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旧式犹太人与新型希伯来人
作者：钟志清
这部近六百页的长篇小说，主要背景置于耶路撒冷，但牵连了百余年的犹太家族历史与民族叙事：流亡欧洲的动荡人生、英国托管时期耶路撒冷的生活习俗、以色列建国初期面临的各种挑战、形形色色犹太文化人的心态、学术界的钩心斗角、邻里阿拉伯人一落千丈的命运、大屠杀幸存者和移民的遭际、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和拓荒者的奋斗历程等等，内容繁复，思想深邃，蕴积着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对历史、家园、民族、家庭、受难者命运（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等诸多问题的沉沉思考。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欧洲的墙壁上随处可见“犹太佬，滚回巴勒斯坦”的涂鸦之时，奥兹（即作品中的小主人公“我”）的祖父母，外公、外婆，父亲、母亲，分别从波兰的罗夫诺和乌克兰的敖德萨，来到了贫瘠荒芜的巴勒斯坦。习惯上一般认为，这种移居与迁徙是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影响下的行为，实际上当然也不能排除这一影响的痕迹，但通过作品中人物的心灵轨迹，则不难看出，流亡者回归故乡的旅程，有时更是迫于实际生活中的无奈。这些在大流散（Diaspora）中成长起来的犹太人，沐浴过文明的洗礼，他们心中的“应许之地”也许并不是《圣经》中所说的“以色列地”（即巴勒斯坦古称），而是欧洲大陆。“尽管在亚历山大爷爷的诗歌中,跳动着犹太复国主义激情,但是那片土地在他们眼里太亚洲化,太原始,太落后,缺乏起码的卫生保障和基本文化。于是他们从敖德萨去了立陶宛。”而在奥兹父母的心目中，“越西方的东西越有文化”，虽然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贴近他们的俄国人心灵，但德国人——尽管有了希特勒——在他们看来比俄国人和波兰人更“文化”；法国人——比德国人“文化”。英国人在他们眼中占据了比法国人更高的位置。至于美国，他们说不准……他们所敬仰的耶路撒冷，其实不是在古老民族文明的象征——那哭墙默矗、大卫塔高耸的老城，更不是在自己所生活的贫寒阴郁的世界，而是在绿荫葱茏的热哈维亚，那里花团锦簇，琴声悠扬，宽宏大度的英国人与阿拉伯、犹太文化人共进晚餐，文化生活丰富地展开。这些迁徙者还遭遇到一个尴尬，那便是他们可以大谈民族、历史、社会、哲学问题，但是却难以表达私人情感，而且面临着巨大的语词缺失，因为希伯来语不是他们的母语，难免在表述时似是而非，甚至造成滑稽可笑的错误。
就是在这种充满悖论的两难境地中，老一代犹太人，或者说历经过大流散的旧式犹太人（Old Jew）在巴勒斯坦生存下来，迫于生计，他们不得不放弃旧日的人生理想，从事图书管理员、银行出纳、店铺老板、邮局工作人员等职业，并把自己的人生希冀转移到子辈的肩头。子辈，即作品中的“我”及其同龄人，出生在巴勒斯坦，首先从父母——旧式犹太人那里接受了欧洲文化传统的熏陶：布拉格大学文学系毕业的母亲经常给小主人公讲述充满神奇色彩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启发了他的文学想象力；父亲则不断地教导他要延续家庭传承的链条，将来做学者或作家，因为奥兹的伯祖约瑟夫·克劳斯纳乃是著名的犹太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父亲本人也通晓十几门语言，原本一心要像伯父那样做大学教授。但是，小主人公本人向往的却是成为一名拓荒者，这是因为时代使然：“在山那边，一种新型的犹太英雄正在涌现，他们皮肤黝黑，坚韧顽强，沉默寡言，与大流散中的犹太人截然不同，与凯里姆亚伯拉罕的犹太人也完全不一样。这些青年男女是拓荒者，英勇无畏，粗犷强健……我悄悄地梦见，他们有朝一日会把我带走，把我也铸造成战斗的国民。我的人生也变成新的篇章。”小主人公所向往的“战斗的国民”，便是以色列建国前期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们所标榜的希伯来新人（New Hebrew）。
