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当代诗歌的微观历史
作者：张桃洲
历史是否必然会产生某种“规律”？历史的不同阶段之间是否必须具有某种连续性？就中国当代诗歌最近三十年的发展过程而言，人们所期待的“规律”和连续性实际上并不存在，恰恰相反，枝蔓丛生和回旋往复构成了这一时期诗歌的总体趋向，它的进展更像是一次次作“离心”运动的“播撒”（Dissmination，借用德里达的词汇），所留下的更多是一些零散的活动、主张和文本的“踪迹”，其间充满了混杂、颠覆与暗合。我以为，寻求“规律”与否，是区分两种看待历史方式的“试纸”之一：一种是，秉持着某种整体的观念对历史进行追溯，结果历史的某一阶段的特性被本质化了，而成为放之四海皆准的定律；另一种是，由具体的细节、微小的场景出发，勘探那些散落在历史罅隙的少为人知、甚至被遗忘的残存物，通过细细打磨而使之重放光彩。
从这一角度看，敬文东的《抒情的盆地》无疑属于后者。这部论著脱胎于作者七年前完成的学位论文，可谓实现了一次关于中国当代诗歌历史的局部的、微型的观察，或用敬文东本人的话说是“对一个小时代的记录”。在此，学院的规范与观察对象的“非规范”之间形成了微妙的“反讽”，诗歌写作和学术研究所共有的正统与异端、宏大与弱小、中心与边缘的对立得以凸显，这两股势力开始了一场压抑与反压抑、消解与反消解的较量。最终，“大”让位于“小”，一些“被压制、被监视、被忽略的小东西”占据了该著关注的“核心”位置，而火锅、茶馆、晚报、银行等一些“不起眼”的词汇也纷纷被拈出，为“小东西”们提供了栖身和展示风采的场所。当然，敬文东并没有让自己的论述陷入“二元”对峙的泥沼，虽然其间也包含了大时代与小时代、普通话与方言、高调与低语的冲突，但这些冲突的发生仅仅被设置为一种背景，直接出场的是那些“充满了雄辩与绝对化的肉感气势”、从时代的一侧呼啸而过的语词激流：
永远不要从少数中的少数
朝向那个围绕着空洞组织起来的
摸不着的整体迈出哪怕一小步。永远不
——欧阳江河：《咖啡馆》
诚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对抗或叛逆确实是中国当代诗歌完成自我蜕变的法则之一。以真实取代虚假，以个人反抗群体，以感性抵制理性，以平面消除深度，中国当代诗歌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反叛中实行着某种更迭。持续反叛带来了诗歌创造上的双重后果：一方面，对“新异”和可能性的迷恋，成为一茬茬新人进行探索的动力；另一方面，由于总是面临着“另起炉灶”、重新开始，当代诗歌所应有的储备、累积机制并未真正建立起来。反叛背后隐藏的“陌生化”律令，即“重新命名”的渴望，使得中国当代诗歌一度滑向了美学的“空转”。事实上，不管在八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倘若可以概括的话，诗歌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观念就是“偏移”，具体而言体现为诗人的一种“剥离”或“缩减”行为：对政治、文化、价值乃至语言的剥离。当然，“剥离”或“缩减”并不是简约的代名词——一种形体和面积上的去除冗赘，毋宁说是从表层方式到内部肌理的置换，虽然有时置换本身没能发挥积极的效力。比如，当人们说八十年代诗歌是抒情的而九十年代诗歌是叙事的，我想这一判断本不应该包含对立或递进的意味，其实所谓叙事不是别的什么，恰恰是抒情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在它周围环绕着诸多问题的关联域，如经验、及物、诗体等等。正是在此意义上，敬文东认定：“叙述（即叙事）的九十年代并不是对抒情的八十年代的彻底背离，而是有礼貌、有风度的继承。”（见《诗歌中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
