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理性与情感
作者：蒙培元
理智的了解与情感的满足
读冯先生的著作，能发现其中贯穿着一条基本精神，即理性主义精神。这也是《贞元六书》之所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建立一种新的现代的中国哲学。作为哲学家，冯先生很重视哲学的共性或普遍性的问题，在很多情况下，他强调的是时代性而不是民族性。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的哲学家，他认为哲学有其民族的哲学史和民族语言上的分别。因此，他的哲学不仅要接着中国的民族的哲学史讲，而且要用中国的民族语言讲。这些分别对哲学而言可说是表面的、外在的，但是，这些分别对于一个民族在“精神上的团结”和“情感上的满足”，有很大“贡献”。因此，“这些表面能使哲学成为一民族的精神生活的里面”［《南渡集·论民族哲学》，《三松堂全集》（以下简称《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二○○○年十二月版，第五卷，273页］。他所说的“表面”和“里面”，颇有意思。这里涉及到语言的问题，暂且不谈。就“精神生活”而言，则正是哲学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根本问题。冯先生对哲学有一个基本看法，即认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全集》第八卷，15页）。精神就是指精神生活而言的，离开人类生活，何来精神？不过，人类的精神生活，确有民族及其语言的问题，作为精神反思的哲学，对于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有极大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就是民族精神的灵魂，因此，必然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的“里面”，而不是它的“表面”。
既然任何哲学都不能脱离民族的精神生活及其语言，任何哲学都是民族的哲学，而“民族的”不是一个抽象的、空泛的概念，它是有具体的、真实的存在的。因此，一个哲学家的哲学，不能只接着空泛的哲学史，它只能接着某一民族的哲学史，而且只能接着某一民族哲学中某一派的哲学。冯友兰的哲学就是接着中国哲学史上的程朱派的。虽然如此，他的哲学仍然是民族的哲学，是从民族哲学中“生”出来的。民族的精神生活是很广泛的，其内容是丰富多样的，其中有许多共性。但是，既然是民族的，就必然有各自的特点，其民族的哲学史也必然有自己的民族特点，接着民族的哲学史讲的现代哲学，当然也会有自己的特点。
冯先生说，哲学是“纯理智”的产物。所谓“纯理智”，就是运用逻辑概念进行分析和推理，按冯先生的说法，概念是公共的，形式的，没有实际内容的，所以是“一片空灵”。既然这样，哲学又如何表现民族精神的特点呢？这就涉及到语言的问题。哲学概念是用民族语言表达的，而民族语言中的字所表达的概念，可有多种意义，多种用法。这种多义性是各民族相互不同的，而且是很难翻译的。在哲学中，除了所指的意义之外，某字某概念还有许多余义，正是这些余义，“能引起人的许多情感上底联想”（《全集》第五卷，276页），而这些联想，可以给人以一种“情感上的满足”。这也就是说，哲学作为“纯理智”的活动，不仅事实上，而且本质上是不能离开人的情感的。就中国哲学而言，这一点表现得尤其突出，尤其明显，更确切地说，这正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特点。
中国哲学非常重视情感问题，其中的许多重要概念，如“天”、“命”、“道”、“生”、“性”、“情”、“心”等等，直接与情感有关，而且很难翻译成其他语言。冯先生举出“道”、“太极”、“仁”等名词概念为例，说明这些名词概念如何不容易翻译成西洋文字，译者只能以音译了之，就很能说明问题。哲学是以人类精神生活为题材的智慧，如果这一点能够成立，那么，人类的精神生活就绝不仅仅是一些纯理智的活动，也不是形式概念所能概括的，其中还有丰富的情感生活、情感内容，对此，哲学绝不能不闻不问、置之不理。
西方的主流哲学只重视人的理智，将情感从哲学中排除出去，归之于宗教或其他部门，他们是理智与情感的二元论者。中国则没有西方式的宗教，也没有理智与情感的二元对立。中国哲学解决宇宙人生的问题，是整体论的方法，其中便有情感的问题。冯先生虽然吸收了西方哲学的许多观念和方法，特别是逻辑分析的方法，但他还是接着中国哲学的这个传统讲。这一传统，正体现了中国哲学史的精神。正因为如此，冯先生明确提出，哲学的用处在于：“哲学能使人对于宇宙人生，有理智底了解，亦能使人，对于宇宙人生，有情感上底满足。”（同上，278页）这就是说，理智和情感，都是“宇宙人生”之事，都是人的精神生活中的组成部分，因而是哲学必须同时要解决的。
“理智底了解”与“情感上底满足”，二者是什么关系？是不是说，有了理智的了解，就必然有情感上的满足呢？或者说，情感的满足是理智的了解的目的呢？根据冯先生的有关论述看，似乎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二者既不是因果关系，也不是目的性关系，二者是“既……又……”的兼有关系。他并不认为，有了理智的了解，就必然产生情感上的满足，比如维也纳学派，求逻辑的真，就未必有情感的满足；他也不认为，理智的了解，只是为了情感的满足，比如儒家所说的“孔颜之乐”，他虽然很重视并经常引用，但他认为，这并不是人生的唯一目的，它是“识仁”、“知道”的副产品。这可以说是冯先生对儒家哲学的一个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冯先生与金岳霖先生有共同的观点。金岳霖先生著有《论道》，他更多地运用了逻辑分析和推理的方法，以建立一种新哲学。但他也有一种强烈的诉求，表达了他对哲学的看法，这就是：“我不仅在研究的对象上求理智的了解，而且在研究的结果上求情感的满足。”（《论道》，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七年版，17页）这就是说，求得理智与情感的统一，是人的精神生活的需要。金先生是研究西方哲学的，但他不仅要回到中国哲学，而且要在他的哲学中体现中国哲学的精神。金先生之所以以中国哲学中的“道”为其哲学的最高范畴，是因为在他看来，不仅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而且“思想与情感两方面的最基本的原动力似乎也是道”（同上，16页）。因此，他将“道”视为元学的题材，而不是知识论的题材，因为“知识论底裁判者是理智，而元学底裁判者是整个的人”（同上，17页）。“整个的人”这个说法同冯先生的“全体”的人的说法一样，道出了中国哲学的最重要的特点。只有作为“整个的人”，才能将理智与情感统一起来。中国哲学正是将人视为生命整体，而不仅仅是分析的对象。若说人是“理性的动物”，那么，人同时也是“情感的动物”，这并不意味着将人降低了，实际上，人是理智与情感的有机的生命统一体。
精神境界与情感
冯先生认为，哲学不是使人获得知识，而是得到一种精神境界。境界就是人的精神生活的哲学反思的结果，其中既有理智成分，又有情感成分，绝不是单纯的理智问题，或只有理智成分。
照冯先生所说，境界靠人的“觉解”，“觉解”不同，宇宙人生对于人的意义也就不同，境界也就不同，“觉解”越高，境界也就越高。他又将“觉”与“解”分别进行了解释，认为“解”是了解，“觉”是自觉。了解与自觉的主要分别是，“了解必依概念”，“自觉是一种心理状态，它只是一种心理状态，所以并不依概念”（《新原人·觉解》，《全集》第四卷，472页）。冯先生很重视概念，重视概念的认识和分析，并以此作为写作《新理学》的主要方法。但是，当谈到哲学的实质问题即精神境界问题的时候，他并不认为概念的了解是唯一的。除了概念的了解之外，人还需要一种自觉，而这种自觉，只是一种“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是概念无法表达的。必须将觉与解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成为一种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