根据近年来社会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的研究成果，犹太复国主义被认做是以色列的内部宗教（civil religion）。犹太复国主义的目的，不仅是要给犹太人建立一个家园和基地，还要建立一种从历史犹太教和现代西方文化的交互作用下发展起来的“民族文化”。不仅要从“隔都”（ghetto,“犹太人聚居区”的专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且要从“西方的没落”中解放出来。一些理想主义者由此断言，以色列土地上的犹太人应该适应在当地占统治地位的中东文化的需要。因此，一切舶来的外来文化均要适应新的环境，只有那些在与本土文化的相互作用中生存下来的因素才能够生存下来。为实现这种理想，在以色列尚未正式建国之时，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便为新犹太国的国民设立了较高的标准，希望把国民塑造成以色列土地上的新人，代表国家的希望。在以色列建国前，这种新型的犹太人被称为“希伯来人”（实乃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同义语），待以色列建国之后，便被称作“以色列人”。
在这样的一种文化语境下，“大流散”就不仅指犹太人散居在世界各地这一文化、历史现象，而是更进一步地标志着与犹太复国主义理想相背离的一种价值观念。否定大流散（the negation of the Diaspora, 希伯来语shi’lilat hagola）文化的目的，则是在于张扬拓荒者——犹太复国主义者文化。在否定大流散的社会背景下，本土以色列人把自己当做第三圣殿——以色列国的王子。在外表上，他们崇尚巴勒斯坦土著贝都因人、阿拉伯人以及俄国农民的雄性特征：身材魁梧、强健，粗犷、自信，英俊犹如少年大卫。这些特征恰恰与大流散时期犹太人苍白、文弱、怯懦、谦卑、颇有些阴柔之气的风貌形成强烈反差。在人格上的理想，则是具有顽强的意志力和坚忍不拔的精神，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英勇无畏，有时甚至不免言行粗鲁，而在战场上勇敢抗敌，不怕牺牲。相形之下，大流散时期的犹太人，尤其是大屠杀幸存者，则被视作没有脊梁、没有骨气的“人类尘埃”。
要塑造一代新人，就要把当代以色列社会当成出产新型的犹太人——标准以色列人的一个大熔炉，因此，就要对本土人的行为规范加以约束，尤其是要对刚刚从欧洲移居到以色列的新移民——多数是经历过大屠杀的难民进行重新塑造。熔炉理念不仅要求青年一代热爱自己的故乡，而且还要他们和土地建立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要足踏在大地。一九四九年，在讨论新的兵役法时，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就提出，所有的士兵，无论男女，都有义务在基布兹或农业合作社服务一年，以增强自己的“拓荒者”意识。
为了标准以色列人的出生，新移民还被要求割断同过去的联系。“新移民懂得，为了让希伯来文化接纳自己，就必须摒弃，或者说轻视他以前的流散地文化和信仰，使自己适应希伯来文化模式。”（参见奥兹：《本土人：新型犹太人的塑造》，二○○二）至于适应希伯来文化模式的途径则是多种多样，包括要接受犹太复国主义信仰，讲希伯来语，热爱故乡，参军，到基布兹和农业集体农庄劳动，甚至取典型的希伯来名字等。在犹太复国主义那里，即使教授《圣经》，也不是在教授一种信仰或者哲学，而是要大力渲染《圣经》某些章节中的英雄主义思想，讴歌英雄人物，使学生熟悉以色列人祖先的辉煌和不畏强暴的品德。这样一来，犹太民族富有神奇色彩的过去与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推重的现在便奇迹般地结合起来了。特定时期之内的这一教育背景，致使有些以色列年轻人甚至把整个人类历史完全理解成“令犹太人民感到骄傲的历史，犹太人民殉难的历史，以及以色列人民为争取生存永远斗争的历史”。《爱与黑暗的故事》中就有这样一个“红色教育”之家，在这个家庭里也教授《圣经》，但把它当成呼应时事的活页文选集。《圣经》经如此讲述，便成为——先知们为争取进步、社会正义和穷人的利益而斗争，而列王和祭司则代表着现存社会秩序的所有不公正；年轻的牧羊人大卫在把以色列人从腓力士人枷锁下解救出来的一系列民族运动中，是个勇敢的游击队斗士，但是在晚年他变成了一个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国王，征服其他国家，压迫自己的百姓，偷窃穷苦人的幼母羊，无情地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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