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文字的银器，思想的黄金周
作者：江弱水
但是，这首诗，这本书，想必也会深深冒犯另一些人，因为里头有好多的政治不正确。道德批评家与社会批评家将拉下脸来责问：一种儿女情长的个人叙事，如何对时代变局和社会苦难做一个交代？换句话说，在一六四四年酷烈的甲申之变前面，一六四二年水绘园中的仙侣如何可能？而女权主义论者则会从董白与冒襄这对神仙眷侣的恩爱中看见深刻的不平等：女主角谦卑恭敬的种种，岂不就是夫权阴影下人格主体的自我阉割？另一方面，白话原教旨主义者会很不舒服于诗中毫无顾忌地引入大量文言，打破了自己的阅读预期，扰乱了语言的秩序：诗，怎能这样写？最后，由简体字培养起来的读者，对全书如此随兴的形式也会茫然无所适从：书，又怎能这样写？
两三年前的甲申与乙酉，我读了不少明季的野史，心情极度灰恶。那崇祯、弘光之际，阴阳失位，社会失序，士大夫失德，君相失策，人民的苦难失控，一幕幕惨史刿目怵心，诚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有些事情，真也不像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里受伤，永不全愈的。”（《病后杂谈》）
冒辟疆和董小宛的爱情故事，恰恰就发生在这段时期。所以，当柏桦半年前给我发来新诗《水绘仙侣》后，我一时无法收拾自己的心绪来细细品味。在个体存在与家国命运、私人书写与政治叙事的困局之间，我不那么容易把自己开脱出来。后来，读到了这首诗全部的注文，应该说，是柏桦为我卸下了那些莫名的政治与道德焦虑。
且绕远点说。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我是二十五年前买到的，收在一本上海书店影印的《美化文学名著丛刊》里，原为国学整理社一九三六年刊本。我疑心柏桦也用的是这个本子，因为有赵苕狂的本事考和朱剑芒的校读附记。可当年，我读罢这书，并不喜欢。赵、朱二位鸳鸯蝴蝶派作家老是爱用惊叹号，而且都用在那些赞叹艳遇和艳福的地方。要知道这是一九三六年，只隔一年，日本人惊叹号一样的炸弹就要落下来了！
我们的思想就在这一刻停顿。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写有一本《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译者在后记里感叹：“假如一个社会共同体偏在边衅频仍的危急存亡之秋，居然还有心思去空前精巧化其生活艺术，使人直把杭州做汴州，恐怕其失落就有点必然性了。”所以，在蒙元入侵的阴影里，《武林旧事》是可耻的；一如在靖康之难的背景前，《东京梦华录》是可耻的；在甲申之变的衬托下，《陶庵梦忆》是可耻的。面对大历史不断的天崩地裂，后知后觉的我们，必然认定那些“精巧化其生活艺术”、那些“美化文学”的行为，纯属错误，甚至罪孽。逻辑的推论也就是，当我们的好日子行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把日子过好——
这唯一的哲学令我羞愧。
柏桦复写水绘园中的冒董之恋，从根本上说，是写一则注定了毁灭的故事，属于张大春在《小说稗类》里所称的“预知毁灭记事”，但分明与一般的写法迥异。张大春说，被历史决定论纠结着的文学政治，使写作不可能自由，必将导致只剩下一种文本，那就是“提醒读者面对来自日常生活和现实社会里的艰难困苦，指称一切皆来自政治或归于政治”。换成鲁迅先生的表述，就是“揭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样的文本里，排除了一切逸乐的笑的可能与美的可能。从十八世纪启蒙主义思想，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到二十世纪不断垦殖的各种批判理论，助成了作者与读者集体性的道德焦虑，无所不在，无所不用，已经内化为我们内心的律令：
