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深造自得 见解独到
作者：郭齐勇
首先，是在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上探赜索隐。萧先生会通中、西、印哲学，以批评的精神和创造性智慧，转化、发展儒释道思想资源。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为总结历史教训，他从哲学史方法论的问题意识切入，努力突破日丹诺夫教条主义的束缚，引入螺旋结构代替对子结构，重视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强调普遍、特殊、个别的辩证联结，认真探究中国哲学范畴史的逻辑发展与哲学发展的历史圆圈。因为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总结，也是通过把以往各个哲学体系中的重要范畴纳入新的体系，使其成为新的环节来实现的。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刍议》一文，在哲学史界有相当大的影响，为当时哲学史界的方法论自觉起了示范的作用。
尔后，作者又以不断更化的精神，由哲学史方法论问题的咀嚼，提出了哲学史的纯化与泛化的有张力的统一观，努力改变“五四”以降中国哲学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的某家某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的史料任意地简单比附、“削足适履”的状况，逐渐建树了“中国哲学”学科的自立性或自主性。他是最早具有文化自觉与学科自觉的当代学人之一。
其次，在“明清早期启蒙思潮”论域中贡献卓著。作者治学，宏观立论与微观考史相结合，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通观全史与个案剖析相结合，提出了两个之际（周秦之际与明清之际）社会转型与文化转轨的概观，改进了哲学史的分编与分期（将周秦之际、明清之际单独成编），继梁启超、侯外庐诸先生之后，提出并进一步论证了“明清早期启蒙思潮”的学说，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萧先生的原创性智慧表现在其学术专长——明清哲学，特别是王船山哲学方面。他以对世界文明史与中华文明史的多重透视为背景，提出了以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作为我国现代化的内在历史根芽与源头活水的观点，他由王船山、黄宗羲、傅山等个案入手，探讨十七世纪晚明清初的哲学形态与学风的变异，进而剖视十八世纪的历史回流和十九世纪的思想悲剧与近代难产，引出“历史接合点”问题的思考（“接合点”就是萧先生的特别用法），建构起明清启蒙学术流变的论域。
萧先生指出：“作为中国式的现代价值理想的内在历史根芽，乃是传统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他认为，中国近代的启蒙者既普遍接受西学，又充分肯定明清早期启蒙学术的地位，兼顾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鲜明地显示启蒙思潮的一贯性，同时表现人类文化固有的趋同性。三百多年来，一代代学人经过不断探索与反思，逐步认识到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是我们最可利用的思想资源，外来的先进文化可以与早期启蒙思潮相结合，在我国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
萧先生倡导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思想解放运动以来，他一直反思新旧传统的思想桎梏、精神枷锁、权力崇拜、人身依附，批判两千多年专制主义统治对中华民族创造精神的窒息。他对道家、禅宗的超越放达的提倡，也是出于这一目的。
作者以王船山为中心的明清之际哲学思潮的研究成果，自为经纬，成一家言，为国际汉学或中国学界专家们所推重。他的深意在于弘扬三百多年以来的新传统，正确把握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探索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之现代化的特殊道路。因而，萧先生在这一论域中与杜维明、包遵信两先生的双向争论，就有特别的理论与现实的意义。有关这一方面，本书选中多方涉及，又见于《明清启蒙学术流变》、《王夫之评传》、《船山哲学引论》等著作之中。
作者一贯鼓励自己的学生们对他的思想与学术提出批评，展开讨论。在新的时代，以萧先生的学养与诗人哲学家的气质，他的“启蒙”论说实际上早已超越了欧洲启蒙时代的学者们的单面性、平面化与欧洲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今天，东西方学者进一步反思启蒙理性的局限，以更加多维的视域理解人类各民族文化，诠释现代性的多元及其与传统的关系，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更加珍视先生在“启蒙”论说中开发出的新的生长点，并努力对他的学说予以深化。
（《萧氏文心》：《思史纵横》，38.00元、《呼唤启蒙》，28.00元、《火凤凰吟》，26.00元、《苔枝缀玉》，38.00元,武汉大学出版社二○○七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