在不能了解其中的道理。”
  “懿亲是不处死的。”李鸿章答说:“这在各君主国家亦不乏先例。”
  “那么,董福祥呢?”
  李鸿章笑笑答说:“小村先生对于中国的情形比较了解,想来同情中国政府的处境。能不能为中国政府作个解释?”
  “我刚到中国,对于义和团闹事,演变成这样严重的大祸,究竟原因何在,还未深入研究。至于董福祥,我对他略有所知。”小村寿太郎直接以英语向萨尔瓦葛说:“此人是个土匪将军。在中国西北一带,有相当的号召力,现在他手里还握有重兵,如果压力太大,他会起兵作乱。我以为各国对这一点,应该体谅中国政府的苦衷,不必过于坚持。”
  “这一层苦衷,当然可以谅解。不过,中国政府的借口似乎太多。”萨尔瓦葛紧接着问李鸿章:“我想问一个人。徐侍郎,亦就是现在为日本军队所拘禁的徐侍郎,为人如何?”
  “此人不好!”李鸿章脱口相答。
  为什么不好呢?李鸿章有解释:七月初三杀许景澄、袁昶,是他监斩,七月十七杀徐用仪,也是他监斩。最可恶的是,徐承煜还曾逼他父亲自尽,这样的人,在中国称之为“枭獍”。
  “还有一位,”小村寿太郎问说:“与徐侍郎一起被拘禁的启尚书,为人如何?”
  “他是大学士徐桐的门生,很得老师的赏识。为人如何,可想而知。不过,”李鸿章说了句公道话:“此人的私德还不差。”
  就因为这一句话,启秀得以暂脱缧绁。原来他以老母病殁,曾向日军司令山口素臣请假十日治丧,未获允准。这件事是小村所知道的,此刻听了李鸿章的话,回去便通知山口,不妨准启秀的假。
  十日期满,启秀自行报到,言而有信,为日军另眼相看了。见此光景,徐承煜援例以为父治丧为名,请假十日。山口因为从小村口中已得知徐承煜是“枭獍”,断然拒绝,不管他如何“据理力争”,始终不考虑他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