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城与人——关于北京城
作者：吴焕加
城市的形态带有它形成时期的政治、经济、技术和社会思想意识的特征，有明显的时代和地域烙印。 城市存在的时间一般很长，在它存在的时期中，如果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原来的城市形态或迟或早会出现相应的变动，变动有快有慢，有时很快，有时很慢，慢到似乎静止不变。但纵观世界城市史，就长时段来看，城市没有一成不变的，更非永恒的。许多城市诞生了，兴盛过，后来又消亡了，存在的时间有长有短，有兴有衰，有生有灭，如同有生命的东西；加之，城市里住的是有生命的人，人的变化比城市更快，因而我们应把城市看成是有生命的、活的东西，城市是生命体。
历史上北京作为地区或全国的政权中心，城池就多次迁移另建，数度死而又生。到元代北京城才稳定下来，明代稍有改动，只是在清代那二百六十多年，北京没有明显的变化和发展。
《中国城市建设史》（同济大学城市规划教研室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中写道：“明亡后，清朝仍建都北京，整个城市布局无变化，全沿用明代的基础。……清北京的城市范围、宫城及干道系统均未更动，唯居住地段有改变，如将内城一般居民迁至外城。内城各门驻守八旗兵并设营房。内城里建有许多王亲贵族的府第，并占据很大的面积，屋宇宏丽，大都有庭园。”“出现了不少地区性及行业性的会馆建筑，……清代崇信喇嘛教，因此清北京除原有佛、道教寺院外，增建了一些喇嘛庙，如城东北的雍和宫等。”该书指出：“明、清北京城，完整地保存到现在，是我国劳动人民在城市规划及建设方面的杰出创造，是我国古代城市优秀传统的集大成。”
说北京是“杰出创造”和“我国古代城市优秀传统的集大成”，很对，杰出创造与优秀传统全是十七世纪以前（一六四四年清军入关）的产物。北京城突出之处体现在整个城池以皇家宫廷为核心，一切以皇家的需要为出发点和依归，布局严整对称，秩序井然，气势森严，充分显示皇权唯我独尊的架势。少量的手工业和商业是为供奉皇室宫廷、官僚贵族而设的，因此，昔日的北京城与在经济活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市有性质上的重大区别。就城市分类来看，元、明、清的北京城，是城市中的一个特殊的品类，它是封建专制国家最高统治者皇帝的皇都，是统治集团上层人物的营垒，北京原是一个政治性和堡垒型的城池。
城市在历史中产生，也在历史中变化，北京也不例外。
停步二百年
北京城的城市基础设施自建成之后，长期没有得到改进、提升。
北京城的前身元大都建成于一二七一年，明代在平面形状上有所变动，清朝接着使用。清朝统治者原是边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觉得原有的一切都极好，不需要也不可能加以提升，便一切照旧，加之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科学技术方面更得不到什么发展，使中国在近代继续处于农业、手工业的自然经济状态，城市的物质技术基础也就谈不到改进，直到十九世纪末，北京城的设施水平与中国古代皇都相差无几，基本上停留在中古时期的水平。
许多资料文献记述旧日北京城市基础设施的实况，如形容北京的街道是“晴天沙深埋足，尘土扑面；阴雨污泥满道，臭气熏天”等等。这里单提为什么竟然说“臭气熏天”！邓云乡先生所著的《北京四合院》中，记述了一九○○年北京一般街道的卫生状况：
当年是因为习惯于在胡同中随地大小便，盖房子便不考虑盖厕所，还是因为盖房子都不盖厕所，而使居民养成随地大小便的习惯呢? 孰为因，孰为果，一时也说不清楚，这明、清两代，堂堂五百多年的皇都，在此点上，未免太不文明了。
其实，在欧洲，城市居民随处便溺也有很长的历史。十六世纪的巴黎有人口二十万，人们随地便溺，满街污秽。使用尿盆的人往往在屋内喊一声“当心水！”随即把污水从窗口倾出，路人躲闪不及，便会遭殃。在十七、十八世纪法国王权鼎盛时代，甚至在富丽堂皇的卢浮宫的院子、楼梯背后、阳台上和门背后都可方便，谁也不怕被人看见。
