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倾听无声者的声音
作者：郭于华
谈及沉重，不由想起一部沉重之作——《世界的苦难》（一九九三）。这部由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这位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与二十二位合作者向世人奉献的、表现当代社会普通人生活中种种苦难的著作，为我们记录和研究口述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一九九九年这部基于对社会疾苦大规模调查的著作英文版面世，名为《世界的重量：当代社会的社会疾苦》（The Weight of the World: Social Suffer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在历时三年的调查中，研究者们以外来移民、失业工人、无家可归者、公司女职员、失业经理人、农民、中学生、临时工、工头、街头混混儿、基层管理者、社会工作者和警察等等以社会下层为主的普通人作为访谈对象，通过“对社会的疾苦、悲惨的境遇、难以明言的不满或怨恨进行探索性的考察”，向人们呈现了这些普通人的生活经历和故事、他们的痛苦和对痛苦的感受。布迪厄等作者以深切的悲悯之心和细致的关注、耐心地倾听走进这些普通人的生活，并由此而承担了社会学研究的政治使命与道德意涵——展现普通人的社会疾苦并通过社会学的解释，揭示其背后深刻的根源。
个体的苦难就是社会的苦难
布迪厄等对“世界的苦难”的研究是从探访普通个体的日常生活故事开始的。通过一个个似乎卑微琐碎的有关痛苦的讲述，研究者以洞若观火般的感受力和想象力，发现个体遭遇与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并试图以此超越社会科学研究中微观与宏观之间的二元对立。揭示个人苦难的社会性，是布迪厄等人重要的方法论主张：个人性即社会性，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个体遭遇的困难，看似主观层面的紧张或冲突，但反映的往往是社会世界深层的结构性矛盾。“许多最触及个人私密的戏剧场面，隐藏着最深的不满，最独特的苦痛。男女众生但凡能体验到的，都能在各种客观的矛盾、约束和进退维谷的处境中找到其根源。这些客观外在的因素到处都是，体现于劳动力市场和住房供应市场的结构之中，表现于学校体制毫不手软的约束之中，铭刻在经济继承与社会继承的机制之中。”（布迪厄、华康德，一九九八年，263—265页）
“社会苦难”或“社会疾苦”（social suffering）在医学人类学重要代表人物凯博文（Arthur Kleinman）的研究中也是一个核心概念。他的研究强调痛苦是一种社会经历，并力图打破以往的分隔——将个体从社会层面的分析中分离，将健康从社会问题中分离，将表达从经验中分离，将痛苦从干预中分离。那些标准的二分法实际上是理解的障碍，它阻碍我们理解人类痛苦的形式如何可以同时是集体的又是个体的；经历痛苦与创伤的模式如何可能既是地方性的又是全球性的。（Kleinman, 1997, ix-xxv）
在此我们又一次体会和感受到米尔斯（C. W. Mills）所倡导的“社会学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在具体情境中的个人烦恼和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之间建立联系、在微观的经验材料和宏观的社会历史之间进行穿梭的能力。米尔斯强调，个人日常生活世界中无法解决的烦恼是他们无法控制的社会结构变迁造成的。在此意义上，影响每一个人的历史乃是世界的历史（米尔斯，一九九六年，31—43页）。当然，对苦难的社会性理解更可追溯至已成为社会理论经典的涂尔干的自杀研究。在涂尔干看来，自杀是个人行为，但该行为受到人周围社会环境的强烈影响，因而自杀更是一种社会事实（涂尔干，一九八八年，257—280页）。
