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彩票梦

作者:王振忠




  在这个商业时代,“策划”和“创意”无疑是广告行当中最为时髦的语汇。不过,就像数年前上海滩马路上打出的“再现十里洋场”之类的广告那样,不少“策划”,实际上不过是剿袭前人的“创意”,或者顶多是将版本稍加升级而已。举例言之,记得前几年有部关于汽水的广告片:一位在沙漠中行走的旅人,经过长途跋涉,已是饥渴难耐,几近奄奄一息。正当口躁咽干唇焦鼻热之际,在他眼前突然现出一个冰箱,内中某种牌子的汽水赫然在目。三焦火旺、神疲步乏的旅人两眼放光,忙不迭地抢过一饮而尽,于是,暑气顿消,精神倍爽……漫漫荒漠的酷热,衬托出饮料之沁人心脾。此种画面,予人的印象虽然至深,但实际上却并非当代广告策划者的“创意”。早在民国年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商人宝库》中,就曾有过类似的场景:
  人不可以一日不饮,一日不饮则渴。然而出门千里,往往遇着旱干之地,欲求滴水而不可得者,将如之何?是唯有先事预防,庶不致临渴掘井。
  去年夏间,有皖人罗君,衔命往漠北,行至沙漠地方,天气燥热,其随往之某仆,猝然晕倒于地,口苦舌干,势将待毙。罗君忽忆皮箧中,藏有敝号所制之茶膏,急取一块,置之某仆口中,未及一小时,某仆忽自地上蹶起,问所苦,丝毫不知,问顷间何以猝倒于地,曰:顷因口中燥热,欲求润渴之物,苦思而不可得。一霎时间天旋地转,似有物哽在喉中,欲言不能,焦急异常。此时忽觉津液满口,胸中清快,亦不知其何以然也。罗君乃告以含茶膏之故,某仆感激不止,今春来沪,特至敝号,购办茶膏百块,曰:吾将以之分赠亲友也。唯敝号犹不敢用以自信,兹特加工监制,精益求精,并批销红绿各种名茶,倘蒙赐购,无任欢迎。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无论是民国年间的“皖人罗君”,还是电视广告片的策划者,都不过是个“托”,诲人谆谆之目的不外乎就是要将茶膏或汽水推销出去。而在那册标榜为“致富锦囊”的《商人宝库》中,前揭的广告是由上海的江裕润茶栈刊登。清朝同治七年(一八六八),歙县南乡一方姓商人的诉讼案卷中提及,当时上洋(即上海)有一个叫江裕昌的茶栈,“财势通神”,为“有名巨富”。“江裕昌”与“江裕润”仅一字之差,不知是否有关?不过,广告词中的主人公为“皖人”,以我粗浅的明清史知识以及迄今在上海老城区偶一可见的徽州茶叶老店之遗迹来看,江裕润茶栈当为徽商开设,大概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明清以来,茶叶与盐业、典当、木材等业同为徽州人经营的主要行当。原先,徽州外销茶主要是通过鄱阳湖、赣水过大庾岭经岭南远销海外。五口通商前后,上海日渐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徽州茶商麇集鳞聚。与此同时,在长江中游的汉口等地,茶商的活动亦极为活跃。歙县北乡上丰的宋氏家族,早在清代前期,就是两淮盐务八大总商之一。太平天国期间,因受战争蹂躏,诸多盐务总商均竭蹶困窘,而宋氏却冒险由江西运销淮盐牟得暴利,从而在战后仍然风光依旧,不仅继续从事盐业,而且在茶业、油业等诸多行当中亦颇具规模。如今,这一家族的百余册商业文书及数百封信函原件幸运地得以留存。此前,我在整理这批资料时,在一册《新桥泰和隆(茶)庄账簿》(题作“光绪十年三月吉立”)中,偶然发现夹在其中的一张“发财吕宋票”和另外几份相关的文书。这张“发财吕宋票”与当时通常可见的信封大小相若(版幅6.7cm×14.3cm),封套正面自右向左横题“发财吕宋票”,中间自上而下竖题“亨昌行”三个大字,并书明亨昌行之地址位于“汉口洋街/熊家巷口”。其下用苏州码书写彩票兑奖号码,并于首位数字之下特别标一“万”字,以示此一数字为万位。另外,在右上角敲有“全张”字样,以表明彩票之完整无缺。还在下方敲上“唐字恐有写错,以洋字为凭”的字样,“唐字”也就是汉字。反面除了在上方印有“发财吕宋票”字样外,另有兑奖的规定:
  今售英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八月份票准期九号,即华六月十七日开彩后约两礼拜内对号单到申,共票二万伍千号,每张价洋六元,分售半张均可。
  计开得彩数目:
  头彩得洋三万元,二彩得洋一万二千元,三彩得洋五千元,四彩五张各得一千元,五彩十张各得洋五百元,六彩五十张各得洋一百元,七彩二百零五张各五十元,八彩五百张各得洋四十元。
  伴头彩上下副彩各得洋五百元。
  伴二彩上下副彩各得洋二百五十元。
   兼收兑红票,照市即兑现洋。
  “发财吕宋票”,简称“吕宋票”。封内包有一洋文的四联彩票,并钤“宝记/英一八八四年捌月份票”之红色图章。“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即光绪十年,也就是这册账簿记载的年代。账簿的主人是歙县上丰徽商宋翰卿,其人在汉口业鹾,在湖北通山新桥从事茶业。所贩之茶,主要是与洋行交易。这册账簿中就另夹有一张甲申年(一八八四)“汉镇祥泰洋行书柬”,汉镇亦即汉口,书柬的内容反映了宋氏商人与洋行的来往商务清单。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徽州茶业销售每况愈下。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婺源一带所做绿茶,运往上海销售,各号大多亏蚀,本钱小者竟至倾家荡业,倒账而还。到翌年春,屯溪茶叶公行向各茶户传播一首号称是由“茶叶伤心人”所编的《奉劝各户早摘嫩茶歌》,其中唱道:
  茶叶连年亏血本,去年亏本更加多。
  皆由外洋出数广,货挤不销无奈何。
  正货虽亏犹有谱,粗货蚀得真实苦。
  还价只得数两间,洋人视之如粪土。
  今年若不改章程,日后一定没陶成。
  …………
  这大概反映了长江中下游各埠茶叶滞销的窘境。当时,宋翰卿在与远在湖北蕲春漕(家)河镇“恒益典”当学徒的儿子“安儿”之信中,也曾透露过“汉口市面,本年红茶亏本叁百万银之多,因此市面格外冷淡”。在这种茶市低迷、谋生大拙的背景下,倘能侥幸得中彩票,岂不令生业起色?因为买彩票毕竟提供了暴发横财的可能,买张彩票,期望得到更多的利益补偿,美梦或许也能成真。
  