只要我们回忆起拉伯雷或塞万提斯时代人们还可能欣赏甚至相信的文学旨趣，便得知他们的敌人不只是当时的教廷，还有我们这个时代对“模棱两可”的疑虑，对“不真实”的憎恨，对“非关政治”的否决。（张大春：《小说稗类》）
柏桦这首诗与这本书的意义，就在于他以不可救药的姿态，宣布与这一道德律令的决绝。他说，理会这些做啥子嘛！尽管有了冬，春花自不妨浪开；尽管有了死，我们也要活出滋味来。“再好再坏的人世都是有个底子衬着”，兵荒马乱的时代也当“做一份人家”。汉乐府古辞《善哉行》有四句诗，张爱玲与胡兰成都喜欢的，道是——“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喜欢。”真是好诗，怪不得。那么真实的身体感，“口燥唇干”；那么充盈而坦白的幸福，“皆当喜欢”。来日的大难未来之际，就让我们及时享用“你用鲜花和水果做的甜点／是光阴的珠泪，是纯粹的美学”，让我们品味“横隔沉、蓬莱香、真西洋香、生黄香、女儿香”，让我们因为精致，所以颓废。
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道德批判论者，一个说教者。但我们必须警惕他，因为“冬天的思想者只剩下骨头”，他使我们的世界变得贫乏：
他无法抓住口味、气味或声音的审美维度。在布里亚-萨瓦兰式的龙涎香巧克力面前，在普鲁斯特式的香柠檬调味汁面前，在舒伯特式的弦乐三重奏面前，批判主义便倾覆了。（米歇尔·昂弗莱：《享乐的艺术》）
当年我读冒辟疆《影梅庵忆语》，对其中两人闺房记乐、闲情记趣之类细节全无解会，却对董小宛在冒氏家族里“三从”“四德”的完美表现大不以为然。柏桦书中也引到下面这段话：
姬在别室四月，荆人携之归。入门，吾母太恭人与荆人见而爱异之，加以殊眷。幼姑长姊尤珍重相亲，谓其德性举止，均非常人。而姬之侍左右，服劳承旨，较婢妇有加无已。烹茗剥果必手进；开眉解意，爬背喻痒。当大寒暑，折胶铄金时，必拱立座隅，强之坐饮食，旋坐旋饮食，旋起执役，拱立如初。余每课两儿文，不称意，加夏楚，姬必督之改削成章，庄书以进，至夜不懈。越九年，与荆人无一言枘凿。至于视众御下，慈让不遑，咸感其惠。余出入应酬之费与荆人日用金错泉布，皆出姬手。姬不私银两，不爱积蓄，不制一宝粟钗钿。死能弥留，元旦次日，必欲求见老母，始瞑目，而一身之外，金珠红紫尽却之，不以殉，洵称异人。
女权主义者当然会对此戟指大骂，骂董小宛的美德是女奴的道德，骂冒辟疆的艳福是男性沙猪的幸福。难道不是董小宛以一意“做小”、“做乖”的姿态，以“星靥如蜡、弱骨如柴”的惹人垂怜的形象，才换得冒辟疆那铭心的长恨与刻骨的相思？别尔嘉耶夫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男人对于女人从没有真正的爱情，只有淫欲或怜悯。女人只是男人跟自己结算时候的报表。准此，则《影梅庵忆语》也就是冒辟疆“一生清福，九年占尽，九年折尽”的一份最漂亮的账单了。
我们的思想又在这一处停顿了。不，正如我们不能让血泪文学作为道德律令压抑写作的自由一样，我们也不能让受害女性作为标本化约无比丰富的历史的现实。高彦颐（Dorothy Ko）在其《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一书中不断提醒我们，如果在儒家的社会性别体系中，女性永远只处在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地位，中国封建社会就不可能运转得那样稳定而恒久。她说：
在“应该是什么”（what should be）和“是什么”（what is）之间，也就是说，在伦理规范和真实生活之间，总是存在着莫大的距离和紧张。即使在儒家体系范围内，中国古代女性仍然拥有自我满足和拥有富有意义的生存状态的可能。儒家社会性别体系之所以能长期延续，应归之于相当大范围内的灵活性，在这一范围内，各种阶层、地区和年龄的女性，都在实践层面享受着生活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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