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三十年后反思“乡土文学”运动
作者：吕正惠
在世纪之交，我慢慢厘清了一些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似乎比以前更了解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学、新文化的发展与现代中国之命运的关系。从这个角度出发，也许更可能说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乡土文学的暴起暴落，以及最终被“台独文学论”取代的原因。因此我底下的分析似乎绕得太远，但却不得不如此。想读这篇文章的人，也许需要一点耐性。如果觉得我这个“出发点”太离谱，不想看，我也不能强求于人。
中国新文学原本是新文化启蒙运动的一环，这一点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新文化运动当然是为了改造旧中国，也就是以“启蒙”来“救亡”。这样的启蒙运动后来分裂了，变成两派：以胡适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派。
革命派在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下，全力支持国民党北伐，终于打倒北洋政府。但北伐即将成功时，蒋介石却以他的军事力量开始清党，大肆逮捕、屠杀左翼革命派（主要是共产党员，也有部分左翼国民党人）。就在这个阶段，原来采取观望态度的胡适改良派才转而支持国民党。这样，国民党保守派就和胡适派（以下我们改称“自由主义派”，或简称“自由派”）合流，而幸余的革命派则开始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武装斗争。
抗战后期，形势有了转变，大量的自由派（其最重要的力量组织了中国民主同盟）开始倾向共产党。到了内战阶段，知识分子倒向共产党的情况越来越明显，最后，当胜负分晓时，逃到台湾的只剩最保守的国民党员（很多国民党员投向共产党），以及一小群自由派（连与胡适渊源深厚的顾颉刚、俞平伯等人都选择留在大陆）。
新中国建立之初，执政的共产党宣扬的是“新民主主义”，认为“民族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共产党（以工、农为主体）的“同盟”。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这种“同盟”的伙伴关系才有了明显的改变，留在大陆的自由派命运开始坎坷起来。
不管大陆自由派和共产党的关系如何，但有一点看法应该是他们共同具有的：他们都知道，新中国的重建之路并不是循着五四时代“向西方学习”的方向在走的。虽然共产党在五十年代初期学过“苏联模式”，但为时不久，这个政策也大部分放弃了。台湾很少人注意五十年代大陆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工作模式，我们也很难为这一政策“命名”，但可以说，它绝对不是“西方模式”。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共产党内部有关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现实问题的辩论与路线斗争，一直没有间断过。这也是历史现实的合理现象，一个古老的中国不是可以轻易改造过来的。像大鸣大放与“反右”（这是一个事件的两个阶段）、文化大革命（包括林彪事件）和改革开放，就是内部最大斗争的反映。应该说，到了改革开放，共产党的“革命阶段”才完全结束，大陆进入“后革命时期”。
退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这时候也在台湾实行另一种很难命名的“改革”。纯粹从政治层面来看，朝鲜战争爆发以后靠着美国的保护终于生存下来的国民党，在五十年代进行了一项最重要的社会变革，即土地改革。国民党把台湾地主大量的土地分给农民，从而改变了台湾的社会结构。台湾许多地主阶级的子弟跟农民阶级的子弟此后循着国民党的教育体制，逐渐转变成新一代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美国的协助下，台湾社会第一次大规模的“现代化”。台独派一直在说，日本殖民统治促使台湾现代化，但不要忘记，如果没有土地改革，就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现代化运动。坦白讲，不论国民党的性质如何，必须承认，土地改革是它在台湾所进行的最重要大事，这是国民党对台湾的“大贡献”之一（但也是台湾地主阶级永远的隐痛──他们的子弟也就成为台独派的主干）。
国民党统治格局的基本矛盾表现在教育、文化体制上。官方意识形态是三民主义和中国文化，但它讲的三民主义和它的政治现实的矛盾是很明显的，特别是在民主主义上。它讲的中国文化是孔、孟、朱、王道统，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的对象，也就是中国“封建文化”的糟粕（这里是指国民党教育体制的讲授方式，而不是指这些思想本身）。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的主要对手是，美国暗中支持下的胡适派自由主义，他们讲的是五四时代的民主与科学（前已述及大陆不走这条路）。经由《自由中国》和《文星》的推扬，再加上教育体制中自由派的影响，他们的讲法日渐深入人心，成为台湾现代化运动的意识形态基础。它的性质接近李敖所说的“全盘西化”，轻视（甚或藐视）中国文化，亲西方，尤其亲美。因此，它完全抵消了国民党的中国文化教育，并让三民主义中的西方因素特别突显出来。这也是我三十五岁以前的“思想”，在李敖与胡秋原的中、西文化论战上，年轻人很少不站在李敖这一边的。
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台湾正在成长起来的年轻知识分子的特质可以用“反传统”与“现代化”这两个术语来概括。“传统”包括中国文化、国民党的反民主作风，以及每一个年轻人家里父母的陈旧观念。现代化表现在知识上就是追寻西方知识，而且越新的越好。意识、潜意识、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这些名词很新、很迷人。老实讲，这些东西很少人真正理解，但只要有人写文章介绍、“论述”，大家就捧着读、热烈争辩。当然，真正求得新知的途径是到美国留学、取经。取经回来以后，就成为大家崇拜、追逐的对象。
当然，新知有个尽人皆知的禁忌。中国近现代史最好不要碰，所以一般人只知道辛亥革命、北伐、抗战、“剿匪”。至于马克思、社会主义、阶级这些字眼，没有人敢用（反共理论家除外），苏联、共产党则只能用在贬义上。所有可能涉及政治现实和社会现实的知识，最好也别摸。我母亲没受过任何学校教育，但我上高中以后，她一再警告我，“在外面什么事情都不要去碰”，我知道，“什么事情”说的是什么。因此，我们的新知涉及现实的只是，现代化社会是怎样的社会，应该如何现代化（都只从社会生活角度讲，不能在政治上讲），以及民主、自由、个人主义是什么意思（心里则清楚只能在口头上讲）。当然，年轻人（尤其是求知欲强的人）都很苦闷，所以李敖会成为我们的偶像，因为他敢在文化上表现出一种非常叛逆的姿态。
台湾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大反叛，是从一九七○年保卫钓鱼岛运动开始，“保钓事件”让许多台湾知识分子深切体会到，国民党政权是不可能护卫中国人的民族尊严的。于是他们之中有不少人转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思想上也开始“左倾”。
在此事情爆发不久之前，也正是西方知识分子的大反叛时期（一九六八），左翼思想在长期冷战的禁忌下开始复活。这个新的思潮，一般称为“新左派”，以别于以前的“旧左派”，“新左”的思想其实是很庞杂的，派别众多，其中有些人特别推崇中国大陆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并按自己的想法把“文革”理想化。
现在我已经可以判断，一九七○年从海外开始，并在整个七十年代影响及全台湾的知识分子“左倾”运动，根本就是西方“新左”运动的一个支脉。西方“新左”运动的迅速失败，其实也预示了七十年代台湾“左倾”运动的失败。它是“纯粹的”知识分子运动，没有工农运动的配合。因此，“新左”一般不谈工农运动，一点也不令人讶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