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启蒙主体性与三十年思想史
作者：丁 耘
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大起伏，都同知识界对海外学术文化的理解与态度密切相关。即便是“研究国故”的学术、“保存国粹”的思想，亦莫之能外。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的思潮兴替，不失为这条规律的极好例证。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发现有四位西方思想家产生了超越单一领域的广泛影响——我称之为改革开放时期的“西学四导师”。他们是青年马克思、康德、海德格尔与施特劳斯。如果我们能够关注：为什么是这四人在我们这里占据了如此重要的地位、他们如何被我们这个时代所解释、各自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特别是这四位导师的教诲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内在关联，或可获得一个合适的视角，去理解“三十年思想史”的整体气质与发展脉络。
改革绝不仅是基本国策的调整，它意味着大时代的自新精神。除了大决裂的时刻，新时代当其酝酿期间，必然要同旧时代的正统意识形态发生积极的联系，要从老经典那里挖出新可能。因而，知识界发现了作为《巴黎手稿》作者的青年马克思，他给七十年代末带来的新概念叫做“人”。实际上《手稿》里的这个概念本属费尔巴哈，在当时更是被塞入了不少卢卡奇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与任何形式的人道主义的联姻注定是短暂的。除了少数人取道《手稿》终生周旋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外，卢卡奇化的马克思的崇拜者们很快找到了一个更合适的挖掘对象，这就是李泽厚化的康德。
李泽厚并不是什么康德专家，他的康德述评也很难说是康德研究的必读书。但在用康德解释把握时代命脉甚至推动时代精神的意义上，李泽厚无人可比。康德在二十世纪的某个时刻居然如此激动人心，究其原因，天时地利因素占据泰半。但把这种因素转化为活生生的现实力量，李氏解释厥功至伟。
无论正统派们怎么想，时代的要求是从“人”这个概念向前推进。思想的要求如此，社会经济文化的要求也是如此。经李泽厚轻轻一拨，青年马克思对老年马克思之局就变成了康德对黑格尔之局，省却多少麻烦，打开无限生机。经由康德，一方面可以直接继承十八世纪的整个启蒙传统，另一方面绕开了与正统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黑格尔—马克思一系，取道新康德主义奔向原先几乎属于“不可接触者”的“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奔向现代社会与现代思想的另一种可能。李泽厚发现了一个比“人”更有意蕴的概念——主体性。他试图通过这个概念深入思索改革时代的主要问题：如何论证并建设现代社会？在这个现代化过程如何重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主体性”概念还触及了一个当时不那么显著的问题：在那个新旧交替、剧烈变革的大时代，如何确定个人的生活意义？这三个问题可以归约为“社会”、“文化”、“个体生命”；或者也可从另一个角度表述为“现代”、“传统”、“安身立命”。至少在改革的前半段，思想领域是被这样三个问题轴所宰制的。
以李泽厚的康德解释为原点，基本上可以确定一个参照系，为这三十年来的思潮起伏绘出一个比较清楚的图景。雄心勃勃的后学们从康德开始了他们八十年代的新长征。甘阳引介了卡西尔。这位提出“人是符号动物”的新康德主义者有助于把关注从“理性批判”转到“文化批判”上。在“社会”问题（或者“现代性”问题）轴上，同新康德主义有密切关系的马克斯·韦伯开始得到重视。韦伯研究者苏国勋、甘阳等参与了社会学的学科重建工作。同时，经济体制改革也导致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崛起。社会学与经济学一同带动了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复兴。逐渐做大的经济学把社会学重建时那种对现代性的深沉思索简单化为“如何实现市场经济体制以及适应该体制的现代社会”这个问题。不幸的是，当前的中国社会科学主流基本沿袭了现代经济学的这个倾向。社会学复兴时刻的那个关注，除了被年轻的福柯研究者们一度保持之外，主要通过马克斯·韦伯的对方、康德主义的真正终结者马丁·海德格尔得到了最集中的表达。
