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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逸生和他的《天竺心影》
作者：高山杉
独逸生是德国莱茵地区的魏斯特瓦德（Westerwald）人，奥伯德莱斯村（Oberdreis）牧师之子，上普福塔文科中学（Schulpforta）时，与尼采同级。两人相识的经过很有趣。尼采比独逸生要大一点儿，在自修时负责维持班里的秩序。有一天，独逸生正在座位上安静地嚼他的三明治（午饭），尼采走过来对他说：“和你那馒头片儿小点儿声说话。”尼采说的，是当时德国小孩间常用的俚语，意思大概相当于“吃东西别老吧嗒嘴”。这就是两个未来哲学家互相说的第一句话，很“形而下”。尼采当时那副小大人的样子叫独逸生终身难忘。两人很快成为密友，常在一起散步聊天，后来同一天受的坚信礼。
中学一毕业，他俩同入波恩大学，研究神学。两人由于读大卫·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对神学产生怀疑，从而放弃神学的专攻，全力研究科学性、实证性较强的古典语文学。尼采不久因厌薄波恩大学浮薄的风气，转到莱比锡大学。有一天，他在旧书铺里偶获叔本华的《意志及表象之世界》，读后大受震动，急忙推荐给留在波恩上学的独逸生等老友。独逸生一开始并不为所动。在波恩待了四个学期后，独逸生转到柏林大学，于一八六九年以一篇研究柏拉图对话《智术之师》的论文而得博士学位。在几所中学短期执教后，独逸生在一八七二年被日内瓦一俄国人聘为家庭教师。在这个时期，他开始究治梵文，研究印度哲学古典，并且终于在尼采的长期说服下接受了叔本华哲学。在梵文方面，带独逸生入门的，是波恩大学印度学教授、挪威人拉森（Christian Lassen）。拉森曾经是浪漫派领袖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的学生和助手，属于欧洲第一代梵文学家。他曾参与释读古波斯楔形字铭文，把印度哲学经典《薄伽梵歌》（与施莱格尔合作）和《数论颂》翻译成拉丁文，编出巨著《印度古物志》。一八八一年，独逸生以《吠檀多体系》一书，获得在柏林大学担任哲学史名家蔡勒（Eduard Zeller）助教的资格，一八八七年升编外教授。到了一八八九年，也就是尼采精神失常的那一年，独逸生终于在德国北方的基尔（Kiel）大学当上哲学正教授。当时欧洲像他那样研究哲学出身，又通晓梵文的人，几乎没有。尼采精神失常后，独逸生曾去探访他。尼采一九○○年八月二十五日死后，独逸生写了一册《忆尼采》（一九○一），为后世留下一批了解尼采真实性格甚至推测他精神失常原因的可信史料。他还有本《我的一生》（一九二七），是死后出版的，与《天竺心影》、《忆尼采》一起，可以算是他的“自传三部曲”。
我们都知道，叔本华哲学深受印度哲学，特别是《奥义书》和吠檀多哲学影响。不过，他所见的《奥义书》是自波斯文译本重译过来的拉丁文译本。在叔本华之后，独逸生是第一个以科学方法（指以语文校勘、历史演变为基础的方法）研读梵文原本《奥义书》的哲学家。独逸生最推崇四个哲学家，就是印度的商羯罗、希腊的柏拉图、德国的康德和叔本华，前三位也是叔本华最佩服的人物。商羯罗是吠檀多哲学圣师，注解过《奥义书》和《吠檀多经》，据说生于七八八年，整整一千年后（一七八八），正好是叔本华出生的那年。东西方这两位哲人，前后辉映，心同理同，一起构成独逸生学问的骨干。独逸生虽研究印度哲学，但是他到了中年时期，还没有亲身去过一趟印度。一八九二年底，他终于有了个机会，就收拾行装带着夫人东来了。旅行安排在一八九二年末到一八九三年初，时间大约在半年左右。他与夫人一起，从西向东，由北往南，观礼印度河、阎牟那河、恒河，参谒雪山、频陀耶山，几乎踏遍了五印度。