通过对普通人口述历史资料的搜集，通过研究者与被访者面对面的交流，特别是通过与历史的亲历者具有深度和密度的互动，我们就有可能在个体的经历和讲述与宏大的社会历史进程之间建立联系，有可能在个人的“苦难”与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之间建立联系，并就此进程获得理解和解释。例如，在《世界的苦难》的描述中，社会疾苦存在于种族问题、邻里关系、黑人贫民窟、基层职能部门、工人阶级命运、教育体制、家庭代际关系等几大领域中。其来源被布迪厄归结为与市场意识形态的扩张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全球化同时出现的“国家与市场的双重撤退”；它们可以表现为公共物品供给上国家的退出及公共服务的枯竭、国家体制中的“制度性自欺”、由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工人阶级涣散和劳工运动的消解、教育体制制造的社会排斥和集体失望、与所有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家庭代际关系的断裂等等；所有因处于特定结构而感受到的“位置性痛苦”（positional suffering）和与集体衰落相伴的个体遭遇都可以归结于苦难的政治根源——社会性的丧失和国家的运作。
苦难的力量
展现不为人知或被人视而不见的“社会痛苦”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但更为重要的还在于通过理解和解释，揭示社会苦难的根源和通常被掩盖的制造苦难的机制。凯博文的研究批判性地揭示了现代化的特定版本建构道德困境的方式以及我们的日常实践如何将社会经历变成了“自然的”或“正常的”，从而模糊了“权力”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由于政治的和专业的过程有力地形塑了对社会痛苦类型的反应，这些过程包括权威性的和经过论证的对于集体苦难的认可。因而研究所要面对的更为有趣和重要的问题在于这些痛苦是如何在社会中产生的，作为一种文化过程的对于痛苦的承认又是如何获得和抑制的（Kleinman,1997,p.1—23）。
布迪厄更是将“社会痛苦”这一充满病理学隐喻的概念转换为社会学概念，并由此阐明自己的研究目的：“把社会上难以明言的病患转化成清晰可辨的症候，从而可以用政治的手段加以治理。”他将政治比喻为医学，认为政治家如同医师：仅仅记下症状和病人的陈述是不够的，必须努力去发现疾病，而疾病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必须着眼于推理从而揭示结构性的原因。社会科学要能够解释社会病患的最明显的征兆，判断和理解导致病患的真实原因，就需使人们意识到被掩盖的各种形式的不幸的社会起源，包括人们最熟悉的和最隐秘的。他要突破各种各样的屏蔽，这些屏蔽背后掩饰的是社会疾苦。他还要动员人们控诉那些使他们变得不道德和堕落的社会运作机制，而正是这些社会机制滋养了人们的反感、苦恼、绝望（布迪厄、华康德，一九九八年，262—280页）。正是在此意义上，社会学成为一种解放的工具，并因此是一种慈悲（generosity）的工具。从布迪厄等对于社会苦难的调查、揭示和寻找原因中，可以体验到“社会学的的确确有着除魔去魅的效果”，亦不难感受到一种博大、深邃、浑厚而且充满悲悯的胸怀。
在我们长期从事口述历史研究的村庄里，农民称自己为“受苦人”。这虽然是从事农业种植业者的自谓，但其包含的意义却远比从业概念沉重得多。对当地农民来说，“苦”既是身体的感受，也是精神的体验；是对客观事物的评判，更是自我认同和群体认同的表达。“身体之苦”和“心灵之苦”构成他们日常生活的基础，当然也构成他们的历史的重要内容。可以概括地说，这些普通农民的历史正是一部苦难的历史。
面对日常生活中的种种苦难，农民必须调动全部的勇气、能力和智慧，在其中求得生存。这构成了在苦难中挣扎的历史，而正是在此意义上，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创造和推动了历史，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对于这些社会底层的人们来说，苦难构成那个时代他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但这种种痛苦却是弥散于生命之中的，通常是无从归因的，因而他们对苦难的表述常常不可避免地带有先赋性和宿命论色彩。将个体的身体之苦和精神之苦转变为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痛苦，从而激发阶级仇恨和阶级意识，是在革命政权进入乡村社会之后才发生的。正是通过“诉苦”、“倒苦水”、“挖苦根”等权力技术的引导，领导阶级才将农民的阶级意识挖掘出来，从而通过苦难的归因完成革命动员的任务。这从一个方面体现了苦难的力量，即将苦难转变为推翻旧社会的革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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