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起步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
作者：杨 扬
解密商务印书馆的成功之谜，一定会让人联想到上海这座城市。人们会反反复复一而再再而三地追问，为什么是上海而不是中国的其他城市哺育了商务印书馆？对这一问题最简洁的回答就是：上海曾有过中国其他城市所无法拥有的社会发展条件。在所有对外开放的中国近代城市中，上海起步最早并且是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一八四三年上海开埠，由此揭开了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篇章。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积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上海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现代城市。像这样拥有众多人口的超大型商贸城市，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中国传统社会不是说不想拥有这种超大型商贸城市，而是缺乏产生和支持这种超大型城市的能力。说到底，中国传统城市的发展基础是一种区域内较为封闭的社会交流活动，生产条件和生产规模限制了它无限扩张自己的可能性。而上海的城市发展从一开始就是跨区域的国际资本的流通活动，它可以调动全球资源和资本市场来支持城市的发展。激情膨胀的上海，与现代国际资本的活动休戚相关。历史上的上海不仅是国际资本最活跃的空间，也是受国际资本震荡影响最大的城市。世界经济繁荣时，上海的经济也极为活跃，而世界经济不景气时，上海的市场立马会还以颜色。这种依赖国际资本市场而建构起来的城市，其产业分工也是适应了现代国际资本的需要，很多新产业的诞生是与世界同步的。以出版为例，中国传统社会中尽管也有印刷出版，但基本上都是作坊式的小型手工业。以现代水平来生产和管理印刷、出版，使之成为一种社会文化产业，在中国是从上海开始的。在一八九七年商务印书馆成立之前，上海已经有不少采用西方机器印刷技术的书局和新闻出版机构，如一八六○年天主教会创办的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同年迁居上海的美国长老会主持的美华书馆； 一八六八年开馆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一八七七年基督教会设立的益智书会。其他像《申报》等一批新闻报馆也兼营印刷、出版业务。
在这些书局报馆出现之前，大概没有人想到可以通过机器印刷，办报办出版来赚钱，社会上各种行业中也没有新闻出版业一说。而商务印书馆最初的创始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人之所以想到创办印书馆来赢利谋生，是与当时上海的报馆书局林立，印刷出版渐成气候有关。从商务印书馆创办人的个人背景看，大都是教会学校出身，有过报馆书局的经营经验。据商务印书馆创办人高凤池《本馆创业史》所记，商务印书馆一八九七年二月在上海创办，真正的创办者是夏瑞芳和鲍咸恩。他们俩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主办的清心书院的同学，毕业后他们在美华书馆和捷报馆有过排字、印刷和经营的经历。因为不堪忍受英国总编的辱骂而商定自己办印书馆。办印书馆最初的资金是三千七百五十元，由夏瑞芳、鲍咸恩以及他们的亲戚朋友集资而成。公司创办时与上海滩上很多印刷小作坊没有什么大区别，夏瑞芳因为头脑活络，社会关系较多，负责外面兜揽业务；鲍咸恩熟悉印刷技术，负责排字印刷，至于装订业务全都是家庭成员帮忙。初期公司的业务项目主要是帮一些商店印刷票据广告，同时也翻印一些英语教材和适应科举考试的字典、书籍。英语教材像《华英初阶》及《华英进阶》；字典如《康熙字典》等；服务于科举考试的书籍如《通鉴辑览》、《纲鉴易知录》等。因为经营得当，一年后有盈余而扩大生产，公司也迁至更热闹的北京路。随后的几年中，商务印书馆购买了新式机器，新聘了沈之方等发行人员，业务范围也大大拓展，到一九○一年资本已从原来的三千多元增加到五万元。商务印书馆的顺利起步，在很多人看来，得益于夏瑞芳、鲍咸恩等人的精明能干，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我们还应该看到，成就他们出版事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上海这所城市提供给他们的众多机遇。首先是传教士与各种外商创办新闻出版的成功经验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和社会效应。以现代机器印刷手段通过新闻出版中介来谋取利润，这是西方人的发明。而在中国，则是通过上海的外商创办的报馆书局展示出新闻出版的发展前景。像美华书馆、申报馆等成功盈利的事例，不仅传递出这一领域潜在的商业发展前景，而且也给很多中国人以榜样的示范作用，越来越多参与其事的中国人相信，新闻出版是能够赢利发财的。
在商务印书馆之前，像王韬等早已涉足报馆书局事业。但在十九世纪前期和中期，毕竟还是中国新闻出版的草创时期，很多支持新闻出版的技术手段还处于建设之中，譬如连接欧洲以及北京、上海的电报电缆还没有开通，新式的印刷机器设备还没有大量引进，熟练的技术工人的培训尚待完成等。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这些支持新闻出版发展的条件逐渐完备。但即便是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很多在上海投资报馆书局的人员也没有像后来的夏瑞芳、鲍咸恩等人那么幸运，可以说大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大多数经营报馆书局的人缺乏夏瑞芳、鲍咸恩那种对出版的职业敏感。譬如，商务印书馆创业时获利最多的业务是翻印英文教科书。当时上海滩上学英文的人很多，但苦于没有很好的英文教材，商务印书馆将英国人培训印度人的英文教材翻印过来，当然市场行情看好。英文教材出版赢利是商务印书馆从单纯的商务印刷转向书籍出版的最初尝试。夏瑞芳等之所以有这种职业敏感，与他们早年在上海所受的教育以及个人经历有关。清末民初上海的民营出版机构并不少，但有着像夏瑞芳、鲍咸恩这种教会背景的经营者并不是很多。他们早年在教会学校就读，对英语学习有所体会，知道英语教材是怎么回事，所以，对出版《华英进阶》等英文教材有一种职业敏感；因为教会背景，他们能够进入美华书馆和捷报社，学习西文排字以及相关的印刷技术。同时也因为教友关系，他们请来谢洪赉牧师帮忙注释英文教材，使得商务出版的英文教科书配有中文注释，便于阅读，这样赢得了更多的读者。
从夏瑞芳等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上海的城市文化环境给他们提供了事业成长和发展的条件。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出版经营人才，不仅能够敏锐地感觉到现代社会发展需要什么，而且也懂得生产出能够满足这种社会发展需要的文化产品。商务印书馆在上海的诞生以及成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空间的培植以及与产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传统社会中根本不可能成为社会支柱产业的新闻出版，因为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影响，不仅成为产业，而且培育出了一批成功的企业和经营者。假如换一个城市，换一个空间，即便有精明的经营头脑，但没有这样的环境气氛和生产条件，也没有这方面的文化需求，要成就出版事业终究是难的。所以，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曾谈到，清末民初国内很多人都想办刊办报办出版，但要做成这些事，只有到上海来才行，因为上海是当时中国新闻出版的中心，在这里一切条件都很便利，它能够做到国内其他地方做不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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