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两岸能否撰作共同的中国近代史
作者：胡 成
以民族国家建构为目的历史研究，曾刻意强化了革命/反动、进步/落后、爱国/卖国、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影响到两岸各自认知的中国近代史，尤其涉及到国共和两岸关系，确有太多意识形态的构筑，以及个人、家庭恩怨的纠葛。早在一九九六年，有大陆学者抱怨道：在国共关系研究方面，台湾方面更多采用讲述中共历史的反面资料，内心深存一种老大心态，把中共推翻国民党的历史过程，“简单地看成中共以小欺大，以下犯上，玩弄阴谋诡计，欺骗和推翻合法政府的‘篡权’过程。”（青石：《对两岸研究抗战期间国共关系史现状的省思》，《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二十一期，121—123页）。当然，一九九六年距今已过去了十年，两岸亲历国共争斗的研究者多已退休，中青年研究者虽没有太多类似政治情结，但由于这段历史与现今关系过于密切，两岸学术交流仍未摆脱动辄引入善恶评判或现实政治的僵局。据说，大陆某民国史研究中心希望像清史工程那样，将《中华民国史》列入国家重点资助项目，难以处理的是新编撰的《中华民国史》，包不包括一九四九年播迁台湾后的国民政府。答案是不论包括不包括，都将牵涉到“两个中国”，或“台湾独立”这类高度敏感的政治议题。对目前大陆出版的《中华民国史》，台湾学者颇多批评的是不包括一九四九年以后台湾国民政府的历史。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叙述程式只能视为《中华民国建国史》，或《早期中华民国史》，名之曰《中华民国史》，与历史事实不符。所以，刘广京、张玉法、陈永发分别撰写，二○○一年由台湾联经出版的《最近二百年中国史》，目前只能在大陆重点大学的港台阅读室被限制阅读；相信大陆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永远不会有台湾版本。
作为台湾学术重镇的“中央研究院”，是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等人缔造和培育，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尤其对思想文化、学术建制的发展，产生过极重要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该院主要研究中国历史的历史语言所、近代史所收藏的主要资料，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档案、经济部档案，以及大部分学术人员的研究主题，都是关于中国历史的。如果说政治史是历史的核心，那么历史语言所、近代史所收藏资料之重要，以及这些年来两个单位研究成果之丰富，在中国历史，或近代中国历史研究的某些方面确实具有“中央”意义。今非昔比，在目前台湾政局日益“去中国化”的鼓噪中，研究台北一条小溪的历史都可能得到政府资助，研究中国历史则受到诸多限制，从而导致历史语言所、近代史的中国历史研究日趋边缘化。面对这样一种窘境，学者强调以世界史的框架观察整个近代与前近代间的中国，以求超国族主义史学的狭隘视野和单一想象。具体到对两岸中国近代史研究未来的思考，二○○二年近代史所林满红教授出版了论文集《晚近史学与两岸思维》，提出两岸宜共同推动以世界为框架的历史观，“以世界框架写的中国人的近代史，建构中国人恢宏的胸襟”（《以世界史框架写中国人的近代史》，193页）。
撰作两岸共同的中国近代史，目的在于拓展中国人的世界坐标，大陆学者将如何应对，做出什么样的贡献，需要认真对待？毕竟，若想超越意识形态纷争，建构体现中国人恢宏胸襟的两岸交流新格局，自然应有较为接近的学术水准和大致相同的学术理念。试较两岸学术发展，平心而论，目前台湾学术界有值得敬重之处。首先，台湾学术界形成了较严格的学术纪律，并有相对客观和公正的评价标准。不同于大陆近代史研究经历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史学革命，在“古为今用”的影响之下，出现了与传统史学的严重断裂；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台湾近代史研究基本延续着传统治学路径，六十年代后又受欧美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不但专业分工明确，且强调立论的坚实可信，或确凿无疑。即使讨论宏大问题，也较注意从专业角度出发，“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形成风气的还有，当研究著述和学术报告发表之后，常会受到四面八方的攻错纠谬。如果没有研究、没有证据，撰文或报告者自然不敢轻易放言高论，经虚涉旷。
其次，台湾学术界对外交流主动和积极，国际化程度相对较高。一九六三年三月，时任台湾近代史所所长的郭廷以教授在出席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年会时，曾向与会者致词道：“学术研究必须破除国界与主观，具有地域性的历史学更当如是”（《台湾的近代中国史研究的机会》，《近代中国史通讯》第三十六期，112页）。此时，大陆学术界基本与外隔绝，而那个年代台湾近代史学界除得到包括福特基金等大量外国资助，且还有一大批年轻学人在欧美留学或访问。对现今学术环境的影响，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四十余名研究人员中，一半多有留学背景（据说，整个中央研究院八百余人中，有近五百人取得美国、二百余人取得欧洲和日本的博士学位）。本来，“转益多师”是现代教育的一个特点，台湾学者较多具有海外留学背景，至少使之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与西方学者交往时，具有较便利的语言沟通能力，从而能够更好展示台湾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的观念和想法。当然，更重要的是通过广泛国际交往，能够开拓研究者的学术视野，避免闭门造车，自说自话。
鉴于近年来大陆学术的快速进步，在这两方面追上台湾似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先就专业化的发展而言，这体现在大陆学术主流对传统史学的回归和尊重。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大陆近代史研究从“革命范式”（五十年代）、“启蒙范式”（八十年代）渐次转换到“现代化范式”及稍后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在此期间，引入西方当代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的理论，虽也是一个努力方向，但主流更力求重返中国史学原有的历史脉络。如果说在八十年代，作为大陆学术典范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乃至伏尔泰、狄德罗、韦伯和布罗代尔，那么到了九十年代，学者们高调推崇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钱穆等人的学术实践。长期被“革命史学”、或“启蒙史学”贬损的乾嘉风格，此时也得到了正面弘扬，以致有些旨在启蒙的学者不满地指出，乾嘉传统此时已无可争议地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许纪霖：《没有过去的史学危机》，《读书》一九九九年第七期）。不过，对于具体问题的研究者来说，“乾嘉风格正是后来王国维、陈寅恪再三强调的（疏离于政治的）学术独立精神的源头活水”（罗志田：《“新史学”与民初考据史》，《近代史研究》一九九八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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