在中国当代诗歌版图上，四川是作为“外省似的反叛”（钟鸣语）之“策源地”而引起关注的。在那片“渗透了神秘巫术的地貌”、“痉挛向上的断壁”及“匪徒般劫掠空峡的棕云，归真返璞的水与城与人”（巴铁语）的盆地，各种诗歌力量交织的情状堪称当代诗歌变迁的缩影，其诗学症候的典型性为世人所公认。不过，已有的谈论大多仅限于一种充满猎奇眼光却不免浮泛的扫描，目的在于巴蜀地域奇异的风俗、人文、性格所激起的惊诧与艳羡，然而地域与诗歌之间繁复的互渗关系、地域因素导致的诗歌观念的“偏移”及其技艺表现，并未得到很好的辨析。洪子诚、刘登翰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二○○五）指出：“诗歌的‘地域’问题，不仅是为诗歌批评增添一个分析的维度，而且是‘地域’的因素在八十年代以来诗歌状貌的构成中是难以忽略不计的因素。在诗歌偏离意志、情感的‘集体性’表达，更多关注个体的情感、经验、意识的情况下，‘地域因素’对写作，对诗歌活动的影响就更明显。偏于高亢、理性、急促的朦胧诗之后，诗歌革新的推进需要来自另外的因素作为动力：比如世俗美学的传统，现代都市中人的生存境遇，对‘感性’的更为细致的感受力等等。‘南方’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这里所提到的“个体”对“集体性”的“偏离”、“南方”与“北方”的相异，将“地域”的意义凸显出来。
毫无疑问，“地域”提供了一个切入当代诗歌的微观视角。当然，在不同的观察者那里，“地域”会得到不同的诠释。在生于重庆的诗人柏桦看来，“地域”是一种激发，他眼里的那座山城“在热中拼出性命，腾空而起，重叠、挤压、喘着粗气。它的惊心动魄激发了我们的视线，也抹杀了我们的视线。在那些错综复杂的黑暗小巷和险要的石砌阶梯的曲折里，这城市塞满了咳嗽的空气、抽筋的金属、喧嚣的潮湿……重庆的本质就是赤裸！诗歌也赤裸着它那密密麻麻的神经和无比尖锐的触觉。诗歌之针一刻不停，刺穿灰雾紧锁的窗户，直刺进我们的居室、办公室、脸或眼角”；诗歌的力量的确在这样的地方找到了不同凡响的聚合和发酵之处，“美学‘反动’或美学‘颠覆’也尽情在此厮杀、朗诵、哭泣”（《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第三卷）。有意思的是，评论家李陀从柏桦的追述里，体味的是某种缘于“地域”的诗歌情谊：“如果没有朋友，没有那种和高扬的诗情融在一起的温暖的友情，那就不可能有四川诗人群体的崛起。”（《八十年代访谈录》）对于生长在四川的诗人钟鸣来说，“地域”的因素是深入骨髓的，当他谈及南方时心中想到的是自己的家乡：“谁真正认识过南方呢？它的人民热血好动，喜欢精致的事物，热衷于神秘主义和革命，好私蓄，却重义气，不惜一夜千金撒尽。固执冥顽，又多愁善感，实际而好幻想……”（《旁观者》第二册）而同为川籍诗人的萧开愚大概也是如此：“南方雾岚萦绕的丘陵地区，江河纵横、沟渠密布的水乡，和野兽出没的热带与亚热带丛林，都是滋生幻想、刺激想象力的强制性地貌……南方诗人在陈述现实的时候，很少提供开阔的视野，浮想联翩多于观察，比喻多于比较。”（《南方诗》）这与长期生活在成都的诗人翟永明所说的“一个闲散、爱侈谈的常年处于阴郁天气的地区，最容易滋生诗歌的魂灵”（《完成之后又怎样》）如出一辙。这些充满诗意的想象、散发着浓烈地域气息的絮语本身，构成了可予以分析的生动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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