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编辑手记

作者：佚名

　　在一轮轮有关三农问题、贫富分化和其他社会问题的讨论声中，有关传统（尤其是孔子和儒学）与社会主义历史的辩论又波澜再起。无论是对传统的追溯，还是对社会主义的回忆，都是面对今天中国社会的变迁做出的反应。儒家传统与社会主义思考在短促的二十世纪常常针锋相对、势不两立，为什么如今却在记忆的长河中双峰并起？孔子与鲁迅是现代思想系谱中的两个对峙的思想坐标，对一个的肯定总会引发对另一个的批判，即使在共同回应市场社会形成过程中的问题之时，两个思想传统的倡导者之间也常常有着尖锐的思想分歧。但在不绝如缕的争执声中，我们隐约听到了一点不同的调子，即寻求综合并将二者纳入绵延相续的传统的调子。逝者如斯，不舍昼夜，记忆之舟托起的常常是意想不到的风景——这是历史真实的呈现，还是时势之光投射在历史之幕上的“新生事物”？
　　细想起来，将儒家与社会主义放在一个脉络中理解并不是全新的方式。在八十年代，我们将儒家思想与社会主义一并否定，认为社会主义的失败其实是中国传统的结果，在思想上，这是通过改变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性的自我表述（即传统与现代的对立）而形成的第一次综合。如今，在市场社会形成和汹涌的全球化浪潮中，一些知识分子相信两者其实可以相互关联、互相激发，他们力图将两者的对峙转化为沟通与延续。总之，第一次综合以否定的方式完成，第二次综合以肯定的方式开始。两次综合都诉诸于历史，基调不一，但对话关系却是明显的。重新唤起沉睡的记忆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激发新的想象、新的斗争，因此，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站在哪里、朝向什么方向，讨论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与二十世纪最为重要的遗产——社会主义？
　　对于儒家传统的激烈批判以及社会主义的兴起都是二十世纪现象：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者通过与传统的彻底决裂以寻求革命的深化，而保守主义者则通过对传统的捍卫表达对社会主义及其革命进程的坚决否定。因此，寻求综合也不可避免地涉及重新思考二十世纪这一问题。不久前，读到印度思想家南迪（Ashis Nandy）和他的合作者共同出版的一本辞典，题目叫做《知识与文化的未来—— 一本为了二十一世纪而编撰的辞典》（The Future of Knowledge & Culture: A Dictionary for the 21st Century），在序言部分，他们这样谈到对“二十世纪”的理解：“二十世纪，就大部分而言，是十九世纪和各种与这一历史时刻相关联的有关社会文化和政治变迁的进化理论的展开。只是在一九八九年，二十世纪才从前者那里破茧而出：它消灭了将它囚禁于上个世纪的最后一个巨大的制度性象征：苏维埃制度——这个制度已经成为一种异议的完美象征：它将自身变成反对对象的镜像，以暴力、压迫和维持思想霸权，表达自身对于它的对手的敬意。”他们忍不住发问道：除了苏维埃制度之外，这个世纪有什么新颖之处吗？这样的调子对于“后文革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并不陌生。然而，在这个时代发生的种种悲剧究竟是作为“十九世纪的展开”（战争、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等等）的产物，还是突破“十九世纪”的新努力的结果？如何在记忆的阴影中重新理解二十世纪曾经激发起的惊人创造力，如何理解这个时代在各个方面取得的真实成就？如果没有透彻的历史分析，而只是站在全盘否定二十世纪的立场上反顾传统，我们重新回归的不可能是正在谈论的传统，而很可能只是那个“漫长的十九世纪”而已。也正由于此，在激发古代传统的当代意义之时，重新思考二十世纪成为一个迫切的课程。
　　马克思在观察“十九世纪”时说过：“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他还说：“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十九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者去埋葬他们自己的死者，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未来一直是中心的主题，而在后二十世纪的氛围中、在市场化与全球化成为主导我们生活进程的力量之时，未来的不确定性却君临了我们的时代。像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那样的革命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未来”的问题仍然存在。所谓寻求综合的关键正在于：通过回顾过去以弄清自己的内容，通过重建新的历史意识以展开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