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呼喊的女人
作者：苏友贞
《无名的裘德》是一部极端阴沉且充满绝望的书，发生在主人翁裘德身上的苦难，如冰冷之水，反复浇洒于读者心头，直至灭绝与麻木。书中最引人争议也最令人寒颤的情节，当然还是裘德早熟的孩子“小父时”（Little Father Time）为减轻父母的负担，决定勒死年幼的弟妹再自行上吊这一段叙述。他的遗言只有几个歪斜且错拼的字句：“解决了，我们人数过多。”一个年幼的孩子竟将自己的生命视为多余，更进而提出了那最终极的解决之道，我们可能无法找到比这更惨烈或更令人惊恐的对绝望的描写了。以此冷酷的情节，哈代毫不留情地在社会、宗教、婚姻、家庭的各种层面上，彻底地否定救赎的可能，这不但是对神恩存在的质疑，更是对社会不公义的控诉。也无怪乎这部小说会招来如此激烈的抨击。
其实哈代的小说一向以悲剧意识著称，除了《远离尘嚣》（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之外，所有的小说都有着极为悲惨的结局。然而就是在哈代充满悲剧意识的小说世界里，《无名的裘德》亦独树一帜，在悲剧的深度与广度上远远地超过了其他的小说，它所描绘的死荫幽谷，有着全然不同的质地。连尊称哈代为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悲剧小说家的伍尔夫（Virginia Woolf），也不免对《无名的裘德》另眼看待，她以“悲剧”与“悲观”在艺术视景上的分野为鉴识标准，而认为《无名的裘德》是一部失败的小说：“《无名的裘德》是哈代小说中最令人感到痛苦者，也是唯一可被指控为有悲观情愫的小说，这部小说以过强的议论蒙蔽了印象，刻画出令人难以隐忍的苦难，这早已超出了悲剧的范畴，而坠入了悲观的深渊。”
英国当代最优秀的传记家克莱尔·汤姆林（Claire Tomalin）在她新近出版的传记《哈代》（Thomas Hardy，Penguin Press，2007）一书中，也花了不少的篇幅描述《无名的裘德》，她将《无名的裘德》形容成是《约伯记》的重述，书中深重与绝对的苦难，如海浪般不断击来，阅读这部书就如同被人一次又一次地以砖块当头痛击。
也许是因为这样的争议，《无名的裘德》出版后，哈代决定放弃小说的写作，而开始专心写诗。《无名的裘德》就此成为哈代小说的封笔之作，在剩下的三十年生命里，他不曾再提笔写过小说。但哈代本人却拒绝承认这项决定与《无名的裘德》所受的批评有关，他坚持诗才是自己的真爱，小说的写作完全是为生计所做的妥协。而《还乡》（The Return of the Native）与《苔丝姑娘》（Tess d’Urbervilles）这几部小说的畅销，已赋予了他经济上的独立，使他可以放手而自由地写诗。
而哈代在诗的创作上，竟然也有着与小说平起平坐的成就与产量（晚年才开始写诗的哈代，一生出版了一千多首诗）。继一八九八年出版的《威塞克斯诗集》（Wessex Poems and Other Verses）后，又接连有以乡村生活及历史为主题的诗集出版。文评家至今仍在争论他在哪一种文类中的成就较高：哈代到底是较优秀的小说家，还是较优秀的诗人？
伍尔夫在评点哈代早期较不成熟的小说时，已看出他是一位天生的诗人，她说：“哈代是诗人的事实不说自明，但他是否可以成为小说家，则尚待观察。”在此，伍尔夫所指的诗人气质，并不仅限于哈代对大自然富于诗意的描写，她所指的更是深藏于哈代内心那些相互冲突的矛盾力量，如社会规范／自然法则，人世的易伤／自然的静懿，知识的饥渴／天真的纯静……与缓慢的小说叙述相比，诗的文体似乎更能承载这些二元冲突所制造出的张力。福特·麦道斯·福特（Ford Madox Ford）在他的回忆录《来自生命的画像》（Portraits from Life，1937）中对哈代弃小说而从诗的事件，也有论断：“其实英国的小说家都应该转向写诗。英国的气候、语言、心理、对确切的厌恶等，都暗示着诗的平易形式才是较为适合英国小说家的文体……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毫无疑问地是一个较好的诗人；塞柯瑞（Thackeray）可能也是；甚至狄更斯……哈代也是。我深知哈代写的是非常英国式、充满幻想、又有一点严厉的田园牧歌……介于邓恩（Donne）及泰布勒斯（Tibullus，罗马诗人，54BC—18BC）之间。”福特又将哈代的诗与他善于描写田园风景的小说相比，而称赞哈代的诗“为人类情感的风景，制造了一个庞大的、可圜视全局的视角”。
在英国文学史上，像哈代这样脚跨两种文类，且在每一文类中都有如此成就的例子，并不多见。更难得的是，他的成就不仅只在质量与数量上的突出，更在于显现于文学史中的承先启后的意义。文如其人，哈代的文学作品巧妙地对应着他横跨十九、二十两个世纪的生命。
哈代最著名诗作《沉暗的鸫鸟》（The Darkling Thrush），写于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也就是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天，其对历史意义的用心已非常明显。而诗中描述的时代荒芜感，则在意境上直接呼应着十九世纪最重要的诗作——也就是马修·阿诺德（Mathew Arnold）的《多佛海滨》（Dover Beach），但在意象上，它却又令人想起了另一首二十世纪的重要诗作，艾略特的《普鲁佛洛克的情歌》。哈代的诗行：“缠结的蔓藤谱写天际／如破碎之琴的断弦……大地尖锐的面容似是／世纪陈展的尸首。”（The tangled bine-stems scored the sky/Like strings of broken lyres……The Land’s sharp features seemed to be/The Century’s corpse outleant）完全可与艾略特的诗行对读：“黄昏铺展于天际／如病人麻醉于手术桌上。”（When the evening is spread out against the sky/Like a patient etherised upon a table）
哈代诗作的现代性及其对二十世纪现代诗派的影响，已被不少文评家用心研究过。汤姆林在哈代新传中，却对他的抒情诗提出了更多的关注与更高的评价。秉持传记家以生命审视文学的视角，汤姆林企图在哈代的生平事迹里找寻这些抒情诗的灵感泉源，而最终将之归于其第一任妻子艾玛（Emma Gifford）的突然去世。汤姆林戏剧性地将艾玛的去世举列为哈代诗人生涯的分水岭。《哈代》一书是这样开始的：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一位年长的作家失去了他的妻子。他没想到她会死，当然他其实有很久没怎么注意过她了。他们之间早已无话可谈，他爱着另外一个女人，而这许多年来，她也一直避着他，自己睡在阁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里……十一月二十七日的清晨，女仆达莉发现艾玛有些不对……但艾玛并没有诉苦或抱怨，只要求达莉去把哈代找来……哈代费力爬上狭窄的楼梯，一面喊着：“艾玛，艾玛，——你不认识我了吗？”但她已失去知觉，几分钟后她停止呼吸。艾玛·哈代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