进入九十年代，在李泽厚那里保持完整的问题领域在研究的深入中逐渐失衡、解体并分化为“学科之争”。这是“现代社会科学”独大的时代。“传统”除了依附于海外汉学或者新儒家被知识分子匆匆撇过之外，主要是在民间获得了学人难以赞同的复兴。在逐渐成形的现代体制中，“个体生命”的意义被突出地放到了那些游走于社会科学之外的所谓“人文知识分子”面前。刘小枫对基督徒体验的持续思索，以及人文精神的反思运动等等，无不表达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焦虑。这种思想状态体现为对一干“诗化哲人”的关注。但海德格尔最终把国人对尼采、萨特、叔本华之类的热情全都收入自身之内。在《存在与时间》中文本出版以来的二十一年中，海德格尔影响了当代哲学学科下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诸多学科，影响了文艺理论、艺术评论甚至诗歌创作。其流泽之广远大大超出了韦伯，甚至超越康德。这个外人难以理解的现象，其主要原因当然在于这个时代。伟大的改革瓦解了几乎所有的旧共同体，消除了那种陈腐的归属感，把人驱逐到了无所不包的市场丛林与科层体制之中。如何安身立命的茫然之感也许很难成为一个专门的社会科学课题，但此刻却是折磨每个敏感心灵的首要问题。海德格尔的存在意义之问正是这些心灵当时所能找到的最深刻依靠。“海德格尔”超越了专门的研究领域，成了“个体生命意义”这个问题的总象征。这个古怪的马丁·海德格尔是我国八十年代马克思主义人本学探索与康德主义主体性探索的最后归宿。在这个意义上，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那不对称的“学科之争”也许就是海德格尔一个人的战争 —— 一场思想文化的后启蒙与社会现实的总体启蒙之间的战争。九十年代后期以来，思想文化方面的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经济体制上的泛现代主义从相互斗争逐渐趋向相互依存。这种主观意识上的非理性主义与客观精神上的理性主义都发展着把对方统一在自身之内。陌生的客观现实越是膨胀弥漫无远弗届，主观意识就越是茫然无措进退失据。而无法区分虚无与自由的内在状态正是那个摧毁一切边界、宰制一切对方的客观现实的主观环节。无视黑格尔的教诲、孤立阐发主体性，其代价就是这个“主体”在与“实体”的遭遇战面前一败涂地。时代精神是哲学思维的内容，但单纯的“主体性哲学”已经无法思维这个被它呼唤出来的时代了。如果哲学不想走黑格尔—马克思的道路去面向实体，那么就只有以一种比康德更彻底的态度去倒腾那个“主体”了。
李泽厚—康德的启蒙主体性就这样消融在海德格尔的时代中。启蒙归根结底在于对理性的积极态度——哪怕德国唯心论将感性解释为理性的异在形态，哪怕这种对理性的依靠会导致宗教批判甚至社会革命这种感性意味十足的现实活动。但当海德格尔在其康德解释中把创生性想象力抬到高于理性与感性的本源地位之时，当他在那些赋予人最突出的存在论地位的真正未来形而上学探究中，却把“主体”之存在透彻地描述为茫然无据的“深渊”之时，当他神秘而又锐利地宣布理性离开思想最远之时，八十年代笼罩在启蒙、现代，甚至整个西方文明上的魅力之光就全都苍白黯淡了。
我们看到，李泽厚“要康德不要黑格尔”的哲学立场使他重视“个体主体”到了压倒“社会存在”的地步。但在更彻底的哲学分析那里，这个“个体”的存在稳固性消失了。如果根本不存在什么原子式的坚实“主体”，那么由这“个体主体”呼唤出来的、对“社会存在”的启蒙要求还值得认真论证吗？与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给人看的人间喜剧不同，历史喜剧是把无价值的东西实现给人看。历史对启蒙哲人们的最大嘲弄就是，当现代社会终于呱呱坠地之时，他们突然发现早就为她准备的那张合法出生证丢失了。先知所呼唤的来了，但哲人论证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