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作为“文化工程”与“启蒙生意”的百科全书
作者：陈平原
同样以普及知识为己任，辞书和教科书的定位还是略有分别。讨论教科书的功过得失，教育家最有发言权；至于为何以及如何编纂辞书，出版家的意见值得重视。上述高梦旦的话，其实并不完整；虽则并列教科书和辞书，高强调的重点在后者：“欧风东渐，学术进步，百科常识非一人之学力可以兼赅。而社交日用之需要，时又不可或缺。夫文词如是其浩博也，学术如是其繁赜也，辞书之应用，较教科书为尤普。”一九一五年，也就是《新字典》出版三年后，两部重要辞书面世——商务印书馆推出了《辞源》，中华书局则印行了《中华大字典》。后者的主编陆费逵称：“世界愈文明，字典之需要愈急”（《〈中华大字典〉叙》）；而前者的主编陆尔奎亦云：“一国之文化，常与其辞书相比例”；“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辞源〉说略》）。你可以说这是当事人的“自吹自擂”，我则认定，在这些“广告语言”背后，确实隐含着一代出版人普及知识、启迪民众的雄心壮志。这种混合着启蒙心态与商业计谋的“论说”，很真诚，也很狡猾，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
相对来说，我们可能对蔡元培的话更有信心。就在出任北大校长的一九一七年十月，蔡元培撰《〈植物学大辞典〉序》，称：“一社会学术之消长，观其各种辞典之有无、多寡而知之。各国专门学术，无不各有其辞典，或繁或简，不一而足。”学术发展与辞书编纂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可谓“互为因果，流转无已”。此大辞典乃“集十三人之力，历十二年之久，而成此七百有余面之巨帙。吾国近出科学辞典，详博无逾于此者”，故值得大力表彰。更重要的是，蔡元培借此大辞典的出版，表达了如下期待：“所望植物学以外，各种学术辞典，继此而起，使无论研究何种学术者，皆得有类此之大辞典，以供其检阅，而不必专乞灵于外籍，则于事诚便，而吾国学术进步之速率，亦缘是而增进矣。”
至于为何这么看重辞书的编纂与刊行，蔡先生只从“学术进步”立说，不及此前严复和黄人的论述精致。在严、黄二君看来，知识广博固然很重要，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国人对于新学说的望文生义、囫囵吞枣，需要权威的辞书来加以“界说”与“辨正”。一九○八年，严复应商务印书馆之邀，为颜惠庆等编著的《英华大辞典》撰写序言，特别称誉西方辞典之花样繁多，有数十巨册，也有盈握小书，至于注解，更是各有擅场。“凡国民口之所道，耳之所闻，涉于其字，靡不详列。凡此皆以备学者之搜讨，而其国文字所以不待注解而无不可通也。”三年后，严复又应邀为黄人编纂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作序，特别指出为何需要好的大辞典，就因为国人读书“不求甚解”：“其尤害者，意自为说，矜为既知，稗贩传讹，遂成故实，生心害政，遁邪淫。然则名词之弗甄，其中于人事者，非细故也。”作为学部名词馆总纂，为一位大学教授编纂的“大辞典”写序，应该说是责无旁贷；更何况，二人同样坚信，借编纂辞典来严定界限，甄别名词，可以改变国人“意自为说”的陋习。
主编《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的黄人，在序言中，对“吾国之仅有字书、类书，而无正当用词之专书也”表示极大的不满。因为，在他看来，国人之所以立说不严、思维混乱，缘于“字书之简单而游移，类书之淆杂而灭裂”；而这，直接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后。辞典之优劣，体现一国教育及文化水平之高低，这我相信；至于将晚清的国势衰微，与传统字书、类书之游移、淆杂相链接，似乎过于“微言大义”了。不过，借辞典“严定界限”，约束其时已变得汗漫无所归依的“新知识”，这一思路，明显属于学问家或思想家，而与革命家殊途——后者更倾向于使用“大字眼”来激励人心。这与严复一贯追求“改良”而非“革命”的立场，有直接的关系。一九○二年，严复在《与〈外交报〉主人书》中，谈及他所拟想的“教育办法”，共有九条；最末一则强调“中国此后教育，在在宜著意科学”。这里所说的“科学”，当然不限于自然科学，而是代指整个学问。我关注的是，无论古今中外，学问确实“多朴茂之意”，也确实应力避“道听途说”。在这个意义上，眼看着西风日紧，严复、蔡元培等人格外看重各种专业辞书（包括字典、辞典、百科全书等），是有其深意的。
