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荒野无言
作者：侯文蕙
出生在苏格兰的约翰·缪尔，十一岁时随父亲移民美国，并辍学务农。二十二岁时，缪尔靠自学进了大学，但只读了两年半。他曾经在美加边境游荡，并徒步一千英里，从印第安纳州一直走到墨西哥湾，目的是进行生物考察，并自此与大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八六八年，缪尔来到内华达山区，一住就是八年，在这期间，他做过收获工人、驯马人、牧羊人、木材场工人兼家庭听差……一八七五年，他从山里搬到了旧金山，成为好几个著名报刊的撰稿人，并因为他在加利福尼亚山区地质学和植物学上的研究而闻名东西两岸。
为了家庭和生计，他一度停笔，在文坛上沉寂了九年。然而，对他来说，在已经有了加利福尼亚山中的经验之后，无论到哪里，他都不会忘记荒野——他来自那儿；科学上的成就和写作上的成功，也不能改变他的性格和追求。他注意到，随着文明的发展，荒野正一步步退缩，留存的荒野也在危急中，人与自然的距离在急剧地加大。他深切地感到，要改善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不仅需要个人与自然的认同，而且还需要整个社会的认同。缪尔认为，为了美国人精神上的未来，保存残留的荒野是必须和迫不及待的任务，建立国家公园和森林保护区则是一种最好的形式。实际上，一八七二年，美国已经有了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公园，但是，它建立的初衷并不在自然保护，而在于它是像古玩一样可供观赏的珍品。缪尔的国家公园思想则有着更深的内涵。
一是生态上的考虑。缪尔指出，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导致了掠夺自然的行为。美国原有着世界上最好最美的森林，但随着移民和经济的发展，东部和东北部的森林已经消失，西部的森林也在受着威胁。例如加利福尼亚的红杉，这是加利福尼亚的特产，木质呈红色，一般树高可达三百英尺，直径为十至十五英尺；有的甚至高达三百五十至四百英尺，直径二十英尺。这种树沿着海岸山的西半坡，形成一个宽约十英里、长达四百英里的林带，林中地面上还长有美丽的蕨类和其他植物。然而，正是红杉高大挺拔的树身和优秀的木质导致了它悲惨的命运。到十九世纪末，它们几乎全部落入私人企业手中，被伐殆尽。面对如此状况，缪尔警告道：“如果这些山上的树和灌木都被砍掉，并因为放牧或牧人的篝火引起火灾，还有那些工厂主、探矿者、投机者们和各种各样的冒险者们，使地面裸露，草地消失，那么，不论低地和山上，都将和沙漠一样了。”缪尔指出，挽救森林已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因此，必须通过立法，由政府将森林收归国有，并控制使用。
缪尔的另一层考虑，也是一种更深和根本的出发点，是他的超功利的价值观。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深深体会到大自然所给予人类的，并不仅仅是面包和水。大自然的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美，它的生命力，是人类的精神源泉。这一点，在缪尔的青年时代就已有过深切的体会。内战期间，他曾在加拿大流浪过。有一天下午，他正又饿又累地在一片沼泽中寻路前进，并发愁晚上到哪里投宿时，突然发现，在一条小溪边上，长着一棵稀有的兰花。它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只有黄色的苔藓衬着它的两朵白色的小花。这景色深深地感动了缪尔：“它们独自在那儿，我以前从没见过一种植物有着这样充沛的活力。它那种完美的精神状态似乎纯粹是为了显示上帝的神威。”缪尔坐在这两朵兰花旁边，欣慰地哭了起来，然后继续向前走去。许多年后，他发现，他与那两朵兰花的相遇，那种精神上的弥合，实际上已经是某种精神的萌芽。在当时，那两朵兰花确实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但是，对缪尔来说，他所需要的并非任何实际的行动，而只是它本身的存在。从与这两朵花的交感中，他认识到，这世界并不仅仅是人类意义上的。
当然，对那两朵兰花，并非是任何人都能有缪尔那样的反应。这里需要一种感知，实际上就是一种审美能力。正如著名的生态伦理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所说：“城市空地上的野草和北美红杉一样传达着同一种训喻，但是牧场主在他的乳牛牧场上所看见的，就不是在南海中进行探险的科学家所能给予的。”因此，审美的主观成分是很大的。它需要想象，更受情感的驱使。缪尔对大自然的感受，出自他对自然生命力的接收和理解，也出自内心的一种情感。有一次，他曾劝告一个青年：“年轻人，你为什么这样匆忙？如果你的速度这样快，你就将错过最难得的机会去看大自然中最好的部分。你必须沿途漫游，让这少有的美渗透到脑际中。”所以他说：“我一直尽我的最大努力去展示我们的野山森林保护区和公园的美丽、壮观及其用途，以激励他们来欣赏它们，并使它们进入人们的心中，目的是保证它们受到保护和得到正确的使用。”