发达国家之发达主要在十八世纪中期以后的一百多年中，而中国之积贫积弱主要也在那个时期，在西欧国家大跃进的时候，中国在休眠，列强的首都走出中世纪步入近现代，北京城还在原地踏步。
清朝被推翻后，北京的城市性质改变。二十世纪前期，北京城多少搞了一些现代市政设施，一九一○年部分地区有了自来水，一九一四年开始有石路面，一九二四年出现有轨电车，一九三五年开始有公共汽车，都只有一两条线路。
上面讲到一九○○年北京的公共卫生状况，后来情形如何呢？先前，北京的“粪业”一直操在“粪霸”手中，历史长达四百年，北京各处的城墙根、护城河两岸及关厢一带有数以千计的粪坑、粪场，情状之恶劣不必提了。一九四九年八月，北京解放不久，市人民政府即颁布《城市存晒粪便处理办法》，限期清除城区的粪场、粪坑和积存的粪便。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公安局、卫生工程局废除封建的粪道占有制。一九五二年三月，市卫生工程局再次限期取缔城内和关厢地区的粪场，规定一律迁往郊区的五个处置场。一九○○年之后，又过了半个世纪，北京的粪便问题才有所治理。
解放前夕，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在一九四七年编印了一本《北平市都市计划设计资料第一集》，序言中写道：“北平城市之规划，虽有伟大之艺术价值，光荣之悠久历史，然以建筑年代久远，今古异宜，已不能适应近代都市之需要，乃渐呈没落。”这番话流露出编写者怅然无奈之心情，却是对二十世纪中期北京城的真实概括。古老的北京城要成为对普通老百姓适宜的人居环境，需要在城市建设的许多方面进行补课、改造、提升。
政府中心区问题
梁思成先生挚爱北京，生前不遗余力地呼吁保护北京古城和文物建筑，并殚精竭虑地思考和拟制具体的保护方案，他的研究成果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的学术遗产，我们要继续深入学习和研究。先生关于北京的一些思考和建议产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较长的时间距离、更多的资料与实践，使我们有可能从更多的方面和另外的角度审视北京的事情。作为梁先生的一名学生，我对先生当年的一些主张与方案未得实现的原因试做一些分析，就教于专家与师友。
一九五○年二月，梁思成先生和陈占祥先生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主张在北京西郊近城地点建设新的首都行政中心区，建议对用地位置、面积、人口、道路、交通、应有的各项设施以及建筑形体等都有相当具体的考虑和规定，这个建议被称为“梁陈方案”。经过反复的论战，“梁陈方案”没有被采纳，其间曲折的经过在王军先生的《城记》中有详细的记述。这里，我认为当时国家经济状况实际上起着关键的阻遏作用。
一九四九年十月，人民共和国诞生，短短四个月后，梁思成先生与陈占祥先生就于一九五○年二月提出了他们的方案，其出发点是，既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的决定，又要保持北京城的旧状，是两位先生设想的两全之策。不过，能否采纳“梁陈方案”与许多实际条件有关，在新地点建设中央政府行政中心区不是一个小项目。五十八年前，刚刚成立的人民共和国的境况非常艰难，不说别的，首先要看国家有没有实施这个方案的财力物力。宁可主编《中国经济发展史》第五册（中国经济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中写道：
一九四九年十月新中国建立以后，……国民经济经过长期战争破坏和消耗，已经处于崩溃状态，……当时解放战争正在进行，政府必须支付巨大军费，一九四九年军费开支约占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一九五一年仍占41.1%。……一九四九年人民政府的全年财政收入仅相当于303亿斤小米，而财政支出却达到567亿斤小米,财政赤字为264亿斤小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