清末民初，近乎天翻地覆的社会变迁，导致已有的知识系统遍布裂痕；旧的意识形态日渐崩溃，也就意味着新的知识秩序正逐步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便是各式辞典（还有教科书）的积极编纂。这里需要的不是零星的知识，不是艰涩的论述，也不是先锋性的思考，而是如何将系统的、完整的、有条理有秩序的知识，用便于阅读、容易查找、不断更新的方式提供给广大读者。表面上看，这些强调常识，注重普及，兼及信息、教育与娱乐功能的语文性或百科性辞书，不如著名学者或文人的批判性论述精彩（或曰“入木三分”），但其平易、坚实、开阔、坦荡，代表了“启蒙文化”的另一侧面，同样值得重视。
一般认为，是康有为一八九七年在《日本书目志》中，首次将“百科全书”这一概念带进了中文语汇。一九○六年至一九○七年间，享有第十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版权的英国泰晤士报馆，曾委托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代其销行这套四千余万字的大书。除在各报刊登广告文字，商务印书馆一九○七年还印行了一本题为《大英百科全书评论》的小册子，收入严复、辜鸿铭、李家驹、颜惠庆、李登辉五文，以及《中外日报》、《时报》、《新闻报》、《南方报》和《申报》上的相关评论。晚清大名士辜鸿铭是这样推介《大英百科全书》的：“西洋今日之学术，沿于犹太、希腊、罗马，亦可谓极其广大而尽其精微矣。独是西学分门别类，各有专科，提要钩元者，莫如类书。类书凡数十种，尤以近日太晤士报馆所出之百科全书为最备。”而署“曾充上海约翰书院教习、丙午年应留学生考试取列最优等第二名、钦点译科进士”的颜惠庆，则称百科全书“即作中国进化券观亦可也”。因为，英国之所以富强，就因为其国“学无无用之学，人无不学之人，学术深而知识浚”；而这，又与其百科全书之浩博相因果。最能显示那个时代学术水平的，当推严复之文。严复此文曾以《英文百科全书评论》为题，刊于《寰球中国学生报》五六期合刊（一九○七年六月）。先是渲染百科全书的包罗万象，继则追溯十八世纪法国百科全书学派的崛起，篇末点题，说明“家置一编”的必要性——因是应邀而作，如此展开论述，在情理之中。最重要的是，此文专注于狄德罗等编纂《百科全书》的具体过程及其与启蒙运动的关系——即所谓“洎书成而革命之期亦至矣”。
谈及清末百科全书（或百科辞书）的宗旨、目标及编纂策略，首先应该关注的，当然是编纂者。纂辑《时务通考》的杞庐主人，在序言中洋洋洒洒，从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说到清代的《皇朝通考》，再转到道光年间如何开海禁，接下来方才是编纂此三百万言大书的意图：“有见于泰西之政治，时时隐合三古以来垂治之遗意，其学术更能夺造化之功，爰时取其法而行之，以辅政教之所不逮。繇是时务典籍，又为经济之一大端，而统汇之书缺焉。仆纠集同志，贯串群言，合为一书，曰‘时务通考’。”称泰西政治“隐合三古以来垂治之遗意”，是为了减少文化输入时常见的巨大阻力；无论编者还是读者，真正关心的，都不是“三古”，而是“时务”。另一种“讲求时务”的大书——钱颐仙辑《万国分类时务大成》，同样刊于一八九七年。书前有凡例十七则，最有趣的是这一则：“是编采缀搜罗，考异辨同，凡无关于时务者概不摭入。间有中国议论发明，外国时事亦择其紧要者采入，以资考证。学者读此一编，抵读千万篇西国文字，任拈一题，任构一艺，定皆得心应手，如悬崖绝壁撒手横行，不复有攀萝扪葛之苦。”此类高调论述，兼及政治与商业，在清末百科全书的序跋中多有出现。只是“如悬崖绝壁撒手横行”这样的“警句”，难得一见，更多的是近乎“八股文章”的广告文字。一八九八年刊行的《洋务经济通考》，编者到底是谁，说法不一；这么一来，那确凿无疑的出版者，其态度更为要紧。鸿宝斋主人在该书叙言中称：“近年以来，朝廷切实振兴，力除积弊，广通言路。种种所颁新政，类皆效法西人。然则士生今日，怀经世之学济变之才，尤贵能洞达夷情。”正是为了所谓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出版者方才约请有心人编就此“分门十有六，网罗数千篇”的大书。有清一代最后十几年，学界及出版界均大有长进，轮到曾朴、徐念慈登场，已经不能再含糊其辞，使用“洞达夷情”、“有关时务”之类不着边际的大话了。若《博物大辞典》（上海宏文馆，一九○七）的七则“例言”，便是条条都有着落。请看第一则：“我国通行学界者，只有字典，而无辞典。自译籍风行，始有注意于撰普通辞书，以便读者诸君之检查。本书为教师学生读书参考之用，莫要于博物一科，因先编纂付刊，余当续出。”百科辞书的编纂策略，从“辑”到“编”到“译”，终于走到了“撰”；主要的拟想读者，从传统士大夫转为新学堂的教师学生；辞典专攻对象，不再满足于政经或文史，而是纯粹的自然科学（包括动物、植物、矿物、生理四部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