毋庸说，只有当人们不把自然当成自己的对立面，不把它当成征服的对象时，才可能去欣赏它的美。在缪尔的眼里，自然界的一切都是美的，甚至暴风雨，也因为它的那种极端的、“甚至会招致毁灭的认真态度”，而富有特别的魅力。因此，尽管他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但是经他描述的自然却有着与后者完全不同的形象。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本来包含着两个方面：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和同样是为生存而进行的合作；但是，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美国，在拓荒和淘金中，环境的艰辛和人情的冷漠使达尔文的自然界变成了一个只有“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悲惨世界，以致连他的学说都被称作是阴沉“忧郁的科学”。但是，缪尔的自然界全然不同，它是和谐的，生气勃勃的，就连一些最不引人注目的小动物，在缪尔看来，也有着令人惊异的生命力，是构成这个大千世界的不可缺少的部分。他说：“没有人，世界将是不完全的；没有那些栖息在我们自负的眼睛和知识所看不到的地方的微小的动物，世界也是不完全的。”他认为自己有义务让人们懂得这一点。他希望能通过国家公园，把人们带到那些曾使他有了这种觉悟的地方，去认识大自然的美学价值。
一八八九年，一个在纽约出版的、声望极高的严肃杂志——《世纪》月刊的记者约翰·安德尔伍德·约翰逊在旧金山与缪尔相遇。这位记者把此次会见看做是“一大发现”。日后，他不仅是缪尔事业的最坚决的支持者，而且也是对缪尔晚年的思想和生活有着重大影响的人。正是在他的鼓动和协助下，约翰·缪尔一变其隐者形象，走入社会，成了一位公众人物。
在约翰逊的建议和鼓动下，缪尔于一八九二年发起组织了塞拉俱乐部，其旨在“探索、欣赏和保护太平洋沿岸的可供进入的山区”，争取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保护内华达山的森林和其他景观”。随着缪尔社会活动的扩大，他的名声也更大了，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他继续为《世纪》撰稿，并在一八九八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加利福尼亚的山》。接着，他又在《大西洋》月刊上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国家公园的文章，一九○一年，以《我们的国家公园》为题成书出版。六年当中，这本书重印了六次。他在书中反复重复的主题是：人们要荒野，荒野要保护。缪尔的呼吁得到了广泛的响应，有来自普通人的，也有来自科学界的，甚至有来自国家上层人物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西奥多·罗斯福和他的朋友及顾问吉福特·平肖（Gifford Pinchot，1865—1946）。
美国第二十六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是一个热忱的爱国主义者，痛恨一切掠夺和滥用国家资源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同时也是一个大自然的爱好者。在投身政治之前，罗斯福一直热衷于自然史和生物学的研究，喜欢打猎骑马，喜欢观鸟，也喜欢荒野和森林。但在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和缪尔不同，他说：“在荒野中猎取大动物，是一种富有生气和力量的运动，是人与自然的一种较量。”——人是自然的征服者。罗斯福积极支持平肖关于将自然资源收归国有的主张，并在他的任内大张旗鼓地付诸实施，掀起了一个资源保护运动。国会通过了一系列立法，将大批土地、森林、草原收归国有，并建立了更多的自然保护区。在他的任期内，共收回了一亿英亩土地和一百一十八个森林保护区，使国有森林的数字增加到一百五十九个，面积达到一点五亿英亩（在他之前，仅收回四千六百八十余万英亩）。可以说，正是在他的任期内，才基本上制止了垄断集团肆无忌惮地掠夺和浪费自然资源的现象，并使资源保护成为日后美国政府坚持不懈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