  夹在账簿中的这张吕宋票,能说明的问题或许还相当有限。不过,民国时期徽州茶商汪素峰的日记——《日知其所无》则详细记录了其人多次购买彩票时的心理。
  《日知其所无》抄本一册,墨迹书写于“王文林制”的朱丝栏簿书上,其内容系民国十年(一九二一)茶商汪素峰在汉口的生活日记,文中备述日用饮食、往来酬酢之细故,生动反映了徽商在汉口的茶业贸易及其社会生活。在《日知其所无》每页的天头,记录有每日的收支状况,其中的一些开支,可以窥见汪素峰热衷博彩的心理。譬如,九月十日,他付了五百文,委托一位朋友前去购买浙江副券一条,这张彩票预定于翌日开彩。之所以要购买彩票,汪素峰在日记中交代得相当清楚——原来,在此前一天的晚上,汪氏寓处楼上所点的蜡烛,结了一个“粗圆且长”的灯花。徽州人笃信灯花吉兆,民间素有“占灯花吉凶”的习俗——一般人认为:“夫灯者,乃人家照鉴之主。开花结蕊,吐焰喷光,可知人事之吉凶,天时之晴雨,仔细观之,每有灵验。”倘若出现灯花,且至更深而不灭不落,则是有喜事的预兆。有鉴于此,汪素峰就认为:自己所见的灯花相当罕见,“定占吉兆”,故此产生了购买彩票的冲动。九月二十七日,汪氏又花了一百五十文,与他人合买湖北副券一条。对此,他踌躇满志地写道:“倘能侥幸得夺锦标,则吾二人之财运,从此蒸蒸日上,前途无限,自今伊始,预而志之。”虽然《日知其所无》并没有记录下上述两次开彩的结果,但彩票梦之破灭,大概是可以想见的。尽管如此,汪素峰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参与博彩,一次又一次在心中点燃起发财的希望:十一月初一日,“付彩票六百”;十一月初七日,“付彩票四百文”,所购系翌日开彩的湖北乙种,他与旁人合买一张;十一月十五日,“付彩票叁百廿”,这次,汪素峰独自购买了第一次开彩的甘肃副券一条,并不无憧憬地写道:“谅可操左券,夺得锦标否?”字里行间,颇流露出幸运之神情之所钟舍我其谁的感觉。十一月十七日,“付彩票四百文”,上街购买湖北正券一条。由此可见,单单是在十一月份,他就先后四次购买彩票,耽于博彩而难以自拔,其结果自然是一次次枉用了身心空费了钱。对此,恹恹神思的汪素峰在日记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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