在印度走动，至少要会三种语言，就是梵语、英语和印度斯坦话。独逸生不懂印度斯坦话，他和夫人在舟车之途突击学习，最后倒也能够应付。至于梵语，独逸生本来能说（不很利索）会写，可是一到印度就遇上麻烦。轮船在印度西岸大港市孟买靠岸后，独逸生去探访当地的一位以修行出名的圣者，试着用梵语和他谈话。这位圣者梵语说得飞快，若非旁人时时以英语相助，有些话独逸生就会听不懂。独逸生很沮丧，心想我一天未断学了二十年梵语，天天读梵文书已如“家常便饭”一样，可到头来还是不如当地人。有个朋友安慰他，说本地人说得这么快，是在故意唬人，其实是怕你听出他们所犯文法错误。话虽如此，独逸生还是请了个梵语教师，每天到旅馆里来教他梵语口语。印度人里，不论大人还是孩子，只要他是学梵语、说梵语的，或者是教哲学、谈哲学的，独逸生都很尊敬。他们夫妇俩去拉合尔城外看伊逻伐底河时，看见一个小孩放学回家，手里攥着梵文课本，不由得大生好感，特意用马车把他捎了一段。在加尔各答，独逸生夫妇与梵文学院哲学教授罗伊（P.K.Roy）一家吃饭。饭后，两个教授职业病发作，不顾夫人们反对，一起跑到书房里，聊起他们喜欢的柏拉图、康德和叔本华。在浦那，独逸生还有机会和印度当时威望极高的梵文学家、历史学家潘达迦（Bhandarkar）一起聊叔本华。与梵文学童、哲学教师和梵文学名宿在一起，独逸生就仿佛在家里人身边，没有任何的拘束和隔膜。
印度人的衣着也令初来乍到的独逸生着迷。我国近代佛教居士李俊承在《印度古佛国游记》里说：“印人通常衣服下体围一布，非裤非裙，上身或着西式衣，或围一布，多跣足，亦有穿鞋者。其衣服之穿着整齐者略似古希腊罗马人之状，颇有飘逸之致。其上等人着此种衣服，昂然缓步于路，大约古时之印度人亦即如此也。”（长沙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九年版，53页）独逸生也有同样的感觉，他在《天竺心影》里多次说道，自己漫步在印度城镇的街道上，就好像到了古时的亚历山大城和庞培城，走在希腊罗马哲人中间一样。碰到欧洲人蔑视印度人，独逸生就会很愤怒。在阿拉哈巴德，独逸生见到惕包特（G.Thibaut）教授一家。教授是独逸生的同学，两人年轻时一起在柏林大学听印度学名家、经典名著《梵语文学史》的作者韦伯（A.Weber）讲过梵文古戏曲。惕包特也翻译过商羯罗的《吠檀多经注》，收在独逸生友人、著名梵文学家、比较语言学家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编的《东方圣书大集》里。可是，他却很讨厌现代的印度人，与独逸生话不投机。惕包特太太比丈夫更讨厌印度人，嘴里总是不干不净唠叨不停。有一次，独逸生听她说得太刺耳，也顾不得坚守“好男不和女斗”的古训，立即直言相驳，据理力争，好像被诬蔑的是他的祖国和同胞一样。
有时，独逸生真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回乡探亲访友的印度人。他访问斋浦尔（Jaipur）梵文学校时，有印度学者问他叫什么，属何种姓。独逸生说他叫“提婆犀那”（Devasena），谐“Deussen”的音。这是古印度常见的名字，意为“天军”。至于种姓，独逸生知道印度古法典规定凡是外国人都是首陀罗，也就是最低的第四种姓，所以只好说自己是首陀罗。可话音未落，他瞧对方现出一副惊愕的样子，显然不大相信这位会说梵语的洋大人竟会是最低种姓。经过这件事，他就学乖了，后来凡是逢人问他属何种姓，就说前世本属最高种姓婆罗门，后因造下恶业，托胎欧洲人中，成为首陀罗，今日有幸重新研习《吠陀》和吠檀多哲学，复来印度巡礼圣迹，来世或能有望重获婆罗门身。印度学者中，凡接触过独逸生的都很奇怪，这个德国教授对印度哲学怎么比他们自己还熟，还有信心。在白沙瓦的旅舍，一个印度学生来访。他是学哲学的，向独逸生抱怨说，从英国聘来的老师所讲哲学，令他很倒胃口。独逸生同意他的意见，说当时欧洲一部分主流哲学全不脱实验心理学路数，顶多算是哲学入门，离真哲学还远着呢。独逸生劝这个学生多注意印度本土固有的吠檀多哲学（因其与西方哲学精华中柏拉图、康德和叔本华哲学在根底上相通），不可轻易被从外国随便输入的东西所惑。听他这个外国人如此推重印度哲学，那个学生于言下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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