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知人论世：陈寅恪、傅斯年的史学与现代中国
作者：罗志田
施耐德在德国波鸿大学读书凡十二年，从那里毕业后曾任教于海德堡大学，二○○○年起任荷兰莱顿大学的中国近现代史教授，前六年还担任那里汉学院的院长。欧洲大学多实行“教授治校”，一个专业或学科（略近于我们官定的二级学科）一般只有一位教授，通常也就是所在学科的“学科主任”，地位较美国大学教授更高，但要承担不少学术管理工作；就治学而言，恐已是“治多于学”。若教授而兼院长，基本上就是以奉献为主、治学为辅了。而施教授从二○○三年起还担任一个“中日近代史学”项目的PR（Principal Researcher）；这是个一百五十万欧元的大项目，所谓PR也要承担大量的项目管理工作，非长于治人者往往苦不堪言。幸其近年急流勇退，已逐渐回归到研究者生涯中来，下一本关于民国史学与思想的新著也快完成了。
我与施教授相识有年，现在已不记得是哪位朋友所引见，但那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却记忆犹新——他当时正关注着好些不那么趋新的民国史家，那些人在我们（中外皆然）的历史记忆中已经形影朦胧甚或淡而化去了。我自己多年来也比较关注一些历史论述中相对不受注意的人物，他们中不少人当年其实很有影响，另一些人可能真是所谓“无名之辈”，却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和认识其所处的时代。
中国史学本有此传统，多少带有古语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之意。大概从汉代以后，每一朝代的人都尽可能记录下有关自身的材料，留待后人修史之用。人们似乎都相信：即使这个朝代灭亡，也不会在历史的叙述中消失，后世总会有人根据所留材料为这个朝代修史。反过来说，新的王朝建立后，对于所灭王朝，仍须留给它历史上的一席之地。这既是前人对后人的一种信任，也成为后人对前人的一种责任。用现在的历史眼光来看，这种“兴灭继绝”的传统，便是对历史记忆的尊重；无论是一国、一地，乃至一个人，都可以留下适当的记录，让后世知道这个国或这个人的存在。
施教授这本《真理与历史：傅斯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论述的两位史家陈寅恪和傅斯年当年也曾近于“失忆”（本书出版于一九九五年，撰写更早），如今至少在中国大陆早已被另眼相看。这样，本书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出史学趋向的变迁。不过，关注不一定意味着研究的深入。如近年大陆讨论傅斯年史学的人并不少见，但王森先生关于傅斯年的专著已出版逾八年，却几乎很少被这些研究者所提及，仿佛大家都在平地新建高楼。陈寅恪近年尤其受到关注，甚至已经引起一些人的不爽快了；然而大陆所谓“陈寅恪热”，其“热”的似非其史学；陈先生的大名，多半像以前民间艺术中一个常见人物钟馗，被他人借以打鬼而已。
尽管本书出版较早，其论述对绝大多数中国读者仍非常新颖。首先因为原书是以德文撰写出版，而中国史学界能读德文者实在少，这些少数人中研究现代中国史学者更是少之又少。我自己就感觉到，若能更早读到此书，此前关于现代中国学术的有些论述或许就可以更简略了。不仅如此，施教授曾明言他想要纠正一些“西方对中国研究的片面”因素，而我们认知的“西方”，其实主要是英语世界的（包括那些被译成英语的非英语作品）。读者会从书中看到，不少施教授借以抗衡和修正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中国研究”的既存论著，都出自德文以及法文。这些大量的非英文引文可以告诉我们，“西方”及其中国研究有多么丰富。
据施教授的考察，在本书撰写的时代，西方绝大多数关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著作都把重点放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之上，以非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为题的论著，似乎只有关于顾颉刚和钱穆的。关于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胡适等重要知识分子的论著虽多，但大都局限在他们有关政治和哲学方面；在少数论及其史学问题的著作或章节中，也多局限在具体的内容方面，而甚少注意其史学和史学理论。因此，本书的一个贡献即填补了西方研究中的这个空缺，其价值固不仅在于以德文著述向中国读者揭示或印证“西方中国研究”的丰富性也。
所谓历史实由胜利者所书写，今人早已耳熟能详，大致也是人类多数社会普遍存在的事实。但在不同的时空环境里，意思可以有很大的不同。如在传统中国，前述那种“守先待后”的信任和责任可能是其他社会少有的一个特点。不过，今日我们所说的“历史是由胜利者所书写”，却基本是“胜者王侯败者贼”那一类意思；用比较西式的表述，即胜利者有意无意间会根据自己的意愿有选择地陈述历史。
即使从后一意思看，这情形也有更繁复的含义。人们说这话时，多数时候其实有一个预设的空间范围，即在被“写”的历史所处的地域（通常是今日被强调的所谓“民族国家”）之内。但若把视野放开，我们会看到一个相当意味深长的现象：当某一地域的历史被陈述——有时是在意识形态对立的状况下当做“他人”的历史来陈述——时，研究者有意无意间仍会“主动”寻求探索和诠释“胜利”的一方。那种试图解释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何以发生并怎样完成”的后见之明在好几十年里曾有力地影响着西方的近代中国研究，直至近些年侧重“吃喝玩乐”型的史学逐渐压缩政治、军事、经济等以前的史学“重镇”。但中国史学或学术史这一在西方向处边缘的领域却仍反映着当年史学“重镇”的倾向，与近年“吃喝玩乐”对“重镇”的挑战迥异其趣，这一礼失求诸野的现象相当发人深省。
这里所谓“吃喝”是较为接近“玩乐”的那个层面，即今日人们口中“拉动消费”的那一部分，而不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中提到的那种基本生存意义的“吃喝”。后者，特别是那种以数据分析模式为主的社会经济史论著，在较长时间里也是既存研究的重镇之一。另一方面，与其说是“吃喝玩乐”型史学直接挤压了解释中共胜利的研究取向，不如说是一九八九年后中国和欧洲扭转了西方学界的思路，“吃喝玩乐”型史学或不过因利乘便而已。两极化世界的终结也导致对黑白分明之简洁论述模式的反思，史事本身和史学诠释的丰富性因以彰显。而近年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似乎又在冲击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恐怕用不了多久还会出现一次中国研究的典范转移，导致对近代中国史的再次重估。
当年不仅西方研究题目的选择有所侧重，就是不少具体内容的论述，有意无意间也受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如本书所引施维叶（Yves Chevrier）关于中国传统史学一篇非常精彩的论文，便是一例。施维叶认为中国古代存在写史和论史的两种倾向，写史的原则是据实记述，论史的原则是褒贬。这样的对应性区分，大体也是存在的，但此文似隐约可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关于史论关系之持续争辩的痕迹，而当年争辩者口中的“论”本是特指而非泛指，引申到古代，或可能引起误会（也不排除这里有我自己的误会，因施维叶的论文是用法文写作，我所知者皆出自施耐德教授的引述。从中文到法文再到德文又回到中文，辗转变化之间，文意的移易可能已相去较远了）。
现在年轻些的读者可能已不熟悉当年的争论了，那时辩论的重点是究竟应采取“以论带史”（后来有些对此不满的人径称为“以论代史”）还是“论从史出”，以及后来居上也更圆融的“史论结合”取向。这里的“论”基本是特指马克思主义（含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而“史”则显然更多是指“史料”而非“史学”。那是一个大家都已不提傅斯年的时代，而且很多人向不赞成傅先生关于“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说法，但“史”在这一持续争论中那似乎不言自明的指谓却非常明显地揭示出该主张潜在而深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